也许关键并不在于救助者的多寡，而是在于等待救援的人数？假如池塘中有三个孩童将要溺毙，而你只能救出其中一人？这个情况比较符合今天真实的状况：每天有25000名儿童死于贫困。不过这能解除你救助的义务吗？完全不救人，会比任意救一个，但是让另外两个死去更好吗？
还有一些地方是池中小孩与因贫穷而死的小孩的不同之处。在池塘边，你是唯一能拯救小孩的人，可是世界上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捐钱。不过，这足够当成不捐钱的理由吗？假设除了你以外，池塘边还有另外三个人，但是没有人出手，这就能减少你拯救小孩的道德义务吗？能完全免除吗？
让我们把例子再做点变化：假设有个小孩在游泳池里正要淹死，而且他是被另外一个孩子推下去的，游泳池边有池中小孩的母亲、推人的小孩，以及“飞鱼”菲尔普斯，世界上最强的游泳选手。谁最该跳下去救人？这个例子表明的是，在救助者跟急需拯救的小孩之间，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关系：推人下水的小孩是祸首，菲尔普斯是救援能力最强的人，母亲是池中小孩社会关系上最亲近的人。谁救助的义务是最大的呢？我认为是菲尔普斯，即便这个问题不是他造成的也一样。为什么？只是因为救个人对他而言太轻松了。当然，在事情过去之后，那个把人推下水的孩子应该要接受一顿教训，好让这样的事以后不再发生。因为一般说来，最直接负有义务的人是肇事者。
也许关键在于欠缺直接的关系？既然我们住在欧洲，我们不可能直接到非洲当地去进行救援，而是必须以财物支持其他人去救援。不过池塘的例子也可以改一下：假设我们不会游泳，唯一救那小孩的办法，就是给救生机器人投一块铜板，然后机器人就会游过去把小孩救起来。当然，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会投币的。也许你会说，问题没那么简单，许多慈善机构都会滥用捐款，天知道那些援助会不会送到非洲。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假如那台救生机器人只有50%的成功率，每两个案例里它只能救起一个小孩，你会因此就不投那个铜板吗？大概不至于吧。
每颗螺丝钉都大有可为
让我们更仔细一点看他的论证。这个池塘的例子便是辛格论证的起点，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有道德义务去拯救那个小孩的生命，即便会因此毁掉昂贵的衣服。但是只有很少数人会认为，我们因此再也不可以买昂贵的衣服，而是必须把钱捐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所以，池塘边的情况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哪里不一样？首先，距离不同：池塘里的小孩在我们眼前溺死，但是非洲与亚洲的小孩，却死在离德国很远的地方。俗话说，“眼不见为净”，我们缺乏足够的情绪来促成行动，因为不是近在眼前，我们就没有动机。可是，距离远近在道德考虑上重要吗？距离遥远就可以充当不作为的正当理由吗？大概不行吧。因为如果我们能光靠按个按钮，或者能把手臂直接伸到非洲去拯救小孩的性命，那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这么做。
伦理学上有所谓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消极义务要求我们不得给别人造成伤害，而积极义务则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在我们的观感里，伤害别人比不帮助别人更坏，所以不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比要帮助别人的积极义务更为重大。因此一般说来，谁要是造成伤害，谁就应该负责补偿，但是因为那个推人的孩子不会游泳，所以菲尔普斯必须下水救人。
这个知名的例子出自澳洲哲学家辛格之手。辛格是非常活跃的思想家，致力于维护动物福祉及消灭贫穷，贫穷一直属于人类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其实我们全都早就知道那些数据：1%的人拥有将近一半的世界财富，超过40%的人活在贫穷之中，换句话说，约27亿人每日收入低于两美元，其中超过10亿人的每日生活费甚至不到一美元，这些人严重缺乏饮用水、粮食与医药，每天有25000名儿童因贫困而死亡，每天！这些儿童其实是可以不必死的，辛格相信我们可以消灭这些贫穷，而且他还相信，我们对此负有道德义务。
当我们把游泳池的例子转换到世界的贫穷问题上，谁是推人的小孩，谁是池中小孩的母亲，谁是菲尔普斯，这些问题一点都不容易回答。问题的脉络太过复杂，实证的数据不够清晰也充满争议。尽管如此，这三组区分或许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责任范围的问题：肇事者可以是进行剥削的跨国企业、腐败的独裁者，或那些维护不公平贸易关系的机构；救援能力最强的或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或者红十字会；关系最亲近的则是贫困儿童的家庭、村落社群或者当地国家。
那么，我们这些买得起奢侈品的人，是不是就像让小孩在眼前溺死而见死不救的人一样？我们有义务去帮助贫困的人，就像我们有义务把小孩从池塘中救出来一样吗？
辛格强调我们有救援的义务，他标举的口号是“有能力的，就该救人”。相对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德国哲学家博格（Thomas Pogge，1953年—）要求的是，我们有义务不要造成伤害，以及，有义务将造成的伤害加以弥补。博格相信，我们全都参与制造了全球的贫穷问题，所以我们负有弥补损害的义务。根据博格的理念，我们根本不应该跟腐败与极权的政府进行交易，因为这些政府剥削他们的人民，从向西方国家出口原物料赚取利润，再用进口的武器维持政权，博格认为这形同窝赃。此外，豪奢的掌权者还可以把个人的负债变成国家债务，也可以以国家之名不断举债花用。这种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我们却参与这种游戏，我们提供武器，提供贷款，并向他们购买原物料。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把钱花在那些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商品上，而是把这笔钱捐出去，那我们随时都可以拯救贫困儿童的性命。我们本来可以不必买那么昂贵的鞋子跟裤子，这笔钱本来是可以捐赠的。
对此英国哲学家米勒（David Miller，1942年—）提出反驳：他认为要负主要责任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个别国家与他们的专制暴君，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受到现行秩序的损害，有些国家在克服贫困问题上能够摆出很出色的成果；在一条路况很差的路上，如果发生个别的意外，负首要责任的还是汽车司机，而不是建设局。
请想象一下，你在上班的路上经过池塘，突然间你注意到，有个幼小的孩子在池里快淹死了，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可以救他。如果你很快采取行动，进到池塘里去，你可以救起这个孩子，然而你昨天刚买的昂贵的皮鞋跟裤子就都完了，都只能丢掉，此外你还会错过重要的会议。你应该救这个小孩吗？这不是个适当的问题，当然你应该救那个小孩！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你的能力之内，而且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损失，跟一条人命比起来，损失衣服跟错过会议能算什么呢？
在今天这个由全球网络联结起来世界里，各种关系脉络变得几乎再也看不清楚。在每个购物决定中，我们都对这些关系造成极小的影响——我们支持了一些人，忽略了另一些人。此外，作为生活在民主政体里的人，我们可以参与决定明天的全球游戏规则该是什么模样，可惜我们能转的那颗螺丝钉却是极其微小，就像一小滴冷水落在滚烫的石头上。然而，像辛格或博格这样的哲学家说明了一点：只要你相信石头的温度会随着每滴冷水降低一点点，我们就还是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