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茨夫人是小说作家，但是她笔下的神秘故事远不及她本人的亲身经历跌宕起伏。事情发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个早晨。耶茨夫人当时因为心脏问题已经卧床休养了一年多，每天有二十二个小时要在床上度过。她能承受的最远途旅行也只能是从房间走到花园晒晒太阳，即便这么短的距离，她也必须依靠女佣的搀扶。她亲口告诉我，那段日子里，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是个废人了。“如果不是因为珍珠港空袭，让我从自己的世界中惊醒，”她对我说，“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回真正的生活。”
像这样忘却自己从而找回了健康与幸福的故事，我可以写满一整本书。让我们再来看看玛格丽特·泰勒·耶茨的例子吧，她是最受美国海军喜爱的女性。
耶茨夫人对我讲起她的故事：“事件发生时一片混乱。一颗炸弹在我家附近爆炸，冲击力把我从床上掀到地上。军车赶往希卡姆基地、斯科菲尔德兵营和卡内奥赫湾机场，护送战士的妻儿撤到公立学校中暂避，红十字会打电话给有空房间的人家，再把军属转移过去。他们知道我床边就有一台电话，请求我暂时当信息中转站。所以我知道每位军人家属的暂住地，红十字会也通知军人找我了解家人的下落。
“站在我面前的这两个没有父母的小孩子的境况比我糟得多，他们让我为自己的悲伤和自怜感到羞耻。我带他们去看那棵圣诞树，又把他们带到杂货店买了些点心、糖果和礼物。我的孤独奇迹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个孤儿让我忘记了自己，给我带来了数月以来从未体会过的幸福感。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我感激上帝让我童年的每个圣诞节都沉浸在父母的爱与温柔中。这两个孩子为我做的远远胜于我为他们做的。这段经历再次告诉我，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获得幸福。快乐是会传递的，只有给予，才能收获。通过帮助别人，付出爱心，我战胜了忧虑和悲伤，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也确实成为了全新的自己——不仅在那个平安夜，在多年后也始终如此。”
“我很快发现我的丈夫罗伯特·罗利·耶茨指挥官安然无恙。我试着鼓励那些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的妻子振作起来，并安慰阵亡将士的家属。伤亡太过惨重，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共有两千一百十七名将士牺牲，还有九百六十名不知下落。
“醒来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简直吓坏了。我发现两个来教堂看圣诞树的小孩子正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小女孩指着我对另一个小孩说：‘她是不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呀？’看到我突然醒来，他们也吓了一跳。我安慰他们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他们。两个孩子衣着寒碜，我问他们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他们说：‘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一开始我只能躺在床上接听电话。随后我渐渐坐起身子。后来因为电话响个不停，我的心绪难以平复，我忘记了自己的虚弱，下床坐到桌边。我尽可能地帮助那些比我还要不幸的人，完全忘记了自己。从那之后，我除了每晚的八小时睡眠，再也没有整日躺在床上。如果不是因为珍珠港空袭，我大概一辈子都是个卧床不起的残疾人。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接受别人的照顾，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恢复健康的斗志。
“五年前的十二月，”穆恩夫人说，“悲伤和自怜吞噬了我。多年美满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不幸失去了丈夫。随着圣诞节临近，我深陷在悲伤中。我这辈子从未只身一人度过圣诞节，节日的氛围让我感到恐惧。朋友们邀我和他们共度节日，但是我没有一丝庆祝的心情。我知道去参加派对只会让大家扫兴，因此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邀请。平安夜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触景伤情。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有许多事情值得我感恩，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许多事情值得感恩。平安夜那天的下午三点，我走出办公室，在第五大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希望能摆脱心里的忧伤。街上充满了欢乐的人群，那幅景象让我的回忆汹涌而至，想起永远找不回的那些美好往昔。一想到回到家里就只剩下孤单的自己和空荡荡的公寓，我就无法忍受。我茫然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泪水止不住地一直流。我在街上徘徊了一个多小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公交站前。我还记得过去常常和丈夫随意跳上一辆公交车，让它载我们去未知的地方探险，所以我登上了进站的第一辆公交车。车驶过哈德逊河，又开了一阵，我听到司机说：‘终点站到了，女士。’我下了车，连自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不知名小镇。我一边等回城的公交车，一边沿着住宅区向前走。路过教堂时，我听到里面传来《平安夜》的优美乐音。我推门进去，教堂里只有一位风琴演奏者。我悄悄在角落的长椅上坐下。精心装点的圣诞树闪烁着节日的灯光，映得那些装饰物像无数繁星在月光中跳舞。悠扬的乐曲让我有些恍惚，再加上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我疲惫不堪，身子发沉，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珍珠港空袭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之一，对我个人而言，这段经历也是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这次可怕的危机挖掘了我的潜能，让我把注意力从自身转向他人，并且赋予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意义，让我不再有多余的时间担心自己。”
威廉·T. 穆恩夫人是穆恩秘书学校的创始人，她的学校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521号。她并没有花两周那么长的时间，就赶走了自己的忧郁症。她比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棋高一着——不，是“棋高十三着”。她一心一意地思考怎样让两个孤儿快乐一些，因此没有用十四天，而是在一天之内就让忧郁消失得无影无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假如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人们能够效仿玛格丽特·耶茨，把帮助他人当作一种兴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够自愈。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想法，而是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结论。如果说有一个人有资格下这个结论，那一定是荣格。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折磨他们的是生活的空虚与无意义。”换句话说，他们总想在生活中搭便车，眼睁睁看着前进的队伍从他们面前走过，却指望心理医生能够帮他们摆脱琐碎而无用的生活。他们就像错过登船时间的乘客，独自站在码头上怪罪所有人，要求整个世界绕着他们转。
为什么日行一善能够对行善者产生惊人的影响呢？因为取悦他人能够让我们不再总想着自己，而焦虑、恐惧和忧郁正是源于对自己的过度关注。
你大概会心想：“这些故事可打动不了我。要是我在平安夜遇到孤儿，我也会献出爱心；要是我在珍珠港空袭的现场，我也会乐于扮演耶茨夫人的角色。但是我的环境和他们不一样啊，我的生活既平凡又单调，每天要花八小时应付无聊的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经历。那我怎么能够有兴趣帮助别人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阿德勒医生劝我们日行一善。怎样的事情叫作善行呢？先知穆罕默德如是说：“善行就是让他人的面庞上露出喜悦的微笑的事情。”
问得很好，请让我试着给出答案。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平庸，你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人。你为他们做过些什么吗？你只是盯着他们看，还是会尝试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比如那个邮差，他每年走上百英里路把邮件送到你的门前，但你有没有费心了解过他住在哪里，或者看看他妻儿的照片？你有没有问过他一句累不累，是否厌倦自己的工作？
还有一些患者对此的反应是：“我做不到，我太焦虑了。”针对这些患者，我会告诉他们：“不用强迫自己不焦虑，但在焦虑的同时你也可以时不时地想想其他人。”我的目的是把他们的关注点从自身引向周围人。很多人会说：“凭什么我要取悦其他人啊？为什么他们不来取悦我？”“你得为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啊，”我回答道，“其他人以后就会吃到苦头了。”但是极少有患者会说：“我按照你的建议认真想过了。”其实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增加患者对他人的兴趣。我知道患者忧郁的真正原因是缺乏互动，我希望能让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一旦患者能够和周围人建立起平等协作的社会关系，他的忧郁症就会痊愈……宗教信仰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就是“爱你的邻人”……那些对同胞漠不关心的个体在人生中遭遇的困难最多，也对他人伤害最大。正是这样的个体让人类失去活力……我们对他人的唯一要求及以能够给予他人的最高赞赏就是，他应当是工作上的好同伴，生活中的好朋友，爱情与婚姻中的好伴侣。
还有杂货店的男孩，卖报纸的小贩，以及街角为你擦鞋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内心充满烦恼、梦想和隐秘的雄心壮志。他们渴望和别人分享心事，但你有给过他们机会吗？你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真诚地表示兴趣？这就是我的答案。并非只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或是社会改革家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若想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好，你可以从明天早晨遇到的第一个人开始改变。
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更直接地改变患者的生活。我建议他们：“每天想一想能够做些什么让身边人快乐。如果你按照这个处方做，十四天之内就能痊愈。”看看这个规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吧。他们心里早被“怎样才能让别人担心我”这个想法占满，所以他们的反应也很有趣。有些人会说：“这太简单啦，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做过让周围人快乐的事情。我让他们再好好想想，但他们并不会照做。我告诉他们：“你可以在晚上失眠的时候琢磨琢磨怎样让别人高兴，这会让你的健康状况迈进一大步。”第二天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会问：“昨天晚上有没有照我的建议做？”我得到的回答则是：“昨天晚上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这种方法必须以低调友好的态度执行，不能让患者觉得医生在给他下命令。
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呢？更多幸福感、满足感和自豪感。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心态称为一种“开明的自私”。琐罗亚斯德曾言：“为他人做好事并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喜悦，因为这样做对你自己的健康和幸福都有益。”本杰明·富兰克林简单地总结概括为：“当你让他人受益时，最受益的是你自己。”
很多患者会回答我说：“可是我没有任何想做的事情。”这个回答我听了太多次，对此已经有了充分准备。“那么不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就好。”我会这样回答他们。有时候对方会说：“那我就整天躺床上睡大觉。”我知道如果我表示赞同，对方反而不想那样做了；而如果我阻止他，他就会把我当仇人。所以不管对方说什么我都会顺着他。
纽约心理服务中心主任亨利·C. 林克曾经写道：“现代心理学验证了自我牺牲和自律对于自我实现与幸福的必要性。在我看来，现代心理学中没有任何发现的重要性比得上这一科学证明。”
忧郁症患者通常有通过自杀惩罚自己的倾向，医生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给病患自杀的理由。我自己通常以下面这个建议缓解病患的紧张情绪，这也是我诊疗过程中的首要规则：“不要做任何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患者能顺心遂意，他还能指责谁呢？他还有什么理由惩罚自己呢？我告诉患者：“如果你想去看场电影或度个假，那就去吧。如果半路上你又不想去了，那就回来。”这是人人都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一方面患者对优越感的渴求得到了满足，他就像万能的上帝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方式对患者既有的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挑战。他们总想夺取支配权，因此归咎他人，但假如人人都听从他们的意见，支配权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个规则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的病患中没有一例自杀。
心中有他人不仅会让你忘记自己的忧虑，还会帮你建立友谊，找到生活的乐趣。如何实现的呢？我曾经问过耶鲁大学的威廉·里昂·费尔普斯教授他是怎样做的，他这样回答我：
忧郁症患者内心蓄积了对他人持久的愤怒及不满，但为了得到关心和同情，病患往往看上去像是在对自己的过错感到沮丧。忧郁症患者儿时最初的记忆往往是类似这样的情景：“我记得我想躺在沙发上，但我哥哥占了那里。我大哭不止，所以他不得不把沙发让给我。”
“不管是去旅馆、理发店还是商店，我都会和遇见的人聊几句。聊天的时候，我会把他们当作与众不同的个体，而不让他们觉得自己仅仅是机器上的齿轮。我会称赞商店售货员美丽的双眸或亮丽的头发，我会问理发师站一整天会不会觉得很累，或者问他是怎么入行的，这行做了多久，为多少人理过发。我帮他一起回想这些问题，真诚的兴趣会让他们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我会和帮我拿行李的搬运工握手，这个小小的举动对对方是一种鼓励，让他一整天都神采飞扬。
阿德勒博士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这样写道：
“夏日里的一天，烈日炎炎，我正在纽黑文火车上。我走到餐车用餐，车厢里挤得像火炉，服务也极慢。当乘务员终于把菜单拿给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后厨做饭的小伙子们今天肯定热坏了。’乘务员开始骂骂咧咧的，语气十分不满。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生气了。他嚷嚷着：‘我的老天爷啊，进来的每个人都在抱怨，嫌食物不好吃，服务跟不上，天气热，价格高。这些牢骚我已经听了十九年了，您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对后厨那些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表示关切的客人。真希望上帝赐予我们更多像您这样的乘客。’
这个处方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我想引用阿德勒博士的巨著《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中的段落进行进一步的解释（顺便说一句，有机会你也应当读读这本书）。
“只因为我没有把那些黑人厨师当作铁路公司里的螺丝钉，而是把他们当人看，乘务员就如此惊讶。”费尔普斯教授继续说，“人们渴望的无非是一点儿关心。如果我在街上遇到遛狗的人，我总会夸他的狗有多漂亮。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往往会看到遛狗的人蹲下来拍拍小狗，高兴地夸夸它。我的夸奖感染了对方。
伟大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的这一发现让我非常震动。他经常对忧郁症患者说：“每天想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让身边人快乐的事情。如果你按照这个处方做，十四天之内就能痊愈。”
“有一次我在英国遇到了一位牧羊人。我真诚地赞美他那只聪明的大牧羊犬，问他是怎么把牧羊犬训练得那么好的。我离开后，回头看到牧羊犬的爪子正搭在牧羊人的肩上，牧羊人摸了摸它的脑袋。我对牧羊人和他的狗表示了真诚的关心，不仅让他快乐，他的狗快乐，也让我自己感到快乐。”
禄普博士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信念的火焰，每个胸怀使命的人都是如此。他深知自己正在为一个高尚且意义深远的使命服务，这一点本身就给他带来了快乐。因此他并没有成为萧伯纳形容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内心充满不安与委屈，总在抱怨世界不愿意取悦他的小笨蛋。”
这样一位和搬运工握手、向闷热厨房中的厨师表示同情、夸赞别人的小狗的先生，你觉得他有可能忧心忡忡，需要求助心理学家吗？不可能，对不对？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谚所言：“予人玫瑰，手有余香。”费尔普斯教授不需要知道这句古谚。他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在生活中践行了这句话。
卧床期间，禄普博士每年平均寄出一千四百封信，并寄赠收音机和图书，把温暖带给数以千计无法出门的患者。
如果你是男士，大概不会对下面这个故事感兴趣。这个故事讲了一个焦虑的姑娘怎样让好几个追求者向她求婚的经历。这个姑娘如今已经当祖母了。几年前，我在这对夫妇家留宿。我在她住的镇子上办了一次讲座，第二天一早，她开车送我到50英里外赶火车回纽约。我们聊到怎样交朋友，她告诉我说：“卡耐基先生，我想跟你说个秘密。这件事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连我先生都不知道。”（顺便说，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要有趣一倍！）她告诉我，她在费城一个领社会救济的家庭长大。“贫困是我少女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她说，“我无法像身边其他姑娘那样享受生活。我的衣服破破旧旧，款式过时，早已经不合身。我觉得很丢脸，常常哭着睡着。在绝望中，我终于想到一个主意。在参加晚餐聚会的时候，我会请男伴讲讲他的经历、想法和对未来的计划。问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我对对方多么感兴趣，而是为了让对方不要注意到我寒酸的衣着。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认真聆听这些年轻男士的言谈，增加了对对方的了解的时候，我真的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产生了兴趣，以至于我自己都忘了难为情。而更令我震惊的是，因为我很善于倾听，又鼓励男孩子讲述他们自己，让他们觉得快乐，我渐渐成为小圈子里最受欢迎的女孩，曾有三位年轻男士向我求婚。”（就是这样，姑娘们，这就是锦囊妙计！）
这位卧床的病人是怎样把人生过得丰富多彩的呢？猜猜看。是通过抱怨和苛求吗？当然不是。通过自怨自艾，要求人人绕着他转吗？当然也不是。他把威尔士亲王的座右铭“服务于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从而活出了精彩人生。他把其他卧床病人的姓名和地址留存下来，写信鼓励对方，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和勇敢。通过这种方式，他组织了一个通信俱乐部，让身体不便的人们写信给彼此。这个俱乐部随后发展成为一个叫作“室内社团”的全国性组织。
读到这一章，有些读者可能会想：“说什么要对他人产生兴趣，这都是无稽之谈！纯粹是宗教信仰那一套，不适合我！我只想赚钱，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谁要管其他那些人呢！”
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弗兰克·禄普博士同样如此。他因关节炎卧床二十三年，而《西雅图星报》的记者斯图尔特·怀特豪斯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我曾经多次采访过禄普博士，我从未见过如此无私的人，也从未见过把人生过得如此丰富多彩的人。”
别人当然无权干涉你的想法，但如果你是对的，那么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就都错了。如果你对宗教领袖的学说嗤之以鼻，那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几位无神论者的观点。剑桥大学的A. E. 豪斯曼教授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1936年，他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题为《诗歌的名与实》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道：“耶稣说过：‘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句话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真理，也是道德上最意义深远的发现。”
让我们为伯顿喝彩吧！他不仅知道如何赢得友谊，还深深懂得怎样战胜忧虑，享受人生。
这句话我们从牧师口中听到过太多次。然而豪斯曼先生作为一位无神论者、悲观主义者和想过自杀的教授，却也认为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活得有意义，而无私忘我的人将从对他人的奉献中获得生命的欢愉。
“好景不长，死亡的阴影重创了我的邻居。两位年迈的老农夫先后辞世，还有一个妇人被丈夫抛弃了，我成了附近四户人家唯一的劳动力。于是两年来，我主动去帮助这些孀妇。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都会先到他们的农场里砍柴、挤奶，给牲畜喂食，给作物浇水。我收获的不再是恶毒的咒骂，而是满满的祝福和感激，所有人都把我当作朋友。我从海军退伍回到家乡的那天，他们流露出真挚的感情。远近农场来探望我的人有两百多位，有些人甚至从80英里之外赶来。他们对我的关心如此真诚。由于我一直忙着帮助他人，并从中收获了快乐，我几乎从不忧虑，这十三年间也再没有人叫我‘孤儿’了。”
如果豪斯曼教授的话没有打动你，那么我们再来听听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西奥多·德莱塞的建议。德莱塞视宗教信仰为童话，认为人生是“傻瓜讲的故事，充满噪音和暴怒，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德莱塞却赞同耶稣“服务他人”的倡导。德莱塞说：“如果想从人生中得到快乐，就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为他人着想。你的快乐源自他人，他人的快乐也同样依赖于你。”
“我帮几个男孩写命题作文和小论文，还帮另外几个孩子写辩论词。有个家伙不好意思让家人知道我在帮他，每次都告诉他妈妈说出门去捉负鼠，然后偷偷来洛夫汀先生的农场，把猎犬拴在畜棚里，找我给他补课。我帮另外一个男孩写书评，还花了几个晚上给一个女孩补习数学。
如果我们打算听从德莱塞“为他人着想”的建议，那么最好从现在就开始，不再浪费时间。“此生之路，我将走过；走过这一次，便再也无法重来。所有力所能及的善行，所有充盈于心的善意，请让我毫不吝惜，即刻倾予。请让我不再拖延，不再淡漠，只因此生之路，再也无法重来。 ”
“我在学校从来不哭，但是一回到家里，我就哭号着把这些事发泄出来。有一天，洛夫汀夫人给了我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不仅帮我赶走了所有的烦恼和担忧，还成功地让我化敌为友。她说：‘拉夫，如果你对那些孩子表示友好，看看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就不会再捉弄你，或是叫你“小孤儿”了。’我把她的建议谨记在心，并且还用功学习，很快成绩就在班里遥遥领先。没有人嫉妒我，因为我总是主动帮助别人。
若想赶走忧虑，得到喜乐安宁，请遵从：
“洛夫汀太太给我买了一顶新帽子，我把它视为珍宝。有一天，一个高年级的坏女孩一把把它从我头上抢走，把帽子灌满水，说什么帽子里灌上水就能让我的笨脑筋开开窍，让我的爆米花脑袋别炸开。
「原则7：
伯顿在来信中写道：“九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三年后，我又失去了父亲。父亲死于意外，而母亲在十九年前的某一天走出家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再没见过被她带走的两个小妹妹。直到离家七年后，她才给我寄了一封信。母亲走后的第三年，父亲出了事故。他和合伙人在密苏里州的一座小镇上买了一个咖啡馆，但当父亲出差的时候，合伙人背着他卖掉了咖啡馆，带着现金溜之大吉。父亲的朋友发电报让他赶紧回来，匆忙中，他在堪萨斯州萨利纳斯市遭遇车祸，撒手人寰。两个年迈体弱的穷姑姑把我的三个兄弟姐妹接去抚养，但没人想要我和弟弟。我们被抛弃了，只得看镇上人的眼色过活。恐惧笼罩在我们心头，我们害怕被叫作孤儿，也怕被当作孤儿任人摆布。不久，我们恐惧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一开始，我被安排寄居在镇上的一个穷苦人家，但当时谋生艰难，一家之主丢了工作，他们承担不起多一张嘴吃饭。之后洛夫汀夫妇收留了我，住在离小镇11英里的农场上。洛夫汀先生已经七十高龄，因患了带状孢疹卧床不起。他说只要我不说谎，不偷窃，守规矩，就能留在那里。于是我把这三个要求奉为圣旨，严格遵守。然而上学的第一周，我就回家像婴儿一样号啕大哭。学校的孩子们捉弄我，取笑我的大鼻子，说我是哑巴，还管我叫‘小臭孤儿’。我难过极了，想把他们揍一顿，但是洛夫汀先生对我说：‘记着，从打斗中脱身的人比留下打架的人更伟大。’于是我一直按兵不动。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孩在院子里捡了好些鸡饲料扔到我脸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还因此交了几个朋友，他们都说那孩子活该被揍。
忘记自我，关心他人。每天做一件能够让别人微笑的好事。」
刚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起了一次名为“如何战胜忧虑”的有奖征文比赛，最有启发并且鼓舞人心的真实故事将获得两百美元奖金。征文比赛的三位评审分别是东方航空公司总裁艾迪·里肯巴克、林肯纪念大学校长斯图尔特·麦克莱兰博士和电台新闻评论员H. V. 卡滕伯恩。在我们收到的故事中，有两个故事难分伯仲，最终平分了奖项。下面的故事就是二者之一。故事的主角是C. R. 伯顿，他住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商业街1067号，目前在密苏里伟泽汽车销售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