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朱元璋创建了这样一种旨在于以人力资源的无限投入提高情报精确度的良性制度，所以雍正这里绝不会出现假情报，更不可能有公报私仇的事情发生。就以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天津周人骥的故事来说，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密探制度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但是朱元璋以其天才的创意，解决了这一“灯下黑”的行政管理难题。通常情况下，对每一个当事人，朱元璋会分别派出三批侦探，这三伙人之间相互不知情，都是重复做着同样的情报搜集工作，等到三个调查小组的报告缴上来，朱元璋打开一瞧：哎哟嗬，这下乐子可大了，三份报告完全不一样……那就再派三个小组……如是几番，朱元璋非但能够获知最精确的情报，而且还知道是哪个家伙在中间搞鬼。
天津周抚部人骥，雍正丁未进士，以礼部主事视学四川（按：《清秘述闻》作以户部郎中任），三年，操守清洁无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荐一仆，其勤敏，至任满，数请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复命，若当随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复命耳。”公惊询，乃曰：“某实侍卫某也，特来伺公。公考试好，某将先期奏闻矣。”公归，果蒙褒旨。公弟人骐为公立传，叙其事甚详。
这样一来，侦探就等于是控制了大臣们的生杀予夺之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钱大臣得掏银子，要女人大臣也得咬牙把老婆女儿送上，不然的话，让密探诬告了你，你是不可能找到说理的地方的。
在这起事件中，侦探以仆人的身份跟随在周人骥身边。三年之久的时间里，就算是周人骥人品再端正，也难免有舌头碰到牙齿的时候；更何况是主仆关系，周人骥高高在上，不可能没有发火、训斥或者责骂仆人的时候。尽管如此，但是这个仆人侦探仍然不敢捏造假情报诬陷周人骥，因为他知道在周人骥的身边，至少还有两支侦探力量在活动，只是不知道他们是谁。如果他自己捏造假情报的话，就会被另两伙侦探戳穿，除非这三伙侦探联手作弊，可天晓得那两伙人到底是谁？
在中国历史上，使用秘密侦探对臣属进行控制的，雍正并非独一无二，在这方面集大成者当属朱元璋。而且朱元璋解决了密探工作中的死角。要知道，大凡密探所报告上来的都是当事人的隐私，这些事一无凭二无据，全凭自由心证。假如哪个侦探存心使坏，公报私仇，瞪眼瞎说你在背后说了领导坏话，那你咋个辩解法？你没法子辩解！
所以我们在雍正时代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密告们徇私枉法的记录，这甚至让人们怀疑，这些密探是否真的存在。实际上，史学家正是因为看不到类似于大明时代锦衣卫那样横行不法的记载，才会拒绝接受这些密探存在的可能。然而这些密探确实是存在的，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