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圣经·诗篇》133：1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