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年底，欧文上校乘坐远航船队中一艘主要的勘探船进入孟买港。这艘皇家海军舰艇“利文”号是来补充物资的。在“利文”号停泊期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相较而言，其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事件是东印度公司孟买军队的一位军官，在未经许可的航道上航行，而且喝醉酒不守秩序，因而被关押起来。后来，欧文收到陆军指挥官写的一份抗议书，对于他们扣留那位军官的做法表示不满，但是欧文“认为对此做任何回应都不恰当”。
当他的船队向北进发前往桑给巴尔时，他们遇到了一艘开往里约热内卢的大运奴船。由于这艘船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且由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指挥，他们不能抓捕它。但是，欧文十分爱国，他观察到，因为阿尔瓦雷斯曾在印度与英国人一起工作过，所以他对待他的“悲惨货物”的态度要比一般的奴隶贩子好，在他到达巴西时可能仍有五分之四的奴隶还活着。一般来说，有一半的奴隶会在途中死去：“如果能将三分之二的奴隶运到市场，就是一次有利可图的航行。”欧文从桑给巴尔和非洲沿岸观察到的所有情况来看，与他同为上校的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谈判达成的协定，对于终止奴隶贸易所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一些葡萄牙奴隶贩子只是使用阿曼的旗帜作为一种掩饰。欧文认为这是针对英国的阴谋，他感到相当愤怒，而这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直接联系。
这个事件充分反映了欧文上校的勇气和他对东印度公司的态度。另一个更大的事件是他在岸上遇到了一个从蒙巴萨来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他们请求孟买当局将他们置于英国皇室的统治之下以寻求保护，他们想将蒙巴萨交给英国。这个请求令人震惊，孟买总督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一点儿都不想接受他们的请求。他的主人——东印度公司，不能在没有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举措，无论如何，埃尔芬斯通都知道这会给他“亲密又稳定的朋友”赛义德·赛义德致命的一击。
他们再次从好望角开始远航，并且在那里招募了几个奴隶作为译员。事实证明，这几个奴隶都是“守纪律和有用的人，一段时期之后，他们被放回各自的国家，还得到了一大笔工资”。和其他大多数事情一样，欧文也对奴隶制持尖刻批评的态度，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奴隶制的罪恶。
这支代表团在孟买为马兹鲁伊家族辩护，马兹鲁伊家族数代人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他们独立于阿曼王朝。尽管马兹鲁伊家族与阿曼苏丹的战争时断时续，但是他们从1728年起几乎一直占据耶稣堡。1746年，阿曼派出一支暗杀团，刺死了时任蒙巴萨总督的马兹鲁伊谢赫，但是当时恰好有一位不知名的欧洲船长的船停泊在蒙巴萨港，他帮助他们夺回了对蒙巴萨的控制权。马兹鲁伊家族得到沿海地区的支持，而且不止一次几乎占据桑给巴尔。他们对桑给巴尔富饶的姊妹岛奔巴岛宣布拥有特殊主权，那座岛屿曾经属于他们，此时仍然供给蒙巴萨大量食物。
尽管发生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但人们还是坚忍痛苦，接受了这样的损失，因为热疫仍然是热带地区最大的“杀手”。（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在印度的英国士兵只有五分之一能够活过5年。）另一方面，欧文运用他的科学头脑思考，认为热疫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蚊子，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沼泽瘴气”。他记录了其中一位军官发现的情况：“在调查期间，第一批被热疫击倒的人总是最招蚊子的那些人。”欧文显露出他的独立思想，他嘲笑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毫无怜悯地给染上热疫的病人放血治疗，他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就好像他们从来没研究过医学一样”。
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遭遇失败，因为他们的敌人赛义德·赛义德派出重装战舰进攻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能与之抵抗。他们所拥有的，除了火枪，就只有耶稣堡巨大的城墙。他们曾经拥有东非的所有海岸地区和岛屿，但此时他们的力量不断衰落。而且，他们知道，在长期反抗之后，如果他们落入赛义德之手，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1822年，欧文回到印度洋，他指挥一支海军远航队去探索东非海岸。这项任务是对欧文才能的证明，因为几乎没有准确的地图可以供他开展工作。然而，这场探索以灾难为开端，因为他们从开普敦向北航行时饱受疟疾的蹂躏。在探索索法拉的南部地区时，其中一艘船几乎全员覆灭。从离开好望角到他们再次返回那里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军官和一半海员。再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个人悲剧：“木匠的同伴及其妻子都在船上，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在一次热疫发作时，他从船上跳了下去，人们再也没见到他。过了几个小时，她也死了。”
这就是马兹鲁伊家族一直向孟买求助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其他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请求孟买当局准许他们悬挂一面旗帜，以表明蒙巴萨“已臣服于英国国王”。他们甚至提出可以将其港口税收收益的一半交给英国。但是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没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他对绝望的马兹鲁伊人说：“正如你们所提出的，在非洲正式开始一段如此密切的联系，这与我们的政策相违背。”然后，他又补充道：“而且，为了对我们与尊贵的马斯喀特伊玛目殿下（即赛义德·赛义德）缔结的关系表示忠诚，我们无法答应你们的请求。”
这位上校是威廉·菲茨威廉·温特沃思·欧文，他的父亲也是一名上校，他在与法国人作战时被杀。他的哥哥则是一名上将，他被公认为皇家海军中最出色的领航员和水道测量家。欧文14岁参军，他曾作为海军见习军官执行任务，后来在印度洋被法国人俘获，在毛里求斯当了两年囚徒。在做决定时，据说他马上就能下定决心并且意志坚决。
当欧文听说蒙巴萨的代表团是如何被埃尔芬斯通轻视时，他怒不可遏。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英国人在东非海岸建立据点，以扼杀狡猾的赛义德长期维持的奴隶贸易。很显然，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私利战胜了原则。马兹鲁伊家族碰壁了：为了换得英国的保护，他们本可以被轻易劝说终止蒙巴萨和其他所有他们控制的海港的奴隶贸易。欧文写信给埃尔芬斯通，敦促他改变想法。但是，他对此漫不经心。
可想而知，从毛里求斯将莫尔斯比上校派去和统治疆域在赤道另一边的苏丹签订协定，必定会使孟买方面怨恨不已。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即使被掩盖得很好，但是英印之间长达数月的通信加剧了爆发争执的可能性。当另一位皇家海军上校违抗东印度公司的命令，通过使英国陷入赛义德·赛义德帝国的阴谋以便有可乘之机时，这种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
欧文此刻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182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带着孟买当局的信件航行前往马斯喀特，要求赛义德给远航队发放确保他们在东非受到欢迎的通行证。尽管埃尔芬斯通可能很高兴看到他好辩的访客离开，但是他只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感到心神不安。
这项限制性条款也与赛义德所预期的相悖，既然他知道他在东印度公司比在英国政府朋友多。而且，这项条款强调两支同时在印度洋巡航的英国海军的地位差别。1798年的一份法令规定，孟买海军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贸易”，而皇家海军则致力于保护帝国的广泛利益，莫尔斯比协定集中体现了皇家海军拥有更高的权力。这两支海军之间还存在等级差别：皇家海军军官总是比同等级别的孟买海军军官享有优先权。
“利文”号在圣诞节那天驶进了赛义德宫殿下方的海港。欧文一登陆，就不喜欢他所看到的景象：“马斯喀特一定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但是，他对海港中停泊的大量单桅帆船和5艘阿曼护卫舰印象深刻。欧文认为苏丹就是领头的商人，并且使用他的护卫舰进行贸易。马斯喀特本身类似于一个“商业中心”，为非洲、印度、马达加斯加和其他市场服务。
英国派了一名特使劝导赛义德签订1822年协定，即莫尔斯比协定。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是一位年轻的皇家海军上校，他在毛里求斯指挥一支小型舰队，后来他成为一名海军上将。长期以来，他都听从总督罗伯特·法夸尔的命令行动，而后者遵照巴瑟斯特勋爵的命令行事。协定中的其中一项条款是皇家海军的战船有权抓捕在指定的沿海水域之外航行的任何一艘阿曼的运奴船。但是，与非洲研究所预料的相反，协定没有将这样的权力授予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孟买的海军。
当欧文拜访他时，赛义德展现出了他惯有的魅惑力，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位皇家海军上校远没有一年前到访的费尔法克斯·莫尔斯比善于外交。当欧文严厉批评东非的奴隶贸易，告诉赛义德他应该在3年之内禁止奴隶贸易，并且宣称他的船队很快要拜访蒙巴萨的时候，这两人之间的交谈几乎难以开始。他期待蒙巴萨人向英国寻求保护：“我认为给予他们保护是我对我的国王的义务，阻止邪恶贸易是我的主要动力。”从其他关于他在那里的行事记录来看，欧文讲话易于急躁。他将近50岁，而苏丹比他小将近20岁，所以上校可能受到他所认为的“举止温和、有礼貌”的主人的误导，认为他已经将苏丹玩弄于股掌之中。
1822年9月，苏丹勉为其难地签署了一份协定，禁止将奴隶从他的统治区域售卖到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尽管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但是要想治好赛义德·赛义德的坏习惯远比巴瑟斯特勋爵和他的支持者想象的困难。赛义德还同意前往伊斯兰国家的阿曼运奴船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航行，它的起点是基尔瓦南部，经过东非附近的水域，沿阿拉伯半岛的海岸航行，最远到达印度北部的第乌，以及波斯沿岸。后来，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他的臣属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知道，英国已经在他们的头顶投下套索，总有一天英国会收紧套索。
赛义德被这番攻击性言论激怒了，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是这样回答的：他期待这一天能够快点到来，英国对世界的统治将“从日出之地一直扩展到日落之地”。当然，他为他们能够拥有蒙巴萨感到高兴。欧文上校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后来反应过来，觉得赛义德的话存在一些“伪善的征兆”。这是一种温和婉转的说法。
非洲研究所（之后成为反奴隶制协会）甚至更加乐观，其成员将赛义德视为东印度公司“一个稳定的老盟友”。苏丹与孟买总督的关系的确十分亲密，“这位穆斯林充分相信基督徒的善意”。而且，为了他妹妹的健康，他每年都让她带着大量随从前往孟买。研究所的成员相信，英国政府“只需要表达出终止奴隶贸易的愿望”，苏丹就会“十分乐意签订条约，并允许东印度公司的战船强制执行”。废奴主义者不能理解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外交部工作人员根本不担忧东方奴隶制的行为。
在1824年新年这一天，在欧文起航之前，双方仍然维持礼貌，他送给赛义德一本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新约》，得到的回礼是一柄用大马士革钢铸成的金柄宝剑。赛义德来到“利文”号上向他们道别，“利文”号上插满了旗帜，有船员控制桁端。船上的气氛甚至几近狂欢，因为船上装载了活猪，以便在航行期间为他们提供新鲜的肉食。为了尊重东道主穆斯林，欧文下令将猪带离这艘船，但是它们发出的尖叫声如此之大，以至“在周围的小山间回响”。每个人看上去都很高兴。
而赛义德·赛义德主要的财富来源更加不用争议：对他的臣属，包括他的家人，从东非运过来的奴隶征收的税金。他每年的税金收益高达25万银币，而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来自奴隶贸易。阿曼的海军成为奴隶贸易的盾牌，用一位美国商人的话说，就是“赛义德拥有一支比从好望角到日本的所有当地王公联合起来都更加有效的海军”。他的大部分船只是在孟买繁荣的造船厂订购的。苏丹是位极好的顾客，而他的财富增强了他对外宣传的善意和友好的虚假名声。但是，他必须处理奴隶制问题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已经有威尔伯福斯式的勇士将视线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印度洋，而伦敦方面想当然地认为赛义德将很快屈服于历史的潮流。1822年，殖民地大臣巴瑟斯特勋爵在寄给毛里求斯的总督罗伯特·法夸尔的一封急件中乐观地预言，当苏丹“充分衡量”终止奴隶贸易的“稳定好处”时，他将“很快达成英国的迫切愿望，而他的政治存在主要仰赖英国”。
但是，赛义德一回到他的宫殿，就坐下来口述了一封抗议信，派人送给他在孟买的朋友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他说他与英国人签订将他置于危险之中的反奴隶制条约才仅仅一年，他们就要向他不共戴天的敌人马兹鲁伊人提供救助，这是让他不能忍受的。他的抱怨很快就成为印度政府、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董事会和英国海军部之间激烈通信的主题。
所以，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在此处是一致的。二者都将俄国人入侵波斯看作不好的预兆，并且对印度洋上行驶的任何外国船只投以怀疑的目光。二者也同样想看到波斯湾阿拉伯海盗的灭亡和长期争斗局面的终结。但是，这种一致性有时也会被东印度公司的原始动机——贸易——所削弱，比如对于波斯湾海盗的回应。海盗时常需要木材以修船，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树木，他们需要从孟买购买木材。控制海盗的一个简单办法是禁止木材出口到波斯湾，但是印度政府拒绝颁布这种禁令，因为他们担心这么做会损害孟买商人的利益。
苏丹还用快速单桅帆船给三艘封锁耶稣堡的船送去消息：他们应该停止任何轰炸行为，并且避免与英国皇家海军发生冲突。如果欧文上校给他们下命令，他们必须遵从。所以，当“利文”号到达蒙巴萨并且鸣响火炮表明它的到来时，三艘阿曼舰船中的最大的那艘船很快给它提供了一位领航员，引导它进入海港。欧文满意地听到指挥官说他已经接到命令，将给予他所需的所有帮助。还有一个情况容易使人迷惑，那就是“利文”号在耶稣堡对面抛锚时，他们看到指挥围攻的阿曼人与岸上他们的对手友好相处。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古老的堡垒上空飘扬的旗帜与英国旗十分相似。
除了外交，这个问题还涉及很多利益，因为东印度公司认为苏丹的都城马斯喀特港，对于它在波斯湾的贸易至关重要。阿曼国内任何危及苏丹性命的动乱，必定会因为影响到商业而得到东印度公司的关注。但是，赛义德的帝国对于伦敦的外交部也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持续监视伊斯兰国家权力平衡的变动情况。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困扰：俄国可能会占领波斯，其势力可以直达印度洋，这将威胁到英国人在那里的统治。令人高兴的是，赛义德暗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准备站在英国人一边，与他们共同对抗俄国人。
欧文环顾这座海港，认为也许这里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完美，然后他命令约翰·赖茨上尉登陆，并且带着与谢赫苏莱曼·本·阿里·马兹鲁伊接触的目的进入耶稣堡。上尉很快就在谢赫侄子的陪同下返回，后者向欧文重申了之前他们的请求：希望能够得到英国的保护。他还拿出一封孟买方面写给谢赫的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欧文发现，蒙巴萨没有人能够阅读这封信，但是谢赫和他的谋士们都自我劝说这是给予对他们保护的证明，所以他们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初步制作了英国旗帜，并将它们升上旗杆。事实上，这封信只是请求他们给到访的英国船只提供小公牛。
东印度公司自由度的完整范围依然显得有些模糊。最重要的是，它在印度之外的边界是什么？在东方，它有效垄断了欧洲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在西方，它在红海海岸驻有军事力量。在南方，印度洋地区的两个皇家殖民地——锡兰和毛里求斯，不在东印度公司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肯定在它的影响范围内。在东非海岸，一直远至南部的莫桑比克，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苏丹赛义德·赛义德的阿曼帝国边界不清，它濒临阿拉伯海，还是一个谜。如果东印度公司派人与他商谈，他与英国人的目标到底一致到何种程度？
欧文上校决定第二天一早亲自登陆。他在头脑中已经坚定了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预见到在非洲的这一地区，英国将扮演更伟大的角色。他之后会在一封写给海军部的信中详细说明：“我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上帝已经准备将东非的统治权交给地球上的一个国家（英国），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公共美德为了其自身利益来统治它，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以上帝启示的话语作为其道德准则的国家。”
但是，东印度公司认为传教士和与之相似的好管闲事的人令人愤怒，而非害怕，因为说到底它觉得自己不可动摇。随着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断稳固，印度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渐成为英帝国繁荣兴旺的重要支柱。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其他英国城市的工厂主的命运就与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主人就好像是一只金鹅的看护人。
他主张英国应该立刻从赛义德·赛义德手中购买他在东非的所有资产，永久性地付给他一笔钱款，这笔钱与他从他的东非属地获取的税收一样多。对“这些可怜的生物”施以保护是一项“光荣的责任”，因为毫不费力就能将“沿岸的每一寸土地”都纳入英国的统治。因此，奴隶贸易将被一举根除。
有时候，董事们被迫做出让步，就像1813年的总结报告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传教，这项活动曾长期被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拒绝。公司之前的政策是避免干预印度人的信仰和习俗，甚至诸如殉夫自焚的仪式，但是威廉·威尔伯福斯——反奴隶制运动的英雄，带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1807年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颁布之后，他很可能将自己视为英国的道德义务在世界各地的守护者。对于印度，他宣称：“印度诸神完全是贪婪、不公正、邪恶和残忍的野兽。简言之，他们的宗教体系是一个大而令人厌恶的事物。”他的追随者——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团的先遣部队，很快就在脑海中虚构出令人陶醉的画面：他们将为耶稣赢得整个印度。这种粗鲁且完全无效的传教方式的一个副作用是加剧在印度的4万欧洲人对他们的统治和贸易对象——1.5亿印度人——的宗教和文化偏见，进而产生之前几乎不存在的种族分歧。
欧文立刻起草条款，将蒙巴萨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这些条款大胆地向马兹鲁伊人的统治者保证，他将“恢复他之前的财产”，而英国则会派遣一名代理人驻扎在耶稣堡。作为回馈，蒙巴萨岛和从马林迪往南一直到潘加尼河的所有海岸地区（150多英里）将被割让给英国。有条款承诺英国商人可以与非洲内陆进行贸易，并且蒙巴萨的所有奴隶出口贸易将被立刻废除。还有条款规定了固定关税，即对所有的进出口货物征收其价值的百分之五，而这笔关税将由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平分。（从欧文的立场来讲，关于奴隶贸易的条款是必要条件，这反映出马兹鲁伊人的绝望，因为他们甚至对这一条也假意接受了。）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东印度公司对于能够管理英帝国的样板感到满意。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实体，享有空前未有的权力和责任，但是大体上又保有独立自主的虚饰。当公司的特许状每20年要更新一次的时候，董事会有义务向议会提交一份有关他们活动的总结报告。他们用最优雅的措辞，或者更确切地说，带着无意识的傲慢写报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的3位总督比任何议员对印度的了解都多。
1824年2月10日，欧文上校在蒙巴萨的一次谢赫会议上声称，这份条约需要得到英国的确认，但是他自己确信历史正在被改写，这是进一步向非洲大陆前进的先兆。手工制作的英国旗被降下来，一面真正的英国旗被正式升上去，在耶稣堡的上空飘扬。
——英国皇家海军上校亨利·哈特对阿曼苏丹赛义德·赛义德的描述
那位最先登陆的海军上尉约翰·赖茨，被欧文任命为蒙巴萨保护国的总督，他的助手是英国海军见习军官乔治·菲利普斯、一位海军下士和3名下甲板水手。谢赫苏莱曼捐赠了堡垒附近的一所房子，作为他们的指挥部。3天后，“利文”号起航离开，东非大陆的第一批英国居民大声喊着向他们告别，他们的声音越过水面从耶稣堡传来回响。时隔两个多世纪，曾一度是葡萄牙人的堡垒的耶稣堡，它的长篇传奇将翻开引人瞩目的新篇章。
他高大结实、仪态高贵、面容和善……他似乎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被当作一个英国人。他说，他将英国人看作他的兄弟，愿意把他的国家交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