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亚多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他的同胞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国王建议他将他的东西从西尔韦拉的小屋中搬出来。这位商人潦草地写了张字条给西尔韦拉，催促他趁还有时间赶快逃跑。但是西尔韦拉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向卡亚多坦白说：“我比非要杀死我的摩尔人更好地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我原谅国王，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我也原谅他的母亲，因为摩尔人欺骗了他们。”他继续给新转化为基督徒的人洗礼，并且把他最后的财产分发出去。
国王宫廷中的穆斯林看到这个基督徒闯入者是如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他们手中抢夺走了权力。他已经遭到他们的排挤。在三四个月后，还会发生什么？他们开始散布谣言，说西尔韦拉是一个巫师，他用他洗礼用的水散布咒语。他还是印度派来的间谍，是来窥探这个大陆的，以便之后的大军前来征服这里。此外，这个白人骗子还与莫诺莫塔帕的非洲敌人结盟。只有死亡才能打破他的咒语。这些谣言对王室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们叫来一个巫医占卜。由于巫医的传统权力也受到威胁，他宣称所有的指控都是真实的。
1561年3月15日夜，卡亚多派两个仆人照管神父，神父在黑暗中来回踱步直至深夜。西尔韦拉一进入他的小屋，一群人就跟上了他。他们扼死了他，然后将他的尸体拖到河里，在那儿他将成为鳄鱼的腹中餐。卡亚多在之后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责备穆斯林将“错误的观念”灌输给了国王。
至此，内戈莫决心信奉这位白人的宗教。他的母亲坐在他身边，他耐心地倾听西尔韦拉教授的洗礼所需的所有知识。三周后，西尔韦拉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场仪式在近乎催眠的兴奋中进行，数百臣民跟随他们的统治者一起接受洗礼。内戈莫被授予的葡萄牙教名是塞巴斯蒂安；他母亲的教名是多娜·玛利亚，因为那是上帝母亲的名字。之后，西尔韦拉从新转化为基督徒的国王那里得到一群牛作为礼物，他将它们送给了商人卡亚多，卡亚多很务实地立刻杀死了它们，将它们制成肉干。
殉道通常会给一个人带来声誉，西尔韦拉之死不可避免地给莫诺莫塔帕带来里斯本复仇的威胁。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曾接受耶稣会的教育，而他的宗教守护人是一个耶稣会士。在更世俗的层面上讲，这个事件是对葡萄牙权威的直接挑战。的确，莫诺莫塔帕的内戈莫也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避免应得的惩罚，他下令将他朝堂上四个为首的穆斯林处死，两个被杀死了，另外两个则逃跑了。
稍加劝导，这位易受影响的年轻君主就对这幅画像非常着迷。一夜又一夜，他说上帝的母亲以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对他讲话。为此，西尔韦拉准备好了一个解释：只有基督徒才能听懂她神圣的话。
结果，葡萄牙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组建起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而此时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控制津巴布韦高原的金矿，同时打着以上帝之名复仇的旗号。他们选出的领袖是弗朗西斯科·巴雷托，他被授予“穆塔帕征服军总指挥”和莫桑比克要塞首领的头衔。他的资历令人印象深刻：他是葡属印度的前任总督，还是被谋杀的神父的亲密朋友。这场远征在里斯本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宣称这是一场对抗异教徒并为他们过去的错误寻求补偿的“正义之战”。几十个贵族志愿听从巴雷托的指挥，600名满足条件的勇武之士加入进来，其中还包括100名摩洛哥马夫，他们的任务是照顾阿拉伯战马，葡萄牙骑士们将会骑着它们冲向战场。
在母亲的陪同下，国王开始与传教士对话。他们一起坐在一小块波斯地毯上，商人卡亚多站在房间的门口处充当译者。西尔韦拉甚至被免除了通常觐见卡兰加君主的仪式：在铺有新鲜牛粪的地面上，像鳄鱼一样肚子贴着地面爬行，边爬边拍手。这个开端很有希望。国王分配给西尔韦拉一间离他很近的小屋，还派仆人照顾他，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但是，很快就有谣言说这位传道士的房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说不定归根结底他和其他人也不是完全不同。内戈莫让他展示一下他的秘密伙伴，西尔韦拉恭敬地拿出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他解释道，她是上帝的母亲，然后他将这幅画呈给了内戈莫，以便他能够在自己的房子里仔细端详它。
启程前往非洲之前，巴雷托以葡萄牙人普遍喜欢阅读的《亚瑟王之死》阐释了这次的任务。他饱含激情的夸夸其谈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在他指挥的3艘船上的许多偷渡者被发现，这些人是在1569年春天他们从葡萄牙启航后偷偷跟上船的。船上具有合法身份的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一个阴郁的规定：每个航行去往东方的人都必须留下一份遗嘱。这是一个聪明的预防措施。
他们启程穿过这个国家，渡过大水泛滥的河流，在1561年新年，西尔韦拉到达年轻的莫诺莫塔帕国王内戈莫·穆邦扎古图的王庭。当神父礼貌地拒绝接受牛群、黄金和女人等礼物时，他穿着宗教礼服，加上他具有贵族气派的举止，立刻就给穆邦扎古图留下了印象。“这不可能，”这位伟大的非洲君主说，“没有人不想要我给他们的这些礼物，因为渴望拥有这些东西是人的本性，显然他和其他人不同。”穆斯林宗教教师已经拜访过内戈莫，所以他将西尔韦拉称为“Kasisi”（源于阿拉伯语中的传道士一词）。这个白人显然拥有不同的气质。
在这次远征中，耶稣会士被授予主要角色，结果证明是灾难性的。由神父弗朗西斯科·德·蒙克拉罗带领的4位神父，坚持认为他们深入内陆的路线应当是上溯赞比西河抵达塞纳，然后在袭击莫诺莫塔帕首都之前沿着河流南岸到达太特。以这样的方式，他们实际上是在跟随殉道的西尔韦拉的步伐，向他致以敬意。如果巴雷托拒绝屈服于耶稣会的要求，他们就会觉得有责任撤离远征军。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国王塞巴斯蒂安的反应可想而知。
在西尔韦拉离开塞纳之前，他为白人贸易商和他们的黑白混血儿或者非洲的情妇主持婚礼，以尽最大努力施加宗教影响。他还为数百个孩子和奴隶洗礼。然后，他沿河上溯约250英里前往太特——最遥远的葡萄牙人前哨站。在太特经商的贸易者中，最有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安东尼奥·卡亚多。他会说卡兰加语，宣称他已经为陪同耶稣会士前往莫诺莫塔帕的首都做好了准备。
当地的葡萄牙商人给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建议巴雷托取道索法拉向内陆前进，因为索法拉距离气候条件更适宜的高原地带更近，并且在那里有可能得到与莫诺莫塔帕为敌的强有力的马尼卡军事首领的帮助。他们指出赞比西河流域频发疫病，对于不习惯非洲气候条件的人这将是致命的。而且，那条路线沿路有敌对的部落。
西尔韦拉神父的命运十分耸人听闻。他在莫桑比克为觐见那位黑人皇帝做了最终计划，然后乘坐另一艘上溯赞比西河的船只前往塞纳的贸易站。它位于一个传统非洲市集的一座石制小要塞旁边，有一些用茅草做顶的泥坯房。几十个葡萄牙人在那里定居：冒险家，欧洲社会行为准则的避难者，黄金、象牙和奴隶的买家。尽管基督徒本应该与从索法拉有效撤走贸易的穆斯林商人竞争，但是实际上在塞纳宗教和种族矛盾不激烈。大多数葡萄牙人有非洲妾侍，穆斯林也是如此。这个定居点还有从果阿来的印度基督徒，从西尔韦拉的评论来看，那里还有其他族群。他抱怨说塞纳的葡萄牙人“被穆罕默德的恶魔教派腐蚀了，甚至和污浊的犹太人混在一起”。
蒙克拉罗不仅是耶稣会士，还是巴雷托的告解神父。他很容易就赢得了争论。在漫无目的地向北航行到马林迪和拉穆之后，巴雷托最后决定航行前往赞比西河。他的军队这时候增加到1000人，包括来自沿海要塞的士兵和200名前往印度的分遣队中的撤退者。他们有轻型大炮、火绳钩枪和弓弩，还有一队队驮载行李的骆驼和驴子。1571年11月初，巴雷托穿上盔甲，下令出发。
不幸的是，康斯坦丁诺辜负了他的新名字，他很快就退化成了一名异端分子。留守的耶稣会神父安德烈·费尔南德斯，负责监督新转化为基督徒的信仰者，并且尽可能使更多人皈依基督教。他在那里待了两年，他严厉责骂巫术、一夫多妻制以及被基督教视为乱伦的传统习俗，他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在旱灾降临，康斯坦丁诺按照他的职责，以他的精神力量召唤天降大雨时，神父费尔南德斯公开谴责他。因为此事，酋长极为愤怒，他决定摆脱他的白人男巫。他先是使神父费尔南德斯挨饿，然后孤立他。神父费尔南德斯逃往海岸，搭上了开往印度的第一艘船。但是，他在报告中展现的是一副勇敢的面貌：“所有这些人都非常乐意接受洗礼……女人尽可能地模仿我们的妇女形象……我在赶船的路上为将近450个基督徒洗礼。”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到圣诞节时，整支队伍沿着塞纳的河岸安营扎寨，在那儿可以从葡萄牙、穆斯林和印度商人处购买补给品。他们派信使前往莫诺莫塔帕，要求对方派一个大使来塞纳谈判。但是形势急转直下，士兵们开始死于热疫，马匹死于采采蝇叮咬。由于不了解这些灾难，尽管当地社群一直与他们相处友好，一位商人甚至还借给巴雷托一大笔钱让他偿付军队费用，但葡萄牙人还是怀疑当地穆斯林下药毒害他们。
下层民众的皈依过程十分简单。鸣钟召集群众，然后神父会宣布戒条、祝祷辞和信条，让译者督促他的听众们尽其所能将这些不熟悉的内容背下来。入会仪式以吟诵《圣母祷词》结束。当神父认为他传达的信息已经被充分吸收时（背诵过程可能会持续半天时间），这些新信徒就会列队接受洗礼。通过这样的方式，西尔韦拉和他的助手很快就拯救了400个非洲人的灵魂。耶稣会对东非的渗透似乎非常顺利，在返回莫桑比克之前，西尔韦拉与甘巴酋长友好道别，甘巴酋长认为他是一个“对卡菲尔人有益的人”。
在一位商人遭受残酷折磨，以至于他最后做出了葡萄牙人期望的“坦白”之后，报复开始了。神父蒙克拉罗看似平静地记录那些杀死穆斯林的“陌生的发明”：“有些人被活活钉死；有些人被极细的树枝绑在树上，这些树枝被用力拽紧然后又松开，受害者最后会支离破碎；其他人被斧子从背后砍死；还有的人被炮弹炸死。”
当他们在索法拉患上疟疾的时候，他们在雨季的漫长近海航程变得更加悲惨。此外，在大斋节禁食期间，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病得快要死了，西尔韦拉被迫允许他吃肉。在他们前往内陆的途中，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西尔韦拉不得不躺在用几根杆子支撑的吊床上，因为他太虚弱了，以致无法行走。但是，在几周内，他就使甘巴酋长和他的正妻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分别被给予基督教名康斯坦丁诺和伊莎贝拉。
大屠杀似乎在这支远征军的上空覆盖了一层预示灭亡的阴云。当巴雷托决定从塞纳经由陆路前进的时候，他很快发现他自己被蒙加斯人的游击队纠缠住了，蒙加斯人的国王是莫诺莫塔帕王国国王一位难以驾驭的封臣。尽管葡萄牙人有2000个非洲奴隶运载他们的供给品，但食物还是开始出现短缺，他们找到的井水也开始枯竭。巴雷托十分不安，觉得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监视。当他的一部分人因为热疫不断死亡，其他人也因为虚弱拿不住武器的时候，巴雷托变得更加焦虑。最后，蒙加斯人带着扩展了的侧翼，以非洲的传统半月阵型发起进攻。他们呐喊着冲上去，对方则用基督教圣人的名字回应他们。尽管结果证明枪炮足以驱逐1万名战士，但是葡萄牙人仍然不得不一遍又一遍投入战斗，每一次冲锋都有伤亡，而且他们的士气随之不断衰退。
1560年初，西尔韦拉带着两名耶稣会士从果阿过海前往非洲。他们在许多归国的葡萄牙船只都会选择的停靠港莫桑比克岛登陆，然后换乘小商船。尽管他的同伴感到不安，但西尔韦拉还是坚持向南航行前往索法拉，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那里，接着又航行了8天多抵达伊尼扬巴内城。当地统治者甘巴酋长住在距离伊尼扬巴内城不远的内陆，他似乎是一个可以被转化为基督徒的理想人选，因为他的一个儿子已经在莫桑比克岛的一座教堂里受洗，并且穿着当时能够得到的最华丽的衣服回到了家乡。这场冒险可能会成为西尔韦拉为获得最大奖赏——皇帝莫诺莫塔帕本人——而所做的一次预演。
在一场战役开始前，一个年迈的女巫走向葡萄牙人，她从一个葫芦里取出成把的粉末撒向他们，她发誓说这会让他们变成盲人，再也无力抵抗。这些非洲人很信服她的法力，以至于他们拿着绳索来捆缚白人，想将他们带走。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多斯桑托斯讲述了，巴雷托是如何转向他的主炮手，告诉他用他的轻型大炮瞄准那个“张狂又自负”的老女人，向她发射了一颗几磅重的炮弹。炮手按照他说的去做了，并且“以上帝的旨意，他准确地击中了目标，炮弹落在那个女巫的胸口，她在她的战士面前被炸成了碎片”。那些战士似乎“震惊到了极点”，尽管他们很快恢复过来再次投入战斗。
在几个月以内，他们选择贡萨洛·达·西尔韦拉神父完成将赤道以南非洲最有权力的君主转变为基督徒的任务。他是此次基督教对这片未知地域出击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位有钢铁般意志和勇气的贵族，是葡萄牙耶稣会神学院的第一届学员；他作为耶稣会在印度的所有传教工作的管理者，他的表现十分出色。
葡萄牙人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河边的塞纳营地。莫诺莫塔帕派来的谈判队伍已经到达那里，随行的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保护他们。使者们殷勤地对巴雷托说，如果他想要战胜蒙加斯人，他们的国王可以派遣10万名像他们一样的战士来帮助他。这个隐含的威胁已经足够明显。除了承认失败，葡萄牙人没有其他办法。
他的继承者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第一批传教士在非洲应该往哪处使力：他们需要跨越穆斯林设置的沿海障碍，那里有一位甚至在欧洲也越来越著名的异教徒国王——莫诺莫塔帕头衔的拥有者。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帝国疆域从赞比西河的南岸延伸到内陆。由于耶稣会总是喜欢从社会的上层开始传教，接受洗礼的统治者可以将真正的信仰自上而下地传播给普通民众。所以，莫诺莫塔帕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理想的目标。1559年，一条来自索法拉的船长塞巴斯蒂亚诺·德·萨的消息抵达果阿：许多部落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而一位多明我会修道士宣称莫诺莫塔帕本人也可以被争取为基督徒时，耶稣会开始密切关注那里。
出发征服非洲内陆的骄傲的葡萄牙人军队此时只剩下180人。大多数人死于热疫或者战争，有些则是逃跑了。巴雷托在前往海岸寻求援军无果之后返回了塞纳。1573年5月底，他在塞纳去世。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对贯穿整个欧洲的宗教动乱的回应。天主教的视野不断扩大，所以很明显，要求耶稣会士在印度洋其他地方改变其民众宗教信仰的指示用不了多久就会到来。对沙勿略而言，非洲黑人的灵魂与印度人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也经常称呼印度人为“迷失的黑人”，但是一旦他们皈依基督教，他们就与白人一样平等。
这支远征军的残余部分由巴雷托的副手瓦斯科·奥梅姆接管。他成功地招募到更多的人，然后带领他们从两年前被耶稣会士拒绝的出发点索法拉向非洲内陆进发，开始他们的探索之旅。在游览了马尼卡的金矿之后，他们放火烧了一座城镇，又发动了数场战斗，军队收获不大，返回了海岸。他们再次尝试进入赞比西河流域，这一次的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银矿。奥梅姆最后沮丧地放弃了这个计划，将指挥权交给了卡多佐。远征军200名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死于一场伏击，最后40人在守卫一座泥墙要塞时丧命。
1552年，沙勿略在澳门附近去世，到这个时候，耶稣会已经凭借知识优势带着一支新的宗教大军到了印度洋。与方济各会不同，虽然他们有时也要求苦修，但是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信仰他们。由于耶稣会成员大多出身贵族，他们对葡属印度的高级官员有亲密感，并且相信基督教必须通过帝国的力量加以推行。他们转变穷人和卑微者的信仰，但是在富人和有权势者的阶层培养基督徒。在第一拨信仰耶稣会的热潮中，印度教寺庙被毁坏，果阿还颁布了禁止穆斯林集体祷告的强制命令。
因而，葡萄牙人此次沿着赞比西河展现其力量的浮夸尝试没有取得什么收获。数千人被杀，里斯本的国库遭受极大的压力，耶稣会士宁愿将救赎东非灵魂的机会拱手让给其他宗教团体。尽管非洲内陆的王国对枪炮和其他欧洲货物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但是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未受损害。然而，军事野心不断衰退的葡萄牙却留下了一批白人逃亡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赞比西河流域分散的贸易社群，其他人则与非洲统治者的雇佣军联系密切。虽然他们确实不重要，又完全脱离了里斯本的控制，但正是这些海盗逐渐削弱了莫诺莫塔帕和赞比西河流域两侧其他统治者的力量。
在继续旅行之前，沙勿略在马林迪一座三十年前建造的小教堂里祷告，这座教堂被几座葡萄牙人的坟墓环绕。他还觐见了苏丹法特赫·本·阿里，然后取道索科特拉岛（他在那里研究了将很快被伊斯兰教毁灭的基督教异端组织）前往果阿，从那里开始了他不知疲惫的东方之行，甚至远至日本。
在葡萄牙人的进攻后恢复了元气，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国王马夫拉同意接受多明我会一位黑人修道士帮他洗礼。不到18个月，这片地区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暴动。一些非洲人拿着用黄金和象牙从商人手中购得的火枪参与战斗。最后有300多名葡萄牙人和白黑混血儿被杀，还有数千名奴隶和仆人死于非命。那位给人洗礼的多明我会修道士被长矛戳死，另一位修道士则被抛下悬崖。
马林迪一位受人尊重的摩尔人问我，我们是否经常去教堂做祈祷……他说他们的人正在失掉虔诚……因为这座城市有十七座清真寺，人们常去的不过是其中三座，即便如此，去的人也很少。他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不相信我说的。也就是说，异教徒从来就不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就更不用说为他祷告了。这也就是上帝为什么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信仰，因为他们不为他服务……让异教徒和罪恶之徒活在疑惑和焦虑中是恰当的，而让他们如此生活而不知道原因，正是我主的仁慈所在。
在非洲内陆的整个赞比西河流域，幸存的葡萄牙人不到50个。报复来得也很快：莫桑比克海岸的军官迪奥戈·德·索萨·德·梅内塞斯率领300名火枪手席卷内陆，蹂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之后，他宣称杀死了1.2万名战士，俘虏了大批妇女和牛群。随军神父说他们在战斗中受到一个“辉煌如太阳”的圣人的激励。但是即便这样的奇迹也没有给梅内塞斯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的上司非常嫉妒他。他被命令亲自前往果阿，在那里他被剥夺了军队的职务和财产，还被单独监禁了18个月。
沙勿略乘坐的船只向东非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这给了他足够的时间理解穆斯林对斯瓦希里人的控制程度到底有多强。在马林迪，他第一次与一位非基督徒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其中包含的内容体现了典型的耶稣会逻辑：
这种不合理的处置成为葡萄牙帝国运行的典型方式，加速了其衰落。引入移民的计划正在草拟中，虽然十分详细，但却不可能付诸实施。其中一个计划是从葡萄牙派遣2000个家庭拓殖赞比西地区。这些忠诚的民众将开发金矿和银矿的惊人财富；他们会种植小麦；他们将对抗踏足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的任何其他欧洲力量。不过，这些殖民者仅仅是羊皮纸上的美梦幻影。而且，赞比西亚蛮横的白人开拓者对这些计划完全不感兴趣。当佩罗·科埃略法官来到塞纳河岸旁的定居点执法，顺便看看这里是否存在银矿时，他挨了一枪，受了致命伤。大概40年后，里斯本派来一小群移民，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有，但是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些妇女之前大多数是妓女，移民后很快又从事老本行。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刺激下，1540年一纸教皇诏书《军旅教会》（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宣布成立耶稣会，在那之后东非传教的步伐发生了明显转变。不到一年时间，耶稣会创立者之一方济各·沙勿略怀着满腔激情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东印度，这将使他成为一名圣徒。他还从最高权威处得到了短暂的精神支持：1521年即位的国王若昂三世给了他一些信件，信上命令任何地方的葡萄牙长官都要为他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提供帮助；教皇保罗三世指派他作为牧师，去印度洋所有海岸传教。
最后，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普拉佐斯（prazos），即王室以象征性租金出租大量地产，其中一些被授予贵族孤女。这些奴隶种植园迟早将成为莫桑比克殖民地的核心。在高原的其他地方，逃跑的士兵和海难的幸存者都很受欢迎，因为非洲酋长们喜欢将他们招为随从以作为地位的象征，而这些人也成为强有力的黑白混血宗族的建立者。
但是，越过好望角，转化教徒的任务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伊斯兰教控制非洲海岸，葡萄牙人最初几乎无法接触经过劝说可能接受真正信仰的非洲黑人统治者。东非的气候也是一个障碍，所以陪同征服者到来的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一开始直接前往印度的马拉巴尔和果阿。
在巴雷托惨败之后，葡萄牙在东非的保留力量被用来控制海岸，他们逐渐掌控了昔日繁荣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城镇的商业。在佩德罗·德·安纳亚在索法拉建立第一座要塞之后仅仅一个世纪，多明我会的一位修道士多斯桑托斯就在他的《东方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 Oriental）里描述了曾经骄傲的“索法拉的摩尔人”的情况：“他们都很贫穷和悲惨，基本上以在旅行和贸易中服务于葡萄牙人为生，还有人成为葡萄牙人的水手。摩尔妇女也是基督徒，她们平时忙于种植，向我们的教会缴纳什一税。”
葡萄牙人在东非度过的最初几十年里，没有过多地考虑将异教徒转化为天主教徒的问题。这与非洲大陆靠大西洋一侧发生的情况迥然不同，因为在那里将异教徒转化为天主教徒的事业就一直进行着，甚至在瓦斯科·达·伽马成功航行到印度之前。刚果国王曾经接受洗礼，年轻的基督徒们被送到里斯本接受神学院的教育，只有奴隶贸易玷污了这项神圣的事业。
多斯桑托斯在一定程度上对她们表示同情。他骄傲地讲述了，在3个年轻的穆斯林告诉他具体位置之后，他是如何烧了索法拉附近一座岛上的清真寺的。这座清真寺有木制墙壁和茅草屋顶，用于纪念穆罕默德领主的坟墓，他是一位斯瓦希里商人：
——伯特兰，巴黎，1631年（对虚构的“莫诺莫塔帕，黄金之国的皇帝”的肖像画的描述）
这座清真寺到处挂着绘满图画的棉布，坟墓的石块上涂满了檀香，周围有很多火盆，火盆里插着焚香，使得整座清真寺都弥漫着一股香气……在仔细检视了它以后，我用一截火绳将它焚毁。这个火绳是我命令3个年轻人中的一个点燃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它的用处，因为如果我告诉了他，或者他们猜到我将要做的事，他们是不会陪我来这个清真寺的，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冒犯死者，特别是这样一个被摩尔人当作圣人的死者。
他与阿比西尼亚人的国王祭司王约翰展开大战。他在津巴布韦建立王庭，在那里他像往常那样安置了守卫、女人和两百条可怕的大狗。
在这座清真寺化为灼热的灰烬（“穆罕默德在烈火中燃烧的一幅美妙图画”）之后，当地穆斯林想要报复多斯桑托斯，但是他成功唤醒了他们对葡萄牙人的恐惧和对“基督教神父的尊重”，这才使他免于遭受任何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