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时候看路遥的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加林为了施展才华从山村到了县城，牺牲掉乡村爱情结果却还是被清退回乡。这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他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看完小说，我明白了我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为什么会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上县师范学校，只要上了中专便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青灯下读完小说，我便想或许这不合理不合情的户口制度，很快就会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就像摩托车很快会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一样。但这次我错了，户籍制度到现在都屹立不倒。最近北京搞汽车新政，为了治理拥堵开始摇号买车。我看了看有关细则，作为一个仍然持有山西户口的人，我要是现在买车肯定是没戏了。我们的生活变化多端像魔术，有一些愿望马上可以实现，另一些愿望却遥不可及。
生活在物质方面充满了可能性，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却从不为我们带来惊喜和意外。
经过80年代的人，都经历了制度的变革给中国带来的转变，因此我们迷信制度，以为由体制变革带来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地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改变我们的文化，进而带来生活的改变。
可到了第二年，不知为什么街上突然出现了很多摩托车，很多人家买了重庆产的嘉陵轻骑。虽然嘉陵轻骑体量比公安局的250型摩托车小了很多，但毕竟开始个人拥有了机动车辆。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一路上看那些端坐在嘉陵上的大哥，他们个个春风得意得像移动的雕像。昨天还远在天边的摩托车，今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就觉得生活真是布满了可能性。更神奇的是小学时有一天学校放电影，《祖国新貌》里介绍上海某个厂子生产出了洗衣机，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们家就买了一台。生活真是日新月异。这几十年里物质层面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最少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表、洗衣机、电脑、网络是无中生有、空降到我的生活中的。
有一次跟建筑师马岩松聊天，他兴奋地拿出他的一个作品的模型给我看。那是一个天安门广场改造计划，在他的想象中天安门广场种满了树木，树林下面一层是购物场、卡拉OK、电影院……广场种满树会是多少棵？这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这里不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这里可以容纳我们的日常。
记得有一天，一伙人又在十字路口聊天。突然一阵摩托车的声音远远传来，所有人都停止说话遥望着巷口。就见一辆摩托车由远而近，原来是邮局送电报的邮递员来了。我们的视线跟着摩托车走，等邮递员消失在巷子里的时候，一个大哥突然神往地说：我这一辈子要能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县城里只有邮局和公安局这样的公家单位有机动车辆，当时谁能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大哥发出感慨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他的话，那时候想有一辆摩托车不是理想是幻想。
原载《信睿》（2011年3月号，总第1期）
我上小学家里的大人都在单位忙着清理“三种人”，他们一天到晚开会不回家，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人管，成群结队在街头巷尾流窜，个个像疯长的野草。那时候，好像满街都是年轻人，从我们这些无人管教的六七岁小孩，到那些二十多岁从农村、林场回来的“待业青年”都在街上混。那年头除了看电影也没其他去处，于是街头便成了我们的娱乐场所。大孩子一帮一帮蹲在角落吹口琴，看手抄本，虽然轮不上我们插嘴，但小孩子可以围在外面看，也算间接参与了他们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