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下社会》从晚清讲起，既有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这类青帮，也有孙中山和红门。前几天在多伦多唐人街看到“多伦多红门致公党”的巨大招牌，就觉得历史好近，从未走远。《中国地下社会》其中有一册谈到了“一贯道”的历史，这让我心跳加速，急不可待地读了下去。“一贯道”由晚清白莲教分化而出，到民国年间由山东济宁人张光壁“发扬光大”，全国传教。“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该道更是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依托天津迅速传遍全国。
看《汾中校史通讯》才知道，汾中也出了很多革命干部，1930年担任校长的余心清是留美博士，是冯玉祥的幕僚，好像跟周恩来走得也很近，解放前策反过孙连仲，解放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第一任局长。我常想马克思主义在民国年间，一定像今天的“环保”“女权”一样，是时髦的学术。时髦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改变现实的社会需要，另外也多少有些青春浪漫的思想，是一种没有多少深思熟虑的浪漫选择。而一旦选择了这种“浪漫”，好像就必须相信它，不能更改，于是便成了信仰，为了自己人格中忠诚的一面，只能一直信仰下去。
我最初听到“一贯道”之名，还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家出门就是公安局，往前走几步就是法院。没事的时候常跑去法院审判厅看审判犯人，犯人里面既有传说中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偶尔也会有在性方面犯了错的同龄人。有一天看审判席上一伙精壮农民身穿蓝黑布衣，仔细听审判词才知道这些大叔是秘密会社“一贯道”的成员，最幽默的是其中年长一人，相貌平常如乡村木匠，他竟然在他们村登基当了皇帝。在吕梁山深处一条羊肠小道可达的乡村，同样日月轮回，四季更替，同样有电线穿过，供电局的车和邮电局的摩托也会偶尔经过。外面改革开放的信息，并不因山高路远而断绝，恰恰是这样的地方，有人自封为皇帝，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封为各类大臣。而他们传承的竟是已被政府镇压已久的“一贯道”会道门。
大使回来，倒也不空手，送了一大堆东西，包括一台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和几段美国风光的拷贝片。我欢喜机器，便将放映机“霸占”了好长时间。大使感慨学校丁香林的面积小了，也叹息原来的网球场盖起了楼。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回去，有我早恋记忆的丁香林彻底只剩下几棵了。我姑妈感慨我们这一辈毕业生英文差，她开始用英文唱圣歌，回忆她们那个时代的美式新年联欢会。我们只能从《汾中校史通讯》了解当时的风情了，在风沙满天的山西小城，原来有过如此直接的西式教育。
想一想，他们也是晨钟暮鼓，他们也要有早朝晚报，也有前庭大臣，后庭宫妃。看来共和已久，皇权依然有吸引力。似乎在批判皇帝金口玉齿的同时，人们也羡慕这种权力。似乎在批判皇帝后宫佳丽三千、醉生梦死的同时，人们也向往这种奢华。皇权的魅力正好跟我们的欲望，跟内心的黑暗一拍即合，随时随地都可以死灰复燃。就像这一群乡下壮汉在他们的乡村有了他们的朝廷。
其中三册一套的《中国地下社会》，封面装帧非常亲切，褐色的底子上，白色线描的风景人物，很像我老家不定期寄来的《汾中校史通讯》。我的母校汾阳中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06年建校，1915年美国卡尔顿大学及基督教公理会将其改建为教会学校——铭义中学。因为和卡尔顿大学是一个董事会，所以民国年间的优等学生，可以直接去美国读书。里根时代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曾是汾阳中学的英文老师。大使1920年出生在汾中，我上学的时候，有一天食堂突然改善伙食，由馒头改吃包子，一打听原来今天大使回来“寻根”，吃包子属于外事活动的一部分。
翻翻这本书，竟然看到了汾阳两个字，原来民国年间“一贯道”分裂为四个支派，其中有一派是汾阳人郝宝山从济宁带回汾阳、孝义一带，将此道“发扬光大”。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我的老家，常有审判“一贯道”的大会。在北京捧着此书，才发现对家乡的了解又多了一层。窗外白雪肆意，就想我远处的家乡，那个出过革命者、美国大使，曾经有过山村朝廷的土地今天是否安好？
岁末年初，央视《子午书简》给我一个美差，帮忙推选2009年值得推荐的三十本书。这一年因为拍《海上传奇》，新书看了不少，但大都是和上海有关的历史掌故，推荐给读者未免偏狭。正犹豫间，很多出版社为评委寄来样书，书籍蜂拥而至，用传统修辞手法可叫如雪片般飞来。我像得了宝，心情快乐。
原载《中国周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