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英国影评人汤尼·雷恩在美国《电影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韩国电影的长文，他在评论金基德的《空房间》时说：对于一个没有看过蔡明亮电影《爱情万岁》的观众来说，该片还有一点看头，但这部电影只不过是一句用怪音发出的陈词滥调。
最近韩国同行为配额制上街示威，饱满的电影之情夹杂着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让人尊敬。但强烈的保护意识之下多了些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配额制限制好莱坞电影终究是以一种霸权限制另一种霸权，两者都让人不舒服。“电影是特殊的产品，需要保护！”这一说辞颇为煽情，但用破坏自由贸易原则的代价带来的保护也很难谈得上有合法性。法国从政府到电影工作者都有保护法国电影的自觉意识，他们的做法之一是对发行好莱坞电影的公司征收重税，然后将其补贴在法国本土电影中。另外，法国电视台所获的广告收入中有固定比例的资金也要投入到电影产业中。这种办法显然更好一些，提高本国电影的竞争力不应该用限制他国电影的方法实现，即使它是好莱坞电影。
我同意他的看法，请别言必称韩国。
是年正逢釜山影展气势压过东京影展，在国际影坛声誉鹊起之时，影展出手阔绰，来宾如云，人人专车接送并入住五星级酒店。但影展的硬件却不见更新，和主办者要办“东方戛纳”的理想相去甚远。闭幕式上，获奖者上台照样满天花火，抬头望天看着瞬间的灿烂，我心想，放礼花的钱可以买多少台录像机呀！但这礼花的盛况会变成报纸的头条，电视转播定然不会光顾昏暗的录像室。一边花火怒放，一边录像机不转，这让我对影展心生疏远。
原载《南都周刊》（2006年3月13日）
1999年，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快要开拍的时候，我用DV拍了些外景和演员的资料并转成家用录像带准备寄给北野武那边看。恰逢釜山电影节将要开幕，我去做评委，于是便相约釜山见。世界各地的影展几乎都会有一个录像室，为错过某部影片或有业务需要的来宾提供录像视频服务。我和监制市山尚三、北野武的经纪人森昌行等几人去了影展的录像室准备看我拍的资料。服务的女生千篇一律的客气，但录像机却不好使，先是一台机器罢工，无论如何也不转动，换一台倒是听话，可是不能读PAL制的带子。于是打电话联系，不停地有各种体态的韩国男子进进出出，有的满头大汗，有的对着录像机大喊大叫，有的极理性，慢条斯理，沉默地来，沉默地走，最后服务的女生含笑弯腰，轻声说抱歉。我们望着房间里十几台品牌杂乱、新旧程度不一的录像机无奈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