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摄像机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你可别轻视它，这种依赖数字技术的摄录设备虽然只要万元左右，但它拍出来的影像却非常清晰。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人用它来拍片子，特别是纪录片；而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这个玩意。
再说说数码摄像机。
在城东的一个酒吧，有一天我碰见四个摄影队在这里拍纪录片。虽然我对四个导演竟然都在拍同一支摇滚乐队颇感不解，但他们手中一水齐的数码摄像机让我非常感慨。的确，数码摄像机的出现，让拍摄更简单、更灵活、更便宜。它使更多人可以摆脱资金和技术的困扰，用活动影像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像超8毫米电影的潮流，使电影更贴近个人而不是工业。这种电影实践，将会潜在地改变中国电影的精神，就像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数码摄像机拍摄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一样，纪录精神中有一种人道精神，实验电影中有一种求新精神，这些都是中国电影所缺乏的。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终于可以平等地分享电影，分享那些活动影像里所具有的思想和情感。在欧洲，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声像质量不是很好的VCD会在中国如此流行。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VCD便宜的价格，更是因为求知欲，因为要找回我们的权利。那些曾经仅仅是书本、杂志上的片名，今天我们要变为真实的、经验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看马龙·白兰度，也要看玛丽莲·梦露。我们要看《战舰波将金号》，也要看《教父》。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就像印刷术传入西方使庶民可以分享知识、典籍一样，VCD的兴起也打破了某些机构、单位对电影资源的垄断。将会有更多的人受益于VCD的流传，它使普通人阅读电影经典成为可能。就像许许多多人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小说成为小说家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将会有一些人通过观看VCD成为电影作者。况且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很多人就是通过大量地观看成为出色人才的。远的有戈达尔、特吕弗这些曾经整天泡在电影资料馆的社会闲散，近的有录像带出租店的小店员昆汀·塔伦蒂诺。他们是成功的例子，他们的成功首先来自不停地观看。
在欧洲特别是瑞士，有一些公司可以将数码摄像机拍下的影像很好地转为电影胶片。几十万元的成本虽然相对来说还是很贵，但这使数码影像有机会进入影院，也为数码影像作品提供了前景。当我刚刚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欧洲已经涌现出了杰出的实践者。丹麦几个电影工作者发表了一个“95宣言”，他们要反对电影工业对电影创作的束缚，提出要以尽量手工化的拍摄，尽量少的灯，尽量低的成本，以及全部的手提摄影来制作电影。他们中的成功作品包括风靡一时的《破浪》。数码技术为他们的“95宣言”找到了最好的技术支持。
从前像这样的片子都叫“内部参考片”，听说看“内参片”发源于“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因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内参片”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至今一些突然被纳入“内部”曾经享受过“参考片”待遇的老前辈，回忆起“内参片”时代还颇有几分得意。但今天想起来却让人感慨良多，把看电影和行政级别、专业属性联系起来，也算是中国的一大发明。看电影变成一种特权，这里面有对普通人智力的轻视，也有对普通人道德水平的怀疑。“内部参考”四个字一下子将电影和普通民众拉开了距离，那些被认为需要参考、有能力参考的人才能进来。其他人则对不起，怕你看不懂，怕你学坏，大门为你关闭。久而久之，能看到参考片的人变得优越起来。
在法国的一家影院，我观看了文德斯的最新纪录片《乐满哈瓦那》（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这部主要拍摄于古巴、讲述几个老爵士乐手生活的影片也是用数码技术拍摄，而后转为胶片的电影。银幕上粗颗粒的影像闪烁着纪录的美感，而数码摄像机灵巧的拍摄特点，也为这部影片带来了丰富的视点。观看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观众热情的掌声，不禁让我感慨，一种新的电影美学正在随数码技术的发展而成型。数码摄像机对照度的低要求，极小的机身，极易掌握的操作，极低的成本，都使我们看到一种前景。
起初我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在回家的路上，当车过大钟寺附近楼群外的那片田野时，突然意识到我用几十块钱，就把两个大师的两部杰作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心里猛然的一阵温暖。想时代到底是不一样了，那些曾经被人神秘兮兮地锁在片库里，只供内部参考、严禁转录的片子，如今可以轻而易举地流入百姓家，而那些身处“外部”仍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
有了VCD，我们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电影；有了数码摄像机，我们能够轻易地拍下活动影像。
有一天下午，在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同时买了两张VCD光盘。一张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一张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
一个人如果看了大量VCD，手里又有一台数码摄像机，他会怎么样呢？电影是被发明出来的，VCD是被发明出来的，数码摄像机是被发明出来的。感谢这些发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