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Chang Kia-ngau(张嘉墩)，Last Chance,p.300.
[33].Chiang Diaries，Hoover,March 13，1946，box 45，folder 4.
[35].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Uncertain Years：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0.
[32].New York Times,March 17，1946，p.26.
[36].Chiang Diaries，Hoover,March 31 and April 1，1946，box 45，folder 4,5.
[31].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132；秦孝仪， 《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3月19日，p.2828。
[37].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135.
[30]. Levine，Anvil of Victory,p.80.
[38].New York Times,April 30，1946.
[29].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132.
[39].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525，530.
[2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497，501.
[40].White Paper,p.149.
[27].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3月7日，p.2819。
[4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28.
[26].Steven I.Levine，Anvil of Vic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73.
[42].同上注。
[25].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490.
[43].White Paper,p.151.
[24].根据蒋介石的日记，马歇尔告诉蒋，他对这趟旅行很满意，但是毛泽东很“狡猾”。Chiang Diaries，Hoover,March 8，1946，box 45，folder 4.但在马歇尔的正式报告中，他说和毛泽东的谈话“直率无隐”，且毛主席“应允全面配合”。
[44].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4月2日、3日，p.2848。
[23].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22 and February 2，1946，box 45，folders 2，3.
[45].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29；White Paper,p.151.
[22].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434，435.
[46].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p.221.
[21].同上注，p.411；White Paper. pp.140-143.
[47].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34；White Paper,151.
[20].Tang Tsou(邹谠)，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C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411.
[48].Chiang Diaries，Hoover,April 19，1946，box 45，folder 5.
[19].Bland，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pp.215-218.
[49].Chiang Diaries，Hoover,April 26，l946，box 45，folder 5.
[18].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in Larry I. Bland ed.，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Va.：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1998)，p.203.
[50]. 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35；Chiang Diaries，Hoover.April 28, 1945，box 45，folder 5.
[17].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31 and February 2，1946，box 45，folder 2.
[5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
[16].White Paper,pp.139-140.
[52].John Robinson Beal,Marshall in China(Toronto：Doubleday Canada，1970)，pp.27-28.
[15].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22 and 23，1946，box 45，folder 2.
[53].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p.222.
[14].同上注，p.444。
[54].Beal，Marshall in China,p.34.
[13].Larry I.Bland，e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vol.5，p.420 n.2.周恩来显然是用一次性的密码而非密码机，因此他和延安之间的信息往返没有被美国人破解。
[55].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56.
[12].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18，1946，box 45，folder 2.
[56].同上注,pp.543,566。
[11].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的话，请参见Harry S.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Truman，1945：Year of Decisions(New York：Konecky ＆ Konecky Military Books，1999)p.552.
[57].Chiang Diaries，Hoover,May 11，1946，box 45，folder 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552，548-552.
[10].Chang Kia-ngau(张嘉墩)，Last Chance in Manchuria(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p.208.
[5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62.
[9].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合作的备忘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21 日，pp.2773，2782。
[59].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140.
[8].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15、19日，pp.2759，2773。
[60].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4，1984)，pp.815-816。
[7].FRUS(1949)，vol.8：The Far East,China，pp.137-140；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2768。
[6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586,564-565.
[6].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2760，2766。
[62].蒋介石日记中记载占领发生在5月19日。Chiang Diaries，Hoover,May 23，1946， box 45，folder 6.
[5].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0.
[63].《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p.166。
[4].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7，1951，box 49，folder 3.
[64].Beal，Marsball in China，p.66.
[3].White Paper,p.137；Larry I.Bland，ed.，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3d ed.(Lexington，Va.：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1996)， p.409.
[65].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ball， p.567.
[2].同上注。
[66].White Paper,pp.156-157.
[1].Chiang Diaries，Hoover,December 30，1945，box 44，folder 13.
[67].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78.
魏德迈一回到华盛顿，立刻把他的机密报告送呈杜鲁门，建议立即给予中国军事、经济援助，并重提他以前的旧方案：把东北交给联合国“五强”——包括苏联在内——托管。马歇尔对魏的报告没有采取行动，也基于若是公布了联合国托管的方案，必会惹恼中国人的考虑，而不发表它。魏德迈气坏了，认为马歇尔因为坚决反对对华有任何军援，才压下他的报告。[190]
[68].同上注，pp.570，574，579，586。
魏德迈回华盛顿前，和蒋长谈六个小时之久。他费尽唇舌解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何以会如此的“客观原因”。可是，魏德迈并不认为自己的坦率进言不当，他也不提他预备建议美国恢复对蒋政府支持。事后，蒋以他自认就连孟子都会佩服的自制，在日记中写下在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困难和羞辱都来自自己，不能怪别人。但是“美国现无政策，又无政治家，关于魏德迈之行动态度，更可知美国之前途殊为世界人类起无限之忧虑”。[189]
[69].Beal，Marshall in China，p.222.
魏德迈率部属以一个月时间走遍中国，包括东北。他访谈各行各业人士，聆听大相径庭的意见。他也应邀向国民政府委员会演讲，出席者还有全体部会首长、司徒雷登大使；当然，蒋氏夫妇也到场。蒋事先告诉魏德迈，在这个不做记录的演讲中，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最后一分钟，他拜托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请魏德迈不要太批评(司徒没把口信传出去)。[186]同时，魏德迈觉得他必须对国民政府的过失直言不讳，否则，他打算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请他批准立即、大规模恢复美援，就不会有可信度。[187]魏德迈果真在评论时描述中国盛行的失政和贪污，蒋本身最近私底下也有同样的抱怨。魏德迈说，政府不能光靠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它必须立即改善政治、经济情势以便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出席这次谈话会的许多国民党人觉得被冒犯，但也有人说他们不禁流泪，因为他们晓得魏德迈说的是事实。[188]
[70].Bland，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p.607.
魏德迈认为他的任务关系重大，华盛顿也会认真看待他的建议。可是，马歇尔以电报向司徒雷登担保，魏德迈此行只是“临时出差”。[184]蒋听到故人要来拜访，当然很高兴。他视魏德迈为友人，也是诚实的批评者，充分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方面则宣称魏德迈到访是美国即将反转不介入中国内战的立场、预备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迹象。[185]
[71].John Leighton Stuart,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ed. 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Boulder,Colo.：Westview,1981)，p.99.
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第一周，魏德迈踏进马歇尔在距林肯纪念堂仅有数百米的国务院顶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来自国会和“中国游说团”的抨击越发激烈，指责政府在中国搞亲共政策，逼得政府要“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最近美方取消禁止美国武器售予中国，也正是回应国会压力的反应。马歇尔指出，美国政府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要求魏德迈以总统特使身份重回中国，以六到八周时间了解局势，并向白宫回报。[183]
[72].Chiang Diaries，Hoover, May 25，1946，box 45，folder 6.
五
[73].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6，1946,box 45，folder 7；Bland，Paper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78.
蒋接获捷报后，又顽固地下令守住长春一线。显然还是只想到东北南部，他写下：“若无东北，华北将不守。”但事实上，没有了东北北部，西伯利亚也在亲中共的苏联手中，东北也守不住。[182]
[74].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6月3日、6日，pp.2922，2924。
但是，作战还未终了。蒋不仅没有撤退，还从东北的东部和傅作义在华北的战区抽调九个师，联合东北南部的五个兵团之大部分部队，进攻包围四平街的林彪部队。同时，守卫长春的国军三个师突破重围南下，完成一个大钳子围上林彪攻打四平街的部队。刚刚打进市中心的共军部队这下子溃败，往北撤退，避开从长春打过来的国军。林彪再次率军退回松花江以北，又折损四万兵力。杜聿明紧追在后，但没有抢渡松花江追击。[181]
[75].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New York：Farrar,Strauss and Cudahy,1957)，p.168.
同时，在美国方面，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日益受到政治压力。国务院现在在马歇尔主持下，取消对中国的实质军火禁运，但也清楚表明，蒋政府若想要什么武器，必须自己出钱来买。每次采购皆须取得核准，手续可能花好几个月之久。抗战期间通过美国优惠贷款累积的将近十亿美元，已经用到只剩三四亿美元，要不蒋可以利用这些钱试图购买武器。[179]他本来也可以动用中国财政部囤积在上海国营行库中的黄金，但是他想保存一些预备金，可能比以前更想到说不定需要撤退到台湾去。六月十九日，解放军已包围了四平街和长春，蒋紧急和司徒雷登会面，告诉他“东北局势非常严重”。他说，在苏联支持下，中共“人数和器械都大增”。他说，他在三天前才了解到情势的严重，现在他预期四平街将会失守，长春和沈阳也将不保。他强调，“几天之内就必须”对东北作出决定。蒋似乎已在考虑立刻全面退回关内。[180]
[76].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14，1946，box 45，folder 7.
蒋立刻退却，放弃“强硬”政策。他发表个人谈话，谴责警方的行动；当被捕学生的家长申请人身保护令时，他几乎把他们全都释放，不过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和激进的教职人员已被大学开除或免职。武汉卫戍司令部侦查队队长被发现在长江淹死，显然是自杀。[177]天津《大公报》发表十四篇社论直言支持学生，不久即和其他许多报纸一起被禁。可是，有一位编辑还是跑到三所大学演讲，鼓励学生把运动推广到工商界去。[178]
[77].White Paper,p.159.
蒋决心要镇压，他的第一个严苛动作就是查封上海三家报馆，逮捕学生运动领袖。重庆警察也拘押两百人，接下来两个星期，治安人员在各大城市逮捕大批涉嫌为首人士。有些嫌犯遭到警察强行架走，有些则消失了。武汉大学学生阻止警车载走五名教授时，警察朝学生头顶上开枪，不料子弹却穿过宿舍窗子，打死了三个人。这下子全国爆发了学潮。
[7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589.
到了一九四七年中，大多数城市青年偏向结束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不论对共产党要做什么让步都好。可是，民调显示只有一小撮人依然赞同共产党主政或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学生带头的反政府示威升级成为横扫全国大学、中学的示威和罢工“潮”。[176]
[79].同上注,p.590。
但是，蒋的教训还没完。他下令山东战场半数中高级军官回到南京参加特别讲习班。委员长向这群干部第一场训话，标题赫然就是“国军将领的耻辱与反省”。他说：“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各级官长缺乏研究精神，学术荒疏。”他又厉声抨击官长和士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他似乎已经对年纪大的将领放弃希望，表示年轻军官必须向张灵甫将军等烈士学习。事后他写说已尽最大努力鼓舞、训诫、启发前线高级军官，他决定采取“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175]但是，他没有开革百名将官以示决心，其实一个也没有。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整饬部队的时候。
[80].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26，1946，box 45，folder 7.
共军四月间在孟良崮取得大胜，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歼灭张灵甫“最英勇的”七十四师三万两千名官兵。张灵甫是位“勇敢、忠诚的爱国者”，出身黄埔军校、北京大学，不甘被俘，和手下四名将领自杀。殉难之前十五天，张灵甫曾上书委员长慨叹国民党将领和军方文化的“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蒋颇有同感，把这封信传发给高级将领，它可能使得贤与不肖俱感挫折。[173]蒋在悼念孟良崮殉难英灵纪念会上表示，七十四师被歼灭“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存苟且自保之妄念……同时友军应接不力”。蒋保证将以军事法庭判明责任归属。[174]
[8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14.
但是毛泽东预备维持主动。为了强化他不惜代价拖垮国军的努力，他下令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征兵。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单在东北就征集了约一百万人入伍。[172]
[82].Beal，Marsbah in China,p.109.
五月间，林彪动员四十万大军、两百门重炮，又发动一次作战。整个东北地区的政府军全部也不过二十五万人，虽然有一百三十架P-51战斗机和少许B-25轰炸机的支援。东北之战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它不是游击战，而是庞大的多兵团部队以传统方式大对决，成败要视领导力、空中支持、部队实力、武器、弹药、后勤、情报和部队士气而定。林彪再次获得初步战果，摧毁政府军几个团，一度包围了长春和吉林。但是他试图正面攻击四平街时再度损失惨重；孙立人部队又一次把他赶回松花江以北。中共在“极罕发布的伤亡数字”中透露，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损失”十一万六千人，其中大多在东北地区。[171]
[83].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30，1946，box 45，folder 7.
司徒雷登支持蒋所提恢复美援的要求，但是他呈递华盛顿的报告强调国民政府方面士气低沉，财政、战略和后勤因素迟早都会造成全面崩溃。同一时间，东北方面的解放军因为征兵成功、苏联又予以援助，实力继续大增。政府军青岛海军司令报告，他的船只侦察到几艘苏联货轮每周载运武装共军部队及军火在烟台登岸(烟台位于山东东北端，由中共占领)。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铁路线偶尔会遭到空袭，但是苏联陆军铁道兵团派了三百人协助它运转。苏联也派医生协助扑灭解放军兵营的疫病。为了支付从苏联进口补给和器械的费用，东北的中共在一九四七年以铁路运送一百一十万吨谷物以及其他产品给苏联。可是，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一再说：“没有具体证据显示苏联目前供应日本或苏联物资给中共。”[170]
[84].Ramon H.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Fortitude，and Fricndship：Chiane Kai-shek's Reactions to Marshall's Mission，”in Larry I.Bland，ed.，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Lexington.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1998)，p.160.
此时，蒋抽空带宋美龄和蒋经国回溪口老家。他很高兴母亲王太夫人坟头“森林甚盛”。[169]
[85].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30，1946，box 45，folder 7.
四月十七日，蒋公布各方期待已久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改组，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将各占十二名，五院院长是当然委员，国民党借此多了五票。另外还有十一席空缺留给共产党和民盟。司徒雷登和美国大使馆认为从国民党提名人的阵容和立场观察，显示它“真正努力把最能干的现代人物摆到权责大位上”。名单上没有强大的军方人物，也没有声名狼藉的CC派人物。[168]
[8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18.
同时，白崇禧和国民党内许多元老非常不高兴政府决定正式废止训政。他们认为，内战方殷，冒出来的民主都不会完美，会受到操纵，因此恐怕比持续进行威权统治更糟。事实上，要蒋摆出民主姿态并不容易。宋美龄曾经告诉马歇尔将军，多年来她曾试图教她丈夫了解何谓民主，但只有“百分之二的印象”。[166]即令如此，蒋似乎真心觉得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宪国民大会产生的这部划时代的文件，十分值得骄傲，甚至进而推动党批准了新政纲，保障人人享有公民自由。此时，他对这个新理想似乎是真心诚意。但是，当学生示威和民间其他失序行为在一九四七年春天爆发开来，军事情势又转趋恶劣之下，国民党内为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提名又吵翻了天，蒋又回到他长期以来的信念——中国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民主的社会。即令如此，正式执行宪政程序，还是争取美国及国内支持重要的一步。[167]
[87].Chiang Diaries，Hoover,July 14，1946，box 45，folder 8.
三月十三日，蒋的电报姗姗来迟，指示陈仪不要对台湾民众展开报复。但是，事件早已铸成重大伤亡，引起国际抨击。司徒雷登大使递交一份批评甚力的鲜明报告给蒋，蒋晓得政治上、外交上这个祸害不小，下令成立台湾省政府，提前举行县市长选举，优先任命台湾人出任省府厅处首长，并且把若干公营企业民营化。[165]如果他早早就采取这些做法，情势或许就会相当平静。他也任命前任驻美大使魏道明取代陈仪，出任省主席。新任省主席结束戒严，废止邮件检查，重申新闻自由，开始推动地方选举。几个月之后，蒋又展现在他看来，忠诚胜过一切，即使犯了大错也不妨的心态：他任命陈仪到他老家浙江担任省主席。
[88].FRUS (1946)，vol.9：The Far East:China，pp.1295-1297.
毫无疑问，蒋下令“杀鸡儆猴”的残暴镇压有一部分归因于他清楚认知到一旦他失去大陆，台湾将是他及其部队唯一的安定避难地。二十一师立刻坐船开向台湾。三月九日，船只一在台北附近的基隆港靠岸，部队就开始对着码头上与邻近民宅里的人开枪。这些士兵下船后和警备司令部会合，照名单抓人，枪决示众。数十年后，国民党为“二二八”事件致歉，估计有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丧生。[164]
[89].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35.
“光复”已有一年半，岛内却民怨沸腾。二月二十八日，因为抗议逮捕一名女子(林江迈)贩卖私烟，爆发大乱。陈仪拍电报给蒋，把责任推到台湾精英里的亲日分子，以及反对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激进派分子头上。蒋认为，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策划的阴谋。[162]参谋总长陈诚劝他不要增派部队赴台湾，改为派遣高级官员代表团与地方士绅会谈，并改组省政府，俾能多起用台湾人。但是，由民间领袖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却要求政府撤销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蒋写下，这些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范围”。[163]但这只是并无实权的委员会在口头上的要求而已。
[90].同上注,pp.634，637。
委员长和夫人去年十月初访台湾时，觉得它十分安定。但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台湾突然爆发中国数年来最惨烈的内乱。其实，十八个月前数以千计的大陆文武官员随着新任行政长官陈仪来台接收就种下了因。他们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行政、保安官职，也控制了所有公营企业，意即原本是日本官、民企业，主宰了经济。到了一九四七年初，这些国民党官员接收或搜刮了十亿美元左右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161]
[91].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p.159.
陈立夫仍持续关心党逐渐漂离中心宗旨的趋势，他数度上书委员长，警告说：贪婪、腐败和缺乏意志力正在侵蚀国民党和国家。他宣称，有害的“外国势力”也在蠢动，显然指的是文化衰颓和西方式民权。他认为，唯有彻底扫除贪腐、不守法纪分子，蒋才能救党、救己。[159]五月间，《时代周刊》以封面故事报道陈立夫的哲学——“生命的本质即是行善”——以及他的强烈反共。[160]陈立夫的廉正之声和对蒋的忠心耿耿，正是他得到蒋宠信的关键。可是，他的改革运动却滞碍难行，因为蒋仍然相信把数以千计的贪腐高级文武官员清扫去职的时候还未到来。
[92].E.R.Hooton，The Greatest Tumult：The Chinese Civil War,1936-1949(London： Brassey's，1991)，pp.69-70；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26.
二月间，蒋把教育部长陈立夫调回中央党部，要他依据新宪法负责国大代表选举事宜。中国陷于内战，黄河以北地区一半以上被中共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办大选的确困难；但陈立夫最棘手的工作是如何挑选党员代表国民党角逐两千九百零八席的国大代表。针对这些有影响力因而可能有利可图的职位之竞争，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资深党员和高级军官，等候多年就是等这个机会攀登中央级的官位。
[93].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p.155-156.
城市经济状况恶化下，劳工骚乱也增加。劳工领袖也在言辞请愿上与呼吁终止内战的学生互相呼应。但抗议者并非就是亲共者，当中共试图吸收城市里的大批工会成员和学生时，大体上都失败。[156]蒋认为借着逼迫实业家及其他重要雇主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国民党可以把逐步升高的劳工运动转为对己有利。陈立夫奉蒋指示，率先筹组劳工领袖训练中心、成立劳工福利协会和地方民兵部队，目标在使劳工觉得国民党真正保护劳工权益。[157]有一阵子，这些做法看似就要成功，但是不久它开始与打击通胀的需求起冲突，局势开始迅速恶化。[158]
[94].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96.
同时，军事严重受挫的报告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每天上呈给委员长的报告中。蒋甚至飞到济南亲自指挥山东剿共作战，命令两个集团军追击陈毅部队，执行南北夹击战略，但是即使有空中侦察，情报工作表现拙劣仍造成大败。共军伏袭，国军惊慌溃逃，好几名将领遭中共俘虏。[151]蒋深怕这种不名誉的败绩会使“其将领更倾向守在城中”。[152]宋美龄写信给马歇尔夫人说，在这种时候蒋会走上屋顶，失望地抱头呻吟，他竟然无法下达命令、让将领奉行不渝。[153]林彪在东北的大批共军部队也再度跨越松花江，南下夺取沿铁路线若干城市，孤立了长春和四平街——直到杜聿明以十二个师的兵力反攻，把林彪又赶回松花江以北。[154]参谋总长陈诚又向民众担保，中央军将在六个月内击败共产党。[155]
[95].Beal，Marshall in China，pp.122-123；New York Times,July 20，1946，p.26.
四
[96].Beal，Marshall in China，p.145.
财政危机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军费已经失控，它消耗掉政府五成以上甚至可能高达九成的预算。[148]三月初，宋子文和委员长就战事升级及如何支应军费有“坦诚的谈话”。委员长坚持要对部队加薪饷，宋子文不肯，最后辞去行政院长的职位。他告诉贝尔，他很高兴能在国家财政坠入深渊前去职，但是宋美龄对司徒雷登抱怨：“他们拿我哥哥当代罪羔羊。”[149]蒋要宋子文下台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调查上海黄金炒作的报告指出，好几个宋的部属牵扯到“即使不是不高尚也高度有疑问的活动”。[150]虽然蒋派他出任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终结。
[97].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632，668-669.关于牯岭的描述见于马歇尔夫人给友人的一封信。
↑蒋氏夫妇与蒋经国（第二排右）、宋子文（第一排右），1946 （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9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35；Beal，Marshall in China.pp.122-123.
[99].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olt，1958)，pp.366-370; 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27.
为了对付飞腾的通货膨胀，蒋禁止外币和金条的买卖，对利率设定上限，搁置许多政府计划，把所有工资冻结在一月份的水平，订定若干基本商品(如小麦、炒菜油、米)的物价，并且开始以固定价格供应基本粮食和布料给城里的政府公务员。[146]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成效，也让蒋有相对高的满意度，但是蒋本身也说他不知道它们能否解决严重的问题。[147]
[100].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34.
可是就军事情势而言，新的一年（一九四七年）一开年就不顺。徐州总部因为部署在前线太久，以致损失两个营的美制重炮兵力；林彪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发动小规模突袭，摧毁孙立人第五十师两个团的兵力。[144]尽管一开始就遇到挫败，以及民间偶发的动乱、飞腾的通货膨胀，但蒋氏政府的受支持度和正统性都达到另一个新高。一九四六年的气氛就是：政治秩序有新宪，重建有进展，以及政府军频频告捷。某些批判的西方观察家回顾这段时期的发展得到结论：此时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达到“最高点”。[145]当蒋要求看一下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情况时，很高兴获悉纽约、伦敦和巴黎多数重要报纸都一致认为总的来说他居于上风。
[101].FEER 1，no.4(November 6，1946).
马歇尔仍在太平洋上空的途中，白宫宣布杜鲁门总统已提名他出任国务卿。蒋认为马歇尔没在离华前告诉他此一新职，是瞧不起他。可是次日，马歇尔拍发电报，道歉兼解释他也是在起程后才知道有此一人事案。蒋写下：“此事之虚实如何，可置不问，唯彼既有此一表示，可知其对余之感情有增无减，对我国当不有损害也。”[142]蒋再度证实他的确和马保持不错的关系，最后总算让马回到比较中立的位置。他相信他已巧妙地处理了另一个危险的美国经验——他认为这是他耐心、坚定的领导，加上军事上的果决，并拒绝被美国人会抛弃他的威胁吓到，所得到的结果。这股自认外交成功的心理更加重他误判的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围堵在东北北部地区；同时，政府军也可以在大型的多兵团战役中在东北南部地区及关内地区“击溃”强大的共军部队。[143]
[102].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52.
↑蒋氏夫妇与马歇尔将军及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Courtesy George C..Marshall Founfation）
[103].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8月16日，p.2996。
[104].Bland，Marshall Mission，p.229.
蒋很快地安排饯别晚宴，在用餐时两位将帅互相敬酒。根据蒋的说法，马歇尔表示对蒋的“礼遇……耐心与真诚”感动。[140]这两位内向性格的人事实上变得相互尊重，甚至有点拘谨地亲近。这位美国特使一向是个正人君子、职业军人，从来没在报告里或和部属谈话中诋毁蒋。多年后，他对替他写传记的作者说，虽然委员长“有好几次出卖他……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喜欢蒋介石”。[141]
[105].同上注。
虽然南京人人都预料马歇尔即将结束调停任务，一月七日白宫宣布他次日就要回美国的消息，大家还是觉得意外。当天下午，马歇尔发表一篇平衡的声明，责备“双方的极端分子”造成他任务失败。[139]
[10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64.
三
[107].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pp.162-163.
圣诞节前夕，两名美军陆战队员强暴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沈崇)，报界大肆报道此一新闻。五千多名青年走上北平街头抗议，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但是，当局并没有用武力驱散。上海十一个民间团体要求美军全面退出中国，甚至国民党报纸也要求严惩涉案的陆战队员。[137]强暴案发生的当晚，马歇尔偕若干幕僚到紫金山蒋氏大宅参加圣诞晚会。(马歇尔夫人已回美国。)委员长穿黑色中山装。蒋夫人则着配绿、金缎的黑色丝袍，还帮着调马丁尼酒。壁炉前一张熊猫皮大地毯得到不少赞叹，角落里也放了棵挂满灯泡的圣诞树，房间里回荡着留声机播放的圣诞歌曲。吃完火鸡大餐，还有中国的圣诞老人现身发礼物。这也是接下来的日子中，委员长最后一次的快乐圣诞节！[138]
[10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687.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中共中央指示他继续和谈，条件是蒋介石立刻解散国民大会，并下令国军部队退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停战协议生效前的防地。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停已经走到尽头。[134]蒋已成功设法让共产党把比赛变为死球。[135]十二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事先经马歇尔编辑过的一份声明，深表遗憾中国未能达成统一，但声明并未直接或间接责怪国民政府。它只说，“积极谈判”“已因共产党而破裂”。声明又宣称，中国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不会介入。但是它也两度强调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又表明，杜鲁门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声明依然“有效”——其实已明显不然。[136]
[109].Beal，Marshall in China，pp.176-177.
委员长端出他的老旧理论驳斥经济、财政危机。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的、勉可温饱的社会，即使都市经济已明显崩溃，仍可出奇地支撑非常长久的一段时日。他告诉马歇尔，中国经济的农业根基还可撑个两三年，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估计与日后事实发展果真相去不远)。他提出和马歇尔同样颇有先见之明的判断，认为不幸的是，军事手段才是解决中共问题的唯一方法。然后，他一方面预测可在八至十个月内摧毁人民解放军，不过他又表示愿与中共分治东北，反映出其令人难懂的高度乐观心态。他告诉马歇尔说，长春以南的区域最有价值，现在政府已攻克安东，实力已强大到足以坚守该地区。他宣称他不打算往哈尔滨推进。他说，北进恐会惹起苏联的危险反应。在长春稍北地方划出一条东西横贯线，实质上就等于把东北约三分之二面积的土地交给中共。[133]蒋认为他非常务实，提出这么有启发性的妥协方案。
[110].同上注。
国民大会讨论宪法期间，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蒋有一番坦诚讨论。马歇尔强调中国即将出现经济灾难。他说：“一心以武力解决事情的军事领导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空洞，别想期待美国会投入大把银子。”他有先见之明地警告，没有办法在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军队崩溃之前，消灭共产党。[131]蒋听着马歇尔讲话，腿却“转呀转的，都快碰到天花板了”。[132]
[111].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18，1946，box 45，folder 10.
国民党保守派在大会主席团居于主导多数，但是头几次会议却一团混乱。不过，代表们总算进行议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宪法草案。马歇尔也承认这部宪法草案与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的条款“合理吻合”，也援引孙中山遗教和美国宪法精神。美国大使馆形容它“合理”、“健全”、“大体民主且适合中国国情”。[130]
[112].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01.
国民大会召开，只有国民党和少数第三党派代表出席，偌大的礼堂有许多空位，想必是虚席以待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大礼堂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八十二岁的吴稚晖是委员长的老师，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先步上讲台；委员长身着配上将星的军服随后则由讲台侧方现身。他的光头闪闪发亮。令美国新闻记者惊讶的是，代表们都没有起身，且“只有温和、稀疏的掌声”。蒋向大会宣称，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29]
[113].同上注,p.701。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共和党在美国国会选举中大胜。蒋现在可以预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会制衡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蒋再作让步，他希望借此缓和外界不良印象——国民党要对马歇尔调停失败负起大部分责任。两天后，蒋下达手令给全国政府军停止作战。他也按照原定计划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指控蒋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势将制造“中国的确切分裂”，等于“关上谈判大门”。[128]
[114].同上注，p.703。
虽然中国本土的军事、政治发展都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走，即使在一九四六年秋天，蒋显然已思考到有朝一日说不定要逃难到台湾。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批准台湾自己发行台币——过去他和各省当权派斗争、追求国家统一时，这可是他极欲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在台北的某个夜里，他在日记中写下：共产党没有渗透台湾，整体而言，它是政治上的“一片干净土”。他自我期许，“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最后还不忘加上：“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127]
[115].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p.165.
自从六月停火以来，东北就没有重大军事行动。在中共一连拒绝两个和解方案的情况下，蒋下令国军攻打中朝边境的安东；国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安东。[125]可是，安东告捷当天，蒋介石夫妇并不在南京——他们飞往台湾进行首次造访。台湾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特别是它九成的工业已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原本是日本财产的主要制造和加工设施，现在几乎已由台湾省政府拥有和运营。[126]台湾发行自己的货币，它的通货膨胀虽然严重，和大陆相比却微不足道。
[11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dett Marshall,p.710.
十月间，马歇尔和蒋介石都获悉史迪威因肝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蒋下令在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曾和史迪威在缅甸并肩作战的若干美国官兵也飞来参加。约有一千五百名中、外人士在大礼堂集会，鲜花覆盖了讲坛，吊匾、挽联挂满墙，蒋介石的吊匾当然也在其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只字未提“酸醋乔”过世的事。[124]
[117].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6，1946，box 45，folder 11；Beal,Marshall in China,pp.225-22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10.
马歇尔还不死心，既然国军已攻占张家口及若干重要城市，他逼着蒋再提出新的、更大方的方案。他提醒蒋，七月初曾说过对付共产党必须先严后宽。蒋说这是没错，但他建议，只要共产党宣布派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他就可以同意无条件停止敌对行为。[121]这又是一记高招。宋美龄担任蒋和马的中间人，依据这个原则起草新方案。蒋最后接受的定稿“非常近似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要”，可能也符合蒋的期望。蒋在马、司徒力促下，于十月十六日晚间发表其内容。[122]可是，周恩来拒绝考虑中共要提什么条件，换取立即、无条件的停火。这是十天之内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支持的方案，第二度遭中共严辞拒绝、蒋则欣然接受的情况——马歇尔非常不痛快。十月二十六日的会谈中，马告诉周，周的头脑“太封闭”，“我再跟你争辩局势的种种面向，也没什么意义了”。[123]
[118].Bland，Paper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14.
十月十日，蒋发表安抚人心的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固然共产党拒绝了和谈方案，他将继续寻求通过调停、协商取得和解。[119]或许一向最知书达理的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大使主持的小组来决定如何终止作战、促成真正和平，是相当公正的好主意。但是，妥协、求和谈话并非蒋的唯一的策略。同样在十月十日当天，傅作义率领的政府军攻进张家口。国军攻城之役，中共折损约十万兵力，延安的共军也与东北共军被切断。[120]后来，委员长在宣布张家口大捷及其他胜利时，预测政府将在五个月内肃清共军部队，也确认国民大会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
[119].White Paper,p.196.
这次蒋学乖了，私底下先向这两位美国代表提起这个构想，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又很聪明地建议这两位美国将军和大使，把方案当做他们的主张提出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同意。[116]私底下，蒋全然预期中共不会接受这套停战方案；果然周恩来立刻严辞拒绝，表示这等于是叫中共投降。[117]周又送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表示攻打张家口之举能永远取消，就可以讨论停止敌对行为及其他议题。“永远”又是一个新条件，马歇尔从来没有对周恩来这么不耐烦。十月八日，他和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详述最新发展，包括中共拒绝最新的提议。马歇尔也告诉周，他看不到有任何务实的基础来继续和谈。[118]
[120].孙其明， 《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p.355-364。
蒋提议停火十天，交由司徒雷登为首的五人小组利用这段期间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国民政府委员会席次如何分配，以及公布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同时，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要决定如何立刻执行原已协商的国共部队整编的步骤，包括确认共军究竟是编入新的中央军还是复员。蒋还要求要有执行这些动作的时间表。
[12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718-719.
马、蒋十月四日碰面，蒋试图劝马打消放弃调停的念头，声称“若美国仍注意远东之局势，则必须贵特使留华完成其任务”。[114]他强调自己“待人接物之态度，即以不虚伪、不利用别人、不做损人利己之事为基本信念”，对待马歇尔也是如此。[115]根据蒋的回忆，马歇尔回答说：“对主席之推崇及诚恳之表示，极为感动。”但是，马又说：因为内战未能终止，他仍然计划回美国去。当天夜里，蒋获悉马歇尔果真拍发电报给白宫，请求召唤他回国。蒋立刻召见司徒雷登，表示他预备下令停火十天，附有若干条件；马歇尔很快就撤回了他的电报。
[122].同上注，pp.720-721；Beal，Marshall in China，pp.246-247；White Paper,pp.198-199.
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立刻停火，如果张家口遭国军攻陷，“全国势必全面分裂”。马歇尔假定如果国军不打张家口，毛泽东就会愿意接受停火；他告诉蒋，除非政府军停止进攻，中共不会参加国民大会或联合政府。[112]蒋则辩称，距北平只有二百四十多公里的张家口是国共部队进出东北的门户，必须占有它才能确保长城以南的安全。[113]马歇尔盛怒，致信蒋委员长，表示他预备要求杜鲁门总统下令召他回国。
[123].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26.
九月中旬，蒋决定在预期攻克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的察哈尔省)之后，他将向马歇尔提议停火，条件是中共同意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他认为他的军队已部署到易守的防线，他可以作出最后的姿态。假如果如他之预料，共产党拒不接受此一提议，他希望马歇尔届时终能对他们失去信心。[111]
[124].同上注，pp.724-725。马歇尔描述追悼会场景。
同一时期，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关系则依然友善，甚至亲密。有一天，马歇尔向周恩来抱怨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他又再次令人难以理解地泄漏了一个情报来源，声称美国每周定期截听“莫斯科发给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命令，以及上海方面的答复”。马歇尔向贝尔解释，他晓得跟周恩来这么一说的结果是，美国会“失去这个（情报）来源”，但是“我们反正已经知道（这个信息）了”。[110]可是，这依旧是严重失言，不过这也反映出周、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脱形迹、一派轻松。
[125].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24，1946，box 45，folder 11；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27.
当东北的秋意日益浓郁时，马歇尔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也日益恶化。马歇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讲话越来越重。他正色告诉蒋：目前唯一维系住中国不崩溃的，乃是蒋的声望，可是它已快速消失。当蒋质疑抗议昆明暗杀事件的一群哈佛大学教授哪懂得中国的情势时，马歇尔明显暗讽蒋受的正式教育有限，答说他们懂的“要比一群军校高中毕业生来得多”。[109]
[126].政府年度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3117。
到了九月，政府军已收复东北以外大多数县城和铁路线，而这正是委员长在停火后要求共产党放弃的。政府军自七月份以来的攻势，远比马歇尔预料来得成功，但这些胜利代价极高。据国军一位将领的说法，政府损失“五分之一的部队，用掉的美国供应的弹药器械，更足以装备十八个新师”。[108]
[127].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0月26日，pp.3038-3042。
根据中国大陆某学者一九九六年撰文所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四六年秋天）清楚看到，美国基本上无力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104]因此，“跟美维持名义上的（良好）关系不再有意义，只是弊大于利”。[105]马歇尔根本不察中共态度已变。他反而解释说，中共路线转为强硬，乃是“共党自由派分子失去控制力量，激进派成为领导人的迹象”。但是，他依然相信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有诚意。[106]蒋则认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会真正舍弃其革命目标，不啻“缘木求鱼”。[107]
[128].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42；White Paper，206-207.
东北以外地区的战事节节升级之下，杜鲁门请马歇尔代为拟稿，发一封信向蒋警告说：除非很快有朝向和平解决的真正进展，“必须谨记美国舆论不会继续对贵国宽宏大量”。[102]在蒋看来，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还有手段可用，对共产党却完全没辙，而他通用的手段就是——掌控美国及美国对南京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事先未宣布，就开始拒绝批准军事设施运交中国，即使中国政府已经付款的军售也不放行。[103]马歇尔告诉周恩来，他“几乎已经停止(美国政府对国军的)一切直接援助”。周对此一定颇感欣喜：他实质上已达成让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居于中立的目标。
[129].Beal，Marshall in China，pp.279，280.
二
[130].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750，765.
每天都有几百万的文字被生产：报道、谣言……纯粹想象的内幕……指控与抨击，声明与回应，洒狗血的诉求……压榨与贪污，读者渴望知道愈多愈好，左派媒体满足了这种普遍的需求……暗杀与绑架经常在发生，使报道材料永远不缺……这也让自由与左派媒体的销量明显增长。”[101]
[131].同上注,pp.750-752.
蒋在这些行为，连同当时警方严重违反人权上的责任，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扩张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勤务。这些有权势、复杂、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团体专门在搞阴谋、对立以暗地打击、报复的恶毒行动。但到了战后，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事件，新闻媒体已经能自由报道并加以谴责。就像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当时就提到：
[132].Beal,Marshall in China，p.313.
七月十八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上牯岭，新大使向委员长承递到任国书。马歇尔借这个机会“十分坦诚”向蒋谈到“无可控制的内战”已一触即发，国际舆论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颇有批评。几天之后，政府宣布两名凶手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秘密警察的低层官员。两人均遭枪决。他们究竟是出于己意犯案，还是奉命行凶(马歇尔是这么猜想)，或者是代罪羔羊，也就不清楚了。不论事件真相如何，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共大为受益。[100]
[133].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p.751-752；FRUS(1946)vol.10:The Far East:China,p.581；Levine，Anvil of Victory,p.131.
司徒雷登看待中国人的眼光是“混合着心急、慈爱和热切的乐观”。他知道委员长不能或无能力遏止贪污，是中国问题多端的主要原因，但是同为基督徒，他有信心蒋了解中国及其政府的弱点，也希望纠正它们，而且大部分能成功。他也认为中共是个合法的政党，它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薄弱、不重要”。他几乎都独自在南京寓邸里工作，偶尔才到大使馆上班(因为他并不信任大使馆)。他非常倚重他的华人秘书(傅泾波)——他从燕大带他一起上任，而大使馆官员猜测此人是戴笠手下，或周恩来的特务。
[134].Beal，Marshall in China,pp.315.
同时，马歇尔虽然坚信关键问题——国共部队整合——已经“解决八九分”，心情仍然“日益消沉”。[98]七月初，他决定向白宫建议，撤销他原本支持提名魏德迈将军为新任驻华大使的人事案，改提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斯职。马歇尔觉得中共会强烈反对魏德迈，美国联邦参议院也立刻通过这位七十一岁的《圣经·新约》学者、前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为大使。这个决定搞得比司徒年轻的魏德迈大为不痛快，因为他已经为新职添置文官衣服了。[99]
[135].Chiang Diaries，December 5，1946，box 45，folder 13.
马歇尔认为蒋离开南京是为了搁置和谈，让手下将领方便放手做事。[95]他也会定期到这处山区度假胜地停留短时，但恨透了一路行程——先搭两小时飞机，再乘四十五分钟炮艇，三十分钟汽车，然后由轿夫沿着悬崖小径抬轿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96]马歇尔在牯岭的居所，隔着一道山溪与委员长行馆相望。当马歇尔不在时，凯瑟琳每天会和蒋夫人在“令瑞士逊色”的美景下共进午餐。轿夫整天守在草坪，随时待命带她们出游。每天傍晚，“仿佛在一千零一夜的景色下”，蒋介石会和宋美龄、凯瑟琳一起在附近登高揽胜。虽然彼此语言不通，凯瑟琳教委员长玩德国象棋。她写信给亲人说，蒋氏夫妇成为她的“好朋友”。[97]
[136].Bland，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p.761；White Paper,pp.605-609.
七月中旬，委员长偕夫人离开南京、前往牯岭。牯岭位于江西山区，距政府设在庐山的训练中心不远。西方生意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自从十九世纪就营造牯岭使之成为度假胜地。海拔近一千两百米的牯岭，蚊子绝迹，远离长江流域的溽暑和湿气。马歇尔夫人和宋美龄一起到牯岭避暑。她喜爱极了。[94]
[137].Suzanne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197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54-57.
同一个月份（一九四六年九月），中共红军取了新名“人民解放军”，也不再虚构它在东北的部队纯粹由东北人组成的故事。解放军在山西、河南、热河、山东和江苏等许多地方发动有限的攻击和反攻，但是一般而言除了东北之外，政府军似乎击退了共产党。然而，中共控制了东北所有和苏联接壤的边境，火车满载货品穿梭两国。解放军也在朝鲜设置办事处，安排军事物资供给其东北部队使用，光是为此目的，雇用的火车车厢不下两千个。[93]
[138].Beal，Marshall in China,pp.333-334.
现在，停火期限已截止，蒋发动作战以打通山西的铁路线，并肃清热河的共军势力。傅作义预备攻占张家口这个古代穿过长城去往丝绸之路的门户，而且共军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即盘踞该城。[92]政府军其他部队亦在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推进。
[139].White Paper,p.218
七月十一日，刺客在昆明开枪杀死民主同盟知名领导人李公朴。四天之后，又有身份不明人士杀害另一位民盟领袖、留美回国的诗人闻一多。这下子全国各大学涌起一片抗议浪潮。美国哈佛大学一群教授也联名谴责这两起事件。马歇尔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予人以一种印象，即使不是蒋本人，国民政府也应负起责任。[90]可是，民主同盟只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冒国际制裁之风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相形之下，七月中旬发生一起三百名共军士兵伏袭美军一支补给车队的事件，五十五名陆战队员就有七人被杀。马歇尔说，伏袭“确切是共产党所为”，可是他并没有逼周恩来就此事惩凶道歉。蒋认为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若无其事”。[91]
[140].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1月9日，pp.3114-3115。
马歇尔对艾奇逊来函的批语又显示出他自己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也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近他对周恩来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但他还是认定和谈失败的责任大部分应由蒋介石及其政府负起，而且全面内战已经开始。[89]他认为，不管美国如何应对，只要没大量派出美军部队介入，共产党最终将会击败蒋介石及其部队。对马歇尔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只有：其一，毫不作为；其二，继续目前似乎徒劳无益的做法，追求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他选择第二方案。他以及华盛顿都没有人考虑第三方案：美国提供大规模物资援助给蒋，助他守住华北或长江以南。事实上，蒋本人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方案。他愿意和毛泽东分治东北，但其他部分的领土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别无商量。
[141].Bland，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p.575.
七月二日，马歇尔请教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国务卿贝尔纳斯到巴黎出差)对中国局势有何看法。艾奇逊的回复可以看出若是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改弦更张。杜鲁门在前一年十二月给予马歇尔的秘密指令，艾奇逊或许不知道，或许不记得；当时杜鲁门的态度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即使和谈破裂，美国还会支持蒋介石。相比之下，艾奇逊这份文件不仅只字不提半年前的此一立场，还建议说如果国共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可以”(could)维持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但“将”(would)结束物资援助并撤回留驻的美军部队。虽然还不够正式，或许还未经杜鲁门过目，但这个美国政策的重大翻转已反映出华盛顿的基本目标是不介入中国内战，尤其是绝大多数主事官员都不认为非共产党这一方会赢。[88]
[142].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10，1947，box 46，folder 4.
持续此一对话，马歇尔也和宋美龄有一段非正式谈话，使用同样的强烈字词。她向丈夫报告说，马歇尔“不耐烦、粗鲁……非常冒犯人……傲慢”。[84]不过对国、共双方而言，马歇尔动作有何反应，很快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蒋告诉这位美国将官，他已做了所有可能的让步，他现在要开始策划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带发动全面攻势。[85]即使马歇尔在和委员长谈话时言辞日益尖锐，共军在山东、山西的攻击行动也刺激他对周恩来直言，这些行动已“破坏他的努力”——这个警告根本没人理会。三天之后，他甚至告诉周恩来，有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在报复共产党的挑衅”。另外一次，他形容据报告的共军攻击行动“完全不可原谅”。[86]蒋抱希望忖想，马歇尔是否开始“对中共已无希望且生恶感”。[87]
[143].秦孝仪，《大事长编》，1947年1月12日、2月2日，pp.3115-3116,3133。
尽管他自己持续乐观，共军在停火期间又迭有挑衅攻击，蒋六月底在日记中自陈“此时应暂维现状，不再求军事发展”。他认为他的策略可避免和苏联冲突，又可释出政府军在广大的东北部署，又可集中力量在华北歼灭共军势力。[80]六月二十九日，马歇尔下了结论，他“已无继续谈判的基础”，他也警告蒋：如果国民政府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美国民众会“判定它因为平息不了民怨使国家陷入混乱”。他更进一步说，委员长“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81]据马歇尔的说法，这番话“对委员长起了极大效用”，蒋引用《圣经》“几乎哭泣”。[82]有意思的是，蒋本身并没提到在这个场合几乎哭出来，却记载当他告诉马歇尔他预备在十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时，马歇尔“颇为感动”。[83]
[144].Chiang Diaries，Hoover,January 4 and 5，1947，box 46，folder 4：Odd Arne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64；Edward L.Dreyer,China at War(Longman，N.Y.：1995)，p.330.
三天之后，蒋、毛分别发表再次停火之声明。孙立人奉令停止前进，并退回到松花江之南。多年之后，蒋写下，这次停火令国军士气消沉，是政府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的开始。[75]但是，即使孙立人攻下哈尔滨，中共及其部队仍可退到他们几乎已完全控制的内地，必要时也可退入苏联，军力和情势的相互关系仍将继续一面倒地有利于中共。不论怎么说，停火才宣布三个小时，五个战区的国军指挥官都报告发生共军攻击事件。共军五万名士兵的部队包围山东省青岛市，蒋要求美军运送政府部队前往青岛，马歇尔却一口拒绝。[76]根据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共军在山东发动攻击“确实是个乱源”。[77]但是，周恩来向马歇尔解释，是因为国军挑衅才造成共军以攻势报复，马歇尔似乎也接受这个说法。[78]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蒋有两个不涉暴力的行动，刺激中共在停火期间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一是蒋离开南京，一是蒋提议赋予调停小组里的美方代表有裁定权。[79]
[145].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p.65.
蒋对马是越来越有挫折感，但是他对国共之间势力平衡的了解有严重缺陷：很难以相信，他竟然认为“东北共匪主力既经击溃”。[72]国军新一军和新六军跨过松花江追击林彪，直逼到距哈尔滨仅有约九十六公里之处，从哈尔滨再往北近五百公里就是黑龙江和苏联。六月三日，蒋回到南京，与马歇尔长谈三个小时。委员长没什么耐心，不断以手指轻弹红色皮椅扶手。但是，在马歇尔没有施加太大压力下，他同意国军部队在东北停止“前进、追击与攻击”为期十五天。[73]蒋说，停火期间中共必须展现其诚意，与政府完成谈判，全面终止在中国各地之敌对行为，并且不得拖延，执行二月二十五日有关军队整编的协议。蒋并且告诉马歇尔，对共产党“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74]
[146].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3。
根据蒋夫人的说法，由于委员长“不希望她介入美国事务”，现在她努力避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事实上她在和马歇尔的对话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翻译之外，她带着书面文件和口信穿梭于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夏天下来，她和马歇尔有过多次私下谈话。尽管她在一九四三年有过和史迪威站在同一边的坏经验，她再次表示“完全同情与了解美国人的观点”。[69] 马歇尔相信她站在他这边。[70]很显然，原则上她是和马同一边，但她也替委员长工作，把马的想法回报给委员长，也可能向他建议如何与这位美国将领打交道。[71]
[147].Chiang Diaries，Hoover,February 28，1947，box 46，folder 5.
虽然委员长的想法是让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中间人——也就是马歇尔的部属——有最终裁定权，表面上这几乎是最合理的建议，周恩来却向马歇尔抱怨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会使国民党“玩各种花样来欺骗美国人”。马歇尔立刻认同这个说法，向华盛顿解释说，美国新闻界和国会对蒋的提议颇多正面反应，却引来中共针对他发动一波恶毒的宣传攻势。马歇尔告诉蒋，由于蒋的提议，他作为调停人的公正地位受到质疑。[68]
[148].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1。
林彪迅速后撤，加上白崇禧的观点，使蒋认为人民解放军只有三分之一是精锐部队，有精良的日本武器。[64]他致函马歇尔，告诉他政府军已收复长春，也重申他最近呼吁各方遵守原有一切协议的主张。他也提出另一个新方案：若出现歧见，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美国军官可以作裁定。[65] 马歇尔通过无线电，数次恳请蒋立刻停火，以便“避免先前犯错的痛苦结果”。[66]更重要的是，蒋离开南京期间，马歇尔和颇有说服力的周恩来“常常谈话”，有一次更谈了六个小时之久。[67]
[149].Beal，Marshall in China，pp.360-361，Stuart，Forgotten Ambassador,p.65.
不论蒋对马歇尔说些什么，当委员长带着身体不适的宋美龄以及国防部长白崇禧，搭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往沈阳之际，孙立人部队的装甲车没遇到太多抵抗就进入了长春城。[62]蒋委员长一行人在沈阳机场一降落，杜聿明就向委员长报告：政府军已光复长春。林彪奉毛之命，避免大型接触战，率十万大军已在前一天弃守长春、退到松花江，也就是哈尔滨前方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蒋闻此捷报甚为高兴；在沈阳城中用午餐时，白崇禧强烈主张乘胜直取哈尔滨。蒋却犹豫，表示担心马歇尔会不高兴；但最后他还是批准杜聿明越过松花江进攻共军。[63]
[150].Stuart，Forgotten Ambassador,p.72.
五月二十日，孙立人率领接受美国装备的新一军，把共军驱离四平街，往长春北撤。刚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白崇禧认为林彪部队状况不佳，他力促蒋批准乘胜追击，夺回长春。[60]蒋和白谈话后的次日，蒋告诉马歇尔，他认为此时夺回长春恐怕会失策；第二天他前往沈阳“视察战局”。虽然蒋夫人生病，他坚持要她陪他一起去。[61]
[151].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4日，p.3145。
蒋理解，杜鲁门和马歇尔原本强力且明确地支持他接收东北，但如今其坚持已消失无踪；然而连番的军事告捷却使他看不到他在去年七月间以及年底所预见的现实。当时他体认到，即使美国全力提供物资协助，如果斯大林已决心见到毛泽东在东北或是黄河以北甚至长江以北，取得大权，国民党就无赢的希望。但是现在他认为，他至少可以固守东北南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首次觉得这样的妥协可能可以令莫斯科满足 ，也符合马歇尔最近的构想。
[152].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47, box 46, folder 5.
马歇尔单独和周恩来会谈时指出，原本讲好的国、共军队在东北之比例也有可能改变：原本是国、共呈十四比一，国军居优势，现在可改为五比一。此时，东北的国共兵力其实是二比三，共军较强。虽然共军在东北的主力此时稍有撤退，他们在整体人数上仍占优势，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需谈判。[58]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利用美国和马歇尔的机会日益降低……但是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延迟内战爆发的时间。”[59]
[153].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马歇尔在南京安顿妥当，立即试图协调出另一协议，这个协议考虑到了中共在过去两个月的斩获——他认为这些结果是因国民党行动挑起刺激所致，不是奉中共之命去执行；或因共军指挥官借国军分布散而广乘隙而入。他告诉蒋，解决东北冲突最可行的方法是南京当局接受中共暂时占领哈尔滨以北并往西直抵中、苏、外蒙交界的满洲里的事实。这个提议合乎蒋本身的方案，他立刻同意——不过他坚持中共不得占领哈尔滨。[57]
[154].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2.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仍然忙着履行美方要运送总共二十二万八千名政府军到东北的承诺。五月底，最后一支部队即将成行，蒋又要求马歇尔准许美方再多运送两个军。马歇尔不允，声称若这么做，将“等同支持一场内战”。已经完成的大规模运兵行动当然有利于此一目标，也正好符合杜鲁门此时的政策。马歇尔在呈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承认，既然美国已经运送了二十多万国军到东北，其实“至为不公平”，让美国人“在此时听任他们自生自灭”。他的让步就是批准中国国防部的要求，再提供六个月的弹药补给给三十九个经美国培训、装配器械的国军师级部队。[56]
[155]. White Paper, p.238.
这项第一手报告对马歇尔丝毫不起作用。尽管他最近对周恩来说重话，但他还是将动乱大部分怪罪于国民党。不过在向杜鲁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剧本”跟他告诉贝尔的版本则稍有出入。他说，问题起于中共越来越担心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诚意(这些协议非常有利于政府)。据马歇尔的说法，接下来，自负的将领影响委员长把政府“陷入危险的军事处境”，继而让中共“抓住优势”，抢占长春，阻断国军北上。马歇尔也提到中共“有道理抱怨”国民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只说：“当然双方下层指挥官都有违反协议的小情况。”[55]
[156]. Westad (文安立) , Decisive Encounters, p.78.
或许马歇尔的确知道苏联对中共有若干援助，但故意不提它。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马歇尔告诉他，他晓得“苏联(在东北)支持我们”。[53]马歇尔很可能是通过他的破解电码人员得知此一消息，又在无意间向周提起来；但这显示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苏联的所作所为。几天之后，曾在长春遭中共逮捕、短暂扣押的《纽约时报》记者李伯曼(Henry Lieberman)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记者艾波奈 (Charlotte Ebner) ，花了两个小时向马歇尔叙述中共在苏联协助下占领东北大多数地区且很可能不会撤退的情况。[54]
[157].同上注, p.76。
乔迁次日，马歇尔在新居请《时代周刊》杂志前任特派员贝尔 (John Robinson Beal )吃午饭；贝尔在华盛顿建议下出任蒋的顾问，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蒋急需贝尔这样的人才。因为蒋不知如何与新闻界来往，甚至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和媒体打交道。马歇尔向贝尔说明局势之际(几乎可以确定是出自周恩来的主意，才有此一说明)，由于东北接收不顺利，国民党反共情绪上升，中共却更加违背一月的停火协议，抢占地盘。午餐后，两位美国人喝着古典调酒，马歇尔竟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诠释，声称由于他“找不到苏联政府(有协助中共)的明显动作”，他认为是地方上的苏军指挥官自行其是——换句话说，违反斯大林的命令，提供口粮和日军弹药给中共部队。[52]
[158].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84.
五月三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马歇尔夫妇也乔迁，搬进前德国驻华大使的漂亮官邸。马歇尔夫人在南京可比在重庆高兴多了。蒋夫人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几乎天天和她见面，隔几天就聚在一起。凯瑟琳写信给友人说，她和委员长“一见如故”，虽然他只会说“好、好……”和微笑。[51]
[159]. Westad (文安立) , Decisive Encounters, p.182.
一
[160]. Chen Lifu (陈立夫) ,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97; Time(《时代周刊》) , May 25, 1947.
这一次谈话，尤其是蒋暗示愿意把东北北部让给中共，对马歇尔起了作用。他重回住所以来，第一次跟周恩来说硬话，告诉周：委员长有关交回长春后可恢复谈判的提议，可使中共占领东北北部，乃是一项“重大让步”，但是中共的行动却“严重妨害”他说服蒋合作的努力。他暗示，倘若中共不接受蒋的提议退出长春，他将认为自己再也无能为力做调停人。马歇尔向蒋叙述这番对话经过，蒋听了十分高兴。[50]四月二十八日，苏联把哈尔滨交给中共；次日，苏联红军派到东北的正规部队正式退回苏联。
[161]. 以下两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叙述，摘自下列书中的平衡报道，Lai Tse-han (赖泽涵) , Ramon H. Myers (马若孟) , and Wei Wou (魏萼) , A Tragic Beginning: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hite Paper, p.309.
在后来的会面中，蒋告诉马歇尔，如果中共悍然违反三边协议之后美国还曲意宽容它，就不可能达成妥协。他说，他愿意谈判和东北有关的问题，但条件是中共先退出长春。这代表在国共和谈中，他第一次透露愿意讨论在长春以北设下停火线，让中共实质上可以控制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域。同时，蒋也清楚表明，早先马歇尔和美国政府已接受的原则——东北主权全归国民政府所有——是他的底线。[47]他说，“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的目的”。这正是四个月前马歇尔本人曾建议并得到杜鲁门认同的对华政策。[48]后来蒋写说，在和马歇尔交涉时，“自我国应有一定之政策，但对彼应以至诚示之”，马歇尔说不定会因而改变观点。[49]
[162].秦孝仪, 《大事长编》卷六, 1947年2月28日, p.3148。
马歇尔后来和周恩来见面时，没有批评中共抢占长春，也没责备中共的任何其他行动；周也向他担保，中共“不欲垄断东北，而希望国际合作”。他表示，中共希望停止交火、立刻开始谈判。[45]根据中共的文件，周向中共建议要向马歇尔施压，以逼蒋接受停火——必要时不惜在谈判时与美方陷入“僵局”。可是，毛泽东指示周要尽可能和美国特使维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46]
[163].“二二八”事件起因和解决的文件，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 1947年3月10日， p.3153。
马歇尔确切地提出警告，中共会利用局势占便宜，日益强大，而国民政府军事实上处于很危险的地位，防线拉得太长，兵力越来越分散。[43]蒋也提出一长串中共违反停火的事证，指控一月十三日停火以来，中共已发动二百八十七次攻击，占领十三个县、二十九个城镇。他说，占领长春、造成数千名政府军阵亡，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协议之举动。但是，蒋无法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也应该为和谈破裂负起部分责任。[44]
[164]. FRUS(1947), vol.7: The Far East, p.442.
四月十八日，马歇尔偕妻子凯瑟琳一起回到重庆；她接受宋美龄之邀来华做客。马歇尔夫妇座机在重庆降落时，气温近三十八摄氏度。马歇尔夫人说，尘土、燥热和恶臭“无法形容”。回到重庆后次日，马歇尔就和蒋介石长谈四小时，对话十分坦率，次日在黄山官邸又继续谈。[41]马歇尔责怪蒋及其政府使和平进程困难重重，他也指责说，南京政府原本有机会在东北建立和平，但没有好好把握机会。他提出一长串清单，指出蒋很差劲的顾问们犯了这些错。这些过错包括：寻求片面掌握东北，关闭共产党报馆，派战斗机侵扰延安，部队违反停火协议在中国本土调动。马歇尔形容这些都是“愚蠢行动”，无益于政府，严重时甚至会刺激中共对“政府意图的怀疑”。[42]
[165].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3月5日-17日, pp.3150-3158。
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中美关系白皮书》谈到中国时，称中共夺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止敌意的命令”，但是报告执笔人并没说它威胁到国共和谈。他们反而下结论说，此举所制造出来的大麻烦是，强化了国民政府内“极端反动派”的声势。但是感到挫折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极端反动派”，蒋介石的确必须考虑和战议题牵动的派系变化，但是一九四五年后对东北的决策却是由他独行独断。[40]
[166].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同时，毛泽东交代林彪，中共必须制止蒋介石必会做出的光复长春之举；长春现在只有聊备一格的国军部队，以及若干残余的苏联部队。[37]四月十四日，马林诺夫斯基率领最后一支部队退出长春；约有两万名八路军(现已配备新型日式枪械，也有一些大炮)，立刻攻打长春城七千名国军。绝大部分国军丧生。五百名守军在中央银行大楼建立“阿拉莫式的防卫”誓死固守，最后才在指挥官率领下，逐一冲出银行旋转门。[38]东北现在实质上已分裂为两部分：南部名义上由国民党治理，但遭中共大量渗透；北部则完全由共产党主宰。蒋命令孙立人立刻向北推进，抢回长春。[39]
[167]. White Paper, p.243.
两周后，苏联大使馆终于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红军将在四月底以前退出东北。[34]当时仍在华盛顿的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他开始相信苏联事实上没要在中国追求霸权。因此他开始不再从围堵苏联的思路去思考中国问题——与去年十二月和杜鲁门谈话时的想法大不相同。他开始觉得中国陷于内斗泥淖，最迫切需要安定。在他看来，中共最多只能被责怪在和国民党暴力相向时也有责任。[35]蒋感受到这一转变，也开始思忖马歇尔是否愿意放弃美国在华战略利益，以便安抚苏联。他也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马歇尔想在国共两军开始整编之前就提供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给共军；马歇尔也打算裁撤驻华美军总部，把美军陆战队撤回美国。蒋担心马会考虑自己的声誉，极力推动他的和平解决“大计划”。[36]
[168].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90-92;蒋介石在会议上公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18日， p.3188。
当苏联红军迅速从东北南部地区撤军、林彪部队进入之际，杜聿明所在部队也在空中支持下迅速推进，在若干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建立政府监管。国共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把共军逐离沈阳市郊，于三月十三日进城——前一天苏联红军才刚退出沈阳。蒋认为情势将“今后艰难更大”，他必须“不慌不忙，循序渐进”耐心地推动他的目标。[33]
[169].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47, box 46, folder 7.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似乎忘了东北及邻近的山东有军事危机上升之势(国共部队在山东爆发激烈新战事)。事实上，他的言谈举止俨然是调停任务已经成功。他公开宣称，国共双方“现在正在进行复员大量军队的工作，把剩下来的部队再整编纳入中央军”。他说：“我们能解决此一似乎不可能的状况，着实很不简单……如果没有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32]
[170].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ntrol of All of China,” ORE 77-48, December 10, 1948, p.2, in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Pittsburgh: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49; E. R. 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91, 94.
中国政府旋即正式要求苏联红军立刻全部撤出东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拖了二十天，硬是不答复。在这关键的二十天里，也就在马歇尔回华盛顿的三天之后，苏联秘密通知中共：苏联红军即将开始撤出沈阳、哈尔滨和其他城市——而且又表示，中共部队应紧随在后开进这些城市。[29]林彪部队因而进驻苏军已撤出的若干城市，也部署到接近其他大城市的市郊。在乡村地区，苏军打包走人之际，干脆就把行政权交给中共业已成立的地方当局。[30]中共新增大军涌入东北南部地区，不过重点仍摆在北部地区。斯大林希望在苏军最后一辆坦克跨过苏中边界之前，毛泽东至少要牢牢掌握住东北北部地区。马歇尔离开之前，周曾说明，共军部队在东北的一切调动都只是为了维系乡村地区的安定。[31]
[171].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54.
三月十一日，马歇尔在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报告之前，再度向预备前往东北检查违反停火事项的三边小组(国、共、美)代表队，出示他的指示草案。这份指示表明共军应退出“(东北)一切地方，交政府军重建主权”。这些规定符合周恩来已同意的停火协议。它们也反映出马歇尔持续相信：共产党真心要在蒋介石之下求得民主的解决；如果这个条件确立，他们自然愿意与政府合作，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并解散其部队。这次，蒋立刻接受派调查小组赴东北，以及马歇尔的指示。可是，周恩来现在却反对，调查小组的出发遂告延搁。[28]
[172]. Pepper (胡素珊) , Civil War in China, pp.242-243.
现在，距雅尔塔会议已超过一年，冷战很快朝向将在今后历经五十年不改的方向进展。三月间，丘吉尔在演讲中宣称，“铁幕”已在欧洲降下；胡志明和法国签署一项协议，确保越南将有和平、团结的未来。蒋却颇为怀疑，他在日记写下：“越南内战开始。”[27]同一段时间内，乔治·凯南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著名的长电报，讨论如何对付苏联的野心，它代表美国围堵政策的正式开始。
[173].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4月30日, p.3197。
马歇尔决定要亲自视察一番，遂在周恩来、张治中同行下率幕僚飞往华北各地，行程近五千公里，遍访十多个城市。在延安，群众夹道欢呼迎接这位美国将领，他和毛泽东、朱德进行长谈。[24]据马歇尔自己说，此行“有许多可喜的结果”。[25]同时，苏联掠夺东北的消息传遍中国，重庆及其他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苏联军队立刻退出东北。示威群众捣毁中共《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民主日报》重庆办公处。[26]群众对莫斯科方面表示气愤，而陈立夫是这些骚动的幕后策划人。后来，马歇尔认为这些短命的示威活动影响极大，并责备是它们刺激中共，中共才会改变原本对和平进程所持的积极、理性态度。
[174].蒋纪念张灵甫的演说，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24日, p.3218。
蒋介石有一切的动力去执行这些军事安排，但是他认为中共绝不会这么做，希望马歇尔能察觉他们的“欺人之手法”。[23]可是，事实上马歇尔对事态的发展立刻觉得很高兴。他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抱怨“某些派系”(显然指的是国民党强硬派)企图破坏和平进程，但是，整个一九四六年春天，他彻头彻尾相信他的计划会奏效——他认为中共会放弃他们庞大的军队和占领地区(包括他们在东北已取得的巨大优势) ，接受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从政治上争取全国的权力，只要这位国民党领袖能够让中国朝美式民主的道路前进。
[175].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47, box 46, folder 8.
根据这项整军方案，这些调整将在十八个月内予以完成，然后再开始人员全面整编成为兼容国共部队的中央军队。这支新部队将是不涉政治的军事体制——禁止一切党派的党团活动，并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22]
[176]. Pepper (胡素珊) , Civil War in China, pp.58-65, 89-93;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136, 104, 106.
二月二十五日，马歇尔、张治中(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周恩来协议分阶段裁减国共大军，包括明订在完成部队重新整编之前的临时阶段，国民政府将可在东北派驻十四个师的兵力，中共只能有一个师。根据中共这一大让步，毛必须把当时已进入东北的三十个师的共军部队，减少到只剩一个师；这个计划根本执行不来。另外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规定是，在第一阶段政府军于全国范围居于五比一的优势——也就是国军有九十个师的兵力，共军只有十八个师。
[177]. Pepper (胡素珊) , Civil War in China, pp.64-65.胡素珊只提重庆的数字。
中国民众和西方新闻界都相当欣慰政治协商会议有此一协议。[20]针对已有的进展，杜鲁门总统建议请国会维持对华租借法案方案，并指示国务院开始和蒋介石政府谈判设置美军顾问团(上限一千人)事宜。[21]美国人要担任顾问的中国部队，是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共混合整编的部队。但是，基于平衡及替共军“保住面子”，马歇尔力主美国另订一个方案训练、装备中共的武装部队。
[178]. 同上注，pp.67-68。
尽管不无疑惧，蒋认为他至少必须表现得跟周恩来一样支持新政府计划，因为周已全盘接受它们。他对一群国民党高干表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未必就会约束住已经决定要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但是他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的演讲却赞扬此一计划具有“和平、民主、统一和团结”的精神。政治协商会议为此计划进行最后投票之前，他颁令大赦“所有的政治犯”。[17]毛泽东也传话给马歇尔，称颂他的停火安排很“公平”。毛严肃地宣称：“中国的民主必须追随美国的道路。”[18]周恩来向毛报告，马歇尔曾经告诉他：他信赖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但很难说服国民党的领导人。周告诉他的秘书，马歇尔“使他想起了史迪威”。[19]
[179].1947年2月，蒋说是三亿元。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1日，p.3393。
可是，马歇尔的乐观丝毫不减。他特别欣慰由国、共双方共同推派人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它于元月底依循三人小组的提议，发表一套五项决议，制定筹组临时联合政府的框架。参加此一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都要承认蒋介石为全国领导人，但是对领导人的权力也有相当大的牵制：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半数席次归国民党，虽然国民政府主席有否决权可提交复议，但委员会可以五分之三的多数票推翻他的否决。[16]
[180].Stuart，Forgotten Ambassador,p.175
尽管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和平进程(包括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都顺利进行。二月四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事情进展相当顺利。”[14]可是，私底下，蒋对马歇尔越来越不放心。他写下：“彼对共军终持纵容态度，对我国内情及共匪阴谋并不了解，恐误大事。”马歇尔认为中共用心良善的评语，特别使蒋不安，蒋开始担心情势又像史迪威时期一般。[15]
[181].Hooten，Tumult,pp.89-90；Dreyer,China at War,pp.330-331.
让蒋更棘手的是，共产党反过头来指控国民党违反停火协议。蒋在美国人面前失去可信度，因为他拒绝马歇尔的提议：派监察员到东北调查事件经过，而中共一口就答应它。蒋担心调查团对他的限制会大过对毛的限制，毛在东北迅速发展的军力和活动在外面绝大部分是看不到的。由于马歇尔手下译电人员有能力破解蒋发给前敌指挥官的密电，马歇尔可能得知某些状况下委员长只是装着跟他合作。不幸的是，周恩来用的是“一次即丢”的密码，美国人无从破解周的来往函电。这一来，蒋和美国人的关系可能也受到伤害。[13]
[182].蒋给熊式辉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3231，3263，3281。
紧接着停火一生效，蒋就接到纷至沓来的报告，指控共军在华北、东北都有攻击政府军行径，而且有些交战状况据说苏联红军有间接协助共军。一月十八日，尽管规定国共双方停火，共军在东北抢占两座城市，其中之一是重要的港口营口。蒋现在开始怀疑马歇尔恐怕不如他所推想的会偏袒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马歇尔呈给华盛顿的报告并没提到营口被共军占领，这一点令蒋相当不安，因此蒋在日记中写下：“此时不能不作最后之决心与方针也。”[12]
[183].Hooten，Tumult,pp.89-90；Dreyer,China at War,pp.330-331；Wedemeyer， Reports,p.382.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国的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二月九日演讲，宣称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下一场世界大战也将从同样的动态下产生。杜鲁门读完这篇讲稿，大为紧张，也非常生气，命令贝尔纳斯今后不再“玩妥协”。杜鲁门还说，美国应“复建中国，并在当地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在朝鲜也应该这么做……我已不耐还要哄哄苏联”。[11]可是，周恩来在中国却继续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领导人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者，也不是苏联的盟友，而是接受其和平计划的政治温和派。
[184].Yu-ming Shaw(邵玉铭)，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06.
果然，苏联的提议开始瓦解。马林诺夫斯基正式照会重庆当局，基于“技术原因”，红军无法如期在二月的新限期之前完成撤军。这位苏联将领又再次要求把日本人在东北所拥有的一切工厂，当做赔偿交付给苏联；他估计这些日本产业有三十八亿美元之多。[9]这些挫折导致国民党内一股批判蒋经国——也暗中指向委员长处理东北对苏交涉的声音。蒋十分关心，决心从儿子手中接过来，自己负起这件事的交涉责任，再次要外交部主导对苏谈判。[10]
[185].White Paper,p.386.
蒋在日记中写下，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他可以同意对苏联作出广泛的经济退让，也可以要求美军全部退出中国。但是，“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俄军同时撤退。现只可对前一目的而为之研究，唯有忍痛牺牲，以求达到收复领土之目的”。[8]表面上，蒋在东北问题上十分坚定，也没回答斯大林所提的峰会。
[186].Stuart，Forgotten Ambassador,p.133；White Paper，p.386.
蒋盼望和苏联关系能有突破之想，很快就破碎了。一月十四日，蒋经国结束为期两星期的莫斯科之旅，回到国内。他和斯大林有过两次会谈，却没有成果。这位苏联领导人警告说，美国有自己的盘算，试图利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不准许任何一个美国军人留在中国的前提下，苏联才会告诉中共与委员长取得共识。斯大林建议，不妨由他和蒋碰个面谈谈。蒋经国伤感地向父亲报告，斯大林在东北玩花样，有他自己的一套剧本。[7]
[187].Wedemeyer,Reports,p.388.
毛泽东虽然似乎乐于同意写在纸上的任何东西，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却是现场的实际状况。他又调十五万部队归东北的林彪指挥，并且命令他把另二十万地方部队纳入其主力部队。[5]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蒋、毛分别下令给国、共部队，自午夜起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和一切部队调动，除了已取得协议的若干例外——最重要的是，政府军可以进入东北。尽管停火条件在东北明显有利于国民党政府，蒋和他的将领却认为整体而言，停火对政府“不利”。例如，阎锡山就警告说，停火只会使中共有时间重新编组和扩张。但是，蒋觉得他别无选择——要保护他和美国的关系，并鼓励苏联在东北与重庆当局合作，他需要坚守此一协议。三人小组的执行本部(包括美国人士)迁往北平监督停火状况。[6]
[188].White Paper,p.257；Wedemeyer,Reports,p.389.
↑周恩来、张群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交涉停火协议（Courtesy Albert C. Wedemeyer Collection,envelope KK,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89].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19，1947，box 46，folder 11.
[190].Wedemeyer,Reports,pp.397-398；White Paper,p.260.
马歇尔调停任务的首要目标是促使国共停火。他再次提议，有一个方法可以“承认”中共目前占领土地、控制地方政府的部队，那就是“让他们和政府军混合”，换言之，纳编入政府部队。[1]蒋一直都想要这样的安排，又大为振奋，认为他“必可信赖”马歇尔主持“三人小组”来交涉停火协议。马歇尔提议的这个三人小组，将包括国共各一位高级干部(分别为张群和周恩来)，以及马歇尔本人。[2]另一个问题也解决了，马歇尔意外地说服周恩来接受美国继续运送中央军到东北，并且规定在停火期间，中央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进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3]元月初只经过少数几次会议，三人小组就令人惊诧地达成有关军队整合、联合政府以及停火的协议，而且条件全有利于国民党政府。多年之后，蒋慨叹，马歇尔此时的立场和态度使他决定要为东北而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