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芙听到这句话睁开了眼睛，和我的眼神突然碰撞，又羞涩地垂下头。
“我可以吻你吗？”我在她耳畔轻声问。
我忍不住捧起她的脸，狠狠地吻了下去。
我意识到我已经搂着她瘦削的肩，她的头发垂在我的手上，随着汽车的颠簸轻轻扫动着我的皮肤。我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说出了一句震惊天地的话。
代驾司机适时地放起了音乐，当时响起的是《北京，北京》。
她没有躲闪，也没有改变姿势，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你还好吗？”我情不自禁扶住她的肩，低头关切地问。
汽车驰骋在空荡荡的长安街上，两边华灯闪烁，我却不知身处何地。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吻着眼前的姑娘，在路灯的映衬下她的面容恍若一副梦中的画。
汽车发动起来。黄芙喝得有点晕，靠在椅背上，用手撑住头，闭上眼睛。
我抚摸着她柔软的头发，搂着她的腰，摸得到她光洁的脊背。我的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很多年都不曾发出这种不自觉的声音。
“好嘞，您不操心，您忙您的。”代驾回头冲我挤挤眼睛，一句不妥当的玩笑，加上车里昏暗的光线，让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起来。
“跟我上去。”不知过了多久，车已经停在了我的酒店门口。我用命令的语气对她说。
“师傅，车上有女士，您开慢点。”我交代代驾。
“不要。”她头发凌乱地转过头去，胸部还在微喘着起伏。
代驾坐在前排，我和黄芙坐在后排。
“不要？我看你要不要。”我又狠狠吻了上去，手也放肆起来。
那个时间街上不好打车，我又何尝不愿意和黄芙多走一程，便没有推辞，随她上了她的路虎。
黄芙被我吻到快要窒息，我拉着她跑进了电梯。她低着头跟着我，我看得到她翘起的嘴角，笑着，一直笑着。
“你住哪里？我叫代驾送你。”黄芙说。
那一夜，我仿佛将自己默认为一个单身的少年，度过了肆无忌惮的一夜，一秒钟也不曾想起远在香港的蒋桃。
酒过两巡，时间已近午夜。
次日天亮，阳光照醒了我，身边已经空无一人。我依稀记得半梦半醒中黄芙好像有和我道别，说要赶早班飞机去出差。
如此乐观热情的女子，竟然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望着低头饮酒的黄芙，一缕头发垂在眉间，我不禁突然产生一股前所未有的保护欲。
坐在空旷的床上，我觉得有些头痛。打开手机，看到各种信息弹出来。
“身为女性，我自求不受困于三尺灶台，亦可仰望远方，与挚爱之人并肩前行。但无奈对方并不认同，反而越来越没了共同语言。”黄芙淡淡地说。
其中有一条是蒋桃的，说：“周末回来带两瓶湖南辣椒酱。”
“跑了？”我惊诧。
另一条是黄芙的，说：“早安。”
黄芙倒并不介意，举杯和我碰了一下：“我也是，自从创业以来一直全情投入工作，建设团队，找投资，忙到最后老公也跑了。”
我立刻被黄芙的信息逗笑了，我走到洗手间，顺便打量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
“终日忙于工作，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工作机器，能像今天这样坐下和姑娘喝杯酒，实属不易。”我打趣道，但随即又觉得仿佛有些冒犯。
虽已年近四十，但我平时还算注意饮食，因此并没有发福，身材还算结实。
我给她看查尔斯和哈得孙的照片，黄芙惊呼：“好漂亮的孩子！”她说孩子一定有个漂亮的母亲，我说“没有啦”，便岔开了话题。
我举起小臂试了试，看到镜中自己的肱二头肌，突然觉得，岁月这把杀猪刀对自己还算客气。
我们点了两杯金汤力酒，吃炸鸡块、薯条。“抱歉，这个点儿只能请你吃垃圾食品了。”黄芙笑道。这样的氛围自然是不聊工作的。我们一边饮酒，一边分享着彼此的生活。
****
黄芙驱车带我去了三里屯一家酒吧，高高的酒台上摆着五光十色的瓶子，白人调酒师将杯子甩在空中表演着绝技。
一周后我回到香港，蒋桃问我：“让你带的辣椒酱呢？”
“这样路上就没人敢欺负我了呀！”黄芙俏皮地说。
“什么辣椒酱？”我竟全然没了印象。
“小姑娘开这么大的车。”我说。
“你真是老了，记性差了。”蒋桃嗔怪道。
黄芙带我去了停车场，带我上了一辆路虎。
“我才不老！按照联合国标准，我三年前才刚刚脱离青年期。”我争辩道，逗得蒋桃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我带你去一个我喜欢的酒吧，里面也有食物，做得还不错。”黄芙见餐厅要关门了，起身说。
晚上我睡在蒋桃身边，突然起意，摸进蒋桃被窝。
然而当我喊服务员点菜的时候，却被告知，餐厅已经停止接单了。
我身下躺的是蒋桃，但我却满脑子都是黄芙，这让我格外振奋。
“您帮我那么多忙，我多等一会儿算什么。因为我明天又要出差，这次约不上，下次就不知要等多久了。”黄芙笑道。
事毕，蒋桃倒在我身边喘着气说：“你是吃什么十全大补药了，还是因为我说你老，你不服气了？”
“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我深表愧疚。
我在心里暗笑，心中满是成就感。
当晚的黄芙穿了一条深蓝色的斜肩连衣裙，头发散在肩上，她看见我，立刻绽开笑容，笑得鼻尖两侧皱起小皱纹，很像《月光宝盒》里刚见到至尊宝的紫霞仙子。
第二天起床，我打开手机，并没有新的信息弹出。我点开黄芙的朋友圈，看到她几小时前刚刚发的一张照片，是曼哈顿街角的一辆快餐车，车里的黑人洋溢着笑脸，将一杯咖啡递出窗外。晨曦下的快餐车亮得反光，我仿佛嗅得到那杯咖啡飘出的浓郁香气。
我心中顿时一热。
“早安，地球另一端的你。”我敲了一行信息给黄芙。
在角落的位置，有个熟悉的身影站起来，冲我招手。
“我这里已是黄昏。”黄芙发来一张路灯的照片。
跳下出租车，几近绝望地走进餐厅，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去，只剩下寥寥两三桌。
“你在做什么？”我问。
下了飞机，我拖着小箱子一路小跑，排队出关的时候我一直在用鞋尖敲击着地面，前面的人耽误半分钟弯腰取东西都能让我怒从中生，不知是因为跑步还是因为怒气，我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
“我去探望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她住在长岛。”
黄芙一直在发笑脸给我，安慰我说没关系。直到知道我的飞机晚点了3个小时，她依然表示：“没关系的袁总，您什么时候到了咱们再吃，大不了晚饭改夜宵。”
“长岛我去过两次。记忆中，过了下午4点街上就空无一人。你要注意安全。”我叮嘱道。
“登机了，但到北京就9点多了，太抱歉，今天恐怕要爽约了。”
“如果我被坏人抓走了，你会开着直升机来救我吗？”黄芙发来一个俏皮的表情。
“又晚点了两个小时，咱们晚些开始吃吧。”
我扑哧笑了，原来雷厉风行的她也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
“有一点晚点，但愿能按时到。”
“我很想啊，但有两个现实的问题：第一，我不知道去哪里找直升机。第二，我不会开直升机。”我坦诚地回答。
“我到机场了。”
“哈哈，理工男，你好可爱。”黄芙发来一个笑脸。
我一直在候机室和黄芙发信息。
黄芙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女子，可以独自拎着手提箱，今天在伦敦，明天在纽约。我想象着她独自穿行在异乡的街道，和各色人种泰然自若地觥筹交错，突然觉得她是符合我内心深处的审美的。或者说，在我的世界里，从未交往过这样的女子。
夏天飞北京的飞机很容易晚点。我原本买了下午2点的机票，结果却一直晚点。
我回想到十年前我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的画面，当时我满心都是对全世界的向往，也想要拎着箱子走遍全世界。但当时蒋桃的抗拒如同冷水，不仅浇灭了我如火的憧憬，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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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当时站在我身边的人是黄芙，她一定会尖叫着搂住我，祝贺我，和我共同期待关于波士顿的缤纷生活。
后来想想，这一个词的区别，其实早已明示着我心中有鬼。
我又为这样的假设而自责，我不该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比较，这没有意义。
我心生歉意：“今晚临时有很重要的客户要见。”说完自己在内心咯噔一下，为什么明明是“朋友”，脱口而出的却是“客户”。
黄芙此次在美国出差，一走便是两周。
蒋桃一边帮我叠衣服一边说：“孩子们周六都有课外班，原本想要周日全家去长洲岛走走，这下又只剩我们娘仨了。”
在这两周里，我们习惯了睡前对对方说“早安”，醒了对对方说“明亮的梦”。
我原本计划周一再从香港飞北京，但看到她的信息，我立刻打电话给秘书，将飞机改成了周日中午。
在其余对方熟睡的白昼里，各自繁忙地工作。闲暇之余想起她明媚的容颜，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黄芙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介绍给她投资人，她自然要答谢。距离上次见面一个多月后，她约我周日晚上一起吃饭。
周末晚上我在陪查尔斯读绘本，黄芙在和我发信息，我便总是停下来回复。查尔斯说：“爸爸，你怎么总是看手机。”我抱歉地摸摸他的头，觉得心中憋得慌，于是找了个借口下楼去了。
后来我介绍了几位投资人给她。其实我和这些投资人也不熟悉，但我就鬼使神差地为这个只喝过一次咖啡的姑娘卖了好几次人情。
我在夜晚的小区里踱步，小区的喷泉哗啦啦地流淌，头上是满天繁星。我对着星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黄芙，却只是漆黑一片。
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我7岁的姑娘的生活，是我内心一直向往的状态。努力、自由、果敢、斑斓，她活出了我想要的样子。
“突然想你。”我发了几个字给黄芙。
那次见面后，黄芙在我心中变得立体起来。有时我会忍不住翻看她的脸书主页，有穿着鱼尾晚礼服的红毯照，也有和团队熬夜做产品的加班照，有她在加州参加行业峰会的工作照，有她和队友一起划龙舟的合影。
“我想回去，又怕回去。”黄芙说，“我怕我们之间没有了时差，却依然隔着距离。”
有个词叫作“化学反应”，可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气场和火花。我和黄芙聊完，突然对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时差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是时间，是空间，将一个人始终留在我的昨日，而带不到我的今天。
那一次见面，我和黄芙聊了长达三个小时。从网络技术革命聊到视频产业，从平台化趋势聊到全产业去中心。我和这个80后的姑娘，竟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两周后，黄芙要回来了。
“你说得太对了，但我认为只有先掌握内容生产能力，才能进一步整合外部内容。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黄芙讲话尖锐，总能给我意想不到的对答。
“我要从你的昨夜，走进你的今天了。”她说。
这些充满前瞻性的言论从一个年轻姑娘嘴里说出来，变得格外有趣味。我也跟着打开了话匣子。“网速的革命的确会催生一批行业发展，包括视频。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广义的领域下，到底是做内容提供者，还是做平台？生产内容，不如整合内容，成为渠道的掌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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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正在进行整体光纤改造，今后网络速度会越来越快。网速的革命会催生怎样的产业？我认为是视频。”黄芙认真的时候是不苟言笑的。她用手指轻轻划过桌上的册子，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视频产业即将迎来黄金的十年。”
我让平时接送我的司机把车钥匙给我，我说我要自己开车。
她给我大致介绍了一下她的项目和团队：她是从英国毕业回国的，在4A广告公司做了几年，后来遇到两个志同道合的合伙人，辞职后从前年开始创业。
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年不曾摸过方向盘了。我心跳很快，不知是因为开车紧张，还是要见到黄芙。我想是因为后者。
黄芙穿着一条亮黄色的连衣裙，系了一条细细的金色腰带。莫文蔚式的大波浪头发被束成了一个丸子，露出了她精致的脸型，尖尖的鼻子，微翘的下巴。
我把车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正想要下车去大厅迎接她，但想了想，还是决定留在车里等候。
一周后，我和黄芙约在北京国贸的一家咖啡厅见面。
我在车里放了一张许巍的专辑。一遍一遍播放，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敲我的玻璃。
“太好了！太感谢你，袁总。”黄芙看着我的胸牌说。
我睁眼一看，黄芙正在距离我的脸10厘米的窗外，冲我笑。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脖子上挂了一串金属吊坠，敲窗户的时候，吊坠碰到玻璃，发出叮叮的响声。
“好啊，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不过我们通常投的都是B轮和C轮，如果你不介意，我倒也不介意分享一些同类公司的经验给你。”我不由自主就应承了下来。
我狂跳了一下午的心，在看到她的脸的那一刻，突然宁静。
真是个鲜活的姑娘。我在心中说。
我下车为她开门放行李，将她让进副驾驶的座位。
黄芙一下笑了起来，印度人式的深眸顿时变成了弯弯的月牙。
关上车门，我想要立刻吻她，却又手足无措，我索性咳嗽两声，将手指放在嘴边说，“嘘”，指指音响：“听，许巍的《旅程》。”
“黄芙，桃花岛。”我笑笑说，“有意思。”
黄芙狡黠地指指我，便把座椅调低，半躺在我身边，不再言语。
我翻阅了她递给我的宣传册，是一个强调原创精品内容的短视频公司，名字别致，叫桃花岛。
我发动了汽车，驶出机场，驶上高速，两边路上漆黑一片，只听得到风声，许巍的歌声，还有黄芙的安静无声。
黄芙就是这么猝不及防、近乎唐突地闯入我的世界的。
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回握住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一幕似曾相识，仿佛是在前世，我也曾这样握着一只手，在黑暗的路上如风奔驰。
我的目光从印刷品上移至这个人影，聚了聚焦，原来是个姑娘。我记得当天她穿着红色套裙，一头莫文蔚式的波浪长发，面孔素净，有一双深深的像印度人一样的眼眸。
那一瞬间，我的眼眶突然有一秒湿润。
“您好，我是桃花岛视频的创始人黄芙。我们现在已经融到了天使轮资金，很多投资者都有兴趣投我们的A轮，我也希望多聊几家，这是我们的融资项目建议书，您看方便的话可以约个时间细聊一下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中场休息出来上厕所，突然冒出来一个身影，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印刷品，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
到了我下榻的酒店。我把房卡放在她手里，告诉她我的房间号，让她先上去。
我第一次见到黄芙是2013年夏天，在一个TMT（科技、媒体、通信）产业论坛上。当天来了包括BAT（百度、阿里、腾讯）在内的很多领军企业的人，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去参加，我也是其中之一。但黄芙并不是来自领军企业，也不是投资者，而是站在出场走廊边上的突兀存在。
我在车里抽了一根烟。我很久没有抽烟了。
黄芙小我7岁。我后来总拿她名字打趣，说她有黄蓉的烈，又有郭芙的倔。
抽完烟我下车坐电梯走上楼，刷卡，推门。
直到遇到黄芙。
我刚进门，就被她紧紧搂住，温热的唇封了上来。
但无论怎样纸醉金迷，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清明的。酒，要喝出怎样的交情，要搞定多大的融资，没人闲着无聊和你喝图乐呵。所以无论怎样称兄道弟，身边的姑娘怎样醉倒在肩头，我都明白，大家终究只是业务关系。
她在我耳畔呢喃：“你是谁，是服务生还是快递小哥。”
白天有喝不完的咖啡和龙井，晚上有喝不完的红酒和茅台。每天都在认识新的人，每个人都带着新的项目和故事。每天面对的是雪茄吧的金丝眼镜，饭店包厢里泛红的胸口，昆明饭店的绸缎长裙。
我笑着回吻她，咬着她的耳朵轻声说：“我是敲错门的，没想到有埋伏。”
天天奔走在各个项目企业之间，听创业企业家们满怀激情地勾画蓝图，听投资者们激情满满地传递着新的想法和故事。每个早晨，人们都被梦想唤醒，每一封邮件、每一个聚会，都传递着新的信息。动辄上亿的资本，就像汹涌的河水，奔去各个产业脉络。
“我就是埋伏，你愿不愿意进我的埋伏。”黄芙低语。
我突然觉得，之前的十年都蹉跎了。什么美国，什么香港，不过是静如止水的成熟市场。而北京、上海、深圳，则正处在万马奔腾的黄金时代。
“你说呢？”我将她环腰抱起，扔在了柔软洁白的床上。
周一到周五的我，逐渐习惯了内地的生活。
黄芙趴在我的胸前，用手指划弄着我颈上的汗水。
我想，所有人到中年的夫妻，都是这样的状态吧。从爱情变成亲情，从爱人变成家人，从感恩变成理所应当。
“袁亮，我想让你知道，我无意伤害任何人。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黄芙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句。
偶尔我发觉很久没有和蒋桃亲密，于是试着摸黑去抚摸她。有时她会将我推开，说太累了。有时她不拒绝，但我也早已不再是大学时代的那个我，往往也是五分钟简单了事。
我突然一阵感动，紧紧拥她入怀。
即使是周六晚上，我和蒋桃唯一可以独处的夜晚，我也常常自己看球看到困倦，蒋桃忙完两个孩子，也是一身疲惫地上床，两个人聊聊孩子的事情，便各自睡去。
次日清晨，我睡醒。这次黄芙没有提前离开，她就躺在我的身边，长长的卷发散落在洁白的枕头上。
我能勉强维持成为一个好父亲，却难以维持成为一个好丈夫。除了夜里睡前的片刻时光，我几乎没有任何和蒋桃独处的时间。
我从身后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没有睁眼，只是抿着嘴笑着，回身把头埋在我的胸前说：“还想睡。”
我努力让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变得有质量。我想我能做到。我和他们一起大呼小叫，一起玩大富翁，也举着台灯和地球仪站在沙发上给他们讲公转自转、宇宙黑洞。
“还想睡什么？”我用被子蒙住我们。
周末是我唯一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查尔斯和哈得孙周六日都有游泳课，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睡个懒觉，煮一杯咖啡，看一会儿电视。在其余所剩无几的时间里，我会带着孩子们下楼踢球，或者和蒋桃一起带孩子们登山、看电影。
早餐过后，我距离下一个会议还有一个多小时，我问她要不要去楼下的公园走走。
每当我周五晚上回到家里，往往都已是深夜。蒋桃最初还会等我回家，后来习惯了，也不再等我，只是在客厅给我留一盏灯，然后我抹黑走进卧室，换衣服，默默躺在早已熟睡的她身边。
我很多年不曾去过公园，认为那应该是小孩和老人的专属地。
没有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固有模式，蒋桃和菲佣按照两个孩子的日程日复一日地正常运转，上课、聚会、外出，执行着各种与我无关的生活计划。
走进公园，柳絮垂在湖面上，听得到蝉鸣和老年人的广播。
当我和空姐及酒店前台人员越发打成一片时，在我的家里，我逐渐成了一个“附加品”。
“我们好像老两口哦。”黄芙挽着我的胳膊，笑弯了腰。
我的马可波罗卡很快就升级到了钻石，每当我出现在国泰航空的飞机上，空姐都会特意走过来说：“袁先生，欢迎您再次乘坐我们的航班。”
走着走着，我有电话进来，我便在一旁接电话。黄芙站在湖边，穿着白色的背心、黑色的牛仔裤，站在湖边树下，捡脚下的石头打着水漂。石头掷出的瞬间，她束起的马尾辫飞到了空中。
于是我们家也成了香港“候鸟家庭”的一员。周一到周五，我几乎都在内地出差，每周五的晚上坐晚班飞机回到香港。蒋桃平时就在菲佣的帮助下带两个孩子。
我突然恍惚不知站在湖畔的身影是谁。像黄芙，又像别的人。
“没事，不就是出差吗，家里我一个人没问题。”蒋桃淡然道。
我突然知道自己觉得她像谁了。没错，她马尾辫飞起的瞬间，好像我刚刚认识的蒋桃。那个时候，蒋桃也常常在校园中央的湖畔等我，当我喊她的名字，她就会回过头，冲我灿烂地笑起来，然后奔向我。
我对蒋桃说，这份工作会经常出差。我以为蒋桃会劝我再考虑，会告诉我孩子需要父亲陪伴。但如今的蒋桃早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嚼着薯片不肯去美国的姑娘了。她是一个务实的妻子和母亲。
我挂掉电话，轻声喊：“黄芙。”
唯一的问题是，这份工作将意味着要频繁出差。这家私募基金的办事处在香港，但投资的项目都在内地，因此我几乎每周都要飞北京上海。
那个束着马尾辫的姑娘回过头，灿烂地冲我笑，然后跑到我身边。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深深的眼窝，翘起的下巴。那么相似的背影，转过身，又是和蒋桃如此不同的面容。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接受这份工作。毕竟除了收入的上升，从卖方变成买方本身也是每个投资银行人的理想。
她拉着我奔向旁边的草坪，几个老太太正围成一圈踢毽子。她冲上去也围进圈里，毽子飞起的瞬间，她纵身跃起，从侧面弯起膝盖不偏不倚地在空中接住，踢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传给了对面的老太太。
2012年，一家外资私募基金向我伸出橄榄枝，让我做中国区投资副总监。
“小姑娘有两下子。”老太太们纷纷赞赏。黄芙冲我打了个响指，得意地努努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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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清了面前的姑娘，这是一个和蒋桃截然不同的人。她会和我整夜地聊业务，她会冲进陌生人群中踢毽子，她会一个人背着包去登雪山，她会狠狠地和我在一起，然后在清晨离开。
一切都那么顺利美好，妻贤子孝，我仿佛过上了小时候看的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港剧里阳光明媚的富家生活。
有时我会想起萨特和《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他们开放而又彼此迷恋的关系。
查尔斯6岁就成为香港中西区围棋比赛的小龄段亚军。哈得孙4岁就学会了游泳，还可以和哥哥一起下围棋。
萨特曾经这样评价波伏娃：“我觉得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查尔斯和哈得孙都令人欣慰地茁壮成长着。两个小家伙都能讲流利的中英文，不像院子里很多菲佣带大的孩子大多能讲一口菲律宾英语，却丢了老祖宗的普通话。
我觉得黄芙也是一样。
蒋桃对孩子温柔而严格。她每天都用心给孩子做精致的美食，亲自接送孩子上下校车。但对孩子的言谈举止，她要求“行如风，坐如钟”，如若在餐厅吃饭时哈得逊伸手去抓食物，蒋桃就会板着脸将他呵斥住。查尔斯跟着老师学围棋，蒋桃也会亲自看下棋录像。有一次，蒋桃夜里11点看查尔斯的下棋录像，看到气不打一处来，生生将查尔斯从被窝里揪起来，和她一起重温了录像，才放查尔斯回去睡觉。
我和黄芙不常见面。她有她的事业，甚至我不主动联系她的话，她都很少主动发信息给我。
两个孩子上学后，蒋桃又摇身一变，从学校申请专家变成了课外班专家。香港的学校在孩子7岁以前都是上半天课。蒋桃就早上带查尔斯去上各种课外班，下午带哈得孙去上各种课外班，如此往复，一周无停歇。
但每次见面，又都是那么刻骨铭心，在一个个不同的酒店的夜晚，在一张张不同的床上、沙发上、地毯上、浴室里。我一次次大汗淋漓地倒在她的身边，没有语言，全都是画面。
蒋桃不仅用心写了几千字的申请材料，还帮查尔斯预习了每一个面试问题，并且在面试当天准备了家庭相册给面试官看。于是查尔斯很顺利地进入了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两年后，哈得孙也凭借兄弟优势进入了同一所学校。
有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在香港的家中工作。突然接到黄芙的信息。
蒋桃将孩子也带得很好。香港的教育环境竞争激烈，很多内地父母面对复杂的入学机制都两眼发黑，甚至有人花重金聘请教育中介公司全程指导。但蒋桃将各个学校官网上的每行字都仔细研读过，手绘了各个学校的面试时间表，并且和家里有孩子的邻居们没日没夜地切磋探讨，来香港没多久，就成了当地的学校专家。
“我在和一群投资人喝酒。来了几个特别能喝的，我估计今晚要破纪录了。”
蒋桃很快成了邻居太太圈里出了名的持家典范。每天上午孩子们去学校后，总会有别家的太太来找蒋桃取菜、学烹饪，甚至还有太太把自家的菲佣派到我们家学手艺。蒋桃每次做了拿手菜，比如口水鸡、煎饺，总会分装成很多份，分送给邻居们。
我皱了皱眉头，回复她说：“少喝点，场面上的事儿都是假的。我对你才是真的。”
蒋桃还很会做点心，她从美国带回来很多模具，能做出各种形状的饼干，还会在中秋节的时候自己做冰皮月饼，端午节的时候自己包粽子，元宵节的时候自己包元宵。查尔斯所在的国际学校每到逢年过节就会组织班级派对，蒋桃总能亲手给一个班的小孩都做出巧克力曲奇饼，上面还配着一颗新鲜树莓。
半晌过去，黄芙回了一句话说：“好希望你在这里。袁亮，我爱你。”
邻居们见蒋桃去菜场去得勤快，又善于挑拣，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托蒋桃帮她们捎菜，常常一捎就是20斤，家里没雇司机，她就用两只纤细的手拎。
这是黄芙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我的心里狠狠地咯噔了一下。我想披上衣服冲出门去，沿着街道一家一家酒吧去找她，然后拉着她的手飞奔着离开，在街边人声鼎沸处将她拥入怀中。
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已算宽裕，但蒋桃还是喜欢坐公交车去香港仔的当地人开的菜市场买菜。我办公都用英文，始终没有学会广东话。但蒋桃来了一年，就在菜市场阿公阿婆的实战操练下，不仅学会了广东话，还会了不少俚语。
但我在香港，她在北京。蒋桃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陪查尔斯念书。我甚至不能给她打电话，甚至不能多看一眼她发来的信息。
这让蒋桃的心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和了。不同于在美国时候的形单影只，她在香港的院子里很快结识了几个有内地背景的太太，几个太太每日一起送孩子去校车站，一起讨论孩子的课外班。
那夜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黄芙那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蒋桃带着两个孩子，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家里。香港在某些角度和日本很像，男人在职场上腥风血雨，女人在家里相夫教子。在我们住的小区里，女人大多是不工作的，到了白天，院子里都是女人、孩子和菲佣。只有晚上和周末能够看到行色匆匆的男主人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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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便决定要在这里置业。我付了五成首付，买了一套1600平方英尺（约150平方米）的四居室。当时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但十年后回头看，当时真是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个楼盘十年后成了港岛最宜居的小区之一，房价翻了四倍，这都是后话。
我有时会思考，是不是所有的爱情，终将变成亲情。
当时，三岁的查尔斯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哈得孙在无边泳池畔的喷泉里奔跑，哈得孙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喷泉泉眼上，水花从他屁股四周喷溅出来，哈得孙一边拍水花一边发出嘎嘎的笑声。
每个周末我看着蒋桃在厨房切水果、煮咖啡的身影，我确定，我还是很爱她，分毫未减。只是这种爱，不知何时已从激情和爱情变成了一种笃固而综合的感情，里面有信任、有感激，像亲人，又像同侪。
后来我们在港岛南边看中了李泽楷开发的一个高端楼盘，依山傍海，院子里有四个游泳池，会所里陈列的都是精致的艺术品，出门便是草地海滩，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白人，还有奔跑着的千奇百怪的狗。
每晚临睡前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蒋桃，但我脑海中最后一个想到的人却是黄芙。
2010年，初到香港，我和蒋桃住在坚尼地城的酒店公寓里，公司每月报销4万港元房租。但两室一厅的公寓不足700平方英尺（约65平方米），一家四口难免局促。于是我们就开始满香港看房。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蒋桃，但抓起手机，讲的第一句话是发给黄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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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觉得愧疚，因为在我心中，蒋桃和黄芙仿佛是两个平行的轨道，安静地延伸在永不相交的时空中。
却不曾想，在看似波澜不惊的中环，却迎来了我人生中最波涛汹涌的十年。
我和蒋桃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把我们一家四口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盯黑色的指数屏幕盯得久了，转头就能看到蒋桃和孩子们灿烂的笑容。这也许是我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是我认为我为之奋斗的一切。
而我和黄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袁亮。
我再次踏实地坐在了明亮的办公桌前，成了一名投资银行另类资产投资副总监。
我甚至有时会思考最先进的婚姻制度应当是怎样的。我相信每个男人都在某一刻怀念过一夫多妻的传统旧俗，并且相信那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结构。但理性告诉我，一夫一妻是更稳定并符合现代人口比例的制度。
美国市场已经“尸殍遍野”，亚洲却并未受到太大冲击，香港的街头巷尾一片祥和，就像中环的海面一样平静。
但我始终认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最终极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无法预见的未来，终有一天，人类会进步到下一个阶段，人类心智更加成熟，婚姻组合会有更多可能性。
数月后的一天，拖着七七八八的行李，我们就像逃荒一样站在了香港机场熙攘的人群中。我的未来，从此将和这座崭新的城市关联起来。此情此景，像极了我当年带着蒋桃第一次落地美国的画面。不同之处在于，我的怀中多了一对孩子，我的兜里装着100万美元。
但我有限的思维却无法具象，那样所谓的终极社会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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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是啊，中国除了内地，还有香港啊。
我心里一直坚信的“没有想要伤害谁”，其实只是在想，“没有想要伤害蒋桃和孩子”。
“你们不都把中国叫大中华区吗？大中华，怎么不容你一个家。”蒋桃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在向怀中的孩子念叨。
因为在我的剧情里，我和黄芙是一条战壕里的伙伴，一起在资本市场冲锋陷阵，一起保护着共同的秘密，一起期待每一次相聚，一起在一瓶瓶红酒和一滴滴汗水中看到最真实的对方。
我抬头瞪了她一眼，心中愤然。我并不是排斥回国，而是我无法接受将回国作为一个消极的退路。假如我开始往后退，心中仿佛总有一个恐惧的疑问，若有一日，退无可退该如何？
却不曾想，黄芙原来也是会受伤的。
蒋桃一边给怀里的小哈得孙喂奶，一边抬头对我说：“老公，不然我们回国吧。”
黄芙是那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我对她没有什么隐瞒。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无比焦灼。我有养家糊口的压力，而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被裁掉，是肯定找不到下家的。美国的局势越来越糟，被裁员似乎是早晚的事。
黄芙知道，我无论在哪里出差，每个周五一定会赶乘末班机回香港。
所幸，在那个黑暗的周末里，美联储选择救助我所在的投资银行，我们没有变成丧家之犬。而就在我们不远处街对面的另一家顶级投资银行，从此永远消失在了华尔街上。
黄芙知道，我带着蒋桃和孩子们去澳洲参加夏令营。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周一自己的公司是否还存在。
黄芙知道，我在我们共同有来往的一个慈善基金会认捐了100万元，用的是蒋桃的名字。
我所在的投资银行也很快陷入了危机。我还记得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并没有被辞退，但纷纷将桌上的东西整理好，放进纸箱。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周一是否还能来公司上班。
她不曾问过我的过去，更不曾好奇过我们的未来。
2008年3月10日对于纽约华尔街上的职员们来说，只是又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拥有85年历史、3504亿美元资产、180亿美元现金，并被视为华尔街象征之一的贝尔斯登公司，竟然瞬间不复存在。而从这一家公司的倒闭开始，华尔街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她曾经和我分享过她的人生哲学。她说，她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后来我常跟新入职的年轻人说，除非亲历，否则你无法体会金融危机期间那种恐慌与绝望。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金融危机来了。
“我认为人终归是孤独的。”黄芙说，“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或替代你，也没有谁能够承诺陪谁到最后。”
这的确是个瞬息万变的世界。2009年，我收获了第二个孩子，却丢掉了工作。
“那乐观又如何理解？”我问。
蒋桃躺在床上，微笑着，望着我抱着小哈得孙站在窗前，给他看窗外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只是不指望别人。但让自己快乐，过得好，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呀。”黄芙冲我挤挤眼睛。
2009年春天，蒋桃又生下第二个男孩，跟着老大查尔斯的名字，老二亦以河流命名，叫哈得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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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查尔斯两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蒋桃告诉我，她又怀孕了。我知道她喜欢孩子，她也能够把我们的孩子照顾得很好。我将她拥入怀中说，老婆，辛苦你。
2014年的圣诞节，北京满街银装素裹的灯饰。
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两年。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中，逗孩子，蒋桃端上热腾腾的饭。美国金融市场就像一座金山，我手里的账目越做越大，年底的奖金让我和蒋桃都瞪大了眼睛。蒋桃捂着嘴尖叫，和我笑倒成一团。
圣诞节不是公众假期，国内照常工作。我和黄芙肩并肩走在长街上，两侧树上闪烁着星光，长街恍若狭长的银河。
有了孩子这个坐标，时间就像落叶般飘走。我们看着他牙牙学语，看着他扶着椅子撅着屁股站起来，一摇三晃地走向我，跌倒，嘴刚扁起来，蒋桃便将他抱起，狠狠地亲在他脸上，他脸上还挂着泪珠，便尖叫着笑出了声。
黄芙往前跑了几步说：“好美啊。”然后回过头，俏皮地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向我求婚，就站在这条街上。你就说，女神嫁给我吧，然后打一个响指，让这整条街都像现在这样点亮！”
她变得前所未有地投入和平静。每天夜里，只要孩子哼一声，她就会像弹簧一样一跃而起。她奶水不多，为了追奶，每日给孩子喂十次母乳。原本不爱出门的她变得爱出门了，每日推着孩子在附近的公园踱步，微笑着看着孩子坐在婴儿车里好奇地望着外面的世界。
“好，那时整条街的人一定都会惊讶地停下来，然后为我们鼓掌。”我微笑地对黄芙说。
从那一瞬间起，蒋桃仿佛解开了人生的封印。从此，她的身份不再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曾经在哪里工作的谁，而是查尔斯的母亲。这成了她的第一身份。
那一刻，我的眼神停在黄芙身上，那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画面，我相信一定在宇宙的另一个时空正在上演。
蒋桃生孩子的时候我在产房。我记得她满头的冷汗，求助的眼神，疼痛而用力的嘶喊。我记得医生将血淋淋的孩子递给我，我竟手足无措，不敢接过。我记得我颤抖着剪断他的脐带。我记得蒋桃双手接过这个皱巴巴的孩子，放在自己洁白的胸前，闭上眼睛，露出笑容。
然后我的电话响了，是蒋桃。
之前会恐惧时间过得太快，抓不住。但有了怀中这个宝贝，时间便有了新的坐标轴。仿佛从零开始，每一分每一秒，伴随着孩子的啼哭和欢笑，都变得悠然静好。
她说查尔斯病了，接着传染了哈得孙。哈得孙身体弱，发烧后竟然惊厥了起来。
蒋桃她看着怀中粉嫩的宝贝，笑起来眼角有了真实的皱纹。岁月是奇迹，当年在学校里被我多看一眼都红了脸的姑娘，如今竟然成了我孩子的母亲。我想，此刻她眼中的我，也一定是个嘴角有了法令纹的父亲。
“袁亮你快回来，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蒋桃的声音将我瞬间拉回现实。
我给他取名叫查尔斯，因为当时正值夏天，我忆起查尔斯河畔，绿树成荫。
“你怎么不带他去医院？”我问。
2006年，蒋桃在纽约上西区的医院里生下了一个男孩。
“你忘了，今天是圣诞啊。医院只有急诊，我怕孩子排队折腾一番会更严重。谁知道他竟会惊厥，抽了足足十几秒，袁亮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蒋桃带着哭腔重复着。
这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计划。
“你坚持一下，叫菲佣跟着你，孩子惊厥也很常见的，不要害怕，我搭最快的飞机回去。”我嘴上安慰她，心中已乱如麻。
而她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生一个孩子。
正在此刻，黄芙脚下绊了一下，她情不自禁“哎呀”喊了一声。
她终于开始接受长期居住美国的事实，开始表示喜欢上了美国清简的环境，开始正经计划自己以后的生活。
“谁在你旁边？”蒋桃问。
在我们初到美国的时候，她还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回中国的，买咖啡机的时候她会因为“国内电源不通用”而不肯置办。但随着我找到工作，她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她也便不再提回国的事情。
“路上不认识的人。”我慌忙搪塞。
2005年，我毕业后带着蒋桃迁往纽约。这次迁徙蒋桃不再像上一次反应那么大，很顺理成章地跟着我来了。
我看到黄芙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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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佣今天休假出去了。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先不和你说了。”电话那边传来忙线声，我呆站在长街上，面前的火树银花，还有黄芙，全都没有了颜色。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蒋桃，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之后我一直在打电话联络机票，和蒋桃沟通医院的进展，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被黄芙带上了出租车，然后又怎样回到了酒店房间。
面试完走在纽约第五大街上，突然觉得原本遥不可及的那些华丽的房子和商品都变得亲切起来，我看到自己年底加上奖金会有上百万元人民币。百万富翁这个目标，我一年就可以达到。那么以后，我还会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秘书帮我抢到了次日清晨的早班机票，我把出票信息发给蒋桃，听她说哈得孙住已经进了病房，查尔斯也被菲佣带回了家，我这才舒了一口气，一头倒在了床上。
10万美元，这是我父母用了一辈子也没有攒出来的一笔钱，从这一刻起，他们的终点，不过是我的起点。
黄芙始终默默地待在我身边，低头玩弄着手机。看我忙完了，她说：“你明天要早起，我回家去住吧。”
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人更容易成功。读MBA的第二年，我没日没夜地投简历，面试，最终在距离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拿到了一家顶尖投资银行纽约总部的聘书，做衍生品交易员，年薪10万美元，奖金另计。
我抱歉地起身抱了抱她，说：“宝贝，对不起。害你没过好这个圣诞节。”
读MBA的两年，我的心里一直是有负担的，我背负着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借款，背负着蒋桃为我做的牺牲，背负着像鞭子一样的梦想。
黄芙一如既往地包容地笑笑说：“孩子没事就好了。”然后裹上大衣和围巾，独自起身离开。
我在心中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证明今天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我想要去送她，但我知道，在酒店护送一个女子出门，终究是个不明智的行为，于是只开了一条门缝，冲她招招手，看她在走廊上远去。
我看着蒋桃围着桌台忙碌的身影，突然一阵歉疚。
次日凌晨5点，我起床奔向机场，到了香港直接打车去了养和医院。
蒋桃就一直微笑着站在旁边。她是英语系毕业的，但却并不健谈。即使是别人问她问题，她也只是笑着点点头，然后示意对方多吃点。后来大家吃完，便坐在沙发上打开啤酒，聊起了学校的事情。蒋桃一个人在旁边默默地收拾着残汤剩饭。
我看到蒋桃正在病房给哈得孙讲故事。
后来白人同学们吃得赞不绝口，一直大呼之前吃的都是假的中餐。还有同学吃了一口芝麻汤圆，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睁大眼睛问蒋桃：“你会变魔术吗？你是怎么把芝麻变到汤圆里面的？”
“现在体温是37.5度，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再观察一宿，控制好体温，就可以出院了。”蒋桃抬头对我说。她穿着一件灰毛衣，头发贴在头皮上，戴着眼镜，眼睛和脸都发肿。
有一次，我们系的白人同学们听闻我有个会做饭的老婆，便张罗来我们家聚会。蒋桃把这当成了一件大事，一件帮助我在“主流圈子”确立江湖地位的大事。她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菜谱。她做了一大桌中国菜，从糖醋里脊到宫保鸡丁，一应俱全。
“你昨晚休息了吗？”我问蒋桃。
时间久了，中国同学圈子里都知道“嫂子贤惠”，常有人来蹭吃蹭喝。蒋桃也喜欢有人来家里做客，每到周末还主动包饺子让我招待大家。
“在病房沙发上凑合了一宿。”蒋桃笑笑。
课间休息，我打开背包，看到蒋桃用铁皮饭盒替我准备的盒饭，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米和肉，那才是我熟悉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走上前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拍了拍。
我每天背着书包奔走于校园的各个教室，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看教授气定神闲地授课，周围都是满脸写着自信的白人同学。有时我会瞬间恍惚，不知身处何地，仿佛自己是在一部美国电影里，坐在这里的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自己。
当天晚上我让蒋桃回去照顾查尔斯，我留在医院陪哈得孙。
她便专心料理生活，每日坐着地铁去中国城买菜。之前那个五谷不分的姑娘，如今对每种食材的价格如数家珍，围着超市绕一圈就知道今天哪条鱼贱卖了，哪种菜涨价了。之前那个开水壶都拎不动的姑娘，如今一个人可以拎着10斤的大米，穿过半个冰天雪地的波士顿。
养和医院楼下是香港赛马会，当天晚上恰好有比赛，直到深夜依旧传来意犹未尽的人们嬉笑着经过的声音。
蒋桃拿着F2陪读签证，不能工作，也找不到工作。在中国价值连城的北大文凭，到了这里一文不值。
病房内外，隔着一个世界。
我和蒋桃住在600美元一个月的学校宿舍里，交着一年5万美元的学费。之前每月赚几千人民币那么不容易，如今着实体会到了花钱如流水的滋味。
我躺在狭窄的沙发上，听着身边哈得孙偶尔急促的咳嗽声，想象着昨夜蒋桃是怎样一个人将两个孩子带到医院，又在这个沙发上度过了怎样不眠的一夜。
在美国的日子没有像《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么苦，也没有美国大片里那么五光十色。不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朝阳升起，醒来的都是同一个自己。
那一瞬间，我突然第一次感到歉疚。或者说，是疲惫。
2003年秋，我带着蒋桃来了美国。
风花雪月，是生活游刃有余的人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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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中默念。
之后几个月，我和黄芙的联系变得少了起来。
美国，我来了。
2015年下半年，中国A股猝不及防地从高位疯狂急坠，我也变得忙碌起来。毕竟，对男人来说，工作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空旷的纽约机场里，我和蒋桃靠在停机坪的落地窗前，她枕在我的膝上睡觉，我觉得很冷，但胸中又燃着火焰。这6个小时，我就望着窗外从漆黑到鱼肚白，看着西半球的朝阳出现在停机坪的尽头，照亮了一个明澈而崭新的世界。
我们的基金在二级市场有着不小的仓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和投资人沟通、解释，监管层也频繁向我们发起调查，让我疲于应对。
但便宜总有便宜的理由。我们从北京飞波士顿，在东京和纽约一共转机两次，其中在纽约的逗留时间长达6小时，而且当地是深夜。
一次午夜重看《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台词让我感到恐惧。“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一味坚持她的权利，她的权利就是你的爱，而你给不了她；另一个奉献自己，一无所求。你会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可怕的悲剧。”
我记得当时在签证处门口，收到了票贩子们塞在我手里的厚厚一沓打折机票传单。后来是蒋桃照着上面的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询问，找到了最便宜的机票。
激情散去，心中仍爱，但更多的却是沉重的不知所终。
她告别了家人、朋友，办了停薪留职，随我登上了飞往波士顿的飞机。
我几次到北京，也没有主动联系黄芙。
蒋桃成了我名正言顺的妻子。
其间我和黄芙只见过一次，是黄芙的生日。
蒋桃抬头望着我，眼里一片闪烁。
我买了一块百达翡丽的钻表送给黄芙。当我付款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给蒋桃送过如此昂贵的礼物。
现场的同学们一片起哄，我索性奔下台，也爬上蒋桃站的餐桌，搂着她纤细的腰对大家说：“再过几天我们就去美国了。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袁亮今天发誓，一定要给蒋桃幸福，永不相负。”
我知道，不论是蒋桃还是黄芙，都不是那种需要用物质取悦的女子。
蒋桃在台下抹了一把眼泪，不知是笑的还是哭的。她拎着裙子踩着椅子站到了餐桌上，也举起一瓶二锅头，冲台上的我喊：“老公！我爱你！我跟你一辈子！”
中年男人和女人都是一座座孤岛，自给自足已是不易，还能时不时互相温暖就是荣幸了。无关爱情，无关财富，义气大于柔情。
“什么一半，滚！”我笑着把他踢下台，举起二锅头，用喝可乐的玻璃杯倒了一满杯，一饮而尽，继而将玻璃杯砸在地上，大喊：“老婆！我爱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但我情愿在我和黄芙的关系中增加一些物质的成分，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加简单，符合社会广义的情人模式。
“袁亮，你今儿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你怎么表示一下吧！”庞冠说。
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和黄芙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出路。但潜意识里，我很怕自己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
台下的同学们早就笑岔了气。
我明白，现在的状态终究不是可持续的，这样的状态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被打破，我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些，但我却不知如何做。
“袁亮这厮当初是怎么追到蒋桃的？他四处散布谣言说我得了肠癌，结果人家蒋桃好心来探望我，却被袁亮截了胡！”庞冠举着麦克风大喊：“我今天要正式澄清，大爷我得的不是肠癌，是痔疮！”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迂的，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酒过三巡，我对黄芙说。
敬酒结束，双方父母都出门去送亲戚了，屋里只剩下大学同学，庞冠顿时原形毕露。
“其实我也不知道。”黄芙咽下一口酒，然后望着我，默默不语。
庞冠是当天的司仪。整个仪式他都主持得煞有介事，催人泪下，让两边父母坐在台下满脸欣慰，我妈后来还一直念叨庞冠是个好小伙儿。
那晚黄芙说她不胜酒力，从餐厅出来便打车离去了，并未随我回酒店。
而如今她已是我的女人，经官方认证了的，我的女人。
后来餐厅服务员追出来说我忘了东西，打开一看，我心中一沉，是我送黄芙的百达翡丽。
让我再选一次，我追的人还是她。
一顿潦草的晚饭，竟成了我和黄芙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在敬酒的时候还会回头瞄一眼身边的蒋桃，前凸后翘，唇红齿白。在其他女同学的簇拥下，我仍然觉得她是最美的那一个。
那以后又是两个多月，我和黄芙偶尔联系，再未见面。
我俩的礼服都是从五棵松的地下商店买的，蒋桃穿了一条白色的鱼尾裙，简单而显身材。
2016年1月1日，我过元旦假期，在香港家里温暖的床上苏醒。身边的蒋桃早已在屋外忙碌，客厅传来电视机里动画片的声音。
我和蒋桃的婚礼是在北京一家湖南菜馆举行的，请了五桌客人，除了远道而来的父母和个别亲戚，几乎都是大学同学。
我翻了个身，打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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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黄芙熟悉的头像发来了信息，我心中一跳，赶紧点开。
“算数！当然算数！”我拖鞋都没顾上穿，光脚几步冲到蒋桃面前，紧紧拥她入怀。
一共有两条信息，第一条说：“袁亮，新年快乐。”
“袁亮，我想好了，我愿意和你去美国。你说结婚的事情还算数吗？”蒋桃仰头看着我，嘴里微微喘着气。
第二条说：“我要结婚了。”
我怔着站起来，看着门打开，蒋桃出现在那里，瘦瘦小小的身影背着一个旧书包，孤零零地站在漆黑的走廊里。
我心中一沉。
就在这个时候，门锁响了。
关于我和黄芙的关系，我做过很多种假设。我想象过我们经历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后重新组建家庭。我也想象过我会伤害黄芙，想象过黄芙的泪眼和哀伤。我也想象过平静地相忘于江湖，多年后在街角重逢，对彼此微笑。
我抱住自己的头，把脸埋在膝盖上，想去找她，却又动弹不得。
但我却没有想到，在我们还若即若离的时候，黄芙竟然就这样甩给我一句话，要和别人结婚了。我突然有一种受到羞辱的感觉。
我知道蒋桃此刻在哪里，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她。因为我心中有个问题，那就是我如若强行拖着她往前走，又能拖多远。
我自认为对黄芙也是一片真心，她的容颜几乎占据了我每个临睡前的脑海。
而我才刚刚看到一个梦想的萌芽，她就已经站在原地拒绝迈步了。
但也许在她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过是个游戏。
我多么希望有人能为我的梦想而欢呼，站在我的身旁共同奋斗。我多么希望十年后的我们能够共同站在镁光灯闪耀的地方，自信地相互微笑，执手前行。
她不仅不需要我对她负责，不仅不会寻死觅活地挽留我们的关系，甚至不觉得我们的关系需要一个解释。
我突然觉得邓颖超的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开始怀疑我和蒋桃是否真的合适。
她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她要结婚了，不知道是和谁，更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
“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
再也许，当我欣赏地望着她独立的背影穿梭在全世界，我就应当有预感，这样的女人，是应该送给我这样的结局的。
但想到之前付出的血汗，想到波士顿湛蓝的天空，我又问自己：“麻省理工学院，又有谁会拒绝呢？”电视里的晚会上正在朗诵邓颖超的《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和谁？”我问。我只敢问和谁，却不敢问他们是何时开始的。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
“他也是做投资的。我准备和他搬去上海生活了。”黄芙一个“也”字，又一次刺痛了我，仿佛将我那一点点的特殊性也残忍地剥掉了。
我每天回家在开门的前一刻，都希望打开门能看到蒋桃坐在温暖的台灯下，但迎接我的却总是一片漆黑。
“你会祝福我吗？”她问。
当晚大吵之后，蒋桃搬去了她的朋友家。
“当然。”我迟疑片刻，敲下违心的两个字。
“蒋桃，我们是要在一起的，不是吗？”我憋了半晌，带着哭腔说。
“谢谢，我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黄芙说，“你是个很好的爸爸。”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空气凝固。
我原本还想多问几句，或者约她见面，但我最终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口。我把手机丢在一旁，闭上了眼睛。
我怔住，竟被她呛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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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桃冲我声嘶力竭地喊：“袁亮你为什么这么自私，为什么要我为了你的梦想放弃我喜欢的生活？”
2016年对我来说成了空前黯淡的一年。2016年1月1日，我失去了黄芙，而这并非最痛的失去。在之后短短几周内，我又失去了我的工作。那一刻，我才真的坠到了谷底。
蒋桃说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就喜欢自己的小出租屋，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
股市在2015年下半年从5100点跌倒3300点，到年底已经开始回暖反弹。谁知道2016年开年后，股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狂跌，在一个月内坠至2600点。
我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我去了美国可以赚更多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美国人……
这新一轮的狂跌，将许多人最后的一线生机也彻底碾碎了，包括我。
我和蒋桃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一次争吵。
我所在的基金之前上了杠杆，一月份新一轮下跌开始时，我们开始急撤，但无奈基金规模太大，想卖的时候发现大量仓位都卖不掉。
“你真的不想去美国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1月末，最坏的情形出现了。
她烤焦了一条鱼，拿锅的时候又烫到了自己的脚。
我的基金和半年前相比回撤了20%，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数字。
之后两三日，蒋桃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
而监管层则将我们视作在股灾中大量抛售的始作俑者，也将我们拉进了黑名单。
“袁亮，你知道吗？你的给予，对我而言也许是失去。”蒋桃伸手抱住我，在我的耳畔呢喃道。
对内对外，我两面不是人。我意识到，这次股灾总要有一些人出来背锅。我，毫无疑问地成了其中一个。
“宝贝，你怎么了？”我捧着她的脸问。
1月29日，我别无任何选择，向美国总部递交了辞呈。
待我起身想要脱掉她的衣服，却见她已满脸泪水。
那一年，我42岁。
我抱她到沙发上，将她摁在身下，疯狂地吻她，一遍一遍说：“嫁给我，蒋桃，你嫁给我。”
人说四十而不惑，我却困惑到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后来我喝多了，蒋桃也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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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自顾自地说，蒋桃只是一直夹菜，默默喝酒。
库伯勒·罗丝认为，人面对痛苦会经历五个阶段，即否认、愤怒、协商、消沉，最后才是接受。
“蒋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的前三个阶段，都在2016年1月底之前集中体现了。我也和监管层拍过桌子，在电话里向美国总部的人咆哮过。后来也放下架子哀求过，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但资本市场是个残酷的竞技场，成者为王败者寇，我的哀求只是帮我彻底坐实了失败者的形象。
“跟我去美国，我们从此过好日子。
当我抱着纸箱子回到家里的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工作日的白天走进熟悉的公寓楼，那一瞬间，我开始无可阻挡地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消沉。
“我付出那么多，因为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消沉的表现是非常具体的。
我喝酒上脸，想必整个人都变成了猪头。那晚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车轱辘话。
每天夜里我都无法入睡，在漆黑的夜里，我像死鱼一样睁着双眼，听着枕边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每过去一秒我的心都会紧一下。我渴望深夜过去，又恐惧白昼到来。
那天晚上，我和蒋桃喝了很多酒，桌上的空啤酒罐整整齐齐摆了一排。
每天清晨，我看着天花板，却无法起床。脑子里会无法控制地冒出投资人的身影，冒出我颤抖着在辞职信上签字的画面，偶尔会冒出黄芙那句“我要结婚了”。我就一直那么平躺在床上，一遍遍在内心问自己，起床的意义是什么，我拿什么去面对新的一天。
蒋桃愣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扭身从冰箱取出一罐青岛啤酒，抠开易拉罐，挤出一个笑容说：“恭喜你袁亮！干杯！”
我终于病倒了。
“蒋桃，嫁给我，跟我去美国。”我激动地握住蒋桃的手，曾经酝酿千百遍的求婚，居然就这样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有一天清晨，我睁开双眼，发现耳朵在鸣叫，天花板在旋转。我活动了一下颈椎，定睛，发现旋转得更厉害了。
我接到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办电话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当时我正在吃晚饭。我放下电话对蒋桃说：“我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当时，蒋桃的筷子停在空中，整个人愣住了。
休息了两三天，头晕耳鸣的现象丝毫不见好转。蒋桃陪我去了医院，医生初步判断是颈椎病。
2002年的冬天，我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BA录取通知书。
蒋桃回家做了半天功课，为我列出了几家求医机构，分别是位于中环的理疗中心、位于旺角的老中医诊所，还有住在华富村的按摩师傅。她分别致电预约，排出了一份时间表，每天陪我满城跑着做治疗和康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完成了烦琐的申请流程。
我没了工作，也没了保险。每次去理疗中心都要花上千元的费用，我突然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担忧。和蒋桃商量后，我们决定将家庭司机辞退掉，每月能够节省两万元的开支。我头晕没法开车，蒋桃就每天担任起了司机的职责，开车带着我去看病，然后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
但她的圆圈终究是要被我打破了。美国，这个与她原本毫无干系的地名，也终究横在我们之间，成了她必须抉择的A或B。
这么治了一个多月，天气已经转暖，窗外的鲜花都盛开了，但我的病却丝毫不见好。
在蒋桃眼中，我们的生活应该一直这样平稳地进行下去，没有惊涛骇浪，没有意外与不期。她每天早晨打豆浆给我，我每天晚上回到她的枕边入眠。美国，只不过是与她毫无关系的词汇，任我为之上蹿下跳，她都稳若金钟地守在她熟悉的圆圈里。
每天我看到的世界都是旋转的，耳朵的轰鸣声越发尖利。这些干扰因素让我无法正常与人交谈，无法专注做任何一件事，甚至连最不费脑筋的电视连续剧都看不进去。
蒋桃鼻子哼了一声，继续嚼浪味仙，看电影。
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突然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了。
“你懂什么。”我愤然起身，回到床上蒙起被子，不再与蒋桃讲话。
旺角的老中医在为我诊疗了一个月后，有一天，他谨慎地提出他的建议：“建议袁先生去西医的精神科诊断一下，看看除了病理方面的原因，是否会有精神方面的因素。”
“你看美国也没什么好的。”蒋桃看着电影感慨道。
“精神方面？他不是颈椎病吗？”我听到蒋桃在我身边向医生质询。她的声音听上去那么焦虑，而我的心中却没有丝毫涟漪，仿佛这不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生命，而是一具和我无关的臭皮囊。
我和蒋桃那天看的电影是《阿甘正传》。我躺在蒋桃的怀里，她轻抚着我的头发。我看着阿甘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羽毛落在他的身边，我的鼻子也酸了起来。
而正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的麻木，我的理智告诉自己，也许医生的判断是对的，也许真的是我的精神出了问题。
那天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几个月来第一次要求和蒋桃一起看电影。
蒋桃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去养和医院的精神中心看看，她精心设计了说辞，说去看精神科医生是为了治疗我的失眠。
第一次考托福我还是失败了。通常要考600分以上才有可能进入一流大学，而我只考了576分。
蒋桃的小心让我觉得很可笑。她以为我会抗拒和恼羞成怒。但其实那时的我对什么都不在意，即使她劝我从楼上跳下去，我想我也懒得抵抗。
我不知道她是否留意到我不再和她裹在一条毯子里看电影，而是独自猫在床上翻着大部头的书。我周末不再呼朋引伴地聚会，而是奔走于各种学习班和英语角。
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蒋桃和医生认真交谈，而我则心不在焉地转向了身边的玻璃。玻璃窗外是中环广阔的海景，而我的瞳孔则聚焦在可以模糊分辨的自己的脸的影像中。整个右脸都在阴影里，横贯而过的法令纹填满了黑暗，严肃凝视的眼神，微微下垂的嘴角，就像克瑙斯写的小说人物一样，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一张阴郁的面孔。
蒋桃也许并没有相信我真的可以去美国，继续每天为我准备早餐，上班下班，吃着浪味仙看电影，生活平淡地继续。
“轻度抑郁症。”果不其然，西医给出了这样的诊断。
之后的一年里，我一边忙工作，一边抽空背单词，准备考GMAT（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
我的失眠、头晕耳鸣、失去行动力，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
在投资银行驻华代表处工作，虽然实际业务有限，但同事都是从美国派来的华尔街精英，听他们讲美国资本市场，讲亚洲的宏伟蓝图，我的眼界和心胸也跟着打开了，又岂能容许自己从此蜗居在这方旧土地上。
男人真的是很脆弱的东西。女人就像一根橡皮筋，平时软绵绵，关键时刻却又能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男人就像一根筷子，平时顶天立地，一旦遇到外力，说断就断了。
但我是认真的。
不就是丢了一份工作外加一个女人吗，袁亮，你至于吗？我在内心问自己。但身体却不受大脑控制。
“美国？”蒋桃嚼了一半的浪味仙停在空中，随即摇摇头扑哧一声，仿佛我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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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跳下茶几，蹲在蒋桃面前认真地说：“讲真的，桃子，我不想做咸鱼，我想去美国。”
之前的鲜衣怒马被另一种状态所替代，苦劳功劳如烟云飘散，如何在自暴自弃的路上将自己拉住，这成了一场和自己的斗争。
蒋桃被我逗得笑倒在沙发上。
和自己做斗争原本是最孤独的事。但我有同伴相伴于侧，而这同伴，便是蒋桃。所谓伴侣，一不留神，便到了老来伴的阶段。
看到激动处，我学着周星驰的样子站在茶几上，用粤语仰天长啸：“人若无梦想，和咸鱼有什么两样！”
多年来，蒋桃像我生活中的空气，是我生活中最稳定的一个元素，稳定到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直到我生病，蒋桃才重新幻化回人形，有血有肉地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2001年，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上映。我买了碟片，照旧晚上和蒋桃挤在一起观看。
我变得很依赖蒋桃。早上醒来如果看不到她，我心中会很慌。直到我走到厨房门口，隔着玻璃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心才能够归位。
夜晚，我和蒋桃喜欢猫在沙发上，用一条长长的毯子将二人包裹，吃浪味仙，看周星驰或者王家卫的电影。
每天上午，她都拉着我去香港仔买菜。面对鲜活蹦跳的鱼虾，我躲之不及。而蒋桃则老练地抓起一只四肢乱舞的帝王蟹，用地道的广东话和老板讨价还价。老板显然是遇到了熟客，不仅亲自选了最肥的螃蟹给蒋桃，而且还随手抓了几只大虾丢进袋子，说是送给老客人尝鲜。“唔该啊老板娘！”蒋桃热情地道谢，低头对我讲：“这家的男人有两艘渔船，鱼虾都是自己捕捞的，不像别家，很多都是二手生意。”我表面不语，心中惊叹蒋桃竟将市井之物的来龙去脉摸得如此清楚。
周末的白天，我们会约同学同事一起爬山或打牌。蒋桃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女同事，隔三岔五就会到家里一起聊国企里的八卦，我就在旁边给她们端茶倒水，说：“娘娘们辛苦了。”
每天中午我都会像个老年人一样午睡。奇妙的是，在黑暗的夜晚我总难以入眠，但在艳阳高照的中午，拉上窗帘，听着窗外来往的车辆声和轮船的汽笛声，我却反而睡得安稳。近二十年不曾睡过的午觉，如今却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休憩机会。
周末的清晨，我常常在豆浆机的轰鸣中苏醒。蒋桃毕业后将宿舍床上的小桌子带到了出租屋，她总会将小桌子架在床上，然后把煮好的豆浆和切好的水果端到我面前，我只要起身靠在床头，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早餐和女友的吻，仿佛置身于伍迪·艾伦的电影当中。
每天下午，我不愿出门，蒋桃就会在家絮絮叨叨给我讲很多外面的琐事，从社会新闻到街坊邻里的动态，从两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到晚饭的菜谱。她原本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知是年纪大了变了脾性，还是刻意讲给我听。我想是因为后者。她搜肠刮肚找来的话题，大多琐碎无趣，但偶尔也有颇为有趣的，让我忍俊不禁。每当看我露出笑容，蒋桃也会憨憨地笑起来。日子久了，有时蒋桃忙家务片刻没有言语，我都会忍不住问她：“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我自己热一杯牛奶喝下，然后躺在蒋桃旁边，从身后搂住她柔软的身体。她在睡梦中总会动一下，有时会半梦半醒地回身抱住我。
那一刻，我发现我很依赖她。当我常年在外而她守在家里时，我从未主动给她分享外面发生的事。但当我成了足不出户的那一个，她却成了我和外面世界的连接，成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而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往往已是午夜时分。蒋桃有时在床上看书，有时已经开着台灯憨然睡去。昏黄的灯光下，她长长的睫毛垂在眼睑上，读了一半的书扣在胸前。
蒋桃知道我不愿去别人家做客，便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我突然发现，蒋桃竟然有这么多朋友。不同于我单调的金融圈子，蒋桃的朋友做什么的都有，有花店老板，有舞美灯光师，有保险销售员，有潜水教练，有独立博主，还有牧师。
蒋桃在西单上班，我在建国门上班。每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出门赶公交车了。她总会在我的公文包里装煮鸡蛋、面包和苹果。每次我在办公室嚼着苹果，旁边三十多岁的老外男同事总会报以艳羡的目光，说：“Oh, you are such a lucky man.”（啊，你真是太幸运了。）
蒋桃总会在茶几上铺一张印花餐布，在白瓷盘里摆上洗好的葡萄和草莓，还有她自己烤的奶黄酥和饼干。客人倚着沙发谈笑风生，蒋桃会选择紧挨着我的座位，在聊天时常常紧握我的手。
我和蒋桃在南二环的老居民区里租了一个开间，从此开始了充满油盐酱醋的同居生活，时光开始复刻一般飞速流逝。
潜水教练说，他以前学的是精算专业，毕业后去了趟马尔代夫，发现爱上水底的静谧，便考了PADI（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的执照，干脆以此为生。
北大毕业生找工作并不难，我和蒋桃毕业后都留在了北京。我被一家刚在中国开设代表处的外资投资银行录用了，蒋桃也在一家国企找到了一份有事业编制的工作。
舞美灯光师说，他就信塞内加，就信普劳图斯，就想在舞台上把这些名字留住，然后攒够钱，每年都能去乌镇美美地看一次戏。
1998年，我和蒋桃毕业了。
保险销售员说，他从小就看不起卖保险的，长大自己却成了卖保险的，而且挺开心的。这就是成长吧，对舆论和定义看得淡了，自己觉得对，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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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说，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起舞有时，喜乐有时，憎恶有时，争战有时，和解有时。
我记得隔壁老汉剧烈的咳嗽声，隔壁马桶的冲水声，还有窗外大货车启动时的狗吠声。但我更记得的是，那一刻的蒋桃。
常有那么几句话，会让我心中一动，继而险些潸然泪下。
那个昌平农村的夜晚，时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闪烁的日光灯下缓缓飞过的硕大的蛾子被我拍死在床单上。我的手心有蛾子的尸体，还有汗水。
蒋桃看在眼里，也会赶紧趁热打铁，握着我的手说：“他们讲得真好。”
“讨厌……”蒋桃嘟囔了一声，便没有再发出声响。
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活法。我开始理解，之前职场上所有的奋斗努力，所有的荣光和悲壮，都是我的工作，但那不是我。即使那些没有了，我依然是我。
“我的确是太大胆了。”我说着，拽开蒋桃攥在手里的被子，低头吻了下去。
同样的，蒋桃多年来不曾在外工作，但那只是职业属性的有无，蒋桃还是那个蒋桃。
我看着她一闪一闪的眼睛和揪起被角的姿势，突然心中一热。
她不曾在职场绽放，但她在岁月中收获着成长与从容。与她相识的每一个人，记住的不是某个公司的名字，而是一个叫蒋桃的人。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来了昌平。袁亮你真是太大胆了。”蒋桃用被子捂着嘴说。
傍晚，查尔斯和哈得孙去游泳，蒋桃拉我一起去看。我看着两个半大的小伙子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然后拍打几下便从池子这头到了那头，想着倘若此刻我跳下水，恐怕已不敌自己的儿子。哈得孙一个猛子游到我身边，从水中伸出湿漉漉的脑袋，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我和蒋桃分别用凉水洗了洗，看表已是夜里11点。蒋桃脱了鞋躺在床上，我坐在她床边，捏了捏她的鼻子，说：“早点睡吧，明天带你去钓鱼，吃烧烤。”
“爸，我游得好吗？”哈得孙得意地问我。蒋桃弯腰用毛巾帮他擦擦脸上的水。
房间带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单这一点已超出我预期。虽然卫生间没有热水，只有一个陶瓷水池和铁水龙头，还有一个蹲式的马桶。
“游得真好。”我由衷地表扬他，看着蒋桃望着儿子的眼神，我突然觉得内心前所未有地宁静。这种宁静，是我在职场的十几年中从未体会过的。我试图去概括这种感受，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或许叫作“天伦之乐”，用西方宗教的说法或许叫作“喜乐和平”。
房间不大，白色的墙壁有大面积的掉皮，水泥地上摆着两张单人木板床，上面铺着红格子的老布床单。日光灯刚打开的时候一直在闪，闪了几分钟，不闪了，一室光明。
哈得孙扭身一个猛子蹿回水里，溅起的水花落在我和蒋桃身上。蒋桃一边笑骂“臭小子”，一边用毛巾也帮我擦了擦头上的水珠。
我们跟着老汉走到后院，他推开其中一扇门，拉开日光灯，把钥匙放在我手中便离开了。
我近距离端详着蒋桃的脸孔，皮肤依旧细腻，但有了浅浅的眼袋和法令纹，但那安静的眼神，秀气的五官，和我在大学初见时并无二致。
“有结婚证吗？没有的话加10元。”老汉趁火打劫，我只好点头。
“等市场好些，我就去找工作。”我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这句我一直不愿面对的话。
“双床房。”我说。回头看了看身边的蒋桃，她的脸转向了别处。
“随你，其实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怎么着都行。”蒋桃说。
“单床房还是双床房？”老汉斜了我们一眼。
我看着低头捋头发的蒋桃，心中暗笑，还是那个没主意的丫头。回想起十几年前她被迫辞了工作随我去了美国，后来又随我来了香港。白驹过隙，她的生活从来都在被动地追随，但她却始终以主动的态度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拉着蒋桃的手走进院子，我扯着嗓子喊：“老板！老板！”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背心驼着背的老汉踱了出来。“住店么？20元一晚，先交钱后拿钥匙。”老汉显然是被惊扰了美梦，没好气地对我们说。
蒋桃在我抑郁的那段时间里话并不多，但在我身边执着地陪伴，就是最强大的扶持。我不得不信，这世上有一种力量和情感在平日隐藏于角落，却在危机时刻显现伸手。
到了昌平，黑乎乎的路两边偶尔可见手写的牌子，“停车钓鱼”。我们找了一家亮灯的店让司机停下，翻开表一看，145元。“妈呀，一个月饭钱跑没了。”我心想。
我回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吸毒者的回忆录，他说：“在我和毒瘾对战的过程中，我的妈妈和祖母一直在我身边。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能够戒毒的原因——我有积极的世界可以回归。但对于许多其他吸毒者而言，他们的身后什么都没有。”
蒋桃扑哧笑出声，回头用月牙般的眼睛望着我说：“你真是袁大胆。”
我感觉到自己在迅速地康复。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体内的力量在增加。我就仿佛是一摊稀软的肉泥，重新有了骨骼，逐渐直起了身体。
“得嘞！”司机师傅顺手把鸭舌帽扣在计数器上，踩下油门一路飞驰向北。路上咣里咣当，面的车窗上贴的报纸刷刷作响，后排放的塑料桶和拖把上蹦下跳。
而我飞速康复的原因很简单：我并非一无所有，我有积极的世界可以回归。
紧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麻烦您把表蒙起来，跳太快我怕我心脏承受不住。”
有时我会设想，假如当初我和黄芙的事情被蒋桃知晓，或者我昏了头脑放弃蒋桃……每次设想，我都会脊背发冷，吓出一身冷汗。
蒋桃就那么瞠目结舌地被我紧紧攥着手拉出了自习室。我们一路跑到校门口，拦了一辆面的，上了车，我说：“师傅，去昌平。”
因为假设没了蒋桃，我才真的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只要她在，事情就不会太坏。
我放下纸笔，迅速把桌上的东西收进书包，回头对蒋桃说：“那我们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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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桃说：“想。”
2016年很快过去了一大半。我的精神彻底恢复了，晚上能够正常入眠，体重也回升到了之前的水平。
我问：“你想去吗？”
蒋桃原本也是个不爱运动的人，但为了督促我，她和我养成了每天散步、每周爬山的习惯。经过半年的调养和锻炼，我的身体甚至比生病以前更加强健。
有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蒋桃正在上自习，蒋桃说：“我们室友上周去了昌平，说那里有村民开的鱼塘，自己钓了鱼，在村民家厨房就可以上灶。”
在我生病期间，市场也逐渐风平浪静下来。有一些猎头和之前的合作伙伴主动开始联系我，甚至开出了比之前更高的薪水。
校门口有一家糕饼店，店主是个憨态可掬的胖大叔。他做的桃酥松脆香甜，里面夹着瓜子仁。我和蒋桃常在晚饭后去买一包桃酥，然后一起去上自习。我在自习室的最后一排用旧书霸占了两个座位，那成了我和蒋桃的固定位置，我和蒋桃常常一边吃桃酥一边温习功课。我没有她那么专心，有一次无所事事的时候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桃子，笑嘻嘻地给蒋桃看，还被蒋桃狠狠捶了一顿，说我破坏公物。
看着这些橄榄枝，我越发觉得自己因丢掉上一份工作而崩溃是多么可笑和不值得。
自从在藏书架下做俯卧撑被图书管理员看到，我便不再好意思去那里学习了，回归了普通教室。普通教室也有普通教室的好处，嗑瓜子聊天也不会有人干涉。
事到如今，我反而不再着急回归职场。
每个周末我都会带她去中关村的超市采购一周的生活用品，然后将沉甸甸的塑料袋挂在自行车的两个把手上，再让蒋桃抱着其余的袋子坐在我的后座上。蒋桃一手抱着东西，一手环着我的腰，我努力扶住车把，拼尽力气往前蹬。我就那么带着蒋桃不知往返过多少次学校和超市。在苏州河畔的车水马龙中，伴随着每次拐弯时蒋桃的惊叫，她搂紧我的腰，我感觉到她的身体贴在我的背上，我想要骑着车直到天荒地老。
“老婆，我们去度个假吧。”一日，我对正背对着我铺床的蒋桃说。
自从我成了她正式的男友，我包揽了她们宿舍六个女生的打热水工作。有时我在宿舍楼下等蒋桃，遇到她的室友，她们总会挤挤眼睛冲我说：“老袁，我们宿舍快没水了。”然后我就几个箭步冲到她们宿舍，一手三个暖水壶，冲到水房将它们一字排开，同时打开六个水龙头，心里默念数字，念到38的时候，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逐一关掉龙头，塞上软木塞，拎着六个沉甸甸的水壶奔回蒋桃宿舍，迎来一片姑娘的掌声。
蒋桃没有立刻回头，我听到她整理了一下呼吸。“好啊，去哪里？”她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但尾音却在颤抖。
我是真心喜欢蒋桃，在她终于接受我之后，我全心全意地经营着我们的感情。
2016年8月，蒋桃给查尔斯和哈得孙报了名参加美国的夏令营，我们决定送他们前往。我和蒋桃也可顺便在美国乡下住一阵，体验一下神往已久的美国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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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在华盛顿的一所中学举办，我和蒋桃看着两个大男孩蹦蹦跳跳走进校门，和门口签到处的白人老师没说几句话就笑作一团，还在空中击掌为盟。
字条上写着：“庞冠得肠癌是我编的，他得的是痔疮。”
看他们游刃有余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当年初到美国念书时的画面，那时我是一个从来没出过国的中国小子，用英语问路都要在心里准备好几遍。我在心中感慨，我的孩子比我更懂得适应这个世界。
蒋桃看了一眼字条，气得用拳头捶我，而且笑出了眼泪。
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替两个男孩子担心的了。他们比我更懂得自己要什么。
我喘着粗气又写了一张字条递给蒋桃。
查尔斯喜欢编程，他说他的梦想是进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去研究智能机器人。哈得孙喜欢音乐，他的梦想是进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可以在全世界的音乐厅演奏。
旁边推着小车过来的图书管理员看着我的举动惊呆了，张张嘴竟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做完俯卧撑，向图书管理员拱拱手，又回到蒋桃身边。
我不记得自己少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我只记得我梦想高考取得好成绩，后来梦想去美国读书，后来梦想找到好工作。
我太兴奋了，不知道该如何宣泄。我猛然跳起来，冲到《敦煌》的书架后面，做了20个俯卧撑。
只是我也不确定，这些能算是梦想吗？也许我和我这一代的大部分同龄人都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只是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方向上闷头向前走，试图比旁边的人走得更快更远，却不曾想这条路通往何方，却不曾想这条路是否是自己初心的方向。
她还是把头埋在胳膊里那么趴在桌子上，但我看到她的脖子动了动，发出一声闷闷的：“嗯。”
我回想自己这些年不眠不休的工作与觥筹交错，回想每一个周一和周五赶飞机的镜头，回想我面对过的诱惑和沉溺，回想面对失去时自己的手足无措。
我又用胳膊肘碰了碰她，她甩开。我又碰了碰她，说：“你不要睡着了呀，我还在等你的答案。”
回想到自以为是的孤独，回想起黄芙。其实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只是在放大孤独。
她看到字条后涨红了脸，把头埋在胳膊里趴在桌子上。
也许自己压根就没活明白。从小到老，我心中始终有惶恐和浮躁，始终有某种不安全感，始终有某种不确定。
字条上写着：“做我女朋友吧！”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像我。无论外界风云变幻，我唯愿他们在峥嵘岁月和万水千山中保持从容，和平喜乐。
有一天晚自习，她坐在我的身边，看着她的侧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映出好看的轮廓，我用胳膊肘碰了碰她，递给她一张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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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桃总是不屑地笑我：“在你用生命护书之前，有没有翻过一页？”
将孩子们送进夏令营，我和蒋桃一路驱车向北，在缅因州的科德角住了下来。
有时候我跟蒋桃说：“如果地震的话你先跑，我要用生命来保护这些珍贵的馆藏图书。”
我们在爱彼迎上租了一套独栋的房子，门前有大片绿地，百年老树下错综的根部裹着厚厚的苔藓，草地的沟壑里有野花暗香。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清凉的空气里满是青草的味道。
我们喜欢去北大图书馆自习。我们总是坐在善本书库旁边，那里收藏了历代皇家藏书和各类珍贵版本。如古城砖一般厚重的《敦煌》，一册一册竟填满几十层书架，据说是学校花重金从台湾买来的。那个区域一般学生进不去，我有学生会的特许卡片，就总带着蒋桃坐在这些馆藏奇珍异书下，学习这件朴素的事仿佛也变得充满仪式感。
上楼放下行李后，房东将我们介绍给了隔壁邻居。
那晚之后，蒋桃对我不再充满敌意。我约她吃饭她都欣然前来，有时还会和我一起上自习。
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一生未曾离开缅因州。女主人古德曼太太是位有着典型美国北部的白皙皮肤的漂亮女士，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讲起话来眉飞色舞。男主人古德曼先生是一位中学退休老师，块头很大，人却十分温和，讲话速度比他太太缓慢许多。他就出生于缅因州，并计划终老于此。
她在关上窗户前莞尔一笑，那一瞬我仿佛成了窗下的罗密欧，我独自对着窗户行了一个西式的礼，自言自语道：“My pleasure，my lady.”（愿为你效劳，我的女孩。）
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随古德曼夫妇去了镇上的周日集市。明亮的小镇主街上摆满了各类摊位：本地工匠摆出了自己雕刻的工艺品和陶器；酿酒人带着自家制作的梅子酒；养蜂人摊开一罐罐新鲜浓稠的蜂蜜；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首饰商人和艺术收藏家，趁机兜售存货。
“一个人可以善待野猫，想必对人也不会太差。”她后来说。
古德曼太太也拥有一个小小的摊位，卖自己用七彩珠子串起来的项链和手镯。这些珠子并不高级，但经过古德曼太太的搭配，每一串的颜色都很有腔调。整个摊位挂满了串子，琳琅满目，竟成了整条街上颜色最鲜亮的一处。不断有过往行人驻足，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古德曼太太便不厌其烦地给对方讲自己的制作工艺和想法，顺便唠唠天气，指指路。遇到投缘的人，老太太还会干脆邀请她进摊位，拉开折叠椅让她坐下。
很多年后，蒋桃告诉我，正是我给老猫买火腿肠的举动赢得了她的芳心。
古德曼太太和往来宾客聊得不亦乐乎，古德曼先生则坐在旁边安静地读书，有了生意就负责收银。
猫家族腾开了路，我托着蒋桃纤细的腰，让她爬上窗台，顺利回到了楼里。她从窗户探出头对我说：“袁亮，今晚很开心，谢谢你。”
“您太太真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我对古德曼先生说。
我对蒋桃说，“你稍等”，然后飞奔去对面的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一根火腿肠，剥开放在不远处，然后学了两声猫叫引起老猫的注意。它果然闻到了火腿肠的味道，沿着香味扑了过去。一窝小猫也都蹒跚着跟着妈妈去看热闹。
“可不是吗，”古德曼先生含情脉脉地抬头看了眼太太，对我说，“她可是我挖到的宝藏！”
“你知道吗，北大的野猫都是有灵性的，据说它们曾经都住在诗人的屋顶，却安静得不发出一点声音。后来诗人死了，它们哀号了三天三夜。”蒋桃望着小猫说。
古德曼先生说，他们俩是在大学相识的，当时古德曼先生是本地学生，古德曼太太则是从南方来读书的外州人。古德曼先生对他太太一见钟情，背着风琴在楼下唱了无数个夜晚的情歌，终于获得了他太太的芳心。
此刻我如果把这窝猫赶走，就可以顺利让蒋桃回到宿舍。但看着一窝小家伙幸福的样子，我实在不忍打断这祥和的瞬间。
我冲古德曼先生挤挤眼睛说：“我和我太太也是在大学认识的，我也在她楼下唱过歌。”
但爬上楼梯，我们却看到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有一个黑影。我护着蒋桃走近一看，竟是一只母猫正在喂一窝刚长出毛的小猫。
古德曼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是啊，在那个年代，一副好歌喉比一张好面孔还要重要。”
我带着蒋桃爬上楼梯，窗户虚掩着，我只要把蒋桃托起，她就可以翻回宿舍了。
他继续讲道，后来他和古德曼太太毕业就结了婚，在缅因州生活下来。古德曼太太接连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刚结婚那些年，我感觉她始终是挺着肚子的样子。回到家里，孩子的哭声笑声每天都是小合唱。”
我带着蒋桃跑到女生宿舍楼侧面，那里有一个窗户，下面有防火楼梯，因此可以从楼梯上爬上去。
“我们俩都喜欢孩子，但当时也没有帮手，连续有了四个孩子，让生活变得单调而忙碌。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给孩子换尿布。”
“逗你的。”我拍拍她说，“我知道一个窗户能爬进去，以前我见别的女生爬过。”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古德曼先生弯腰提了提脚上的凉鞋，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回头直直地望着我。
“看来你只能去和我开房了。”我坏笑着对蒋桃说。她一时间慌了神，眼看泪水就要在眼眶打转。
“大约二十年前，我们镇上来了一个女人，住了大约两个月。她父母是欧洲移民，她是葡萄牙和意大利混血，性格奔放。我们这里习惯行贴面礼，她与人头次见面就会行亲吻礼。”
终于跑到了她的宿舍门前，看了一眼表，11：02，晚了两分钟，进不去了。
“她长得好看吗？”我忍不住问。
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蒋桃在风中乱了的发丝，还有紧握着我的那只手心的汗水。
“好看啊，长长的脖子，小麦色皮肤，喜欢穿很紧身的牛仔装。她爬上屋顶时翘起的屁股，我现在都记得。”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吹了声口哨。
我们沿着林荫大道奔跑着，奔过未名湖，奔过三角地，仿佛没有终点。头顶昏黄的路灯照在我们身上，蒋桃撂起天蓝色的棉布裙子，露出纤细的小腿，奔跑的时候呈现出美丽的线条。
“当时她叫我去了她姑妈家的屋顶，拎了两瓶意大利的红酒。我们就坐在屋顶上一边吃芝士，一边喝红酒。你别说，意大利的赤霞珠，还真是那些加利福尼亚的酒庄酿不出的味道。”古德曼先生说，“喝完酒，我说我回去了，她居然就凑到我身边，吻了我。”
我和蒋桃一路飞奔，蒋桃一直喊跑不动了，我就拉着她的手跑：“咱们不能在11点以前赶回去的话，今夜你就只能跟我去开房了。”我的话让蒋桃羞红了脸，闷头跟着我一路狂奔。
我干咳两声，一脸坏笑地说：“好艳福啊，后来呢？体验怎么样？”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宿舍快要熄灯锁门的时间。
“什么后来？”古德曼先生的脸变得通红。他说：“我就一路小跑回了家，一整夜都没睡着。我真是没想到那女人会吻我，而且我当时还回吻了她。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秘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太太。”
蒋桃看着我，她的眼神证明她被打动了。
“这就完了？这就是你的秘密？”我不甘心地问。
“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蔺燕梅，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童孝贤，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我引用了根据鹿桥的小说《未央歌》所作的同名歌曲里的话。
“对啊，我和我太太都是基督教徒，我是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还会吻别的女人。最不可饶恕的是，我后来一直对那女人念念不忘。”古德曼先生说，“你知道吗，她是纽约一所大学会计系的教授。女教授，天呐，我居然吻过一名纽约的女教授。”
我说，也许我们这代北大人的理想不同了，但追求理想的纯粹和热忱是相同的。
“你觉得女教授这个职业很酷？”我问。
我说我最羡慕的时代就是民国。那个时候的青年都如西南联大学子那般，满腔热忱，大胆去追求理想和主义。
“那可不，谁不喜欢聪明独立的女人呢？”古德曼先生说，“其实后来想想，我还是害怕。”
我和蒋桃聊到了沈从文、徐志摩，聊到了过去三十年文化界的激荡与苦难，还有新文学从无到有的过程。
“害怕什么？”我问。
那个时候的北大女生都热爱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海子、顾城、北岛、西川那代诗人的影响力正在被骚动的商业思维替代。但北大人心中始终有浪漫的文学情怀在。
“害怕失去我的太太。”古德曼先生诚恳地说，“我没那么坐怀不乱。只是当我想到有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会让我失去太太和孩子，失去现在的生活，我都不会去冒这个险。”
我点了十串烤肉，三串鸡翅，两个烤饼，两瓶青岛啤酒。
“我太太一直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业，但她有很多的爱好。她喜欢弹钢琴，喜欢去唱诗班领唱，喜欢烹饪甜点，这几年又爱上了制作手工首饰。”古德曼先生说，“我喜欢看她专注地串珠子的样子，看着她，我心里就特别安宁。任她什么女律师、女教授、女科学家，都没有我太太串珠子的样子迷人。”
所幸这个夜晚，我并没有遇到什么熟人。我终于拥有了一个让蒋桃听我说话的机会。
我看着不远处的古德曼太太正在一边和蒋桃聊天，一边串着新的珠串。我想象着她戴着老花镜串五彩珠子的样子，一定极其专注，古德曼先生走过，她会目不转睛地微笑，壁炉照亮她脸上深刻的褶子，每一道褶子都记录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成长。
西门鸡翅是“腐败”热门地点。当时，“腐败”刚刚从一个贬义词变得有些美好起来，指一群人为庆祝某个事件或者单纯为平凡的生活加点调料而凑在一起吃喝玩乐。我经常叫上庞冠或者其他狐朋狗友去，去了还总能再遇到一些别的熟人。吃完饭大家也不走，喝酒聊天，玩“几匹马”这种弱智游戏或是“杀人游戏”这种稍微有点考智商的游戏。
我突然想到蒋桃给曲奇饼上挤奶油的样子，也是那么专注，看着就让人觉得心中安宁。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蒋桃已经在一起二十年了。不知再过二十年，蒋桃会不会成为今天的古德曼太太，而我做个言听计从的古德曼先生倒也不错。
我和蒋桃来到了著名的西门鸡翅。西门鸡翅其实不是一个餐厅，而是泛指西门南面的一片鸡翅店、烧烤摊。
“你觉得我有罪吗？”古德曼先生问我，他皱起眼皮，额上布满白种人特有的沟壑般的抬头纹。
“嗯，这几天我陪着庞冠不眠不休，也在感慨人生无常。真的好想找个人说一说。”我顺势拉着蒋桃说，“走，陪我喝一杯。”
“你自然无罪。中国有句老话，‘食色，性也’。你不必为你并未付诸行动的念头而感到愧疚。”我试图安慰他。
“真的？”蒋桃哭红了眼睛，抬头望着我，眼中闪着善良的光。
“谢谢你，其实我一直需要有人告诉我这句话。”古德曼先生感激地拍拍我的肩膀。
“别哭了，庞冠没那么严重。”我于心不忍地说，“疑似，现在只是疑似。”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我问古德曼先生。
“庞冠他还那么年轻。”蒋桃边哭边说。
“因为你是个异乡人，你终会带着我的秘密离开。而我也希望在我失去我的太太之前，能不为这个秘密所困扰。”古德曼先生低下了头。
“好了，病人需要休息。”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蒋桃推出了病房出了病房，蒋桃一下就绷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顺势将她搂在肩上，她没有拒绝，趴在我肩上抽泣起来。
“失去你的太太？”
我看着蒋桃的手迹就这么落入庞冠的囊中，又亲眼看着蒋桃给庞冠削了一个苹果，递给庞冠之前，还用湿纸巾帮庞冠擦了擦手。
“是的，她得了肝癌，已是晚期。”
蒋桃看着趴在床上的庞冠，低头抽了抽鼻子，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本子，笑着说：“庞冠，这是范老师课上的笔记，你没事儿可以翻翻。我记得很全，你拿去应付期末考试没问题。”
我心中一颤。
作为门神的我把同样的台词又跟蒋桃说了一遍，然后就让蒋桃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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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了48位探访者后，蒋桃终于出现了。
午后时分，集市逐渐散去。古德曼夫妇晚上还要在镇上的朋友家用餐，据说那位朋友新酿了梅子酒，还买了从法国空运来的羊乳酪。我和蒋桃便计划自己回家去。当地鲜有出租车，走路又要两小时。于是我决定从古德曼夫妇的朋友家借一辆自行车。
殊不知，我站在病房门口向每个前来探望的同学叮嘱：“不要问他病情，医生说了，先隐瞒病人，不然容易精神坍塌。”说得我的嘴都起皮了。
美国老式的自行车很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流行的“二八大驴”。黑色的漆梁，后面有置物架，唯一的不同在于前面多了草编的篮筐。我将在集市上买的杂物扔进篮筐，上车试了试高度，回头问蒋桃：“敢坐吗？”
庞冠趴在病床上，突然发现自己人缘奇佳。各个院系但凡打过交道的同学都来探望，姑娘们一个个噙着泪水咬着嘴唇，平日遥不可及的校花居然用纤纤玉手亲自把药片给庞冠喂到了嘴里。庞冠掐着自己的大腿以为是在做梦，后来回过神来，总结道：“患难见真情，病中显魅力。”
蒋桃竟瞬间红了脸，像极了二十年前初见时手足无措的样子。“你那老腰能行吗？”蒋桃问我。
第二天，庞冠得了肠癌的消息不胫而走。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拍拍后座。
“哥们儿，原谅我用你当个道具。”我在心里暗暗向他致歉。
蒋桃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哼，遛遛就遛遛。”
于是庞冠像个蛤蟆一样趴在校医院的病床上，平日英姿飒爽的劲儿全无，只会哼哼了。
蒋桃上车，我奋力一蹬。终究是年纪大了，把手一歪，险些摔倒。但所幸我用力扶住车把，终于平稳地行在了田间的小路上。
他鬼哭狼嚎地被我们扶进了校医院，校医说恐怕要做手术，先住院消肿。
两侧清凉的风从耳畔吹过，同样的一段路，坐在汽车里和坐在自行车上，风景竟如此不同。
富人的油腻生活终于把他吃出了毛病。是的，他痔疮犯了。
我们路过麦田、辣椒地，还有养蜂人的木箱，还有堆满橙子和苹果的路边摊，一切都那么生动，各种自然的气味不断从鼻孔钻入。
庞冠和我是球友，也是我们金融系的学霸。每年的一等奖学金都是他拿，1000元巨款啊，三年下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拉开了差距。那时候刚有康师傅方便面，庞冠一买就是一箱。每逢周末，他都会拆开一袋放在铝饭盒里，开水浇下去的瞬间整层楼都弥漫着红烧牛肉的香气。他总会不紧不慢地拆开一包榨菜，有时还有午餐肉，然后在我们流着口水的目光中细嚼慢咽地吃完，嘬嘬手指，打个饱嗝。
“你上次骑自行车带我，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吧！”蒋桃坐在后座上说。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生病，庞冠却恰逢其时地病了。
“咱们是1998年毕业的嘛！没有二十年，十八年而已！”我笑道。
我喝了两天闷酒后，琢磨着光膀子出去跑两圈，把自己冻个高烧，然后就可以趁机让蒋桃来探望我，化干戈为玉帛。
“蒋桃，你还记得吗，”我边骑边说，“你第一次坐我的自行车，是因为我故意扎破了你的车胎。”
追求蒋桃的进程陷入了僵局。
“你的劣迹，我当然记得！”蒋桃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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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利用了庞冠，说他得了肠癌，骗你去探望他。其实是我想见你。”我说。
蒋桃蹬起自行车的脚撑，冷冷地说：“Then stop doing it. Thank you.”（请停止你的行为，谢谢。）
“你的手段太下作了！”蒋桃笑得喘不过气。
我语塞，憋红了脸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是不是无巧不成书，庞冠后来居然娶了个女医生，据说做肛肠手术是医院第一把刀！”我和蒋桃一边聊着过去的人和事，一边骑行在缅因州的小路上。
出洋相？我愣住了。原来我所有精心设计的表白不仅没有让她感动，反而让她认为我在出洋相。
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蒋桃像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她将我约到上次买雪糕的小卖部门口，说：“袁亮，你别再闹了，我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工具。喜欢谁不喜欢谁是你的事儿，但你没有权力拉我和你一起出洋相。”
有人总结过，朋友的来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一类是有着共同的人生志趣。
蒋桃也真的生气了。
我和蒋桃有着二十年共同生活的经历，几乎认识彼此每一个朋友，这让我们有了起码的共同语言。
这下全校都知道我在追蒋桃了。
在人生志趣方面，此前我曾一度怀疑我和蒋桃是不一致的：她向往平淡生活，我却向往海阔天空。
这个创意虽然第二天中午不到就被校方撤了下来，但在学生圈却已经引起了轰动。有人赞扬我的创意，有人赞扬蒋桃的容貌，还有人赞扬校印刷厂的印刷质量。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的志趣越发一致了：我们所念所想，不过是共同经营好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愿子女成才，愿老人安康，愿彼此笑口常开。总结起来，不过如此。
海报中央印着蒋桃的玉照，旁边的文案是：“今天是蒋桃20岁生日，请来往的同学们都祝她生日快乐！”
那天我骑车载着蒋桃行过的那段路仿佛很长很长。我眼前起先是麦田、辣椒地，后来我仿佛看到了北大西门的烤翅摊，还有蒋桃宿舍窗口的母猫，还有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的昏黄灯光，还有黑夜去昌平颠簸的路、蒋桃颤抖的身体、潮湿的红色格子的床单。
蒋桃过生日那天，我从英语系合影上抠出蒋桃的照片，去学校印刷厂印成海报。半夜时趁着夜深人静，我悄悄在海报背面刷上浆糊，啪地贴在了宣传栏上。
我还看到了刚毕业时出租房里的电视上在播放的《少林足球》，还有我打开门出现在黑暗走廊中的24岁的蒋桃，还有我们婚礼上掺着酒精的笑声、砸碎的玻璃杯、蒋桃眼中晶莹的光。
一日走过三角地，我不禁灵感油然而生。
我还看到了去纽约的飞机，去香港的飞机，去北京的飞机，满天来来往往的飞机。还有繁忙的天空下，站在窗台上淡然不变的蒋桃的影子。
那时，被北大人称为“三角地”的是一块由讲堂、邮局、书店围起来的地方，是北大的宣传中心。这里有一溜长长的宣传栏，专供校方或学生展览图片或张贴告示，后来学生们也发现了这块宝地，各种学生贴的小广告可谓五花八门，诸如毕业论文彩印、出售最新磁带、出售翻译资料等。偶尔也有俏皮的寻物启事，例如“小女子不慎遗失书包，如有拾者奉还，将报以热吻一枚”此类。
我还看到了查尔斯、哈得孙，看到了每次夜里凌晨走进小区，抬头熟悉的窗户里隐约亮着的灯。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蒋桃什么，但我觉得我无法自拔了。我恨不能设计一场盛大的极乐之宴，让普天下的民众都知道我的心意。
我听到蒋桃在自行车后座上哼起了Beyond的歌。
台下，蒋桃的脸一阵紫一阵白，然后她抓起书包夺路而逃。
“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台下顿时炸锅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校园，这样大胆的表白并不多见。同学们就像疯了一样起哄尖叫，我骄傲地站在台上，仿佛一场运动的精神领袖。
我的眼泪突然就控制不住地涌出来，被风吹干在脸上，然后再涌出来，涌出来。
“我要宣布的是：我喜欢蒋桃，对，就是英语系3班的蒋桃，住在35号楼宿舍的蒋桃，现在坐在第5排从左数第6个的蒋桃。”我大声说，“蒋桃，我喜欢你，请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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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一件事情？同学们顿时议论纷纷。
在我们离开美国之前，我们去参加了古德曼太太的葬礼。
范老师不解地站到旁边，我拿起麦克风，说：“同学们，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在那次去集市之后不久，古德曼太太就半夜突然发了高烧。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脏器已在衰竭。
有一次范老师刚准备下课，我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说：“范老师，我能不能借一下你的麦克风？”
古德曼先生尊重她的意愿，拒绝了鼻饲、尿管、呼吸机。
范老师的课是大课，有近200人。我把自己的课纷纷逃掉，在这堂没报名的课上却成了全勤。
他带着古德曼太太回了家，唯一携带的药品是吗啡。
可我并不知道。我继续用我认为正确的方式锲而不舍地追求着蒋桃。
他们依旧每天坐在花园里看朝阳与落日，只是古德曼太太已无法开口说话。
蒋桃后来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不讨厌我，只是对我玩世不恭的追求方式心存芥蒂。
古德曼先生每晚依旧搂着古德曼太太入眠，只是古德曼太太已无法反身回应他。
我追蒋桃花了整整三个月，不长也不短。
一周之后，古德曼太太坐在自家的躺椅上，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当时古德曼先生正坐在旁边串着她未完成的珠串，看到妻子的头歪了下去，他的眼泪哗地流下来，用颤抖的手给珠串打了结，戴在了妻子尚有余温的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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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太太的葬礼在科德角的一座海滨教堂举行。
一年后我告诉蒋桃，其实她的车胎是我扎的。蒋桃狠狠捶了我一下说：“你这个骗子。”
古德曼先生双手合十，低头坐在前排的椅子上。
大爷抬头瞥了我一眼，又瞥了一眼蒋桃，笑着说：“得，算你一角。”
当牧师喊他上去为妻子致悼词时，他缓慢地从椅子上起身，走上台，摘下眼镜，用口袋里的手绢擦拭了一下，顿了几秒才开口。
“大爷，您看我总给您拉生意，熟客，便宜点儿。”我嬉皮笑脸地和大爷套近乎。
对我们在一起的48年，我心怀感恩。她原本是个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唱歌、旅行，她上学时的梦想是去纽约成为一名百老汇歌唱家。但她终究哪里也没有去，留在我身边，为我和孩子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窟窿不小啊，你这准是压着钉子了。”修车大爷说，“补胎，两角钱。”
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修车的大爷把蒋桃的自行车胎从黑橡胶里掏出来，打足气，泡在搪瓷盆的水里，一边转，一边观察，很快就找到了漏气点，在咕噜咕噜冒着气泡。
今天，我不打算在这里赞美我的太太，因为大家都看到太多，说了太多。
一路聊得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西门口的修车铺子。
她是个粗心的人，她的老花镜丢了100次，我又帮她找到了97次。
“唱得不错啊。”蒋桃笑了，眼睛成了两个弯弯的月亮。
她是个唠叨的人，有时夜里我非常困倦了，她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讲完之后，她睡着了，我却失眠了。
“我喜欢《海阔天空》。”我说着，开始哼，“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她还是个爱哭的人，看电影会哭，儿子上大学会哭，我们家狗死的时候更是哭了一个礼拜。但从诊断出癌症到去世，她却一声也没有哭。
“嗯，那首《喜欢你》特别好听，我室友总在宿舍放。”蒋桃总算开口和我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我当时心里舒了一口气，这马屁算是拍对了。
人生就是这样，携手一生，记住的都是点点滴滴不完美的小事，凝聚成我们心中的完美。
“别客气。你喜欢Beyond乐队吗？最近特火。”我努力寻找话题。
我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有一天也和我一样，在漫漫人生道路上，能找到一位像你母亲一样不完美的完美伴侣。
“谢谢，”蒋桃斯文地拨开雪糕，舔了舔说，“下次我请你。”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71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中依然充满悲伤。
“这家的雪糕是通州那个乳品厂产的，奶味儿特浓。”我努力讨好。
我们习惯了有颜色的世界，但突然有一天它变成黑白色了，我此刻就是这样的感觉。
路上经过小卖部，我买了两根奶油雪糕，把外面的蜡纸剥掉，递给蒋桃。
我们不完美的48年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没有遗憾。这将成为我未来独自生活的支柱。不求光阴能复返，所幸此生无憾。
但下课以后，我带她去修车，她没有拒绝。
我亲爱的妻子，愿你在天堂得到安息。阿门。
蒋桃看了看，没有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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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西门的修车大爷，下课我带你去，熟人，不挨宰。”我在笔记本上写，推到蒋桃面前。
2017年3月，春节过后，万物复苏。
蒋桃坐在我旁边，我甚至闻得到她身上玉兰油的香味。
我经过一年的修整，终于可以重新整理自己，回到职场。
前排的庞冠拼命回头冲我挤眼睛，我狠狠地把他瞪回去。
我也想过，是否应该换个更生动的职业，例如酿酒师、潜水员，或者旅行作家。然而书到用时方恨少，到头来发现自己竟一无所长，除了金融知识，真的没什么发光之处了。
其实我不是那节课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一直缩着脖子，低头看着空白的笔记本。
于是我还是决定脚踏实地地回到我擅长的领域，接受了一个外资基金的首席信息官职位。
于是，我成功让蒋桃坐在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上。
2017年和2015年很相似，有着同样繁荣的开始。但经历过几轮动荡，如今的我更加冷静，不再会疯狂地上杠杆透支资本，也不会再逞一时之快而冒险。
“你是去上范老师的课吧，我也要上那堂课，我载你去吧。”连夜做好功课的我对自己的计划胸有成竹。
在生活上也是一样。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不会再疯狂地透支自己的身体，与人交往也更加慎重。
“啊，谢谢你。”蒋桃一边向我道谢，一边焦虑地四下张望，“糟了，我上课要迟到了。”
我在工作中常常遇到很干练的女性，无一不有着精致的外形、自信的言谈举止、生动的生活方式。我承认我内心是欣赏这种类型的女性的，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样的女性，往往也有着她们的不吝和不羁，就好像因玛丽莲·梦露而销量大增的香奈儿五号香水，总能给人一种“明知道是假的却感觉真实”的幻象。她们总会让我想起黄芙。
蒋桃低头一看，还真是。她不知道，刚刚我在低头掰开车轮的时候，顺便用了一下钉子。
有时去上海出差，走在夜里的旧巷，看到前面路灯下有长发及肩的女子，我会有一瞬间，以为看到了黄芙。
蒋桃笑笑，正准备离去，我急忙拦住她说：“同学，你的车胎瘪了。”
但那个时候我玩得起，现在的我玩不起了。
“又是你，好巧啊！”我语气夸张地说，低头把卡在一起的车轮分开。
我一直记得古德曼先生说过的话：“我没那么坐怀不乱。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让我失去太太和孩子，失去现在的生活，我都不会去冒这个险。”
我记得我第二天就去蒋桃宿舍楼下等她，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到她推着自行车出来。然后我也推着自行车迎上去，假装不小心撞到了她的车轮。
男人们的酒局上总有戏言，说雄性原本就是多配偶动物，同时喜欢甚至爱上两个人，大家都有过。
蒋桃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追求的姑娘，是我一见钟情的人，是我的初恋。
但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美好”的古代了，那妻妾成群和睦相处的画面一去不返。今天是一个不再纵容人类原始欲望的时代，是一个用社会规则和道德包裹着的时代。这恐怕不是男人们情愿选择的时代。原始欲望最终挑战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老巢。
庞冠说：“她叫蒋桃，英语系的，我在范老师的课上见过她。”
同时，我也不确定我是否还拥有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能力。
我甚至忘了说谢谢。回到球场，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身边的哥们儿庞冠：“那姑娘你见过吗？”
我习惯了蒋桃身上的味道，她睡觉的姿势，甚至她叠的被子的形状。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玩笑、每一声咳嗽，我都能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她对我也一样。
蒋桃弯腰捡起球，起身递给我。她抬头的那一瞬间我就看呆了。她唇红齿白，洁净的面孔光彩照人，瀑布般的长发款款流泻在蓝色的连衣裙上，蓦然间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这简直就是电视剧里可以配背景音乐的俗气剧情，一瞬间让我怦然心动。
她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是驻守老巢的女主人。
“同学，帮着捡下球呗！”我冲她喊，一面向她跑去。
如果有一天她不要我了，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第一次遇到蒋桃是在我踢足球的时候。当时蒋桃和几个女生从球场旁边的小路经过，我的球偏巧飞到了她的脚下。
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停止爱她。
那时候我是个愣头青，每天和男生兄弟们大呼小叫，见了女同学也都没个正形，就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有时候我们也会搞恶作剧，比如把女生宿舍“请止步”的标语摘掉一个笔画，变成“请上步”，或者在运动会上和一群男生一起高歌“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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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院学生会主席，也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那时候每天都是由我牵头，一群学生会干部浩浩荡荡骑着单车在校园里窜来窜去，今天贴海报，明天搞辩论赛，不亦乐乎。
某夜，我梦到自己划着木船沿溪而行，一时忘记路之远近。忽逢一片桃花林，溪岸百步内，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我叫袁亮，遇到蒋桃时我20岁，在北大读大三，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其中一位女子站于水边，秀发如瀑，婀娜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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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扭头，我大惊，看面容竟是蒋桃。
我也不知道若我站在古德曼先生的位置，可否平静地说出，“此生无憾”。
蒋桃见到我，仿佛不识。问我从何处来，并设酒杀鸡作食。她说外面尘世纷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我不知道没有蒋桃的世界，会不会变得陌生，没有颜色。
我问她如今是何年何月，她竟不知。
我希望我能够死在蒋桃之前。
蒋桃劝我留下，说此地乃是桃花源。
台下一片啜泣声。我始终紧紧握着蒋桃的手。
我大悟，原来我踏遍铁鞋所觅之处，竟是蒋桃之所在。
古德曼先生不再流眼泪，只是双手合十，低头坐在前排的椅子上。
我欣喜若狂，便与蒋桃同住在这桃花源地。每日往来种作，怡然自乐。
牧师站在古德曼太太的棺木前，默念着《圣经》：“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日久无所事事，一日我忍不住撑船回尘世小住。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夜忘形。
古德曼太太的葬礼在科德角上的一座海滨教堂举行。高耸的束柱托起的尖肋拱顶下，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投下七彩光晕。在这栋哥特式建筑中，浓厚的宗教气氛仿佛让生死轮回都变得渺小如一瞬。
次日撑船沿溪而下，寻桃花源所向，却迷失，不复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