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是当时最时髦的事情，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读着顾城和舒婷，那种无名的感动和理不清的情绪充斥全身：“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不知道现在的青年怎么想，反正我们那时崇拜的，就是自己搞不懂的东西。
邓丽君之后才开始流行的崔健。中国最早的愤青都是老崔给熏出来的，一曲《一无所有》成了所有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口头禅，那个时候最得意的就是，哥几个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听完讲座出来，一边飞快地往西八间房赶，一边大声地狂吼：“哦哦哦哦哦哦，我这就跟你走……”除了经常挨饿和洗澡不方便以外，那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青春。
诗人北岛那会儿特活跃，他的诗同样牛叉，在《太阳城札记》中，我记得有这么几首：
记得大二的时候，我的上铺有一个黑砖头一般的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你想想，九个大老爷们儿同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的屋子里，一人端个饭盒，鸦雀无声地听着邓歌后那嗲嗲的靡靡之音，当时的感觉是有些傻掉了。那个时候，我们最烦的歌曲是《清晨》，六点一过，那清脆的女高音透过高亢的大喇叭响彻大学校园：“早晨起来公鸡叫，喔喔……”眼睛还没睁开呢，抓起衣服就爬起来了，出门时，看到崔辅导员板着小脸挨屋砸门时，多少感到些许的庆幸。
最近北岛出了一部极精彩的散文集《青灯》，书中说他们做《今天》创刊号时，问大翻译家冯亦代如何翻译，冯老觉得today太一般，与夫人再三商量，建议使用The Moment，那种历史转折时刻的紧迫感，跃然纸上。
我们念书那会儿，最时髦的是两件事：读朦胧诗和唱摇滚乐。那时候正是中国思想大启蒙时期，我们瞪着一双陌生的眼睛，看什么都觉得新鲜。记得1976年9月9日的下午，我和一位姓孙的小学同学呆呆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紧张地看着天空：伟大领袖走了，天不会塌下来吧？至今，我俩也没觉得这事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