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问题中，第一个已经有答案了，复活节岛土著告诉挪威考古学家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他们的祖先用圆木当滚轮运输石像，再以圆木作杠杆，竖立石像。后来考古学与古生物学研究，解答了其他问题，同时，也揭露了复活节岛阴暗的人文史。波利尼西亚人大约公元400年定居复活节岛，那时候岛上有森林覆盖，可是岛民为了农耕、造筏（捕鱼）、运输（石像）等，逐渐毁掉了森林。到了1500年，岛上人口达70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0几人），石像已经雕了1000个，其中至少324个已经竖立起来。但是——森林消失了，一株都不剩。
当年洛加文在岛上短暂地逗留，已经注意到许多竖立的石像，不过土著不再雕刻石像了。到了1840年，土著把所有石像都推倒了。土著如何运送、竖立这些巨大的石像？为什么最后他们会推倒所有的石像？还有，他们为什么不再雕刻石像了？
这场生态大灾难完全是自找的，其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没有圆木运输/竖立石像了，于是岛民放弃雕刻石像。但是森林毁灭了之后，产生了两个间接后果，使岛民陷入饥饿的境地：土壤没有植被保护，易于侵蚀，导致农产歉收：没有木材造舟筏，渔捞量减少，蛋白质摄取量就不足。结果，人口超过了这个小岛所能支持的数量，于是这个海上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因为长期内战（减少人口）与食人行为（补充蛋白质）而崩溃了。战士阶级兴起；大量制造的石矛头，地面上到处捡得到；战败的一方受奴役或给吃了；血拼的宗族将对方竖立的石像推倒；大家都住到比较能够自保的洞穴中。当初一个郁郁葱葱的海岛——支撑了一个壮观的人类文明——逐渐退化成我们见到的“复活节岛”：贫瘠的草地，散布着倾倒的石像，只能养活当初人口的1/3。
在西方人心目中，复活节岛一开始就笼罩在一团迷雾中。1722年4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洛加文（Jakob Roggeveen）“发现”了复活节岛与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孤立的陆地，面积130平方公里，位于南太平洋，东距智利3700公里，比亨德森岛还要遗世独立。岛上有几百尊石像，用火山岩渣（scoria）刻成，大部分高3到5米不等，也有高达11米、重达85吨的，它们在采石场刻成，运送到几公里之外的台基旁，再竖立起来。可是岛上的土著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轮子，除了肌肉的力量外，没有其他的动力。事实上，在采石场至少有300尊石像，或者只有雏形，或者已经完成，给人的印象是一座正常运作的工厂，不知怎的突然停工，人走光了，再也没有复工。外人走进来，只觉得一股诡异的气氛，悬浮在满地的半成品、成品上。
我们第二个“破坏栖境”的案例，是一个印第安文明崩溃的故事——这个文明是北美洲人文史上最先进的一个。当年西班牙探险家到达今天的美国西南部，发现了巨大的多层集落住宅群，无人居住，矗立在沙漠中。举例来说，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国家古迹，有一栋500间房屋的住宅，分为5层，长200米，宽96米，是北美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物——直到19世纪钢骨摩天建筑出现。在这个地区生活的纳瓦伙族（Navajo）印第安人，只知道那些消失了的居民是“古人”（阿纳萨齐人），此外别无头绪。
我已经铺陈了证据，指出“黄金时代”发生过许多“灭绝生物”的事件，现在我要讨论“破坏栖境”的证据。我要举出3个出人意料的例子，每个都涉及一个著名的考古学谜团：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像；美国西南荒废的印第安人“集落住宅”；以及古伊东城（Edom）废墟［今名佩特拉（Petra）］。
后来考古学家逐渐理出了头绪：查科峡谷的集落住宅在公元10世纪初开始兴建，12世纪放弃。为什么“古人”会在一片贫瘠的荒原上建立城市？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地点了！他们到哪里去找柴火？还有，支撑屋顶的横梁每根1.8米，共需20万根，到哪里砍伐？既然耗费了那么大力气建了一个城，干吗又放弃了？
在工业兴起以前，不只海岛上发生过生物灭绝事件，各大洲在更古老的年代里，也泛滥过物种灭绝浪潮。大约在11000年以前——学者推测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可能是那个时候进入新世界的——北美与南美的大型哺乳类，大部分都灭绝了。这些大型哺乳类灭绝的原因，有一派学者主张是由于人类狩猎，赶尽杀绝；另一派则认为冰后期的气候变迁是主因，双方至今仍在辩论。我赞成“狩猎说”，下一章我会解释我的理由。不过，11000年前发生的事，很难弄清楚来龙去脉与因果环节，不像毛利人与恐鸟最近的“碰撞”，只是1000年之内发生的事。同样地，5万年前今日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进入澳大利亚殖民，同时的澳大利亚大型动物大多数都灭绝了。那些动物包括巨型袋鼠、有袋类的狮子、有袋类的犀牛，此外，还有蜥蜴、蛇、鳄鱼、鸟类。不过，我们仍不知道当年刚到达澳大利亚的人类，是否（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那些大型动物的灭绝。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最早登陆海岛定居的人类，为岛上生物带来浩劫，但关于各大洲上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定论。
解答这些问题的传统观点，与过去学者解释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动物灭绝的方向一致——气候的“自然”变迁是元凶，原来查科峡谷发生过旱灾。不过，几位古植物学家的研究，产生了一个不同的解释——他们使用一个巧妙的技术，弄清楚了查科峡谷的植被变迁。他们的方法依赖一类叫作“林鼠”（packrat；Neotoma）的小型啮齿类。林鼠是北美落基山地区的土著动物，会四处搜集植物和其他东西筑巢，一住50到100年，然后才放弃。由于查科峡谷位于沙漠中，林鼠放弃的巢都保存得不错。因此林鼠筑巢用的植物可以鉴定，筑巢的年代也可以用放射性碳（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这么一来，每个巢都可当作当地植被的“时间胶囊”。
马达加斯加与波利尼西亚只是两个学者详细考察过的例子，也许所有有人居住过的海洋岛屿，都发生过类似的灭绝事件。而欧洲人的地理扩张，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这些岛屿上，生物在人类到达之前经过长期的演化，有非常独特的大型动物种，现代动物学家无缘目睹。地中海的岛屿如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过去有“矮”河马与巨龟（如马达加斯加），也有“矮”象与“矮”鹿。西印度群岛上灭绝的动物种，有猴子、地树獭、体型似熊的啮齿动物，以及各种体型的猫头鹰：正常的、魁梧的、巨型的、巨无霸。这些大型鸟类、哺乳类与陆龟都灭绝了，可能也是最早到达各岛的人类干的好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鸟类、哺乳类与陆龟也不是仅有的受难者：蜥蜴、蛙，甚至大型昆虫也消失了，要是将所有海岛上灭绝的生物列成一张清单，怕不下几千种。奥尔森把这些岛屿上的灭绝事件描述成“世界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生物浩劫”。不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波利尼西亚与马达加斯加的人类罪证，都铁案如山，而其他的岛屿，除非在最早的人类遗址里找到后来灭绝的动物遗骸，不然我们无法为人类定罪。
这些学者利用这个方法，重建了以下的事件历程。“古人”开始在查科峡谷建造集落住宅的时候，查科峡谷周围并不是贫瘠的沙漠，而是兼有松树与杜松的疏林地带，附近还有黄松林。这个发现立即解释了柴火与屋顶横梁的来源，而且也让“高等文明会在沙漠中凭空建立？”之类的疑问冰释。不过，由于“古人”在查科峡谷定居，四周的树木逐渐被砍伐殆尽，最后环境变成没有树木的荒原——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于是“古人”找柴火，必须走上16公里；砍伐建材，必须走上30多公里。等到黄松林也被砍光了，他们就修筑了精密的道路系统，把80公里外山坡上的云杉与枞树运回来——靠的可是肌肉的力量。此外，“古人”为了解决干燥环境中的灌溉问题，建筑了灌溉系统，将水导入谷底集中。砍伐森林使土壤逐渐受侵蚀，也无法涵养水分，再加上灌溉沟渠逐渐“漏底”，最后地下水位可能下降，必须设法抽取才有足够的水灌溉农田。因此，旱灾也许是“古人”放弃查科峡谷的原因，可是自己酿成的生态灾难也是主因。
不过，马尔加什人（无意中）间接灭绝的物种，可能比他们猎杀的还多。他们每年都会放火烧林，一方面增加牧地，另一方面刺激新草生长，可是也破坏了土著动物赖以生存的栖境。牛、羊吃草维生，不但改变了栖境，而且与陆龟、象鸟竞争食物。引进的狗与猪，会捕猎在地面栖息的动物、它们的幼儿，以及它们的卵。葡萄牙人登陆的时候，过去到处可见的象鸟，只剩下布满海滩的卵壳碎片、地下的骨架与化身为“洛克”的模糊记忆。
我们最后一个工业兴起前的“破坏栖境”案例，可以解释“古代西方文明的权力中心，逐渐地理位移”的现象。记得吗？第一个权力与创新中心是在中东，许多关键的发展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农业、动物养殖、书写系统、集权国家、战车等。虽然当年有几个国家轮流称霸——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埃及和土耳其——但是都在中东或接近中东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灭了波斯帝国后，霸权终于西移，起先是希腊，然后罗马，后来则是欧洲西部与北部。为什么中东、希腊、罗马轮流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目前中东的重要——短暂——地位，是石油赋予的。那只不过更凸显了现代中东在其他方面的弱点。）为什么现代超级强权国家中希腊与波斯不在其列？
马达加斯加已经灭绝的巨型动物，有些是最早的马尔加什人直接或间接送上西天的，殆无疑问，说不定它们全部都是那么灭绝的，也未可知。象鸟灭绝了，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们的卵壳可以当容器，盛水量达7.5公升，十分好用。虽然马尔加什人是牧民与渔民，不以狩猎大型动物维生，其他的大型动物却很容易猎杀——它们就像新西兰的恐鸟，从未见过人类。白天在地面上活动的巨型狐猴都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见到，又很容易猎杀，何况它们体型大，值得下手，难怪马达加斯加只剩下体型小、在夜间活动的树栖狐猴。
这一强权的地理位移，是影响深远又持久的历史模式，不可能是“意外”的产物。有人提出过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说，说是每个古文明中心都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所以霸权才会转移。中东与地中海过去并不一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样子。在古代，这个地区大部分错落着葱茏的疏林丘陵与肥沃山谷。几千年来，伐林、牲口过度消耗草场、土壤侵蚀、山谷淤塞，将这一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区转化成——相对来说——干燥、贫瘠、不毛的土地。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古希腊发生过好几次人口增长/人口锐减、放弃居所的循环。在人口增长阶段，梯田与堤坝可以保护土地，直到砍伐森林、清理陡坡供农耕、畜养过多牲口、农地无法休养生息等因素加起来，使整个生产系统无法负荷。每一次结果都是：山丘的土壤大量冲蚀，山谷淹水，人类社会解体。有一回，这样的情节正巧发生在希腊灿烂的迈锡尼文明崩溃的时候，搞不好是迈锡尼文明崩溃的主因——此后希腊陷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没有文字，也没有历史。
这些巨大的哺乳类、爬行类与鸟类究竟招惹了什么瘟神？我们可以肯定：它们至少有一些曾让初到本岛的马尔加什人大开眼界。他们用象鸟卵壳当水容器，他们的垃圾堆中可以找到“矮”河马与另外一些动物的残羹剩骨。此外，所有其他灭绝动物的化石，出土遗址的年代都不过几千年前。因为它们必然熬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与繁衍，不大可能志同道合地在饥饿的人类登陆之前看破红尘，齐归道山。事实上，欧洲人登上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它们有一些可能还生存在岛上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因为17世纪有人向法国总督弗拉古（Flacourt）描述一种动物，像是体型与大猩猩一样的狐猴。象鸟也许苟延残喘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印度洋的阿拉伯商人都知道这种鸟，《水手辛巴德》出现过一种叫作“洛克”（rok）的巨鸟，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古代环境破坏”的观点，支持的证据有当年的文献与考古发现。然而几组有时间顺序的照片更有说服力，所有道听途说的证据加起来也比不上。要是我们能对同一山丘每隔1000年照一张照片，有了这套照片我们就可以鉴定植物的种属，测量植被覆盖的面积，计算从森林演变成山羊无法进入的灌木丛需要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衡量环境恶化的程度。
叹为观止吧？别忙，还没完，马达加斯加的化石中，还有一种“矮”河马（牛那么大）、一种土豚（aardvark，与鬣狗有亲缘关系）、一种像短腿美洲狮的肉食动物（与猫鼬有亲缘关系）。整体看来，这些已经灭绝的大型动物，当年在马达加斯加扮演的生态角色，与非洲野生动物公园中令观光客趋之若鹜的那些野兽相当——记得新西兰的恐鸟以及其他的奇异鸟类吗？乌龟、象鸟与“矮”河马相当于羚羊与斑马（草食兽）；狐猴相当于狒狒与大猩猩；与猫鼬有关的肉食兽，相当于猎豹或狮子。
这里老鼠巢又立了大功。虽然中东没有北美洲那种林鼠，但是有岩狸（hyraxes）——有兔子那么大，可是像土拨鼠，令人惊讶的是，它不是啮齿类，它最亲近的亲戚是象。岩狸也会建造林鼠的那种巢。三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在约旦先前湮没的古城佩特拉研究岩狸遗留的巢。佩特拉是古代西方文明之谜的典型。读者要是看过“印第安那·琼斯”电影系列的第三集《圣战奇兵》（1989年），应该记得肖恩·康纳利（饰演父亲）与印第安那·琼斯（哈里森·福特饰演），在佩特拉城壮观的岩墓与神殿里搜寻圣杯。任何看过佩特拉城那些镜头的人，必然会怀疑：这么一个富裕的城，怎么可能在那么荒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它怎么生存的？事实上，佩特拉城附近，公元前7000年就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不久农耕与畜牧就出现了。纳巴泰人（Nabataean）建立的王国以佩特拉城为首都，从此佩特拉成为商业中心，控制欧洲、阿拉伯半岛与东方的贸易。这个城在罗马、拜占庭控制下，成长得更大，更富庶。但是后来这个城被放弃了，完全被世人遗忘了——到1812年才“重新发现”它的废墟。佩特拉是怎么衰落的？
但是，马达加斯加海滩上，到处都可以捡到鸟蛋壳碎片，拼凑起来每个蛋都有足球那么大，表示岛上有巨鸟生存过。最后，不但下蛋的鸟的化石找到了，还揭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动物世界，其中有许多奇特的巨型哺乳类与爬行类——全都消失了。生产巨蛋的鸟有6种，都不会飞，身高达3米，体重450公斤，与恐鸟和鸵鸟相似，但是身材更魁梧，因此取名为象鸟。爬行类是两种巨型陆龟，光是壳就有90厘米长，从化石的数量推断，当年它们在马达加斯加一定是常见的动物。种类比巨鸟与巨龟更多的是狐猴，共12种，有的体型可与大猩猩媲美，与现生狐猴中体型最大的相比，它们都不至于输阵。由于它们的眼眶都很小——相对于头骨而言——它们可能（大部分）都在白天活动，而不是晚上。[1]它们有些生活在地面上，和狒狒相似，其他的树栖，比较像红毛猩猩与澳大利亚无尾熊。
佩特拉城中，每个岩狸巢里都能找到植物标本，有的高达100种：巢里发现的花粉比例，与现代栖境中的比较，就能推算岩狸活着的时候，主要的栖境特色。从岩狸巢得到的资料，佩特拉的环境退化过程，可以重现如下：
与马达加斯加的人一样有趣的，是岛上的野生动物——以及岛上没有的动物。在邻近的非洲大陆上，许多体型大而显眼的野兽奔驰于地面，白天活动，数量庞大，如羚羊、鸵鸟、斑马、狒狒与狮子——全是东非旅游的卖点。马达加斯加没有那些动物，连它们的远亲都找不到，至少从欧洲人登陆迄今，都没发现过。马达加斯加与东非之间的海峡——320多公里宽的莫桑比克海峡——成功地拦阻了那些动物，澳大利亚有袋类动物也因为大海阻隔，没到过新西兰。可是马达加斯加有24种狐猴——体型小、类似猴子的灵长类。它们体重不满10公斤，大多数在夜间活动，栖息在树上。还有各种鼠辈、蝙蝠、食蚁兽、猫鼬的亲戚，最大的体重也不过11.3公斤。
佩特拉位于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区，与洛杉矶的疏林山区并无不同。最初的植被是疏林，橡树与开心果树是主要树种。到了罗马、拜占庭时代，大部分的树都砍光了，四周环境已经退化成开阔的草原，岩狸巢里的花粉是见证：18%是树，其余的来自低矮的植物。（在现代地中海森林中，树的花粉占40%到85%；森林草原地带是18%。）到了公元900年，剩下的树有2/3消失了，那时拜占庭不再控制佩特拉一带的地区，已有几个世纪。甚至灌木、草本植物都减少了，环境转变成今天我们见到的沙漠。现在还健在的树，较低的枝叶都被山羊吃了，或者散布在羊不会接近的悬崖上，或者在山羊不能进入的小树林里。
那么，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独特之处，才会成为工业兴起前的“灭绝族群”？我不希望读者产生这个印象，让我们越过半个地球到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去看看。马达加斯加在印度洋中，位于非洲东岸。葡萄牙人大约在公元1500年到达非洲东岸，他们发现马达加斯加已经有人居住了，现在叫做马尔加什人。从地理上看，也许你会以为他们的语言与非洲的语言相近，毕竟，非洲大陆在西边，不过320来公里。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马尔加什语和——东北几千公里开外的印度洋另一端——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是同一族。体质上，马尔加什人的长相，从典型的印尼人到典型的东非人都有。这些奇怪之处，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商人沿着印度洋海岸线航行到印度，最后到达非洲东部的结果。马尔加什人在2000年前到1000年前之间到达马达加斯加，他们建立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是放牧牛、山羊，养猪，农耕，捕鱼，以及与东非的贸易——由穆斯林商人控制。
将这些岩狸巢里找到的资料，与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合并起来，产生了下面的解释。从新石器时代起到罗马、拜占庭时代，砍伐森林的目的在于：取得农地、开辟羊的牧场、取得柴火、建材。即使新石器时代的房屋，不仅需要木材搭建，每间房屋还需要13吨柴火，制造灰泥涂敷墙壁与地板。国家兴起后，人口爆炸，加速了破坏森林、过度啃食牧场的速度。为了应付土地与城市对于水的需求，还精心设计了沟渠、管道与储水池系统，收集并储水。
因此，当年到亨德森岛殖民的波利尼西亚人，以鸽子、海鸟和鱼维生，直到他们毁灭了岛上的鸟类族群——也毁掉了自己的食物供应。他们的下场，可能是饿死，或弃岛而去。太平洋至少还有11个“神秘岛屿”，欧洲人发现的时候空无一人，但是考古发掘揭露了先前波利尼西亚人居住过的事实。有些岛波利尼西亚人住过几百年。这些岛都很小，或者不适农耕，人类移民非常依赖鸟类或其他动物资源维生。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过度利用野生动物的证据，处处可见，因此亨德森岛与其他的“神秘岛屿”，也许代表的是“坟场”，埋的是摧毁自己资源基础的人类族群。
拜占庭政权垮台后，农地给放弃了，人口急速下降，但是仍然居住在当地的人，必须密集放牧才能维生，因此土地继续退化。永不满足的山羊，开始侵入所有它们找得到的植被，灌木丛也好，草地也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为了建筑铁路，大量毁灭了残存的疏林带。我与许多电影迷一样，看到彩色大银幕上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得·奥图饰演）率领游击队炸掉铁路的那一场戏，都非常激动。殊不知：我们目睹的，是摧毁佩特拉森林的最后一击。
因此，奥尔森与同事斯蒂德曼（David Steadman）最近在亨德森岛上的发现，让许多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发现：亨德森岛上有几种鸟，大约800年到500年前灭绝了，其中有两种大型鸽子、一种较小的鸽子与3种海鸟。这6种鸟或它们的亲戚，在许多（有人居住的）波利尼西亚海岛上的考古遗址中已经发现过，学者很清楚它们在那里是怎么灭绝的。亨德森岛是无人岛，看来也不适于居住，可是岛上却发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遗址，找到数百件文化遗物，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在岛上生活过几百年。在那些遗址出土的鸟骨，除了已经灭绝的6种，还发现了现在仍存在的鸟种，另有许多鱼骨。
今天，佩特拉荒废的土地，象征着西方文明摇篮其他地区的命运。佩特拉当年控制了世界贸易的主要路线，可是它的现代环境，不再能够供养那么一个城市。就像当年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今伊朗西南部）是超级强权波斯帝国的首都，大流士还曾与希腊争霸，而今安在哉？那些城市的废墟，以及雅典与罗马，都可供我们凭吊那些摧毁自己生存凭借的国家。地中海文明不是惟一搞生态自杀的有文字社会，中美洲的古典玛雅文明、印度河谷中的哈拉帕文明，是另外两个明显的搞出生态灾难——扩张的人口超过环境的负荷——的“候选人”。虽然文明史的发展，往往因为特定的帝王与蛮族入侵事件，走上不同轨道。可是总体来说，砍伐森林与土壤冲蚀也许是更重要的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
鸟类与波利尼西亚人的“碰撞”，特别有趣的一段发生在亨德森岛上。亨德森岛是赤道太平洋上非常孤立的一小块陆地，位于皮特凯恩岛之东200公里，而皮特凯恩岛也是以孤立闻名。（记得《叛舰喋血记》这部真人实事的电影吗？英国军舰“邦蒂”号正在南太平洋上，大副带着船员叛变，在皮特凯恩岛一躲18年，没有人找到他们。）亨德森岛是珊瑚礁岛，岛上覆盖着丛林，地面布满裂缝，不适农耕。自然啦，这个岛现在无人居住，事实上，自从1606年欧洲人发现了这个岛，就没人在岛上住过。所以这个岛以“纯洁”闻名于世，许多人认为它从未被人类（文明）玷污过。
环保人士假定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以上就是最近的发现，使那个“黄金时代”越发显得神秘。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我提出的重大议题。第一，人类自古就会破坏环境的证据，是否与环保人士乐道的现代例子互相冲突？许多还未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族群，有“进步的”环保意识或环保措施，经常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物种都给消灭了，也不是所有栖境都给破坏了，所以“黄金时代”不见得一团漆黑。
当然，那50种鸟并非全然葬送在人类的五脏庙中。鹅也许是因为人类猎杀而绝种的，就像恐鸟一样，但是小鸣鸟灭绝可能是老鼠的杰作（它们随着最早登陆的夏威夷人而来），或是夏威夷土著砍伐森林、开辟农田的结果。早期波利尼西亚遗址中，有同样发现（灭绝的鸟种）的地方，还有塔希提岛、斐济群岛、汤加、新喀里多尼亚、马克萨斯（Marquesas）群岛、查塔姆群岛、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
我对这个怪诞问题的答案如下。没错，小规模的平权社会，只要长长久久，往往有机会演化出环保措施，因为他们有时间认识环境，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一方面，最可能破坏环境的族群，往往是移居新环境的族群（例如最早的毛利人、最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一直在“边疆”开拓意识的族群——他们有恃无恐，把一个地方搞砸了，就“越界”探索新环境（例如最初进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此外，新发明的技术，由于事先对它的潜力难以全盘掌握，也可能在人们觉悟之前导致破坏环境的后果（例如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以霰弹枪摧毁了当地的鸽子族群）。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财富掌握在少数统治精英的手中，他们对环境、土地没有感性的知识，可能会做出破坏环境的决策。而且，有些栖境与物种特别容易受伤害，例如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陆栖鸟（如恐鸟与象鸟），或者干燥、脆弱、过于敏感的环境，例如地中海文明与美国西南的“古人”文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兴起。
新西兰并不是孤例，考古学家最近发掘过的所有其他遥远的太平洋岛屿，都在最早的移民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鸟种，证明鸟类灭绝与人类移民似乎有关。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古生物学家奥尔森与詹姆斯（Storrs Olson & Helen James），在夏威夷群岛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了灭绝的鸟类。它们灭绝的时候，正当波利尼西亚族群开始殖民各岛，大约是公元500年左右。化石中有些彩羽鸣鸟，与今天仍存在的鸟种有亲缘关系，此外还有长相奇特、不会飞行的鹅与朱鹭，它们根本没有亲戚还活在世上。夏威夷在欧洲人登陆后，鸟类大量灭绝，成为“现代（白）人破坏环境”的重要案例，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早先的灭绝浪潮。1982年，奥尔森与詹姆斯发表报告，指出：在白人抵达之前，夏威夷的鸟类，至少有50种已经灭绝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接近目前北美洲鸟种的1/10！
第二，我们从这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学到什么实用的教训吗？考古学往往被当作没有社会价值的学科，所以一旦预算吃紧，就成为第一波开刀的对象。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是政府计划官员最好的顾问，物美价廉。走遍全世界，可以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有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过去的社会也那么干过，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用实验的方式，确定哪一种开发方案对环境的冲击最小，我们负担得起。雇佣考古学家，评估古代社会的方案，以古证今，确保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到头来，也许是最省钱的做法。
因此，当年毛利人登陆新西兰，走进了一个奇异的生物世界，其中的动物非常奇特，要不是它们的化石明显可知，无可推诿，我们大概全指斥为科幻奇想。大概等到我们登陆另一个有生命的星球，才能领略当年毛利人的感受吧。（即使地球上的生命重新演化一遍，也不会重演原来的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毛利人眼中的奇异世界就崩溃了，劫余者等到欧洲人来了之后，又遭遇了第二次浩劫。结果，当年目击毛利人登陆的鸟种，只剩一半仍有后裔生活在今天的新西兰，而且其中有许多不是濒危动物，就是只生活在离岛上。几个世纪的猎杀，就足以终结几百万年的恐鸟演化史。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西南有一片疏林带，美国人砍伐那里的树木当柴火。美国森林管理署想要控制那里的伐木量，让森林有机会休养生息。但是。他们手边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准确地评估。然而，“古人”已经实验过了——可是他们误算了，结果查科峡谷的林地，过了800年还没能复原。雇佣考古学家重现，“古人”的柴火消耗量，比起重蹈覆辙、毁掉将近2600万公顷的土地，划算多了。
不过，新西兰的土著蟋蟀、蜗牛、鹪鹩等小动物也都迅速灭绝了，毛利人自卫或觅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物种中有那么多灭绝了，有的整个灭绝，有的只幸存于离岛上。砍伐森林也许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因素是：毛利人有意或无意地带到新西兰的猎食者——老鼠！就像恐鸟在没有人迹的岛屿上演化，乍遇人类后束手无策一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小动物，它们从未对付过老鼠，遇上老鼠后，当然挡者披靡。我们知道夏威夷和其他先前没有老鼠的海洋岛屿，许多土著鸟种在近代灭绝了，元凶是欧洲人带来的老鼠。举例来说，1962年老鼠终于登上了新西兰大南角岛，3年内就把8种鸟、1种蝙蝠消灭了，或令其数量锐减。难怪许多新西兰土著动物，今天只能在没有老鼠的离岛见到。毛利人带到新西兰的鼠辈，势如破竹，锐不可当，那些离岛成了庇护土著动物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最后，我们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今天，环保人士认为灭绝生物、毁坏栖境的族群犯的是道德罪过。工业社会诋毁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见缝插针，不遗余力，目的在于掩饰杀害他们、谋夺土地的罪行。那么，有关恐鸟与查科峡谷植被的新发现，会不会只是以科学术语包装的种族偏见？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毛利人（新西兰土著）与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不值得我们公平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坏人——环境杀手。是吗？
不只是恐鸟，毛利人到达新西兰的时候，其他现在已经灭绝的鸟类都还活着。几个世纪后，大部分都灭绝了，其中身材比较大的——天鹅以及不会飞的鹅与水鸭——无疑是被猎去当食物。至于巨鹰，毛利人可能是为了自卫才出手的。想想看，那种鹰精于猎杀1—3米高的两足猎物，突然见到不满2米的毛利人，会做什么？即使在今天，猎鹰海东青攻击主人致死的事例，仍偶有所闻；猎鹰海东青与新西兰巨鹰比较起来，无异小巫见大巫，何况新西兰巨鹰早已练就对付两足直立动物的本领。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难找到利用环境的“中庸之道”——持续利用生物资源，不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资源数量剧烈的下滑，与正常的年度动态变化，究竟如何分辨？可能不容易。更难评估的是：我们生产新资源的速率。等到衰落迹象明确了之后，即使对于应变方案众议咸同，也可能因为丧失先机，难以回天。因此，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无法持续经营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能视为道德罪过，而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态问题，没有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他们失败了。那些失败都是悲剧，因为他们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形态崩溃了——族群的生命丧失了。
但是，鹿与恐鸟有很重要的差别。鹿逃避人类猎人，不知已有几万代的经验，可是恐鸟从未见过人类，直到毛利人登陆。当年恐鸟初遇毛利人，可能非常“天真烂漫”，就像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动物一样，毛利人大概只需要走上前去，挥棒一击，就得手了。也许恐鸟的生殖率也与鹿不同，由于恐鸟生殖率太低了，只消几个猎人每隔几年到山谷里搜猎一番，恐鸟的生殖率就赶不上了。新几内亚今天还存活的最大哺乳类土著——一种树栖袋鼠（生活在内地的贝瓦尼山脉）——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这种袋鼠在夜间活动，极其“害羞”，又生活在树上，所以比恐鸟难猎多了，而贝瓦尼土著人口也不多。尽管如此，不时的成功猎杀——一组猎人每几年造访一个山谷一次——也足以将袋鼠逼入绝种的境地。由于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难理解恐鸟遭到的命运。
明知故犯造成的悲剧性失败，才是道德罪过。在那一方面，我们美国人与当年的“古人”有两个重大的不同：科学知识与运用文字的能力。我们知道如何估算资源利用速率、资源恢复速率与人口数量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阅读有关过去的生态灾难的报告，“古人”不能。不过，我们这一代继续捕猎鲸鱼，砍伐热带雨林，好像没有人读过毛利人与“古人”的往事。过去，仍然是“黄金时代”，特色是“无知”；现在是“铁器时代”，一厢情愿地视而不见。
因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毛利人消灭了恐鸟，手段至少有三种，一是直接猎杀，一是偷卵，再有就可能是毛利人破坏了恐鸟的栖境。到过新西兰远足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结论难以置信。你见过新西兰（南岛）峡湾（Fiordland）国家公园的旅游海报吗？那儿的深谷，壁立3000米，年降雨量1200毫米，冬季漫长又寒冷。在那里，即使是今天的职业猎人，配备望远镜、来复枪，搭乘直升机，也无法控制山区的鹿群数量。那么，住在新西兰南岛与史都华岛的上千个毛利人，手上只有石斧、木棒，又无交通工具，能把所有恐鸟都消灭了？
根据这个观点，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力量空前的破坏工具，要是重复过去自杀式的生态经营手段，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好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复放映过那一个特定的段子，对无可避免的结果，也从不知道。
最后，考古学家发现的大型遗址，已经超过100个，有些可达十几公顷——毛利人刳剥了大量恐鸟，以土灶烹煮，丢下满地碎骨。恐鸟肉可吃，皮可制衣，骨可制作骨器，例如鱼钩、装饰品，卵壳可当盛水器。在19世纪，从这些遗址挖出的恐鸟骨，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毛利恐鸟猎人遗址出土的恐鸟骨，估计代表10万到50万个个体——新西兰在任何时候，恐鸟族群可能都不到那个数字的1/10。毛利人猎杀恐鸟，怕不下好几个世代。
雪莱的十四行诗《奥兹曼斯迪亚斯》让人同时回想起波斯波利斯、蒂卡尔、复活节岛；或许某一天它将让其他人回想起我们自己文明的废墟：
第二，从毛利人遗址出土的鸟类骸骨，证明毛利人来到新西兰的时候，所有已知恐鸟都还存在，而且数量很大。现在已经灭绝的鹅、鸭、天鹅、鹰，以及其他只有化石可供凭吊的鸟类也一样。在几个世纪之内，恐鸟与大多数其他的鸟类，就全部死翘翘了。几十种动物栖息在新西兰几百万年，然后“志同道合”地在人类登陆之后“驾鹤归西”，未免太过巧合了吧？
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
第一，新西兰在上一次冰河期间，大部分地区覆盖了冰河或冻原。冰期直到1万年前才结束，此后新西兰的气候变得非常适于生物生存，气温温和，布满大片的壮丽森林。最后死亡的恐鸟，嗉囊中塞满了食物，享受过几万年来最好的气候。
他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
1966年我第一次访问新西兰，当年大家都认为恐鸟是因为气候变迁而灭绝的，毛利人抵达的时候，剩下的恐鸟种已极为有限。新西兰人深信：毛利人懂得持续经营的道理，不是灭绝恐鸟的凶手。毫无疑问，毛利人——与其他的波利尼西亚族群一样——使用石器，以农耕或渔捞为生，并没有现代工业社会的毁灭力量。大家假定：毛利人最多只能对已经濒于绝种的族群施以最后一击。但是三组发现拆穿了这个信念。
半掩于沙漠之间
化石与生化证据显示：恐鸟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抵达新西兰。在新西兰生养了那么久之后，恐鸟什么时候灭绝的？为什么？什么样的灾难会干掉那么多不同的物种，如蟋蟀、鹰、鸭与恐鸟？特别是，毛利人的祖先在公元1000年左右登陆新西兰，这些奇异的生物那时还活着吗？
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
以上我讨论的是新西兰灭绝的大型动物。但是古生物学家也发现了小动物的化石，大概是大鼠或小鼠那么大的。在地面上活动的，至少有三种鸣鸟（不会飞或不怎么会飞）、几种青蛙和巨型蜗牛，以及许多类似蟋蟀的巨型昆虫（体重有的可达小鼠的两倍）和类似小鼠的奇异蝙蝠（它们会卷起翅膀在地面上跑）。这些小动物，有的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就灭绝了；其他的在离岛上可以发现，不过化石显示它们在新西兰生存过。整体而言，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是在与世隔离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在新西兰生态系中，地位相当于大陆上（无法来到新西兰）的哺乳类：恐鸟——鹿，不会飞的鹅与水鸭——兔子，大蟋蟀/小鸣鸟/蝙蝠——鼠辈，巨鹰——猎豹。
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
虽然恐鸟是新西兰最著名的灭绝鸟类，从化石中还鉴定出了许多其他的物种，总之，在欧洲人登陆之前，至少有28种鸟灭绝了。除了恐鸟，还有不少陆鸟（不会飞的鸟），如鸭、水鸭、鹅，共同特点是体型巨大。这些不会飞的鸟类都是从飞临新西兰的祖先演化来的，由于新西兰没有猎食兽（哺乳类），在地面上生活没有安全顾虑，因此飞鸟可以放弃过于消耗能量的飞行肌肉。其他的灭绝鸟类都会飞，如塘鹅、天鹅、大乌鸦、体型巨大的鹰——那种鹰体重13公斤，是世上体型最大的鹰，也是空中最可怕的猎食鸟。即使今天美洲最大的鹰——热带的冠雕（harpy eagle）——也相形见绌。当年，新西兰惟一有能力猎食恐鸟的动物，就是这种巨鹰了。虽然有些恐鸟体重是这种鹰的20倍，这种鹰仍有机会杀死恐鸟，因为恐鸟以两腿直立在地上，先攻击它们的腿，使它们倒地，再攻击头、长颈，就可以杀死它们了。然后巨鹰就可以好整以暇地进食，好几天都不用再找食物了，就像狮子杀死了一头长颈鹿一样。地下发现许多无头恐鸟骨架，也许就是巨鹰的杰作。
想那雕刻者，必定深谙其人情感
1800年左右，英国殖民者开始到新西兰拓垦，他们没有发现陆栖哺乳类，蝙蝠是那里惟一的哺乳类。那并不令人惊讶：新西兰是个遥远的岛屿，距离大洲太远，哺乳类除非长了翅膀，不然绝对到不了。不过，白人移民的犁，从地下翻出了鸟骨与蛋壳，那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鸟，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种波利尼西亚人）还记得它们叫做恐鸟（moa）。有些骨架非常“现代”，因为还连皮带羽的。从一些完整的骨架，我们能够知道这种鸟生前的长相：它们类似鸵鸟，共有12个物种，小的“不过”90厘米高、18公斤重，最大的高达3米、体重226公斤。它们的食性，可以从保存下来的嗉囊内容推断，学者鉴定出几十种植物的枝、叶，显示它们是素食动物。过去，这些鸟类在新西兰生态系中，扮演着大型哺乳类草食动物的角色，如鹿、羚羊。
那神态还留在石头上
为了答复这些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环保人士对“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的信仰，是虚幻不实的。为什么？我们先来检视过去发生过一波又一波生物灭绝事件的证据，以及古代族群破坏栖境的证据。
而斯人已逝，化作尘烟
正因为大众普遍对“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深信不疑，最近一些考古学家与古生物学家的发现，才令人觉得震惊。现在真相大白，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消灭物种，摧毁栖境，破坏自己的生存。有详细记录的事例中，有些是波利尼西亚土著与美洲土著的故事——正是环保人士最常引用、以为环保典范的族群。用不着说，这一“修正观点”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学者热烈辩论，在夏威夷、新西兰等地——波利尼西亚土著与美洲土著在人口中占相当数量的一般人也在辩论。新“发现”只不过是包裹着科学外衣的种族偏见？（白人移民为土著族群罗织罪名，粉饰白人剥夺土著家园的行为与历史。）新“发现”与现代“原始”族群保护环境的证据可有冲突？如果新“发现”无懈可击，我们能不能用来当作历史案例，协助预测我们目前的环境政策可能为我们招致的命运？一些古代文明以崩溃收场，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例如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土著）或玛雅（美洲土著）文明，最近的发现可以解释吗？
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
甚至现在，还有人相信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文明史的“黄金时代”。讽刺的是，希腊人与罗马人自认为是“堕落的人”，他们也相信更早的时候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即使在半清醒的状态中，我仍能背诵高一拉丁文课记熟的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首先，是‘黄金时代’，那时的人诚实又正直……”然后奥维德将那些德行与他的时代对比——一个背叛、不义、战争猖獗的时代。我相信，要是22世纪的放射场中还有人活着，他们也会以怀旧的心情刻画我们这个时代，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当然还没有他们的麻烦。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
直到最近，我的大多数环保同事和我，都有浓郁的怀旧心情，人类在许多方面都会将过去视为“黄金时代”，环保也不例外。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是这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他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论的基础》批判“启蒙”哲学，认为奠基于竞争与科学的文化是万恶之源，歌颂在“黄金时代”人类自然流露的善与相互尊重，他把随处可见的人类悲剧、不幸情境，都归咎于人类的堕落。于是从“黄金时代”到现代的历史，是个退化的过程。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在世界各地遇见了许多尚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例如波利尼西亚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他们往往被想象成“高贵的野蛮人”仍然生活在“黄金时代”里，没有受到文明的诅咒——如不容忍宗教异己、政治暴政与社会不公。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无疑，目前我们越来越糟的烂摊子，两个简单的理由就足以令人思过半矣：现代技术的破坏力量大得太多了，过去的石斧瞠乎其后；现代世界的人口太多了。但是也许还有第三个因素：态度的转变。与现代城市居民相比，工业兴起之前至少有一些族群——像杜瓦米什部落——靠自然环境吃饭，因此对生活的环境，保持敬意。有许多故事告诉我们：这些族群实际上过着非常“环保”的日子。一位新几内亚部落居民有一次向我解释：“如果一个猎人某一天朝某个方向出发，途中猎杀了一只鸽子，他下次要猎鸽子的话，会等一个星期，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出发。这是我们的习俗。”对于所谓的原始族群，他们的“环保政策”究竟有多么世故与成熟，我们才刚开始了解。举例来说，心怀善意的外国专家，已经在非洲把大片的土地转变成沙漠了。在那些区域，世居的牧民在当地不知已经繁衍过多少千年了，他们每一年都会赶着牲口迁徙牧场（“游牧”），让牧草休养生息。
此外，荡然无物
工业社会对世界的伤害，使环保人士痛心疾首，往往会把过去看作“黄金时代”。欧洲人到美洲殖民之初，空气与河流都很纯净，大地是绿油油的，大平原上布满野牛。今天，我们呼吸尘雾（smog），担心饮用水中的有毒化学品，大地上铺满高速路，很少见到任何大型野兽。未来情况只会恶化，等到我们的孩子到了退休的年纪，世界上一半的物种都会灭绝，空气中布满放射线，海洋遭到原油污染。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1855年美国印第安人杜瓦米什部落西雅图酋长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信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我的族人认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黑暗的森林中每一片薄雾、每一个嗡嗡的昆虫，在我族人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白人……是夜里来的陌生人，从土地上攫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地球不是他的兄弟，而是敌人……继续污染你的床，迟早有一天夜里，你会在自己的废物中窒息。
[1] 夜间活动的物种，需要大眼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