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卢嘉川不久就被捕而且牺牲。他最后托林道静保存一批传单，林道静拿去散发，结果自己也被捕了。审问她的居然是最早追求她的胡局长。胡局长把她担保出来，此时林道静和余永泽分手。
他们参加北大学生游行，喊口号，丢石头，警队阻拦、镇压，开枪，场面非常混乱。可是林道静只看到卢嘉川演讲，风采动人。同一时间余永泽躲在图书馆，心里也惦记林道静的安危。中国现代小说写两男一女模式，一般都比较同情失败的男方，因为近代国人对屈辱感比对胜利征服更加敏感。但是在余永泽、林道静、卢嘉川这个三角关系中，小说明确倾向第三者。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女多男”模式，“多男”总有不同社会身份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绝不重叠浪费。《青春之歌》里国民党胡局长、自由派余永泽和地下党卢嘉川也是“三个代表”。女主角“移情别恋”，不只是爱上别人，而是爱上了革命。所以，“革命恋爱小说”，某种程度上就是主人公像恋爱那样革命，这里“恋爱”可以是动词。
吵架的原因，一是女性自尊，花男人钱受气；二是男友势利，对穷人没感情（阶级立场）；三是余想做胡适的学生，政治方向有问题（小说写于50年代，正在批判胡适）。一年后，林道静在聚会上重遇卢嘉川，这时她觉得卢嘉川非常帅，两个人谈了很久。卢嘉川否认他有个人感情打算，但借了不少书给林道静，从此余永泽在家里读古书，女主角就在一边看《国家与革命》。卢嘉川还会上门拜访，不管余永泽在旁边脸色有多难看，卢嘉川照样给林道静讲革命道理——这场面有点尴尬。
“革命”的目的原是权力利益再分配。“恋爱”——至少按照19世纪浪漫主义的定义，则是感情至上，非功利，不计代价，不怕牺牲。感情至上、不计功利、不怕牺牲地追求以革命名义的阶级斗争权力分配，《青春之歌》的这一特点，我们迟些还要讨论。
这是50年代最“浪漫”的约会细节。很像茅盾早期小说的腔调，难怪文化部部长当时曾为这种小资情调残余辩解。[2]之后两人同居。林道静要出去工作，余永泽不赞成，他宁可自己多做工作。林道静到书店做职员，被人调戏而辞职。同学陈蔚如，嫁了银行副理，家里非常舒适安逸，还有小孩的温暖，可是林道静一点也不羡慕。某日余永泽在家请同学吃饭，想通过该同学的父亲认识胡适（余永泽当时有志整理国故）。当天乡下来了个穷亲戚，余永泽不大耐烦，给了一块钱打发人家，林道静却送了十块。余永泽看呆了：“‘拿着我的钱装好人，这是什么意思？’余永泽第一次对林道静发起火来了。‘啊！’道静想不到余永泽竟会说出这种话来。她猛地站起身来，激怒地盯着余永泽：‘你这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对待穷人原来是这样！我，我会还你……’”林道静哭了，“更使她伤心的是：余永泽——她深深热爱的人，原来是这样自私的人，美丽的梦想开始破灭。”
很长一段时间，林道静并不知道卢嘉川被捕牺牲，这时另一地下党人江华，负责联系指挥林道静。林道静因好友王晓燕帮忙，到定县她姑妈当校长的学校教书，可是却听了叛徒戴愉的错误指挥，发动学生去批斗虔诚信教的校长。出事以后，林道静离开，江华又安排她到一个地主家里做家教。地主宋贵堂和儿子宋郁彬，或明或暗都非常坏，甚至老地主打偷粮农民时，几岁的地主孙子也会在旁边叫好。杨沫想告知读者，龙生龙，凤生凤，地主的儿孙会打人。地主一家全坏，其他女佣、长工、车夫当然都是好人。有郑姓长工，仇恨林道静，因为林父曾害死郑长工的女儿。好在林道静母亲是穷人出身，所以小说强调她“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以后讨论“伤痕文学”时我们会检讨“血统论”在当代中国的演变，其实50年代已有伏笔。
当走到天安门前的玉带河旁，他们才在玉石栏杆旁边站住了。在黯淡的灯光下，余永泽用力捏紧了道静冰冷的手指，深情地凝视着她。半天，才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林，愿意做我最亲爱的吗？……我会永远地爱你……”道静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他。她的心头激荡着微妙的热情，两颊燃烧起红晕。这就是青春的热恋吗？它竟是这样的幸福和甘美！她情不自禁地握住余永泽的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二《青春之歌》的“多么文体”
这里顿开的茅塞，既是情窦，也是三观，两者紧密相关，与《伤逝》等“恋爱等于启蒙教育”非常相似。不过卢嘉川一闪而过，很快就带着学生到南京示威，被捕入狱。这些都是全知叙述，女主角并不知道。她回到北平，借住好友王晓燕家，到处求职不成，身边只有余永泽可靠。两人拍拖选择天安门为背景：
《青春之歌》的文笔比较学生腔。比如林道静在屋顶上看到了农民在田野里抢粮：“当她站在房上向四外望去时，啊，一种美妙的好像海市蜃楼的奇异景象立刻使得道静眼花缭乱了！那是什么？在黑黝黝的原野里，四面八方全闪起了万点灯火，正像美丽的星星在灰色的天幕上眨动着她们动人的大眼睛。在不甚明亮的闪闪灯光中，有无数黑点在浮动。这不是幽灵，也不是萤火虫在夜风草莽中飞舞，而是觉醒了的农民像海燕一样正在暴风雨的海上搏斗……她太高兴了，她激动得几乎想大喊：‘啊，党，你是多么伟大啊……’”
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在一个学生聚会上，林道静见到了同事的小舅子卢嘉川，聊起抗战：“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青春之歌》这种被当时青少年广泛模仿的文体，可以概括为“多么文体”。比方稍后林道静回北平，和好友王晓燕看到故宫，小说这样写：
这份情书很有意思，说我走投无路，所以决定爱你（言下之意是假如有别的出路，别的可能，我大概就不会爱你了）。余永泽却不管，他真心喜欢林道静，不管你什么动机，只要在一起就好。
那高大的黄色的琉璃瓦屋脊多么富于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庞大的角楼，更仿佛一尊尊古老的神像，庄严而又神秘地矗立在护城河上的夜空中，又是多么令人神往呵。
北戴河的余校长，想把林道静送给鲍县长做礼物。女主角伤心、绝望要跳海时，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校长的堂弟余永泽救了她。“道静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青年，带着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对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的信任着他。”林道静留在小地方教书，余永泽回北平读书，在火车站含情脉脉，不舍得分手。“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啊”是文艺腔，“骑士”是欧化符号，青年“才学”，既是“五四”择偶标配，也连着千古文人自恋梦。之后两人频繁通信，林道静在信中说：“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后来林道静被捕入狱，同牢房有一位化名郑瑾的党员，向她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愿景：
拒绝局长、洋房、土地、股票之后，林道静要走自己的路——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常见“一女多男”的道路。
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也可以说是批评，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坚强的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够多么幸福呵。
母亲……拉着女儿的手笑道：“亲女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从来没有结过婚，人不过三十多岁，可是个有财有势的阔人呢。……宝贝，你要同意了，福可是享不清的呵，局长在南京上海全有洋房；北平银行里存着大批现款；在家乡有一二十顷土地；上海还有不少股票——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久还要升大官……”道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亲的手，发着沉闷的哭声：“妈，您别总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您死了这条心吧！”[1]
出狱以后，林道静被发展入党，因为在狱中经受了考验。林道静说：“卢嘉川、江华，还有我刚入狱时遇到的林红，这三个人，我今生能够认识他们真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林道静的心还在卢嘉川身上，“我愿意永远着等他。”她还写了一首诗给卢嘉川：“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你是驰过长空迅疾的闪电。啊，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对着我微笑，默默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艰苦的战斗事迹。我是多么幸福啊！”
这百年里，女性面临的同一问题，为什么只有林道静的时代，回答是最坚决的呢？
但不久，组织上给她看了卢嘉川的遗书：“亲爱的小林……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小林，更加努力地前进吧！更加奋发地锻炼自己吧！更加勇敢地为我们报仇吧！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吧！你的忠实的朋友热烈地为你祝福……”
直到20世纪末，王安忆《长恨歌》里还有类似的问题：“上海小姐”第三名王琦瑶，身边也有真心的追求者，可还是住进了高官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王琦瑶甚至比她的前辈们更加坚决、不假思考。李主任提问时，王琦瑶说：“明天就搬吗？”当时李主任只是试探，爱丽丝公寓还没租好。
小说描写读信时，林道静异常冷静，“她站在地上好像一座美丽的苍白的大理石塑像。”如果说最初女主角可能因为迷恋潇洒的卢嘉川而追求革命，那么在这之后，她就是因迷恋革命而恋爱朴实老练的江华——江华其实爱上林道静很久了，实际上等于领导向下级求爱。“一女多男”模式出现罕见的身份重复。小说结尾处，林道静跟随江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林道静父亲破产时，母亲笑着问女儿：“好姑娘，说实话，你究竟愿意嫁个什么样子的丈夫呢？”在丁玲、张爱玲、萧红等女作家笔下，她们的女主人公都被问到的这个问题，答案有所不同。任性的莎菲是犹豫不决拒绝回答，薇龙在姑妈精心安排下，走投无路地“爱”上乔琪乔。七巧当初嫁进姜家时，有没有选择呢？《金锁记》略写，后来长篇《怨女》就铺开解释，说女主角想得很清楚，仍决心嫁入姜家……
三以恋爱的态度来参加革命
小说开篇写一个白衫素装、拿着乐器的女学生，坐火车从北京到北戴河找教书的表哥。表哥不在，小学余校长答应帮她找教职。林道静的生母是在热河某偏僻山村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村姑，名叫秀妮。被下乡收租的大地主林伯唐看中后做了姨太太。从之前阿Q土谷祠的梦，到茅盾《动摇》里的“解放妇女保管所”，再到日后张炜、莫言、格非、陈忠实等人的小说，地主的老婆（尤其是姨太太）一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道风景，50年代也不例外。秀妮生下女儿林道静以后，被他的大太太徐凤英赶走，不久自杀。杨沫自己是乡绅家庭背景，但在写小说时，她给林道静种下了一些穷人基因。
杨联芬做过一番考察，“恋爱”本是日本传入的新词，中国文学向来称之为“情”（男女私情等），最初是传教士用“爱”或“恋爱”来对译love。国人最早使用“恋爱”一词，又是梁启超（1900年《饮冰室自由书》）。之后才有《爱之花》《恋爱奇谈》等小说，才有“恋爱自由”“自由恋爱”等“五四”关键词。厨川白村对“恋爱”有如下定义：“两性间的牺牲精神，往往为了恋人的关系，虽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种热烈的自己牺牲的至高的道德性之花，只有恋爱里面，才可能很鲜艳的产生。所以恋爱绝不是单为性欲的满足，也不是为子孙私有财产的让渡，也不是像拆白党的追蹑妇女的恶劣行为，完全是自然的崇高的最净化的一种现象。”[3]
杨沫（1914—1995），本名杨成业，原籍湖南，生于北京。三妹杨成芳，即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14岁就读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因为父亲破产，家庭瓦解，母亲曾要她嫁一军官，杨沫拒绝后，母亲就断绝供给。这时，杨沫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学生（就是晚年十分有名的散文家张中行）。杨沫和男友在北京同居，到北大旁听，早年读的最多的是郁达夫、冰心、庐隐等。杨沫也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写作。和《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一样，《青春之歌》也是作家亲身经历的“革命历史小说”。
在“五四”语境里，“恋爱”被定义为浪漫、非功利、忠诚、不怕牺牲。《青春之歌》则将这种革命性的恋爱观，转化为对革命的恋爱态度。小说里描写的爱情，第一，好像浪漫，“一见钟情”，其实有无意识的选择。看到胡局长，一见无情。海边遇余永泽相爱，却经不起思想交流考验。忽然爱上卢嘉川，是形象魅力，更是思想吸引。第二，恋爱不顾利害功利。胡局长有钱，余永泽有学问，但是林道静宁可跟地下党员卢嘉川、江华在一起，没有好处，只有危险，不顾利害，这才是“恋爱”。第三，恋爱的底线和境界，就是忠诚。不能三心两意，更不容许背叛。第四，“恋爱”还要飞蛾扑火，无怨无悔。林道静和卢嘉川，kiss都没有，却痴情忠贞（直到看到遗书），然后又爱上新的同志。
《青春之歌》的特别，不仅在写读书人上下求索，而且把“寻找道路”与“寻找爱情”两个选择无缝重叠，难分主次。“革命”和“恋爱”一直是新文学的两条主线，左翼文学早有“革命加恋爱”的各种配方，莎菲女士在20年代已有选择男人和选择道路的困难症。直到80年代，张抗抗《北极光》还是同一结构——找什么样的男友，等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张抗抗、张辛欣、张洁都有类似的作品。但百年间，只有在林道静的时代，关于“男人”与“人生”的选择完全合二为一。
以上“恋爱”四原则，就是林道静对革命的态度。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一直有革命加恋爱的传统，这种“痴迷革命”的姿态，一路发展到林道静，演变成“恋爱”（动词）革命——林道静接受革命理论，也是“一见钟情”（阶级成分暗暗起作用吗？）。林道静参与革命，也是不为功利，不顾个人利害。林道静经历考验，处处体现对革命的忠诚。林道静对恋爱对革命也一样是终生不悔。就像瞿秋白评论丁玲“飞蛾扑火，至死方休”。
“五四”新文学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是麻木愚昧的农民，二是彷徨矛盾的知识分子。到了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农民还是主角，精神面貌变了。知识分子大都需要身兼革命干部，“五四”常见的犹豫彷徨、上下求索的多余人或孤独者形象大大减少。
纯就艺术价值而言，《青春之歌》显然无法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100强，其文学史意义也不如“三红一创”。但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有意无意地把现代文学的两个关键词和两条故事主线——“恋爱”和“革命”，以最奇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无缝衔接。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50年代最重要的爱情小说，是当时最知名的女作家作品。也是“十七年文学”中比较罕见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青春之歌》的主要读者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到了八九十年代，同样二三十岁的读者，却更欣赏余永泽的原型即张中行的散文（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合称燕园三老），或者他们更为杨沫的儿子老鬼写的实录——知青苦难史的《血色黄昏》而感动。在这样的时候，《青春之歌》的作者会后悔吗？我想可能也不会，毕竟对杨沫来说，革命不是产业投资，也不仅是政治活动。革命，就是她的“恋爱”。在文学当中，人们常常不会后悔恋爱，《小团圆》不会，《青春之歌》也不会。
一50年代的“一女多男”模式
[1]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像恋爱那样革命
[2]参见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杨沫《青春之歌》
[3]参见杨联芬：《“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