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有一个“同情——启蒙——被改造——再启蒙”的发展变化过程，那么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的关系，也有一个“批判——疏离——同步——地命海心”的历史过程。从晚清知识分子批判官场教育官员，到“五四”的疏离官场（视仕途为堕落），再到50年代作家干部化（主角也大都是干部），再到80年代后知识分子想象自己与和官场关系的复杂演变：或者回顾苦难历程，生处底层仍然充满士大夫政治使命感；或者寄希望于干部官场的知识分子化；或者寻求不同的脱离政治的方法，下棋、做爱、受戒、祭祠等。
普遍认为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便成为现代文学一条最重要的主题线索。我们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名著，注意到官员形象也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分别探讨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以及农民命运与官员／官场的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官场与农民形象的关系，也有一个“压迫——同构——解救——好心办坏事”的历史过程。晚清是直接对立（官府压迫广义的农民）。“五四”还是官压民苦，但官员不是焦点，主要写帮凶爪牙。延安以后官场／干部分化，或者是敌人或者是救星。最吊诡的就是80年代回首，则发现“好心办坏事”，有时甚至“坏官”也可能为农民谋幸福。
简单概括，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晚清是侠客救世，“五四”是彷徨孤独，延安是英雄为民（不能做“多余人”），80年代后主流是“地命海心”，但也有人坚持抵抗投降，也有人追求消极自由。
本来是两种人物形象系列合成一个主题线索，现在要考察三种人物形象系列，同时出现至少三条主题线索，多了很多变量，“中国故事”有些复杂。
表面看，生活颓废的庄之蝶，以性爱做精神武器的王二，好像也是方鸿渐的传人，也是拒绝救人和谢绝被救的追求消极自由的知识人形象。
四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和商人形象
除了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孔乙己、孤独者等三种知识分子类型以外，还有第四种，鲁迅没有写，钱锺书等人补上。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特别忧国忧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就在社会生存中做些无奈的选择和挣扎，人生虽然于事无补，却也于世无损。比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里的医生，《梅雨之夕》中为陌生女子撑伞的上海男人，还有我们熟悉的方鸿渐（《围城》）。方鸿渐就是缺乏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传统、不会救人也不要人来救的一个知识分子。
和农民相比，近百年小说中写工人的佳作确实较少。现代文学史评论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是较早描写中国无产阶级的小说。20年代中期，郁达夫一边描写青楼文化，抒发性苦闷，一边又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他的《薄奠》也写了人力车夫。人力车夫算不算工人？虽然不是严格的产业工人，但显然也不是农民或者职员。
有意思的是，这类忧国忧民无力、社会地位小康、内心好像特别痛苦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集中在20年代到40年代。50年代以后，对不起，零余者连“多余”的资格也没有了。编入了不同级别的干部队伍，要么学习狂人反抗姿态，像林震；或者像韩常新那样去努力“上进”；也可在社会底层研读《资本论》保护自己。总之忙得很，没时间孤独郁闷。所以5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里很少有多余人、零余者。
如此分类，祥子就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工人形象，特别是自己的生产资料早早被兵痞抢走以后。和烟厂女工彻底否定自己从业的烟厂不一样，祥子是把人生希望建筑在他的工作上。另外，《子夜》里也有一些工人群像，和工贼斗争当中有大公无私的，有投机叛变的，有贪图私利的。《淮南子·齐俗训》里说：士农工商，“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所谓“言巧”，指的是工艺、技术。在这个角度看，写工人的文学，真是老舍最实在——只有祥子，曾经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工艺技术、他的生产工具，还有他的职业道德。
也有时是被放大夸张的孤独，袋中无钱，心头多恨，自觉是社会上的零余者、多余人，从俄国文学那里学来一些知识分子无力济世、无力救民的自责感，说明虽然无力，至少还有心。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无力、追求爱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启下”的觉新——既承受上一代重托，又理解下面弟妹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经济人生，可以专职追求爱情，但还是孤独苦闷的莎菲女士等。
到“十七年文学”里，工人阶级名正言顺成了领导阶级，但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直接写工人的、以工人为主角的，仍然很少。有意思的现象是，“红色经典”里的主人公自己是干部或者农民，是职业革命者，可是他们都被安排有一个不用出场的产业工人父亲。《红旗谱》里，领导农运的教师贾湘农，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工人；《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江华，还有《红岩》里的许云峰，他们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许云峰还是工委书记，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钳工。总体上，这些工人身份标志很有符号意义。
“孤独者”是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三个类型。这些人的内心感时忧国，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坚定，他们的社会处境也不如意，但也没有孔乙己们那么悲惨。基本上，他们的生活还在一般民众之上，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内心痛苦、忧郁、矛盾、彷徨、孤独。在“狂人”战士看来，他们的忧郁多少有点自作自受；在普罗大众看来，他们的烦恼又有点矫情，自作多情；但是在这类知识分子自己心里，这种心理危机就是一切，是最真实的世界。有时这种孤独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做官也很痛苦。有时这种孤独连着身体，灵肉冲突，性苦闷，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鸣，比如《沉沦》。
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重放的鲜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要下工厂调查，改革文学《乔厂长上任记》要写工业生产，《平凡的世界》有工地搬砖、煤矿工下井等，但这些小说的主题还是农民“进城”，是农民变成工人。
劳改犯章永璘饿得跟狼一样，还读《资本论》，最后要到大会堂里去感谢绿化树。《古船》中的地主儿子抱朴，终年躲在小屋里研究《共产党宣言》。知青们年纪轻轻陷入沼泽地，说是为神奇的土地献身。秦书田低声下气要求从右派改为坏分子。孙少平和其他搬运工不同，因为在工地点油灯读西方小说。当年孔乙己只是一个科举制度中断以后的可怜读书人，因为小伙计的叙述角度，人人可见科举后果可怜可笑。假如孔乙己自己也从第一人称表达心志呢？会不会获得人们更多同情和共鸣？后来无论右派平反或知青下乡，共通点都是生态心态互相嘲讽，“身处低贱心比天高”确是20世纪小说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传统”。
为什么近百年中国小说，士农工商之中，相比之下工人形象比较单薄？甚至在“文革”期间，任何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都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怎么就没有描写无产阶级的、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朝霞》上工人创作比例高了，文学意义恐怕仍然存疑。这也值得研究者思考，尤其是据说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民了，人民的主要成分已经发生变化。
5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轮流“洗澡”，都要在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过程中，艰难保留士大夫基因。身在底层精神优越的“孔乙己精神”，于是渐渐转化演变为一种知识分子生态心态存在巨大反差的普遍情况，一直发展到人们今天说的“地命海心”。
中国小说的三大主角是官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相对来说，工人和商人是“弱势群体”——不是在剧情里是弱势，而是较少有机会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如果还要再比较，商人其实比工人受到更多关注，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
其实民国小说里，“孔乙己”并不多，说明知识分子底层经验还不多。王蒙在80年代回首审父，发现倪吾诚其实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于乱世，没法修身，更难齐家，被家中女人泼了一身的绿豆汤，却还念念不忘欧洲先进文明的种种习惯，像咒语一样，但没有人欣赏。
“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当中，读者记得住的工人主角，不分男女，实在很少。反过来讲起商人，人们马上想起吴荪甫、赵伯韬，“财主底儿女们”，还有《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等（不好意思，大部分就靠茅盾一个人在写）。
第二类读书人的最初代表是孔乙己，特点是身处社会底层，精神上还残留着儒家文化教育的优越感。连吃饭喝酒钱都没了，腿都被人打瘸，还扬扬得意地跟旁人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这个形象让大家很难忘。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当代文学怎么写商人，其实这是非常值得做的题目。
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狂人”。
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商与商言数”，晚清小说里的官员之间的来往，其实也是言政少，言数多。他们并不关心国事，整天讨价还价：这个官，多少年，值多少银子；上面来了巡视组，下面交多少钱，要交得太多，宁可坐牢去……十分精彩。现在机场等飞机，书铺大都是成功学与通俗官场小说，原来内容一直可以互通。
这帮“堂吉诃德们”天真、勇敢、执着，像狂人，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们都是努力在黑屋子里开窗的战士，也不管开了窗以后，能不能开得了门，也不管屋子里的人是真睡还是装睡，或者会不会责怪他们。甚至许云峰、江姐他们也属于这种救世传统，也有狂人的遗传。
全面剖析商家历史处境，还是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的茅盾。《子夜》中的商人群像，简单说有四类：一是赵伯韬买办；二是吴荪甫民族实业家；三是在这两者之间投机，又想办实业又想多赚钱的杜竹斋；第四类最惨，就是像冯云卿这种在乡下的土财主，进城经商，到处失败，最后用女儿做工具骗情报，白白赔了千金和“白银”。晚清小说里的堕落底线，到了茅盾笔下，变成商人沉沦标志。人们一方面佩服茅盾作为小说家对于都市商界各色人物的观察兴趣，另一方面也可惜茅盾的商人分类有时候太迁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在更多激情、更少理论的路翎笔下，商人蒋捷三和他的后代是比较难以定性也比较真实的商人形象。严格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也大都算是商人。乔琪乔和季泽是花心男，没有出息的商人。范柳原虽然跳交谊舞、背《诗经》，恋爱的基础还是有钱帮女主角订头等舱船票和浅水湾海景房。之后情人一到手，马上又要坐船去英国做生意，商人本色。最有意思的是佟振保，他的商人性格并没有表现在他怎么开厂，如何办实业，而是一发现老婆出轨，气昏了头出门，居然没讲价就上了黄包车。让一个商人气到忘了讲价的地步，想想该是多么令人激动、愤怒的事情。
鲁迅虽然自己很悲观，最后安排狂人重新做官，但是这个人物在“生病”期间的清醒、勇气、战斗精神，引导了20世纪不止一代知识分子。例如觉慧、林震、蒋纯祖，还有还没被冰心感化以前的“超人”，苦读《共产党宣言》的抱朴，《金牧场》里的“人民之子”，甚至还有《白鹿原》里，面对各种军阀政党都毫无惧色的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50年代以后，“三红一创”里基本没有商人形象。刘思扬作为革命者，出生于有钱的家庭，但那只是背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有同学贪图物质，下嫁权贵。但是，总体上前三十年里，公私合营，商人不见了。
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后有微妙反差。之前国家不幸，作家忧国，小说人物也像英雄如侠客；之后革命来临，作家还是忧国，可是小说里的知识分子，不是疯狂、忧郁，就是孤独。究其原因，因为科举被废，“士”实际上无法“仕”，断了读书人传统救世之路。也因为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心理，可能外表看着像侠客英雄，内心恐怕也是孤独彷徨。疯狂、忧郁、孤独，这三个知识分子的类型，早就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代表人物分别是狂人、孔乙己、魏连殳。这三种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几乎贯穿中国小说百年。
80年代以后，张炜的《古船》里老隋家的两个儿子抱朴和见素，可以视为新时代商人形象的代表，而且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弟弟是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反抗他的家族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历史遭遇。所以，他拼命要抢夺家族粉丝企业，要争着承包，也要到城里去投机打拼。当然，张炜把他写成是失败者。出身更低性格比较类似的，还有《兄弟》里的李光头，在余华笔下，他非常无耻地在新时代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
《金牧场》《心灵史》的抒情男主角比较勇敢，侠客般抵抗投降；梁晓声、韩少功笔下的知青，坚守理想，对革命前景乐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劳改基本重复郁达夫式的情欲／思想苦闷，不同的是郁达夫曾想拯救女工，张贤亮则是被农民拯救。在技巧实验的小说中，怀疑是基调，知识分子或者怀疑家庭（《山上的小屋》），或者怀疑江湖（《错误》），或者怀疑究竟什么是“流氓”（《动物凶猛》《黄金时代》）。还有一些前所未见的知识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颓废如《废都》中的著名作家……
哥哥抱朴，张炜把他写成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同时又苦苦研读《共产党宣言》的人。所以，最后他发展了商业，复兴了家族，还拯救了父老乡亲。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商人形象。放在20世纪文学背景中，《古船》颇有野心地虚构想象了中国式新时期资本主义的两种发展可能。
80年代以来，理论上、技术上作家还在作协系统，属于干部体制。但实际上，作家同时要考虑读书市场。从作品人物看，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形象比较复杂，兼有勇敢、侠气，更多彷徨、怀疑，无意识中亦显示安全智能。
80年代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就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电视剧里，也有更多晋商的传统、大宅门的历史、胡雪岩的传奇等。总之，有钱人也有了光荣历史。全面回顾民国史的《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说是财主，是地方上的“族权”和“政权”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善于讲数的商人？买卖土地、销售鸦片、创办学堂、建造白塔，无意有意地还培养书记、县长等家族接班人兼政治代理人。历史的经验，做生意首先要做官——晚清作家早就告诉各位。你们不听，以为时代变了？也许时代易改，中国难移。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形象，正好补充“革命历史小说”当中有钱人形象的缺失。补得是否合适，是另外一回事。
50年代，作家在生态上既是干部又是作家（文坛地位通常比官员职位更重要）。在作品人物中，知识分子也身兼干部身份。主人公的革命处境是危险的，甚至要牺牲性命；作家的写作策略却是安全的，广受欢迎。80年代以后创作的50年代故事，主要补叙知识分子当年“洗澡”过程，非常现实地配合各种程序。
五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整个民国时期，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三个类型——病者、弱者、孤独者。
最后，在官员、士农工商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女性人物形象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变化发展。显然，这又是一个需要写很多论文甚至学术专著才能深入讨论的课题。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重读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女性形象。
“五四”作家和官场也有距离，主要靠写稿、办报或教书谋生，但郭沫若、茅盾、胡适都曾参与“体制”，鲁迅也是教育部官员。“五四”小说里的“士”，几乎都充满矛盾——“狂人”既大声疾呼，自己却候补做官；魏连殳能够流泪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7]但也会担任军阀的秘书官；《沉沦》男主角在妓寨写爱国诗；超人相信尼采又相信小花；莎菲又喜欢男色又追求革命；“财主底儿女们”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总之，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呐喊启蒙救世，不仅想唤醒农民也要改造官场，另一方面又怀疑悲观动摇，怀疑无力唤醒农民无法改变官场。两面作战，均无胜利希望，于是彷徨，或如路翎般激奋，或似方鸿渐般无奈。
《官场现形记》里的晚清社会，女人在各种官员贪污、渎职、腐败的故事里，都不缺席。有时是纯粹的牺牲品，比如船妓被控偷窃珍宝，含冤自杀。也有时是工作尽职分享好处，如山东官员到上海买外国机器，一直陪他的四马路新嫂嫂，及身旁另一少女，也在贪腐过程当中获得利益。有个江山船妓比较受宠，她并不要求多点赏钱，而是趁着官员高兴，替自己亲戚求缺，有政治眼光。
总之，晚清作家感时忧国，小说主角也救世救民。感时忧国，救世救民，或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使命，鲁迅一代和梁启超、刘鹗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梁启超、刘鹗从感时忧国出发，写出了创建国家、解救百姓的黄克强、“九死一生”、老残，写出了革命家与侠客，可是鲁迅等人也从感时忧国出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独的人。
还有徐都老爷，本来比较清高，可是他太太吵着要赎当头，所以徐都老爷也只好受贿。好像官场腐败，官太太也都有责任。
晚清小说作家心态与知识分子形象几乎重合，都是感时忧国，救世救人。梁启超不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还大力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无论“新”什么，都要先“新”小说。从黄克强、李去病开始，20世纪小说中很多知识分子主角，在心态上由“士”而“仕”。《官场现形记》里读书人不多，但小说结尾作者直言，他之所以批判官场，目的是教人家怎么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书生“九死一生”为主角，“九死一生”也说要跟各种腐朽肮脏的现状做斗争（虽然实际上有很多妥协）。《孽海花》主角原型是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老残更是晚清知识分子忧国救世形象的典型代表。虽有高官赏识提拔，依然坚持街头行医，路见不平，看见官府执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侠客一样仗义执言（当然身上带着“尚方”信件）。
女人“参政”各有奇法，官员多欢有12个老婆，某晚批阅官员任命档，十二姨“啪”地打在多欢手背上——说是有蚊子，其实是要阻止他批文，然后提出一个新的（自己已受贿的）人选。这种时候，女人真是“半边天”。同样的例子是姓贾的司法官，判案要听老母意见。当然，女人偶然参与分享权力运作，更多时候还是忍受屈辱。比如官太太要认上司小妾做干妈，自己却比干妈大20岁。冒得官的女儿被父亲拿去当礼物送给上司，等等。
晚清时期作家不是官场中人，除了梁启超是政治家，其他文人都躲在租界办报，也做医生、工程师、矿主，偏偏都不是官。在作品里，主人公或知识分子叙事者对儒家伦理仍然信任，对晚清政治不抱希望，觉得少年中国前途无量，小说主角或是勇敢义侠，或能凭才学考成大官。百年间，这是知识分子形象最乐观、最勇敢、自我感觉最好的一个阶段。
总而言之，女性在晚清官场多数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少数也会侮辱和损害他人。就像四马路的新嫂嫂所说：“你们做官的身不由己，跟我们风月场中的女人其实是一样的。”
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晚清时期比较勇敢，“五四”时代比较彷徨，50年代比较现实，最后20年比较多元。
这个时期小说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还是不同阶级的妓女。《孽海花》的女主角，以赛金花为原型。从船妓，变成官妾，然后出使欧洲进入上层，又出轨，又恋爱，充满反抗精神。《老残游记》里有很长一段戏，描写老残和一个县官，出于天气原因被困在黄河边上小客栈，讲述各种冤案、政事。两个男的也不会干聊，叫来两个妓女陪酒。风尘女子本是地主家千金，只因省官乱治黄河，家乡被淹，所以沦落至此。县官替翠环赎身，送给老残。老残后来把女人名字前后调整调整，“翠环”比较像丫头，“环翠”就像小姐了。
知识分子当然也一直是现当代小说的主角，一来作家的身份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说的创作主体；二来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知识分子。
这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拯救”风尘女子的细节，其实开启了“五四”文学很多爱情故事的基本格局。“风尘女子”定义宽泛一点，《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伤逝》《创造》《啼笑因缘》，还有《日出》《家》等，都有一个读书人企图教育、引导、感化、拯救另外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要么被家庭所困，要么在社会上挣扎，或者是比较“无知”（没受过教育），或者身处社会下层。这些小说，以爱情为名义，以启蒙为目的。看上去是男人拯救女人，实际上象征知识分子自以为能够拯救弱势群体社会大众。但是“五四”小说不仅幻想这种教育、拯救式的爱情，同时也反省这种教育拯救的失败或局限：涓生救不了反害了子君；郁达夫的穷书生不敢拥抱可怜纯真的烟厂女工；君实创造了妻子，反而被抛弃；觉慧也是好心害了他喜欢的丫鬟鸣凤；《啼笑因缘》里的樊家树最后也帮助不了天桥卖唱的沈凤喜。
三百年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很快，连小说中的女人们也都知道了，等待、依靠这些感时忧国的书生来拯救，是没有希望的。《日出》里陈白露对方达生说：“你救不了我。”所以接下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必须各自奋斗，至少也走出了五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官民关系的演变规律，很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类，从女性本能和生存智慧出发，与男人周旋、博弈，直面男性中心主义之惨淡人生。可以追求，可以忍耐，可以妥协，但绝不放弃女人自我。有时会成功，比如《倾城之恋》，至少争得了十年八年的岁月安稳；有时会失败，比如《第一炉香》，名为婚姻，实际是沉沦；有时人生路很长，也说不清什么是输，什么是赢，比如《长恨歌》里的女主角，少女的时候很现实，中年的时候很任性，老年了反而很浪漫，还有《玫瑰门》中的媳妇竹西，面对生病的丈夫、工人邻居大旗和知识分子叶龙北，都没有失却自己的主动权。
到了80年代，农民又回到晚清和“五四”状态，整体被人欺。不过回顾历史，欺负人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人，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办了坏事。农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终究是好官，所以也原谅。诉苦免不了，但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20世纪几位最杰出的女作家，张爱玲、王安忆，还有写王婆、金枝的萧红，都以这一类女性为主人公。
官员与农民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关系，简单概括，是从官府压迫到国民性同构再到合作化再到“好心办坏事”。晚清官场压迫广义的农民，包括地主和贫农。“五四”后官府主要压迫贫农，地主有时是帮凶。但农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后，农民分成先进和落后，官员必须黑白分明。好官代表并拯救人民，不认识不听从好官的，便属于另一类人。官民关系，有一个互相证明的逻辑关系。
第二类，继续沿着晚清模式，写女人在男性社会的游戏当中，既被人欺，也欺负别人。有时候被欺的情况严重，有时候欺人的成分更厉害。最典型的当然就是《金锁记》里的七巧，还有《玫瑰门》里的司猗纹；《财主底儿女们》里疯狂在家族里抢钱的媳妇金素痕；还有《活动变人形》里的静珍、静宜姐妹。
只有极少数作品，不仅写农民很苦很善良，也写他们很坏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儿子黑娃，分别代表农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残酷。《受活》中的农民，残疾人被人欺，圆全人也欺人。这又回到了鲁迅早分析过的底层群体，也有着两重性。
这一类的形象常常很凶狠泼辣，如虎妞，设局套住男人，也死在祥子身边。但偶然也会很美很善良，比如自己是童养媳又招童养媳的萧萧，麻木忍受欺压，无意当中害人。
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农民抢粮，和《秧歌》同一主题，迟了二十多年。但在大部分小说里，在大部分时段里，农民和干部还是可管控的矛盾关系。《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都有农民做小生意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卖豆腐发财，会变成“新富农”（《芙蓉镇》）。余华的《活着》，本来主角是地主儿子，无奈太多感人细节，很苦很善良，符合一般文学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概括，于是善良的中国读者，看着看着也就忘了阶级斗争这条弦，认同了福贵似乎就代表了几十年中国农民的典型命运。
第三类女性形象，就是反抗社会压力，追求革命。从莎菲到林道静，从《白鹿原》里的白灵到《挣不断的红丝线》里的女主角（年轻时居然敢于拒绝跟首长的婚事，也是一种大胆反抗）。还有《创造》里超越丈夫、参加社运的娴娴，《创业史》里先进的农民改霞。当然，还有目睹丈夫头颅高挂城门，从而更坚定革命意志的江姐。这一类勇敢、反叛、追求革命的女性形象，和男性主人公当中的“狂人”系列一样，很多人后来会挫折、失败或者牺牲。娴娴和林道静暂时是胜利的，但她们的故事发展下去，结局也很难说。
《小二黑结婚》以后，农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两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进和落后。年轻的先进，父母落后；或者贫农先进，中农落后。从周立波《暴风骤雨》、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一直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民一直都被划分成两大群体。到了70年代末，农民在小说里又从幸福翻身主体变回受欺负的苦难群体。高晓声、茹志鹃笔下，麻木善良的农民辛苦劳作几十年，在多次社会危机中，承受最实实在在的损失。李顺大、陈奂生，流着阿Q的血，延续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尽小算盘，还是糊里糊涂在底层“幸福”挣扎。这些农民的命运与“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之间，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被理解成官民关系的基调和主流。这种官民关系偶尔也有不和谐的时候。
第四类是女人的身体成为小说情节焦点，成为各种势力男人的战场，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类案例居然很多：《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色，戒》的王佳芝，《白鹿原》的田小娥，《丈夫》的老七，《死水微澜》的大女主邓么姑，《红旗谱》的春兰（运涛、大贵、冯老兰都喜欢她）。再比如，《绿化树》的“美国饭店”马缨花，一个人至少跟三个男人周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黄香久，又嫁给知识分子、劳改犯，又跟当地干部通奸，等等。
无论如何，农民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主角，贯穿20世纪各个历史阶段。晚清小说一般不会特别突出农民形象。《官场现形记》里从大小官员到书生、丫鬟、仆人，都在迫害与被迫害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老残游记》写官员欺压民众，但“民众”范围里，其实有财主，也有雇工，阶级意识不强。20年代以后，小说里的农民，基本上还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势群体，从麻木的闰土，到卖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补品》中的农民夫妇，从《生死场》里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妇女，到沈从文笔下将妻子送出来卖笑的丈夫……还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是主要强调农民苦境。但也有作品描写农民不仅被欺而且欺人的两面性，所以《阿Q正传》既代表又超越那个时代的农民文学。
这些人物当中，贞贞、田小娥是最典型的阶级斗争战场，其他的“一女多男”关系模式，也都不仅是三角恋爱关系，都渗透有不同的政治符号。
二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第五类女性形象，读者闭起眼睛都看得到，这是人们最熟悉的“很苦很善良”系列：祥林嫂、商人妇、烟厂女工陈二妹、子君、翠翠，还有《生死场》里大部分的女人，特别是最美丽的，生病很惨的月英……
五种干部类型中，以第三种、第四种最有文学意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系列，就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第三种“好心坏事”现象，主要显示农民与官员的复杂关系；第四种关于官僚主义的反省，则是从知识分子角度思考官场的游戏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象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年代；之后从50到70年代，这类很苦很善良的女性形象基本不见了。到了80年代以后，又重新出现了。
第五类官员形象特别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人格道德都有明显缺陷，却也能够为民众办实事。比如《受活》里的柳县长，追求个人崇拜，相信白猫黑猫，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实际上他的“政绩”，绝术团的确帮残疾人赚了人民币。想买政治家遗体，要不是选错政治符号，如果修个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兴当地经济。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官员，《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小说结尾做了新社会的县长，他将来会不会有政绩呢？还有阎连科《炸裂志》里的领导，还有余华《兄弟》里边的李光头，即使不是官员，但也很有权势。明明是个坏人，居然也能为乡亲谋福利？这又是一个严峻问号。
80年代以后，《金牧场》里的草原母亲，《平凡的世界》里的哥哥孙少安的妻子，美丽、贤惠、能干，最后得癌症。还有白嘉轩的女人。还有中国读者最感动的《活着》里的福贵的老婆。福贵女人从老公去赌场做花花公子，到后来他变成受苦人，家里各种各样的灾难，可以说是忍受了一切的社会之苦，当时毫无怨言，事后也不后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完全可以说：这就是你们男人发梦，你们就希望女人永远都这样吗？
这种官僚化的过程到底是特例还是规律？王蒙提出的问题，在中篇《蝴蝶》里，还有韦君宜的长篇《洗礼》，都有更细致的探讨。总体上，作家们相信经过“文革”洗礼、忘了初心的好干部，能够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为好战士、好官员。另一方面，作家也喜欢想象或期待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如果某官员爱读书，尤其是爱读文学书，通常至少曾经是个好官。
六百年中国小说的基本模式以及历史共识与分歧
第四类官员形象是“官僚主义者”，是一种从理想朝气渐渐变成世故犬儒的干部。最典型的当然是刘世吾，年轻时可能也是一个林震，多年“官场”经历，百般锤炼，成熟了，世故了，有涵养了，也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20世纪中国故事的关键词始终是革命，晚清是批判/推翻帝制，民国是国共（及中日）战争，50—70年代是“继续革命”，80年代后是改革开放。革命的关键问题始终是阶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具体在小说里，主要就是“士”“官”“民”等人物形象的复杂关系及其演变。
《受活》里的茅枝婆是好干部在本书中的最后一个榜样。一个老红军，几十年来领了一村的残疾人，入社、炼铁、度荒年、经“文革”，茅枝婆绝对革命道德高尚，不忘初心，可是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庄的乡亲。所以，最后她非常后悔。
晚清模式是“士见官欺民”：“官”总是坏，不管贪官清官。“民”总受欺，无论财主或穷人。何以必须“士”见？因为晚清的“官”不会承认欺民，晚清的“民”则麻木或不敢言被欺。“士”的“见”法有二，或作为主人公（如老残），或作为小说叙事者（如李伯元）。
更典型的案例，当然是《活着》。农民土地入社，忙于煮钢铁，然后怎样等，都是听从队长的指挥。农民都相信队长，队长是好人，可是好人领导大家走向灾难。县长夫人生病，抽血把福贵的儿子抽死了，可是偏偏县长春生和主人公福贵又是军队战友，又是好人办了坏事。只能流泪，不能问责。只写细节，不论背景。这种好心却做坏事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年代共产党员鹿兆鹏就鼓动农民运动，结果砸了祠堂毁了乡约……
在“五四”小说里，“士”“官”“民”三种形象都比较复杂。仅以鲁迅小说论，“士”至少有四种：有战斗的狂人，有卑微的孔乙己，有《祝福》《故乡》里的“我”（因无力救“民”而内疚），还有鄙夷阿Q“奴隶性”但自己做帮凶的“长衫人物”。“民”亦可分三类：祥林嫂、闰土麻木不争；阿Q和《药》里的茶馆看客及狂人的邻居们，被人欺而且也欺人；《一件小事》车夫则体现底层尊严。“官”不再是主角，但仍然有爪牙帮凶，或是隐形背景（赵家人、财主及礼教），也是知识分子的堕落“前途”（狂人最后候补，魏连殳做将军秘书）。“士”入仕途，在民国的现实和文学中都是前景悲观。
李顺大辛苦积累盖房材料，结果被“大跃进”折腾没了。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最后把应有的赔偿给劝没了，劝得李顺大还流泪感动。另外一个吴书记，看到农民陈奂生躺在车站，身体不舒服，好心叫车把他送进县委招待所，没想到一晚上五块住宿费，陈奂生进城卖农副产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刘清同志、吴书记在高晓声笔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苦了农民。
50年代“红色经典”的最大变化是“士成新官而助民救民”。首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革命干部：贾湘农、江涛、运涛、江姐、成岗、刘思扬、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目睹“官欺民”现实，“士”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除非变成叛徒（甫志高、戴瑜）。唯一的中间人物是余永泽（类似的方鸿渐、倪吾诚一度被文学忘却或抛弃）。官场“忠奸模式”与社会“官民对立”格局相结合，官分忠贞奸邪（好官大都由“士”而“仕”，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民分先进落后，先进如小二黑、梁生宝等也是基层干部，落后的中农们因为联系着乡村的宗族文化和神权信仰，文学形象比较丰富。
第三类官员是“文革”后文学的新品种，在晚清、“五四”、延安和“十七年”都没出现过，却是20世纪晚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干部／官员形象。通俗讲就是“好人做坏事”，分明是好官，有心为人民服务，却坏了老百姓的事情。
到了80年代，“士见官欺民”模式重现。“士”和晚清一样，或是小说叙事角度（高晓声、茹志鹃），或者出场做见证（《活着》《插队的故事》）。农民回归“五四”分类，李顺大、陈奂生等是麻木受欺一群；《受活》中的“圆全人”是被欺欺人一类；孙少安兄弟等则体现底层尊严。变化最多的还是干部/官员形象。我们分析过，主流是“好心办坏事”，淡化“官民对立”模式，“官”有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各级都有“忠奸对立”而且有转化。甚至“官场”也有新发展，比如不择手段为民谋利益的柳县长，比如饱受磨难、性格复杂、很难说善良却执掌大权的白孝文县长。最新一代的干部偶像是《三体》中的章北海，为正当目的而刺杀竞争对手，以政工干部经验设计船舰（及人类）社会模式并叛逃地球……
比起50年代文学，这类形象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发展。《芙蓉镇》里的李国香是性心理不平衡，要在政治运动当中出风头。《古船》里的赵多多与赵四爷，一个粗野，一个文雅，却都是贫苦出身，最后变成新恶霸——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典型。《平凡的世界》里有几位在“文革”后期积极打击农民“资本主义”的干部，后来有的跟形势转向，有的像徐治功、高凤阁一直有问题，不是睡寡妇，就是搞权斗。在新的路线斗争格局下，他们属于反改革的反派人物，而且一定道德败坏。
百年来近百部代表作，题材背景不同，人物形象各异，艺术风格多元，文体情调驳杂，但共同点很明显，都在讲述中国故事，都在思考中国命运，都在记录20世纪中国革命。夏志清批评，太关心中国问题，可能成为艺术上的局限，“Obsession with China”。[8]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都认为感时忧国是中国文人精神传统，是一种光荣使命。作家们觉得，其实这不是自己的有意选择，他们只能写自己认识、自己生活、自己在此生死的中国。评论家也可以说，中国现象本来就有世界意义，中国问题从来就是人类问题（时间越来越证明这一点）。所以，观察上世纪近百部小说如何合作虚构同一个中国故事，是文艺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分析——对同一现象，有多少种不同的艺术解读；对同一段历史，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学看法。
第二类，就是反派形象——徐鹏飞、张灵甫及金旺、兴旺的继承人。这些人内心丑恶，行为害民，至少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如韩常新）。
再看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或者历史阶段。晚清小说写清朝末年，充满怪现状，官场现形，无官不贪，混乱、肮脏、衰落的景象。“五四”小说写辛亥革命前，比如阿Q早前状况，也是穷苦被欺。大部分现代文学，即使不再直接描写晚清社会状况，也基本假定那是一个黑暗的旧时代。连并不宣传革命的《金锁记》，写1910年代旧式家庭，也是充满鸦片、小脚的腐朽气息。《死水微澜》里的清末民初社会，貌似有些社会运作规则，黑手党、官府、商人互动合作。只有到了90年代的《白鹿原》，拉开审美距离，也对比之后的革命进程，读者才看到北伐前，乡村的“族权”“政权”“神权”分立的格局最为完整。在沈从文的《新与旧》里，在老舍的《断魂枪》里，好像也对旧日时光颇有留恋之处。
第一类是许云峰、江姐等正面形象在新时期的延伸，内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于社会。比如说乔厂长，《平凡的世界》当中的田福军，《芙蓉镇》里的谷燕山，这些干部都是胸怀坦荡，时刻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组织部的林震是这类形象的先锋。毛泽东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看到官僚主义的问题[5]，也看到了“干部”与“官员”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当然乔厂长、田福军因为身处改革开放时代，更幸运一些，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支持。比起许云峰一代英雄，他们也可以有些小缺点，比如乔厂长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师结婚，比如田福军开会以前要抠脚，谷燕山战争当中被打成性无能等等。小缺点是为了纠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总之，关于清末民初社会，距离越远，画面越好。
如果说晚清写“官”是无差别批判，“五四”写“官”是有差别忽略，“十七年”写“官”是忠奸分明，那么第四个阶段，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更准确地说是70年代末开始，官员形象不仅重新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中心舞台，而且至少出现了五个类型。
到了20年代北伐前后，《倪焕之》直接写大革命。《创造》隐喻革命方向不可阻挡。《红旗谱》里的运涛，北伐军连长，后来被“清党”入狱，表现国共分裂与30年代农村阶级斗争。最花功夫写这一个历史时期的也还是《白鹿原》，不仅展现军阀对革命军的反扑，而且暴露了农民运动的偏颇。《白鹿原》重写《红旗谱》，用文学的方法解构现代史，所以被称作“民族心灵的秘史”，作家有这样的使命感。
从文学角度看，晚清小说的“官员”形象，共性多个性少，除了状元官雯青与行医文侠老残。“五四”文学虽将“官场”隐于二线，魏连殳、华威先生的性格还是充满矛盾或戏剧性。50年代小说中比较知名比较感人（也比较有文学意义）的形象，大都有“干部”之心，尚无“官员”之位（如许云峰、江姐、卢嘉川等）。或者说，新的干部官员其实也是从知识分子发展来的（“士”与“仕”有历史渊源）。
关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各种不同流派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历史画面，有分歧，也有共识。
黑白分明、善恶对立既是通俗文学规则也是战争文化需要。虽然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帅哥靓仔，英俊正气，但如果改编为舞台剧，常常要选年轻美丽的女性吴琼花、韩英、江姐等，被丑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鹏飞等审问迫害……
关于城市的共识就是很繁华很罪恶。左派的《子夜》，浓墨渲染繁华罪恶；新感觉派穆时英也概括，“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甚至白流苏在上海也觉得老宅很腐败沉闷，待不下去，所以要去香港冒险。
《小二黑结婚》重新接续了“官民对立”的传统小说模式，但不仅有贪官欺压民众，还有好官为民做主。官分忠良奸邪，民分先进落后，从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小说里一直贯穿这种人物四分法。区别官员善恶主要看是国是共，后来则看路线（有时也考虑是否读书）。划分群众的标准有时看年龄——年轻的先进，年老的落后：有时看经济——贫穷的先进，富裕的落后。
当然，再仔细阅读，30年代茅盾写黎明前的子夜，意思是这个历史阶段很快会消失，会被革命、被光明取代。但到了40年代，张爱玲、钱锺书再写这些都市男女，种种虚荣贪欲故事，好像根植于都市人性异化，并不只是时代病。所以40年代的城市故事，比30年代的左翼文学拥有更长远的文学生命，虽然实际上的社会情况比30年代更糟糕。
直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官员形象才再次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角。主人公名义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诸葛，但是对剧情起关键作用的是村武委会主任兴旺、村镇委员金旺、妇救会主任金旺老婆，当然，最后还有区长。
反而到了90年代——这中间跨度很大，因为近半个世纪，很少名著写城市——又出现了像《长恨歌》这样，对旧上海繁华的重新幻想与粉刷。也许因为到了新时代，旧上海的腐败已经尽人皆知，所以可以重新审视一番，给一个女人的感情冒险搭一个旧社会的戏台。张爱玲、钱锺书仔细拷问的虚荣与人性的问题，王安忆反而很宽容理解。
第三，民国文学“官场”缺席也可能是表象。魏连殳做过将军的秘书，“孤独者”陷入尴尬身份。“狂人”最后病愈候补实缺去了，做官等于失败堕落。茅盾《动摇》详细记录北伐前后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如何选举，怎样恋爱，也是民国官场一角。官府当然依旧迫害民众，只是作家有时不必让军阀政要直接露面（除了通俗文学需要绝对反派，《啼笑因缘》《秋海棠》才会直写军阀作恶），“五四”小说更注重写官场的帮凶爪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药》里的康大叔、《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
第二个分歧和共识，是怎么描写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共识是农民很苦，无论《柏子》《丈夫》《萧萧》《官官的补品》《生死场》等，农民都很苦，各家各派都写农民的苦。分歧是在30年代《边城》，农民苦，地主也不坏，靠阶级斗争解决不了问题。但是50年代《红旗谱》，农民苦，因为地主压迫，所以必须阶级斗争。在《生死场》里，有阶级，却不知道该怎么斗争。赵三要造反，却误打了小偷，还要财主保他出来，这个细节象征阶级斗争之难。同样的社会矛盾和复杂性，更体现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党”等政局变化，让人们看到即使打倒旧官场，新官上去未见得会变好。所以，关键并不只是在官员和官场。“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那样视官员和老百姓的二元对立为中国问题关键。鲁迅看到的是在传统礼教和社会秩序下，国人同时都有被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两重性。“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3]“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4]因此，“五四”文学的重点就不再是官，也并不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国民性。“五四”文学的确主要写知识分子和农民，但放在晚清和延安的前后背景下，才能看见官员形象曾经“缺席”二三十年。
到了1950年以后，中国小说几乎都要写重大社会事件，“三红”写农村阶级斗争、国共战争还有监狱里面的信仰，符合50年代的标准，但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批判。
第一，鲁迅说过，“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2]在军阀和国府管治下，文学要批判官员（后来改称“干部”），比在租界嘲讽晚清官员技术难度更大。
80年代至90年代很多中国小说也总要围绕重大历史事件。一是十年“文革”，有的是回顾全过程并前因后果，《芙蓉镇》《古船》《玫瑰门》《活着》《长恨歌》等。有的是放大一片段，如《晚霞消失的时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错误》《金牧场》《动物凶猛》《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甚至《三体》。也有的是插一笔旧事或后话，如《乔厂长上任记》《活动变人形》《白鹿原》。总之，有段时间几乎没有小说会绕过“文革”。
为什么晚清作家认为官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到了“五四”文学却好像被忽视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中国作家生态变化、民国出版审查制度、社会政治思潮变迁，以及现代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的课题。
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的“文革”书写，但是对“文革”的基本批判却是一致的。而且不仅是“文革”，如果写到“三年自然灾害”，也是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如果涉及“大跃进”，一定有很大篇幅渲染煮钢铁的荒诞，大锅饭的可笑。如果回顾反右，也总是错划，而且大概率是有才华者才会被错划。
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极少以官员为主要人物。罕见的例外有1938年的《华威先生》、茅盾早期中篇《动摇》等。
1978年以后中国小说对“文革”、自然灾害、“大跃进”及“反右”等历史事件的集体否定态度，与当年“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与后来大众媒体影视制作的意识形态管理也不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小说在世纪末再次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或者至少是思想解放成果的守卫者），这也是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在当代中国仍然重要的原因。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有一个身份转换和“互相改造”的过程，在晚清阶段（只有在晚清阶段），知识分子自以为拥有巨大精神优势，或如梁启超在体制外设计国家前途（还极为精准），或如李伯元写小说把官员当学生教训。晚清小说中的官员主角，到“五四”新文学以后，几乎忽然全部不见了——这是笔者在系统重读上世纪近百部代表作之前所没有预想到的，或者说没有足够注意的一个文学现象。
只有在一两个历史事件上，作家们的描写比较有分歧。有分歧就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也有不断的挑战，不少知名作家都“前赴后继”去试探这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比如50年代初的“土改”。
全部晚清四大名著，还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主要人物都是官员，差别只是李伯元冷嘲，吴趼人热讽。《孽海花》男主角既是官员也是知识分子，状元出身的外交官。艺术价值最高的晚清小说是《老残游记》，小说中关于官场的立论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贪官更坏。
在《创业史》里，“土改”正确，可惜不能一直斗地主，梁生宝等要靠生产互助，不让穷人再穷，富人再富。到《古船》里，开明士绅被民兵活活吓死，地主儿子后来成了小说正面人物。《活着》的男主角，赌输地产才在“土改”中逃过一劫，赌博赢的就被枪毙。《受活》就更荒唐，说受活庄每人以前都有十几亩地，居然漏了“土改”这个历史环节，没有地主，也没有贫农。后来必须补课，硬划阶级，干部冒称自己是地主以保护乡亲。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地主早早被枪毙，可是不断投胎，变成不同动物，让人们不得安生。
第四，李伯元等人的写作动机，是真心认为中国病了，病因就在官场。官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场，正是拯救国家的关键。
简而言之，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重大社会事件，写晚清阶段距离越远越“美好”，写三四十年代，共识多分歧少。关于“文革”“大跃进”和“反右”，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批判为主。最多的不同探索，就是关于50年代的“土改”。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现在的学术焦点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晚清与“五四”的关系，本书企图讨论，晚清与“五四”的关键不同就是对待“官场”的态度，这也是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另外一个分歧的焦点就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问题——既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也是如何描写“十七年”的问题。
第三，小说为什么批判贪腐，不是因为社会成本太高，或者延误军机政事，而是官员道德堕落违反儒家基本伦理（最触目惊心的底线，是晚清官员将女儿送给上司做妾）。文学始终是人学，但晚清重视“人伦”，“五四”最关心“人生”，延安以后强调的是“人民”，80年代以后，重新回到“人生”。
[1]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3—14页。
第二，普遍贪腐必然导致教育、经贸、军事、吏治，还有救灾、慈善、外交等等官场全方位失职。而且从县市省至京城，层层贪腐，层层保护，上下价值观一致，反正“佛爷”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来的清官？”现实当中的慈禧也没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说家，反而把小说当作官场反贪的线索。《官场现形记》人物太多，没有突出的文学典型。但作为群像刻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为后人所不及。“五四”以后，人们以为“官本位”现象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其实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度历史悠久，也可能来日方长，中国小说在百年前就已看到，后来国人忙于追求革命和现代性，居然没有足够重视。
[2]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54页。
第一，解析无官不贪的人性原因——贪腐是刚需。清朝后期半数官员是捐的，捐官投资，官员家庭开销，以及向上级送礼（“政治保险金”），合起来超过官俸部分，必须靠实缺贪腐。这是经济学原理。
[3]鲁迅：《通讯》，《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2—23页。
李伯元对晚清“官本位”现象的无差别批判，分四个层次。
[4]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27页。
学界基本上有共识，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他们的合作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1]但是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胡适、鲁迅读起，还是从梁启超、李伯元读起，有很大分别。在上世纪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并不是“士农工商”，而是各种各样的官员。官员形象虽然在“五四”以后的小说中被有意忽视，但是到当代小说又成为重要人物系列。很多作品，如果抽掉干部形象，小说结构都无法成立。所以，有必要考察官员/官场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发展变化（官员、官场、干部，在本文中均为中性概念）。
[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问题。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一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形象
[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14日。
老老实实读原作，从文本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是本书的宗旨。下面是暂时读完近百部（篇）小说之后的一些初步感想。
[7]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0页。
从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起，到2008年《三体》第二卷为止，我们按作品发表时序重读近百部（篇）长、中、短篇小说，大部分是中、长篇。另外还有一些章节，分别记录某个十年中一位作家的一天生活——根据日记或其他第一手材料。在阅读小说文本、重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讨论一些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等文学史背景。为了尽可能选择已有定评的名作，本书参考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也参照《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名单。在“100强”目录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些“十七年”的作品，如“三红一创一歌”等，放在上世纪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作品有一定历史价值，不该回避。篇幅已经超额，还有很多作家作品暂时遗漏，比如林斤澜、冯骥才、苏童、毕飞宇、阿来、麦家、金宇澄、格非、李锐、严歌苓等人的作品，还有很多新人的作品，希望以后有机会补上。还有台湾、香港地区的小说，更需要专书研读。
[8]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535—536页。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