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你们就要抓到一条大鱼了。”他向他们保证。
当皮特和劳赫等人把文件装回文件包里打算离开时，王律师和费希尔律师忍不住催问皮特罗伊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好奇心让他们抓狂。但是，皮特不想这么快就亮出底牌。
突然，斯图克大声说道：“你们问他是谁，他肯定是一头巨鲸。”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普乐彻和梅耶让罗伊银行陷入了严重的危险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文下令销毁证据的活动却使罗伊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防护能力。如果没有因为妨碍司法公正罪而受到美国起诉的危险，银行只要承认是一位客户发起的交易，并利用巴哈马的银行保密法为客户的身份保密。这样一来，银行就没有什么过错，而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迫使银行泄露客户的身份，至少要在巴哈马的法庭上耗费几年的工夫。但是，因为证据被销毁，罗伊银行就很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起诉，因而这种方案也就行不通了。
曼哈顿的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高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是在富利广场（Foley Square）上。然而，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就被认为是美国司法部最著名、声望最高和力量最强大的执法机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办公室的司法管辖权很大（它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案件），而且它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非常近。从历史上来看，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由这里查办的。同时，这里还负责办理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案。
不到半个小时，皮特、劳赫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解释说把梅耶也豁免可能存在问题。但是，皮特坚持必须保护银行的所有工作人员，最后，林奇同意了。
多年来，经过美国历代检察官的努力，该办公室树立了谨慎小心、高效优质、廉洁奉公的声誉。他们认为手段和目标同样重要，不能不择手段而实现目标。甚至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此外，他们还避免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朱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联邦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依然存在，不过他立即就把它抛弃了。
最后，大家同意了皮特的条件。他们意识到这个“重量级人物”一定是位投资银行家或者律师，是内幕交易的核心人物。这可能是他们一直期待的大案要案，也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E.杜威在这里任联邦检察官时，把这里打造成为一个举国闻名的机构。从他以后，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辉煌业绩，一直到朱利安尼上任才有所改观。朱利安尼当时在里根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是司法部排名第三的官员。他曾经还是里根政府最引人注目的发言人，经常出现在新闻和电视访谈节目中，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朱利安尼口才优秀、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一走马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在办公室里“兴风作浪”，掀起改革大潮。
林奇让皮特和他的同事们先出去回避一下，他要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事们协商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但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愿意在瑞士和巴哈马的保密法上陷入漫长的诉讼之中，他们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在其他一些案子上，他们就因此而陷入了困境。
朱利安尼上任之时，这个办公室问题重重，急需重整。在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任职期间，该办公室主要靠以前的名声维持，它谨慎小心的传统荡然无存。朱利安尼一上任，立即就把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了两大领域，以确保吸引媒体的眼光——有组织犯罪和毒品，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胜利。朱利安尼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宣传他们取得的成果。后来，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安排。朱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地区地下毒品交易的运动，虽然没有抓到一个毒贩，但是朱利安尼却把这场运动变成了媒体公关活动，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张他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皮特让费希尔继续说，然后，他尽可能微妙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皮特采用了假设的方法，他建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假设”那些可疑的股票交易并不是像梅耶上次所说的那样是由他发起的，而是由银行的一个客户发起的，而且这个人还是华尔街上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知道这样说会激发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同意只起诉银行的客户，而豁免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而且，该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利用这位客户的交易为自己做了一些交易，也可能按照客户的要求销毁了一些证据，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也同意对他们免予起诉呢？皮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罗伊银行愿意同巴哈马当局交涉获得批准，泄露这名客户的身份。劳赫还补充说，这项协议是否能够实施，取决于司法部的态度，如果司法部做出同样的决定，对罗伊银行和涉案人员免予起诉，这项协议才能有效。
媒体的报道几乎全都是正面的，甚至快要成了吹捧。朱利安尼认为，这种报道可以增加办公室的知名度，对遏制犯罪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在他上任后，该办公室确实成功处理了一系列案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高了它的声誉。
费希尔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喊道：“什么？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你做了具体详细的陈述……”
朱利安尼给办公室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其特点为是非清晰、敌友分明。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是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和罪恶、惩罚和赎罪、合作和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他在1986年曾经说过：“我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安全无恙。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努力去做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但是我宁愿失败，也要去做。”
他说：“我不能坚持曾经给你们做过的事实陈述。”
这里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理念和制度。许多人对朱利安尼的方法欢欣鼓舞，而有些人则很担忧。现在，无论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必须考虑媒体的反应。传统主义者认为，办公室里出现了一种新的“牛仔”精神，这是一个多少含有贬义的词，暗指一种鲁莽行事、强硬粗犷的倾向。
皮特打开一个文件夹，开始按照准备好的要点讲。他简要陈述了他代表罗伊银行同证券交易委员协商的情况，然后他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反欺诈处就反映了办公室里的这一变化。反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彼得・罗马托维斯基，他曾经负责办理过维南斯一案，但是现在，他已经宣布辞职，继任者是查理斯・卡伯里。
林奇随意开口问道：“您有什么事情呢？”
卡伯里很有人缘，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身材肥胖，并且聪明、风趣、自谦。他行事低调，为人正直，无懈可击，也获得了传统人士的好感。同朱利安尼一样，他也信奉天主教的世界观，对犯罪和惩罚方面的观点同新任上司一致。卡伯里成长于纽约，从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退学，后来毕业于纽约皇后区的圣约翰大学。他在福特汉姆法学院（Fordham Law School）担任过法律评论的主编。不过，当他第一次申请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时被拒绝了。他先在世达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然后又第二次申请，才获得成功。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赫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证券交易委员会专案组的几位律师一同会见，包括斯图克律师、王律师、索南萨尔律师和保罗・费希尔律师。林奇同皮特等人一一握手，然后，大家围着办公室的会议桌坐下。
在梅耶被传讯之后，卡伯里就调查罗伊银行的问题同林奇第一次商谈，但是卡伯里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在纽约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内幕交易案并不是朱利安尼的调查重点，也不是优先处理的案件。由于朱利安尼把人力和资源分派到了有组织犯罪案件上，证券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被减缩了。总体上来说，卡伯里对办公室里内幕交易案的成果很失望。曾经有一起案子牵涉到了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上诉法院最后判决，如果投资银行家或者受托人向其他人泄露内幕消息，而此人利用这些消息进行了实际交易，那么这个投资银行家或者受托人就犯了内幕消息交易罪。这同以前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在卡伯里看来，多数案子都是“低层级”员工犯的，他们大都是印刷工人和律师事务所或者投资银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熟悉股票市场，办公室里没有人能够和他相媲美。他知道内幕交易活动十分猖獗，但是他认为执法工作最好是让证券交易委员会去做。
加里・林奇坐在华盛顿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了一排房屋的屋顶。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为家里购买节日用品的事情。他感到，对罗伊银行的调查马上就会有重大发现。在上周快要结束时，林奇接到了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奇怪电话，皮特坚持要和林奇见面会谈。林奇知道皮特曾经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高层人士，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当时他还在皮特手下工作过。他知道，如果皮特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他汇报的话，他就不会坚持一定要同他见面。
然而，罗伊银行的情况激发了他的兴趣。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更为系统的违反保密要求的犯罪活动，对市场的公正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在哈维・皮特等人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会谈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讨论罗伊银行一案中的刑事问题。罗马托维斯基、卡伯里和罗伊银行的律师一起来到罗马托维斯基的办公室，开始讨论。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橡木桌子，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一任一任往下传，不久就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了皮特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的陈述，然后，他们讨论了案情。
在研讨会后，莱文得意扬扬地向威尔吉斯说：“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很喜欢我啊。”会后，他还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发来的感谢信，上面带有约翰・沙德的签名。他常常骄傲地向同事们炫耀这封信，并且还给梅耶和普乐彻看。他对威尔吉斯说：“如果我有问题的话，他们还会这样看重我吗？”
检察官们认为给银行豁免权似乎没有什么风险，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招致批评，但是他们知道，没有银行的合作，要想查清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就会非常困难，即使确实能够找到，至少也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他们很少能够有机会这么快就查清内幕交易的核心。根据皮特陈述的情况，他们相信，指控客户可能比指控罗伊银行更为重要。朱利安尼批准他们协商给予银行豁免权的问题，华盛顿司法部的官员也同意了。
莱文故作真诚地表示同意，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分析调查限制在公司活动的表面现象上。”他甚至建议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纳贝斯克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中，莱文自己也通过内幕消息大量买进了这些股票。
卡伯里告诉皮特和林奇，他们可以继续洽谈豁免协议。
那次讨论会几乎不可避免谈到了内幕交易的问题。并购部的律师马丁・利普顿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证券交易委员有必要对过去两年来一些臭名昭著的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进行审查。只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才有权调查幕后真相，但是，我认为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仔细审查。”
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洽谈持续了好几个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如果银行最后没能提供客户的身份，那么这项协议则无效。但是，皮特坚持，银行只应该提供“诚实”的努力，如果巴哈马当局阻止他们泄露客户的信息，银行不应该失去豁免权。证券交易委员会坚持不动摇，最后获胜。
莱文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打8~10次。莱文总是不断地说：“不要担心，这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出事的。”几天后，莱文收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并购的讨论会，这时威尔吉斯才感到放心。
接着，他们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审查和分析。皮特需要确认X先生的身份。毕竟，他虽然知道这个人是丹尼斯・莱文，但是，他不能肯定这个人同德崇公司那个投资银行家丹尼斯・莱文是同一个人。在劳赫的建议下，皮特安排工作人员广泛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或者照片，以帮助确认该客户的身份，但是最后却一无所获。皮特不想与德崇公司联系，他担心这会引起公司对调查活动的担忧。最后，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份雷曼兄弟公司的年鉴，里面有一张莱文的照片。皮特让工作人员把莱文的照片混在一大堆照片中，然后让罗伊银行同莱文接触过的每个员工都来辨认。他问道：“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毫无例外，他们全都挑出了莱文的照片。
自从在比斯坎岛见过莱文后，鲍勃・威尔吉斯就一直失眠。他还经常对妻子和女儿发脾气，并拒绝解释其中的缘由。一天晚上，他竟然毫无理由地掩面哭泣起来，但是接着他又重新提起精神，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帮助丹尼斯・莱文一起渡过难关。”
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想从梅耶那里获得证词，以便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或者在对X先生采取禁止行动时使用。自从在华尔道夫酒店收到律师函之后，梅耶十分震惊。随着调查活动的深入，他更是惊恐万分。另外，他也担心同坎贝尔的关系和自己的交易而受惩罚，因此他要求调回瑞士，住在苏黎世的一个郊区。皮特督促他写一份证词，梅耶非常紧张，说他要咨询一下自己的律师。
“就是他。”梅耶说。
到2月底，梅耶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认为自己在偏远的瑞士会很安全。最后，皮特给梅耶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听着，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但是无论你配合与否，我们都要调查下去的。”皮特提醒梅耶，他正在冒着失去豁免权的危险。梅耶仍然继续躲避，一直拒绝作证，后来他干脆不出面了，只让律师来应对。
“丹尼斯・莱文？”皮特问道。话一出口，皮特就从梅耶的表情上看出来，他这次说对了。
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最初对梅耶的做法感到非常诧异。梅耶只需拿出一两天来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权，为什么他要放弃呢？答案似乎就在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的电汇，那是梅耶让普乐彻从他个人账户中取出来汇到卡茨基尔一家银行的。这笔钱原来是汇给纽约小镇德尔亥一个木匠的，此人曾经为凯文・巴里做过木工活，这笔钱就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似乎把梅耶和BCM账户以及坎贝尔和巴里的额外交易联系了起来。这件事并没有包括在罗伊银行的豁免权中，梅耶也从来没有跟皮特透露过。梅耶似乎从来都没有完全相信过美国的律师和美国的司法制度。
“戴维・凯？”皮特试着问道。梅耶摇了摇头。
幸运的是，现在在伦敦工作的普乐彻成了梅耶的替代人选。最后，林奇要求尽快着手，他说他想早日结束谈判，签订协议。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了。根据协议，罗伊银行在不久之后即将上交银行的记录，并且普乐彻将在两周后作证。
突然，皮特想起了多月前的一次晚宴。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一直都希望与德崇公司多做些业务，尤其是在并购领域。因此，皮特的一个合伙人阿瑟・弗莱舍邀请德崇公司的戴维・凯吃饭，并让皮特一同作陪。吃饭的地方是纽约最昂贵的一家法国餐厅，名叫露特斯（Lutece）。凯带着他并购部冉冉升起的明星丹尼斯・莱文一起来赴宴。皮特对这顿饭的情况已经记不太清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培养客户关系的公务宴请，桌上摆了许多昂贵的菜肴和名酒，大家畅饮一番，拉拉关系。莱文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儿印象。但是，莱文和凯几乎是皮特在德崇公司唯一认识的投资银行家。
卡伯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王律师、索南萨尔律师和费希尔律师一同飞往伦敦，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同普乐彻见面。普乐彻的作证持续了整整两天，他坦白交代了一切问题，恐怕梅耶作证也不会这么坦率。他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同罗伊银行交往的来龙去脉：他对保密的特别要求、他开设账户的方式、巴拿马公司的创立、并购活动公开之前的股票交易、提取现金以及销毁证据等。普乐彻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记忆力非凡。尽管他在作证中从来没有提到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姓名，只是用X先生来替代，但是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位投资银行家。证券交易委员会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卡伯里也对此案进展迅速而感到惊奇。
梅耶问道：“你认识该公司的什么人吗？你在那里都认识谁？”
现在，只剩下揭开X先生身份之谜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了巴哈马银行保密法的问题上。罗伊银行不能透露莱文的名字，可能它倒是很希望这么做。莱文曾经威胁说，如果罗伊银行泄露他的身份的话，他就会起诉银行。并且，如果银行这样做，可能也会被巴哈马当局起诉。
皮特回答说：“对，是德崇公司。”
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决定采取一项大胆的策略：他们直接去找巴哈马的司法部长保罗・安德里，以避开外界的注意，从而尽快取得法院的命令。5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司法部官员、美国驻巴哈马大使、皮特和劳赫以及他们聘请的巴哈马律师一同去拜见保罗・安德里。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出现让安德里似乎非常吃惊，但是他却把皮特和劳赫晾在了一边，没有见他们，这让皮特大为恼火。
梅耶说：“你知道那家公司，是吧？”
尽管如此，他们商定好的方法似乎发挥了作用。林奇声称，银行披露证券交易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巴哈马保密法中所规定的泄露“金融交易”。把证券和银行其他的存贷款业务区别对待的主张似乎有点儿复杂，但是这却可以得到罗伊银行的关键支持。安德里暗示他暂时认同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金融，而是经纪。”林奇立即表示同意。
皮特禁不住想利用梅耶希望和解的心思套出X先生的身份。他说：“我们最后肯定会知道X先生是谁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呢？”
两天后，皮特收到了一封信的副本，上面写着保罗・安德里的意见，罗伊银行可以披露客户的身份，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巴哈马当局的指控。罗伊银行的董事会旋即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巴哈马分行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泄露莱文的身份。
几天后，梅耶和妻子邀请皮特到莱福德凯俱乐部（Lyford Cay Club）吃饭。这是一个高档俱乐部，梅耶是这里的会员。一路上，梅耶竭力讨好皮特，解释说这个计划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说：“我可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个坏人。”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1986年5月9日星期五，皮特拿起电话打给了林奇，林奇立即拿起话筒。皮特开门见山地说：“巨鲸就是——丹尼斯・B.莱文。”
然而，皮特认为银行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X先生的身份来换取对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豁免。而这种协议是否会吸引证券交易委员会，当然，几乎完全取决于谁是X先生。斯盖德非常不情愿，但是最后还是同意泄露一些情况：X先生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在德崇公司工作。现在，皮特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大案。
在皮特向林奇透露了莱文的名字之后几个小时，莱文来到了曼哈顿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大楼参加一个自助晚宴，并观看了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新片的试映，影片名叫《壮志凌云》，主演是汤姆・克鲁斯。他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在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收购时尚先生公司（Esquire Inc.）的交易中，他做过时尚先生公司的代理。（而且，他在这起交易中也进行了内幕交易。）
他们坚持，如果银行答应停止这个账户上的所有交易的话，他们才能同意继续办理这个案子，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可能的犯罪仍在继续进行。甚至，他们还要求银行在没有引起过度怀疑的情况下冻结这个账户的资产。另外，银行还必须给皮特和劳赫提供有关该账户的完整而真实的资料。尽管梅耶对此显然感到不舒服，但是银行还是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他们不能泄露该账户主人的身份，只用“X先生”来指代。
平常，莱文非常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都是高档的聚会，参加者都是富豪和权贵，可以提升他的身份和地位，并且还能让他有机会同马丁・戴维斯之类的公司首脑扯上关系。然而，今天的莱文却心不在焉，他心中想的都是和罗伊银行之间不断增多的麻烦。前一天，他给普乐彻打电话，但是普乐彻却没有接，而是一个较低级别的人接的，此人名叫安德鲁・斯维汀。
皮特和劳赫想退出这个案子，因为他们被误导得太深了，更不要说他们还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做出了尴尬的陈述。他们感到自己的声誉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莱文说：“我要把账户上的1,000万美元转到开曼群岛的一家银行。”
斯盖德对皮特说：“根据我的理解，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一个账户进行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斯维汀随口说道，他真的不太确定大笔资金转账的程序。莱文十分恼火，他说他的巴哈马律师会和他联系，给他指示的。当莱文得到指示再给斯维汀打电话时，斯维汀坚持必须要书面指示。情况就是如此。莱文决定和罗伊银行的合作就此了断。他发誓下周一一早就把书面取款单发给罗伊银行，然后再也不同这些日益不合作的瑞士人打交道了。
律师们的怀疑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最终被确认了。当天，皮特和劳赫重新飞回巴哈马，去见罗伊银行的总法律顾问汉斯・彼得・斯盖德，他刚刚从苏黎世飞来。梅耶和普乐彻最后向斯盖德坦白了，斯盖德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撒谎。
莱文的要求并没有出乎法朗克律师事务所律师们的预料之外。当莱文给斯维汀打电话要求转账时，皮特和劳赫等人就站在斯维汀的身后。他们嘱咐斯维汀，如果莱文想取钱的话，就尽量拖延。
最后，皮特等人只好放弃，飞回美国去了，他们对自己客户的怀疑更大了。事情越来越明显，有一个人肯定在并购公开之前就提前购买了28支股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几个月来，莱文显然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活动以及罗伊银行误导调查的失败而忧心忡忡。他还向普乐彻讲述了一个他所策划的新计划，就是他所谓的“绝妙计划”。普乐彻已经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了，但是莱文的方案似乎有点像共同基金。莱文把钱分别存到不同的账户里，由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管理，然后，所有这些账户上都有利用他所提供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记录。莱文称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供多个账户，足以使证券交易委员会相信这些交易都是由银行的一个员工所做的，而且此人还是一个股票操盘高手，而不属于内幕交易。最近，莱文不断暗示，这个“绝妙计划”可能会转移到其他银行，而不是在罗伊银行实施。
他们全都僵在了那里。然后，梅耶从座位上站起来，直接给普乐彻打电话。由于梅耶讲的是瑞士德语，律师们都听不懂。不过很显然，普乐彻被狠狠地斥责了一顿。梅耶挂掉电话，告诉律师们等一等，然后就走出了房间。然而，他们寻找新信息的努力却毫无进展。后来，库尔森代替梅耶同皮特等人接洽，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现在，正当政府的调查活动即将达到高潮之时，莱文几乎凭着第六感觉就察觉到了危险，他决定立即把钱取走。由于X先生的身份已经被披露，再加上莱文打算把钱转走，林奇知道，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们不能让莱文把这1,000万美元从巴哈马转走，否则这笔钱可能永远都追不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梅耶带来了25份罗伊银行的交易记录，但是没有一份涉及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28支股票，没有一份可以证实他的辩解。皮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我们拿到了错误的文件，”他对梅耶说着，然后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要么就是我们讲错了故事。”梅耶一言没发，第一次表现出了垂头丧气。
林奇打电话给卡伯里协商逮捕莱文的事宜，卡伯里安排托马斯・杜南具体实施。杜南是反欺诈处的一位调查员和特别副执法官，40多岁，看起来像一位业余拳击手，他有7位亲戚都在执法部门工作。他和律师们立即开始工作，整个周末都没有休息，起草冻结莱文资产的法令，并准备逮捕证。为了简单明了，逮捕证只写上了妨碍司法公正罪，因为政府已经从普乐彻的证词中获得了逮捕莱文的足够证据。律师们简要向杜南介绍了一下情况，杜南还签署了一份阐明案情的宣誓书。
午饭后，梅耶来了，带来了几大本活页文件夹。当律师们迫不及待地打开时，只发现了几页纸，而且大多数都是梅耶的旅行和娱乐收据。皮特瞠目结舌，他生气地告诉梅耶这些根本都不是交易记录，他们不远万里跑到巴哈马不是为了看这些东西。梅耶看起来很尴尬，答应第二天上午再把交易记录拿过来。
5月12日，星期一，莱文的书面取款单发到了罗伊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下发了冻结令，银行把莱文的钱冻结了。卡伯里和杜南找到一位联邦法官，签署了逮捕证。在身高6英尺的联邦执法官奥吉・考夫曼的陪同下，杜南立即开始抓捕莱文。
皮特和他的同事们加快了步伐。他们匆忙飞抵拿骚，查看支持梅耶说法的管理账户记录。这些律师希望看到40~50个账户的记录，里面应该都有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调查的28支股票的交易记录。在几名助理的陪同下，他们一抵达就入住了凯布尔海滩酒店（Cable Beach Hotel）。
他们首先来到公园大道莱文的寓所，他的妻子劳丽开的门。当杜南告诉她他们是司法部的官员，要找莱文时，劳丽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她说莱文一大早就出门了，但是她答应如果莱文给她打电话的话，她就会让莱文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联系。
当真正要伪造账户时，普乐彻还是犹豫不决，不过他还是做了一个改动。在梅耶的坚持下，他把梅耶账户上的一项记录删掉了。那项神秘的记录是一笔5,000美元的电汇，是从梅耶在罗伊银行的账户中汇到纽约州卡茨基尔山脉中的一个小镇——德尔亥的特拉华国民银行（Delaware National Bank）的。
他们立即前往德崇公司的办公室，但是莱文也不在那里。他们被告知，莱文正在同德崇公司的客户罗纳德・佩雷尔曼开会，但是佩尔曼办公室的人说莱文并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杜南只好回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也许莱文的妻子给他报了信。莱文的名字迅速出现在了美国海关的监管人员名单上，如果他试图外逃，就会被拘捕。
克诺夫利非常震惊，他说：“梅耶先生，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向政府撒谎。现在已经到了危急时刻，我要求你必须做对银行最有利的事。但是，不能撒谎。”
抓捕活动开始迅速进行。下午2点，林奇礼节性地给弗雷德・约瑟夫打电话。约瑟夫的秘书接的电话，她告诉约瑟夫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处主任找他，有急事。约瑟夫接起电话，林奇开始向他陈述情况。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莱文从德崇公司和其他公司窃取了许多内幕消息，并且根据这些消息大肆进行内幕交易。很显然，莱文组建了一个内幕消息圈子，并从其他投资银行家那里收买消息。林奇接着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对莱文提起指控，并立即逮捕。莱文一被捕，就可能被提起刑事指控。
然而，普乐彻又犹豫起来。罗伊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汉斯・克诺夫利最近刚刚到巴哈马分行视察，他与梅耶和普乐彻谈了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事宜。梅耶告诉这位高管，他别无选择，只能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面前撒谎。
林奇一直讲了十多分钟，约瑟夫一言不发地听着，他非常震惊。最后，他说：“加里，听起来你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违法了，那就太糟糕了。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的。”
莱文和梅耶督促普乐彻尽快更改电脑记录，伪造10个虚假账户，里面要出现莱文所交易过的股票。梅耶向莱文保证他们会处理好一切问题的。
在林奇的要求下，约瑟夫下令将莱文的办公室、办公桌和文件全都封存起来。接着，约瑟夫立即给凯打电话，并告诉他：“他们打算逮捕莱文。”凯听了也大吃一惊。他给佩雷尔曼的办公室打电话，也被告知莱文根本没有参加会议。过了一会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沙德也给约瑟夫打来电话。
最后，还剩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管理账户”，这是他们为内幕交易编造的解释的关键所在。如果按照梅耶所声称的，他为银行的管理账户做出投资决定，那么这些交易就应该出现在多个客户的账户上。而现在，所有的可疑交易仅仅出现在一个账户上，即戴蒙德股份有限公司。即使把这个账户的名字删掉，管理账户的借口也不会有人相信，并且所有的疑点都会聚焦在这个账户及其主人的身份上。莱文相信，银行不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客户的交易记录，但是现在银行聘请的律师皮特和劳赫却要求提供个人账户记录，以支持梅耶的说法。
沙德说：“很抱歉，这次要抓你的人了。”
梅耶和普乐彻把莱文的护照复印件和原始账户签名卡投进了碎纸机里，很显然，他们并不清楚，按照美国法律，他们的行为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已经作废了，莱文早就把他的账户转到了他注册的巴拿马戴蒙德公司的账户上。但是，普乐彻没有销毁莱文的取款条，而是偷偷地藏了起来。他认为，如果莱文不承认从银行取过钱的话，这些东西就是证据，可以保护银行不受损害。
约瑟夫说：“别这样说，这是你的工作。我们也经常怀疑可能会有内幕交易发生，但是没有人发现过。”
有一次，莱文来找他们，他带了一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德崇公司对可疑股票所做的研究报告和其他资料。然后，他让梅耶熟悉这些材料，证明所有的交易都是他研究的结果。莱文还要求查看一下他在银行的账户资料。当他打开他第一个“戴蒙德先生”交易账户时，惊恐地发现里面有他的护照复印件，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同时还发现了他填写的签名卡，以及许多签着他自己名字的取款条。莱文向梅耶和普乐彻命令道：“立即销毁这些东西。”
接着，这个消息被公布了。下午2点46分，这个消息传到了华尔街的经纪公司、交易大厅和全美国的新闻机构，成了头条新闻。
在罗伊银行，普乐彻正在犹豫。他与莱文的关系没有梅耶密切，而且他自己的内幕交易量也很少，他从莱文的消息上大概只赚到了4.6万美元。和梅耶不同，他并不是莱文的“老三”。在银行收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书面调查要求后，普乐彻告诉莱文，要求停止交易。现在，莱文又缠着普乐彻重新恢复交易。莱文解释说：“我可以轻松赚到100%的回报，我讨厌干坐在那里，等着赚银行的利息。”他还坚持说突然停止交易，会看起来很可疑。如果梅耶是一位股票操盘高手，为什么他不继续交易呢？但是普乐彻的态度很坚决，不肯同意，莱文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莱文露面了，他用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给凯打电话。大街上非常嘈杂，他要大声喊对方才能听到。
皮特还没有看到罗伊银行支持自己观点的文件，如果他看到这些文件的话，他就不会同意在梅耶的证词上签字了。皮特也认识到，如果银行说谎，这是他们最后改正的机会。不过，皮特已经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陈述过此事，银行方面即使现在更改可能也已经为时太晚。
凯说：“丹尼斯，他们都在找你。”说着，他的脑海中还在琢磨着该问什么问题。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迫切希望听到关于这些交易的解释。皮特把经过库尔森同意的解释重复了一遍，坚持说梅耶都是根据他所管理的不同银行账户进行交易的，这些交易没有牵涉银行的客户，因此也不可能存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怀疑的内幕交易。为了支持银行的观点，皮特将提供银行的文件，不过已经删掉了客户的名字，梅耶也可以出庭作证。皮特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再多给一点儿时间，让他收集资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还是疑心重重，但是他们勉强同意了皮特的要求。
莱文大喊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们想骗我，想害我。我根本没有机会解释，我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
在回到华盛顿后，皮特和劳赫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取得联系，开始为梅耶的出庭做准备。最后，皮特和王律师、索南萨尔以及其他负责此案的律师见了面。
凯提议说：“丹尼斯，别说了，你要找个律师。”
银行无意改变他们的说法，但是他们也很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行动一旦公开就会对银行不利，将会损害他们在美国建立业务基地的努力。罗伊银行希望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银行也坚决拒绝泄露客户的身份或者客户个人账户上的交易，因为巴哈马的银行法禁止泄露客户信息，并且这也违背银行悠久的保密传统。
莱文喊道：“找谁呢？”很显然，皮特是不行了。
库尔森打断了皮特的话，他坚持说：“这些交易都是伯尼（伯恩哈德的昵称）做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会向证券交易委员会解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罗伊银行提出让梅耶和其他人发誓作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实整件事情就是一种精明的选股活动，从而回避外国司法管辖权的问题。
凯把弗洛姆、利普顿和阿瑟・利曼的名字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些都是他在并购活动中认识的律师。当莱文一把电话挂掉，凯就给约瑟夫打电话。他说：“丹尼斯说这是一个误会。”
皮特怀疑梅耶的说法，认为他不是选股高手，但是他不愿意直接对客户提出这个问题。相反，他采取了迂回手段，向梅耶说明对自己聘请的律师撒谎的危害性。皮特和颜悦色地说：“你可能害怕讲出真相，但是我们都是很好的律师。如果你把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帮助你。”
约瑟夫回答说：“一派胡言！”
皮特和劳赫同梅耶、普乐彻和理查德・库尔森一起开了个会。库尔森是一位美国移民，曾经在凯威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现在是罗伊银行的顾问。虽然库尔森讲得很多，但是梅耶似乎是负责人。
下午5点半左右时，杜南和卡伯里仍然在办公室，突然，杜南的电话响了。
在接到梅耶惊恐的电话后，皮特立即抓紧时间行动。四天后，他和律师事务所一位同事迈克尔・劳赫一起飞到了巴哈马。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匆忙分析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怀疑的交易和股票，罗列了牵涉进来的人员名单，寻找其中的共性，但是却一无所获。皮特怀疑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个内幕消息圈，但是他很快就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似乎很牵强。没有任何明显的信息来源可以增加梅耶故事的可信性，虽然股票的种类和买进时间的准确预见仍然很值得怀疑。
莱文说：“哦，我是莱文，我相信你们正在找我，但是我想我们最好见一面。”尽管他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但是他的声音似乎还很平静。他补充说：“我猜想你们要质询我，或者有其他事情。”
皮特竭力安慰梅耶，但是却无济于事。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惊恐万分的梅耶哪里也没去，一直待在酒店的房间里。
杜南督促莱文尽快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来。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宣布要对莱文采取行动，但是莱文还计划当晚到西奈山医院参加一个慈善晚会，不过，他同意先到检察官办公室走一趟。
梅耶惊呆了，一方面是因为收到了两张传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竟然知道他在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通知美国海关总署注意监视梅耶的行踪，因此，当梅耶一进入美国时，他们就通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告知梅耶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大概在下午5点半，惊慌失措的梅耶给皮特打电话，他温文尔雅的外表被撕碎了。皮特现在也很担忧。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常不用这种策略，这次它似乎要采取强硬态度了。
莱文独自开车来的，这次开的是宝马车，而不是那辆显眼的法拉利跑车。他把车停在了检察官办公室附近的街道上，然后在入口处签名并走了进去，此时已是晚上7点半。
索南萨尔乘坐电梯上楼，然后快步走到梅耶的房间门口，抬手敲门。梅耶刚刚回来不久，他毫不怀疑就打开了门，开门以后，他大吃一惊。索南萨尔交给他一份美国政府的公函，里面有两张传票：一张要求梅耶提供银行交易记录，另一张要求梅耶提供个人交易记录。
杜南在六层的接待区等待莱文，然后带着他去见卡伯里。卡伯里正坐在办公室的大办公桌后面，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彼得・索南萨尔刚刚从华盛顿赶来，站在卡伯里的身边。莱文身穿一套时髦的深色欧式西装，系着一条黄色的爱马仕领带，脚蹬一双黑色的古驰牌平底便鞋，同卡伯里、杜南和索南萨尔朴素寒酸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到卡伯里后，他讨好地笑了笑，想同他握手，就好像是在和一位可能的客户见面一样。
服务员仍然拒绝回答，因此索南萨尔拿出纸和笔，匆忙地写了一张临时传票，要求酒店提供梅耶的房间号码。这位服务员大吃一惊，立即拿着这张纸去找自己的上司，饭店立即照办了。梅耶住在酒店的贵宾套房，房间号是2341。
杜南立即打断了他：“这是一张逮捕证，莱文先生，你被捕了。”
索南萨尔说：“但是我是政府的公务人员。”
莱文惊呆了，脸色苍白。卡伯里说：“你有权保持沉默。”杜南命令莱文往前靠一靠，把双手放到卡伯里的办公桌上。莱文机械地遵守着命令，杜南接着对他进行搜身，并告诉他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然后，卡伯里拿出几张罗伊银行的文件，放在了桌子上，上面就有莱文的签名，他示意莱文自己看看。莱文这时才明白，梅耶和普乐彻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把能够证明他和交易账户相关的所有文件销毁。
服务员礼貌地回答说：“我们不提供这种信息。”
卡伯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莱文说想和他的律师谈谈。
索南萨尔礼貌地问道：“请问伯恩哈德・梅耶先生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杜南把他带到接待区的电话旁，然后站在一边，看着他和律师阿瑟・利曼打电话。当天下午，在和凯联系之后，莱文就聘请利曼为自己的律师。莱文和利曼是在露华浓交易案中认识的，当时利曼是露华浓公司的代理人。
同一天，负责这起案子的另外一名律师彼得・索南萨尔走进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那个装饰得像洞穴一样的大堂，他匆匆走过人来人往的大堂，来到前台停了下来。
当时，莱文似乎非常恍惚，他拿着话筒，转向杜南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怎么了？”
在莱文的指导下，梅耶详细地谈论了他选择股票的超凡技能，以及他为罗伊银行客户管理银行账户方面的成功案例。他坚持说他购买这些股票都是“有根有据的”，并且还说自己做过研究来支持交易。当两人的会面在下午3点左右结束时，梅耶夫妇回到了他们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的房间。
杜南重复了一遍：“你被捕了。”
9月18日，皮特和梅耶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办公室第一次见了面。梅耶衣着得体，镇定自若，似乎很有魅力，世故老练，充满自信。他的妻子年轻貌美，比他稍高，也比他年轻。
莱文对着话筒不断重复道：“天哪，我被捕了！”
当弗雷斯提到证券交易委员会要调查股票的数量时，皮特非常担心。他所熟悉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活动大部分都只涉及一只股票。皮特认为他应该到拿骚的罗伊银行走一趟，但是弗雷斯说梅耶过几天就要飞到纽约，到时，他将会和皮特见面。
莱文一挂断电话，利曼就给卡伯里打电话，要求当晚先把莱文释放了。卡伯里拒绝了，他解释说第二天提审莱文之后才可以提出保释要求。卡伯里不敢冒险把莱文释放了。逮捕经济犯罪中的著名商业人士常常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这些人总是百般抵赖，拒绝认罪，而且一被捕就要求保释。卡伯里感到金融犯罪分子常常过于骄横，对付他们更费力，要比那些不太富有的犯人更麻烦。并且，他也感到如果把莱文放了，他真可能会逃走。
弗雷斯谈到梅耶时，提到了他们同莱文一起应对封面文章的故事，他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组合经理，非常机敏，为我们的客户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当杜南最后办完手续，把莱文关到大都会拘禁中心（MCC）时，已经是午夜时分。这个拘禁中心同富利广场上的联邦法院紧挨着。
弗雷斯简要讲述了罗伊银行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来龙去脉，然后两人大概谈了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弗雷斯似乎非常轻松，接着他说自己马上要回瑞士，皮特不久之后就要直接与梅耶联系了。
莱文最关心的问题似乎还是他的宝马车。他告诉杜南，他很担心晚上把汽车停在大街上不安全。杜南就把他的车钥匙拿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公共停车场。杜南从来还没有开过这么昂贵的汽车。
“哦，你是瑞士人啊。”皮特自己想了想，很显然，弗雷斯是不会多说他是如何听说皮特的。
在大都会拘禁中心，杜南填了一张表格，打算第二天上午9点来提审莱文。莱文被带走了，关在一个拘留室中，同另外两名毒犯关在一起。第二天上午，莱文看上去疲惫不堪、一脸憔悴。杜南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知道凡是关在大都会拘禁中心的人，第一个晚上很少能睡个安稳觉。
弗雷斯说：“您是名满天下啊，我们早就听过您的大名了。”弗雷斯礼貌地笑了笑，然后就没有再说什么。
威尔吉斯专心致力于赫顿公司的工作，把莱文的事情全都抛到了脑后。他自己成功处理了几起规模相对较小的收购案，并购部的主管丹尼尔・古德向威尔吉斯许诺，当公司增加常务董事时，他会推荐威尔吉斯的。即使如此，威尔吉斯也打算效仿莱文，趁机跳槽。他已经和一个猎头联系过，这个猎头正在和两家投资银行协商，两个都是常务董事的职位。华尔街迫切需要像威尔吉斯这样富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
皮特问弗雷斯：“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
当莱文被捕的消息在5月12日公布之时，威尔吉斯正乘坐出租车向拉瓜迪亚机场驶去，他打算乘飞机去奥马哈。到达机场后，他给那个猎头打了个电话。同华尔街上的其他人一样，当天下午每个人都在谈论丹尼斯・莱文的事，那个猎头也不例外。
弗雷斯和莱文在劳动节周末那个假期见过面之后，弗雷斯就先给皮特打了个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联系。
猎头激动地说：“德崇公司可能会空缺一个职位。”
在纽约的韦斯特伯里酒店（Westbury Hotel），哈维・皮特坐在一个长椅上。皮特40岁，肚子很大，络腮胡，衣冠有点儿不整齐，同坐在对面的弗雷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雷斯身材高挑瘦弱，衣着得体，他是专门从拿骚飞到纽约和皮特见面的。现在，他就住在这个饭店。
虽然这个结果他在脑海里曾经出现过许多次，但是听到莱文出事的消息，他还是感到非常震惊。威尔吉斯按照计划飞到了奥马哈，不过他一路上惊恐不已，无法集中精力。当天晚上，他给妻子埃尔莎打电话，妻子告诉他说当天下午见过莱文。莱文到圣公会学校接儿子，这是曼哈顿一所高级私立学校，莱文的儿子和威尔吉斯的儿子都在这里上学。莱文从接孩子的人群中挤过来，来到埃尔莎的面前，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我是被陷害的。”埃尔莎说，莱文对他突然之间声名狼藉似乎根本不在乎。威尔吉斯对此感到不可想象。难道莱文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了吗？他感到自己必须回去，和莱文谈谈。
莱文还建议梅耶和普乐彻聘请一个好律师，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涉。他建议聘请皮特，此人原来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现在是法朗克律师事务所驻华盛顿办公室的私人律师。等莱文离开时，梅耶和普乐彻感到轻松多了。他们简要向巴哈马分行的总经理让・皮埃尔・弗雷斯汇报了他们欺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计划，弗雷斯听后同意道：“看来只能这样做了。”
第二天，威尔吉斯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了奥马哈，飞回纽约。他一回到纽约就给莱文打电话。当时，莱文已经被审讯过了，他拒绝认罪。他交了500万美元获得保释，其中10万美元是现金，其他的用他的公寓和在德崇公司的股份做抵押。
莱文认识到，考虑到梅耶的背景和有限的股票投资经验，如果说他能够在公开宣布之前熟练而又准确地多次识别收购目标，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可能不会相信。但是莱文说，梅耶必须坚持情况就是如此。另外，梅耶还可以证实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可能会成为并购的目标。莱文对梅耶说，他会给他提供恰当的研究资料来支持他的说法。最主要的是阻止证券交易委员会怀疑罗伊银行的客户实际上是内幕消息的来源。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从法律上来讲，梅耶绝不会认为这是内幕消息的来源。
威尔吉斯给莱文打电话时，莱文说：“你最好立马过来一下。”
很快，莱文向他们简要陈述了一下他的“遮羞计划”。他告诉梅耶承担责任，说是自己发起的交易。莱文解释说：“如果你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交易的股票都是代表客户进行的，那你就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你是自己决定购买的，并且在你所管理的账户中进行分配。证券交易委员会不能证明相反的情况。”
威尔吉斯打车来到了莱文的家，劳丽开的门。她好像一晚上都没有睡好，两眼哭得红肿。而莱文则和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莱文穿着一身休闲服，似乎很高兴，甚至还有点儿激动。
莱文在1985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抵达了拿骚。他镇定自若，充满信心，迅速控制了局面，不断贬低证券交易委员会，称他们为“庸碌无能之人”。他向梅耶和普乐彻担保说，只要他们按照他说的去做，就“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莱文说：“天哪，鲍勃，你能想象吗？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里。天哪，我有记录，还有电话本，上面有伊万・布斯基的名字！我的口袋里还有900个人呢。”不过莱文已经在酝酿一个新的计划。
威尔吉斯惊呆了，但是他仍然静静地听着莱文讲出自己的战略：让“罗伊银行保持信心”，“与他们紧密合作”。莱文称梅耶为“老三”，并且说他要磨炼一下这位紧张的瑞士银行家，让他成为一个看似令人信服的选股能手。他还要找到德崇公司的相关研究报告，供威尔吉斯参考。莱文说着说着，好像重新获得了自信，然后兴高采烈地走了。
“你要到开曼群岛去找一个律师，让他声称账户是他的。”莱文开始说。
接着莱文告诉了威尔吉斯一个更糟糕的消息，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给罗伊银行发送了书面文件，要求查询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在莱文以“戴蒙德”的名字设立的账户中也有这些股票。莱文大喊道：“他们想要我的记录，我该怎么办呢？”
威尔吉斯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接着威尔吉斯恳求说：“丹尼斯，太晚了，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一切全完了。”
威尔吉斯告诉莱文：“这个律师可能找对了，但是我可不太了解他啊。”
威尔吉斯在痛苦和折磨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寝食难安，无法专心工作。他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告诉妻子，但是他妻子知道威尔吉斯和莱文走得很近。她坚持让威尔吉斯找个律师谈谈，于是，威尔吉斯给他的一位表亲打了个电话，此人在巴尔的摩的派泊・马伯里律师事务所（Piper & Marbury）工作。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都告诉对方，只承认他和莱文之间存在着“含糊不清的”交易。这位表亲安排他在星期二和纽约的一位律师见面谈谈。
威尔吉斯不太放心，他担心皮特会把银行的利益放在他朋友利益之前，莱文怎么知道他能够控制皮特呢？
虽然威尔吉斯很不情愿，但是他还是同意在周一再和莱文见一面。为了确保不被监听，他们把见面地点安排到了西56街的一个车库里，威尔吉斯的车就停放在那里。他们一同上了车，然后随意开着。威尔吉斯心中非常恐惧，他害怕被警察拦住，因此把车开得很慢，只有每小时15英里。
“不，别太蠢了。”莱文反驳道，“我是打算让罗伊银行聘请他。我们要尽快结束此事，我不想再争斗了。”
莱文愉快地说着：“你看起来是被吓坏了啊，是我坐牢，而你却很紧张。这没有关系。”他继续说道：“只要你能出名，就没什么关系。”上周四《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还配有一幅插图。他告诉威尔吉斯把车停到路边的一个报摊旁，然后跳下了车。
“因此，你们打算聘请皮特？”威尔吉斯很困惑地问道。
莱文说：“听说我都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中挥舞着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但是他很失望，虽然他确实上了杂志的封面，不过标题却是“华尔街上的贪婪”，并且封面上的图片并不是莱文，而是几只手在抢一堆钱。莱文的照片出现在了杂志里面的文章中。
布斯基告诉莱文：“他给我处理过许多这种事，从来没有闪失。”
“我打算自首去。”莱文一翻完杂志，威尔吉斯就说，“他们都知道什么了呢？”
莱文把最新的发展情况简要向威尔吉斯介绍了一下。他告诉威尔吉斯，在梅耶第一次把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坎贝尔的交易情况告诉他之后，他就找布斯基求助。布斯基给他推荐了一个律师，此人名叫哈维・皮特。
莱文说：“我不知道。”
在去罗伊银行的途中，莱文在佛罗里达州的基比斯坎停留了一下，同威尔吉斯见了一面。威尔吉斯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待着，平时每到周末他还常常从纽约到那里度假。现在，他正在期盼着劳动节的长假。
“我的名字被提到了吗？”
梅耶冲进同事布鲁诺・普乐彻的办公室，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决定向莱文求教，但是他们无法亲自给“戴蒙德先生”打电话。几天后等莱文给他们打来电话时，他们已经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书面文件，询问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他们向莱文详细讲述了他们的处境，坚持让他到拿骚一趟，和他们协商一下。莱文同意了。
莱文又回答说他不知道，并补充说：“不要找律师，我已经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律师了，我们就要开战了。我把自己封闭成一个坟墓。”莱文继续说道：“如果我坦白的话，那个俄罗斯人会把我杀掉的。现在，你，你肯定应付不了的，你会崩溃的。但是我不会，我是宁死不屈的人。”
梅耶对此十分焦虑。他意识到，尽管莱文不断提醒他，但是他似乎通过坎贝尔进行的交易太多了。他也和坎贝尔一样，利用自己的个人账户交易同样的股票，并且BCM资金管理账户也是如此。莱文也曾经就此事警告过他们。因此，这就毫无疑问会引起证券交易委员的怀疑。
接着莱文讲出了他的新计划。莱文要坦白，并且把威尔吉斯供出来，说他也泄露过内幕消息。但是，他会隐瞒威尔吉斯利用外国银行账户进行交易的情况。莱文说：“我们都会去坐牢的，要去那种乡村俱乐部式的监狱。我们可以成为室友，一起打网球，晒太阳。然后，我们出来后就隐居到开曼群岛，用你的钱生活。”
梅耶接到电话后大吃一惊，尽管他已经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罗伊银行通过坎贝尔的股票交易很感兴趣，因为坎贝尔已经告诉了他这件事情。梅耶得知此事后，立即告诉了丹尼斯・莱文，因为莱文是最初发起这种交易的客户。梅耶焦虑地告诉莱文证券交易委员正在调查坎贝尔。莱文一点儿也不担心，他说这种调查活动只是例行公事，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却调查上了梅耶，向他询问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这些股票都是莱文告诉他进行交易的。梅耶找借口拖延时间，称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想调查，必须拿出书面文件，还说他要同顾问协商之后才能做出答复。
威尔吉斯绝望地问道：“丹尼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
他们的目的是内幕消息的最初来源。为此，他们必须调查顽固的罗伊银行，该银行替客户保守秘密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决定从简单的方式开始，先用友好、低调的方式给拿骚办事处的梅耶打电话。
第二天，威尔吉斯同他表亲推荐的律师见了面，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威尔吉斯说：“我不想再抵抗下去了。”律师立即让他去找刑事律师加里・纳夫塔里斯，此人原来是助理联邦检察官，现在是纽约的克莱默・莱文・内森・康明・弗兰克尔（Kramer, Levi，Nesse，Kamin & Frankel）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尔吉斯把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纳夫塔里斯，包括他的账户和拉拢兰德尔・西克拉等详细情况。他边说边啜泣。纳夫塔里斯严厉地命令他再也不要和莱文或者西克拉联系。
专案组怀疑这是一起非常重大的内幕交易案，但是由于该案涉及的股票众多，仅仅追查坎贝尔和巴里是不会把这些律师引向任何“上线”的。
然而，他和莱文之间的关系已经这么多年了，不是一下子就能中断的。不久之后，莱文就给威尔吉斯打来了电话，虽然他很想拒绝接电话，但是还是忍不住接了。
王律师的直觉告诉他，坎贝尔在说谎。林奇看了看证词，也同意他的看法。坎贝尔与罗伊银行的梅耶经常联系，考虑到并购案的模式，坎贝尔至少应该怀疑梅耶有内幕消息。并且，坎贝尔与梅耶的关系似乎比他承认的更为密切，BCM资金管理公司很显然是由巴里（Barry）、坎贝尔（Campbell）和梅耶（Meier）三个人名字首字母的组合。这三个人似乎是在模仿罗伊银行的交易。
威尔吉斯说：“丹尼斯，我们这样说话不好。”但是莱文坚持要给他讲讲向开曼群岛潜逃的详细计划。威尔吉斯打断了他的话。
坎贝尔的传讯工作结束了。
“现在报纸正盯着掩盖事实的活动，这比内幕交易还要糟糕。我不想被卷进去，我也不打算再和你说话了。”
接着，王律师又问到了坎贝尔另外一个客户的账户问题，这个账户与坎贝尔和罗伊银行的交易一致，账户名是“BCM资金管理”。坎贝尔似乎越来越感到不安。他说这是他一个律师朋友的公司，那个人名叫凯文・巴里。坎贝尔自己也给巴里透露过罗伊银行的股票，但是他坚持称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这里面会牵涉到内幕消息。
莱文似乎非常震惊，也被威尔吉斯的话伤害了。他说：“哦，鲍勃，你是说我们就这么了断了，是吗？”
坎贝尔回答说：“没有了。”
然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威尔吉斯又给莱文打电话，而且在接下来的周五他又打了电话，告诉莱文说他想来看看莱文的情况如何。
王律师问道：“你与梅耶还有其他的生意往来吗？”
莱文说：“我正在撑着。”但是，他的精神似乎很不好，好像已经绝望了。他说如果他被捕了，就请威尔吉斯照顾一下他的妻子。星期五那天，莱文的情绪尤其不好。
接着王律师又问坎贝尔的账户记录中有1万美元支票存款的问题，这笔存款很可疑。这张支票是从梅耶在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的账户中支取的。坎贝尔证实这是他向梅耶“借贷”的钱，用来投资房地产的。
他反复告诉威尔吉斯：“我就像兄弟一样爱你。”他继续说道：“我就要破产了，做生意却一分钱也没有捞到。我做了所有这些大生意，妈的！但是，我被毁了。我也看不到儿子的受戒仪式了。”威尔吉斯和莱文交往这么长时间以来，莱文好像还是第一次要流泪。
王律师问起了坎贝尔购买股票的时间正好是在并购活动之前，虽然他也承认自己的交易和罗伊银行的交易完全一致，但是坎贝尔坚持说他对公司的情况做过研究之后才进行交易的，而不是内幕消息。坎贝尔说他告诉过梅耶他的有些交易是模仿罗伊银行的，但是他补充说他给梅耶说得很“含糊”，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些股票。
威尔吉斯没有把他和莱文联系的事情告诉纳夫塔里斯。在莱文被捕之后两天，威尔吉斯接到了西克拉的电话，西克拉是拉扎德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是他拉下水的线人。
“没有，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事，没有想过。”坎贝尔回答说，并补充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这可能是内幕消息，甚至也从来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西克拉焦急地问道：“我们有麻烦了吗？”
从坎贝尔的通话记录中，王律师发现这个年轻的经纪人几乎每天都和罗伊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联系，这个人名叫伯恩哈德・梅耶。经常联系并不奇怪，因为该银行是坎贝尔的最大客户。当他从美林公司跳槽到所罗门美邦公司时，把罗伊银行的业务也带走了。王律师问道：“你想过没有梅耶先生可能接触过内幕消息？”
威尔吉斯回答说：“我有，我的妻子可能不行了。但是我会保护你的。”西克拉说他打算立即到纽约来，因为当年的夏天他要在狄龙・里德公司工作，威尔吉斯答应他们到时候见个面。
王律师传讯了布赖恩・坎贝尔，得到了他的交易记录和通话记录。8月的一天，坎贝尔在一位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华盛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坎贝尔年纪轻轻，金发碧眼，非常自信，不过看起来多少有点儿紧张。考虑到这种环境，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算异常。发过誓言后，他接受了整整三天的问讯。
西克拉6月4日到了纽约。当天，威尔吉斯参加了公司并购部的晚宴，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食欲。威尔吉斯通过慢跑已经变得很瘦了，但是自从莱文被捕后，他又瘦了15磅，看上去十分消瘦。他开始去找医生寻求帮助。威尔吉斯一离开饭店，就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第77街和百老汇交汇处的一个饭店。他和西克拉在这里见了面，两人向东走进中央公园。
林奇、斯图克和他们的同事得出结论，这些线索很有价值，值得追查，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他们进行调查。1985年7月2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正式调查此案，并编号为HO-1743。这些律师利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讯权，开始着手寻找证据。
西克拉焦虑地说：“我会出事吗？”
这个案件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涉及多只股票：在罗伊银行一案中涉及27只，在坎贝尔的账户中有16只。多数内幕交易案，包括耸人听闻的萨尔案也只涉及几只股票，而且常常都只有一只股票。非法内幕交易一般都是公司的内幕人员和最接近消息的人才能实施，他们也只了解本公司的交易情况。不过，执法人员知道这种孤立的案子是不能导致内幕交易在华尔街上流行的。很少有人能够像罗伊银行一案中接触这么多的内幕消息。了解这种消息的人只有律师或者投资银行家。执法人员长期以来都在怀疑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常常接触机密内幕消息的专业网络，也许这个案子最终能够引导执法人员找到阴谋的核心。
威尔吉斯不祥地说：“丹尼斯・莱文知道你是谁。”
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林奇很有可能就会放过罗马诺提供的信息。当他收到加拉加斯那封神秘的举报信时，他并没有多想。对经纪人的抱怨是很常见的事。从传统意义上讲，经纪人不是“内幕知情人”，并且有人经常会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抱怨经纪人。但是，这次罗伊银行也被牵涉进来，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另外两起调查活动中也出现了罗伊银行，其中还包括达信公司，不过这两起调查没有什么结果。因此，林奇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副手约翰・斯图克，斯图克是一个执着的调查人员和执法者，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负责此事，其中就包括律师里奥・王，就是在达信公司一案中传讯莱文的那个律师。
西克拉问道：“但是，他们不能证明什么，是吗？你会帮我掩护的，对吗？”
随着兼并活动高潮迭起，收购传闻引起股价不断猛涨，林奇对此非常震惊。很明显，内幕消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市场泄露，严重损害了根据公开消息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普通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了信心，开始逃离市场。林奇上任之后不久，也就是1985年4月，《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为“内幕交易流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阻止股市的弊病而徒劳地斗争”。这篇文章增加了林奇的担忧，他感到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他发誓要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增加人手，全力追踪每一条可疑消息。
威尔吉斯不耐烦地说：“兰蒂，我的生活完了，我希望你不会卷进来，但是我不能撒谎，我不能作伪证。”
林奇出生于米德尔敦附近的一个乡村，在家中的五个孩子里，他是最小的。米德尔敦是纽约州北部一个小城市，与宾夕法尼亚州相邻。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运输公司，还兼营其他小生意。林奇从小都是卫理公会教徒，毕业于雪城大学和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到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然后加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专门负责诉讼和调查工作。后来，他被任命为执法处的副主任，参与过福斯特・维南斯和保罗・萨尔内幕交易案的调查工作。
西克拉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在坦白的时候可以多少隐瞒一些。”
相比而言，林奇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公务员，他从不显露自己的政治立场。同事们也都认为他十分镇定、严谨，必要时十分果断，有时又有些冷淡和超然。他的背景同压力巨大、纸醉金迷的华尔街世界完全不相干。
“兰蒂，这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啊。莱文了解你所有的情况。”
当罗马诺给林奇打电话时，林奇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负责人仅仅4个月，这4个月非常艰难。他的前任约翰・费德斯因为虐待妻子，被《华尔街日报》曝光，于1985年初被迫辞职，执法处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为了平息丑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沙德立即安排替代人选。林奇是执法处的副主任，35岁，是一位律师，几乎一直都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他的接任多少有点儿出人意料。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考虑了几个外部更知名的人选：纽约州的参议员阿方斯・达玛托极力推荐纽约的律师奥托・奥伯迈尔，著名的证券律师杰德・拉科夫和罗伯特・麦考也都是候选人。不过执法处的人员感到很欣慰，他们自己的人当选了，而且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是里根“自由经济”的拥趸，因为那些人可能都会坚持“解除管制”的原则而导致执法不严。
西克拉说：“你看，如果你否认他说的话，我也否认的话，那就是二比一。”
罗马诺、德鲁或者斯奈德把这件事情告诉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后已经近一年了，就他们所知，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成功找到那个神秘的内幕消息源。随着并购活动的持续繁荣，美林公司合规部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大家都把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神秘来信抛到了九霄云外。
威尔吉斯坚持说：“很抱歉，我不会撒谎的。”最后，两个绝望的人有气无力地走出了公园。
美林公司的人也只能做这些工作了。他们把调查情况告知了所罗门美邦公司的一位律师，督促他对坎贝尔和他在罗伊银行的交易进行调查。然而，这位律师却把美林公司正在调查坎贝尔的消息告诉了坎贝尔。美林公司无权直接和坎贝尔进行联系。并购消息的来源肯定来自罗伊银行的一个客户。美林公司无权调查罗伊银行，该银行严格保守自己客户的秘密。调查活动陷入了僵局，罗马诺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负责人加里・林奇打电话。罗马诺把调查情况详细告诉了林奇之后，林奇大喊一声：“天啊！”
第二天是布里尔利学校（Brearley School）最后一天上课，威尔吉斯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家，当晚要在家长会上登台表演。当威尔吉斯来到礼堂时，他突然意识到不能和其他家长坐在一起。于是，他站到了后面。当表演开始时，威尔吉斯情不自禁哭泣起来。尽管他泪眼蒙眬，但是他仍然能够看到自己的女儿，看到她脸上闪烁着激动，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现在，他就要毁掉女儿的生活，他不敢再看下去，连忙从礼堂里逃了出去。
美林公司解雇了朱比拉加和霍弗，不过不是因为内幕消息——他们似乎是在消息的最外层，根本不了解消息的质量和来源，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美林公司禁止秘密交易股票的规定，而且给坎贝尔回扣也是违法的。朱比拉加和霍弗，这两名经纪人不知道匿名信是谁写的，但是他们只是第一批“牺牲者”。
5月12日下午5点左右，伊兰・赖克的电话响了起来，是他在高盛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打来的。对方气喘吁吁地问道：“你听说莱文的事了吗？他被指控从事内幕交易，股票行情机上这样显示的。”
朱比拉加和霍弗非常害怕，也很合作，坦白交代了情况，证实了合规部之前的许多推测。朱比拉加说他和坎贝尔原来是朋友，坎贝尔经常给他打电话，为他选购股票出谋划策。坎贝尔说：“这只股票看起来不错，也许你应该购买。”作为回报，坎贝尔也想从朱比拉加的收益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这就是朱比拉加账户上给坎贝尔开支票的原因。但是朱比拉加没有独享这些交易信息，他把这些信息告诉了同事霍弗和他自己的弟弟。
赖克惊呆了，他还希望在当晚西奈山医院的慈善晚会上能见到莱文。他挂断电话，立即打到了公司的资料室，要求给他找一份股市行情记录单。在当晚回家的出租车上，他开始回忆自己同莱文之间的交易。他没有惊慌，尽管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很遥远了。他感到非常宽慰，因为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
调查每深入一步，交易量和资金量就不断猛增。由于增加了罗伊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德鲁和斯奈德把他们的发现告诉了罗马诺，罗马诺也加入了调查活动。他们把美林公司的内部记录全都调查完后，罗马诺给加拉加斯办事处的朱比拉加和霍弗打电话，命令他们飞回纽约接受调查。
但是现在，赖克也开始不断焦虑。每天晚上10点钟，他都会跑出去买一份刚刚被送到报摊的《纽约时报》。他也会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到报摊去买《华尔街日报》，搜寻任何同莱文一案有关的消息，看看调查活动的范围是否扩大了。在此期间，他没有和莱文联系过。
好像坎贝尔有什么内幕消息来源，因此，德鲁和斯奈德找到了坎贝尔的客户名单，总计大约有35人，然后他们对这些人的交易记录全都核对了一番。直到查到坎贝尔最大的客户——瑞士最古老的银行罗伊银行巴哈马分行时，他们才发现了问题。所有这8项可疑交易都出现在该银行的交易账户上。当进一步检查时，他们又发现了8项可疑的交易。只有一项交易坎贝尔早于罗伊银行，这就说明坎贝尔是在模仿自己最大的客户进行交易。这些交易的数量和收益不再是小数目，全都是上万股的量。
几天后，赖克飞到洛杉矶同客户开会，紧张和焦虑也快要爆发了。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被发现，在人们面前备受屈辱。他过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都死灰复燃，威胁着要将他压垮。他租了一辆汽车，漫无目的地在洛杉矶开着。最后，他来到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悬崖边的马路上，下面就是无边无际的太平洋。
坎贝尔的交易记录甚至问题更多，他的几项收购交易情况同朱比拉加和霍弗的情况完全一致，只是时间早一天。很显然，这些交易都是由坎贝尔引发的。坎贝尔还有另外8项交易的情况也非常值得怀疑，似乎都是在通过内幕消息进行交易，不过数量很少，只有100股或者200股。
赖克猛地转了一个弯，加速，然后朝着悬崖冲去。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们对所有的账目进行了核查，然后发现他们遇到了比开始预想得更神秘的事情。斯奈德没有记错，凯贝尔以前是美林公司国际部的经纪人，2月已经离开美林公司跳槽到了所罗门美邦公司。朱比拉加去加拉加斯办事处之前，也是在国际部工作，实际上坎贝尔和朱比拉加在1982年曾经一起接受过新员工入职培训。
就在最后一刻，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妻子和孩子的面容，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他猛踩刹车，把车倒了回去，停在路边。他趴在方向盘上，大口地喘着气。他发誓无论如何也要逃过这一次。
德鲁和斯奈德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为什么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经纪人要给纽约的经纪人开支票呢？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斯奈德会给霍弗和朱比拉加打电话，让他们解释一下就行了，但是这样做常常会出现偏差。因此，德鲁让人把这两位经纪人和坎贝尔的人事资料以及坎贝尔的现金管理账户资料都复印一份。
索克洛夫听说莱文被捕的消息后，急忙去找戴维・布朗。戴维是高盛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被索克洛夫拉拢到了莱文的内幕交易圈。索克洛夫从莱文那里得到了12.5万美元的酬劳，这是他给莱文提供消息所赚到的数百万美元中的一小部分。索克洛夫从这笔钱中拿出2.75万美元分给了布朗。在惊慌失措中，两人把莱文所给的钱中剩余的部分全都取出来，撕碎后，扔进马桶里放水冲走了。
德鲁问道：“怎么了？”斯奈德指着现金管理账户上的两笔支出，这是朱比拉加当月开出的，金额分别为4,500美元和839.39美元。数字没有什么奇怪的，收款人是一个名叫布赖恩・坎贝尔的人。斯奈德说：“我认识这个家伙，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位经纪人。”
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的电话亭里，当西格尔听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内幕交易起诉莱文而不是他的消息后，他立即走出电话亭，乘航班飞回纽约。抵达纽约后，他立即给高盛公司的鲍勃・弗里曼打了一个电话。
德鲁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斯奈德浏览了一下记录——美林公司现金管理账户中霍弗和朱比拉加的账册。“哦，妈的！”斯奈德惊叫了一声，打断了德鲁的话。
弗里曼说起了莱文：“很显然，他有一个内幕消息圈，你认为都会有谁呢？”
根据要求，美林公司的经纪人都必须通过公司进行交易，因此，德鲁可以查到霍弗和朱比拉加的个人账户记录。这两个人确实是美林公司驻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经纪人，但是他们的交易活动并不积极。然而，他们的四五起交易都是在股价突然猛涨之前进行的，这些交易比较可疑。德鲁没有想到调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他把这封信和交易记录交给了手下一个年轻的分析员斯蒂芬・斯奈德。
他们推断了各种可能性，然后，西格尔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你不认为他和布斯基有联系，是吗？”
尽管信中错字连篇，但是“内幕交易”一词还是引起了德鲁的警惕，其他情况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很明显，写信人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对公司的情况应该非常了解，知道公司有合规部，知道经纪人的账户，也知道弗兰克・格拉纳多斯是美林公司拉美地区的主管。
“哦，不，绝不可能。”弗里曼坚定地说，“伊万・布斯基是绝不可能和丹尼斯・莱文之类的人联系的。”
查德・德鲁是一名律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从事过14年监管交易的工作，他在1981年加入美林公司，他和另外一名同事罗伯特・罗马诺是工作搭档，两人专门负责调查内幕交易。罗马诺曾经担当过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联邦检察官。
莱文被捕的那天下午，就在布斯基对手下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莱文之后不久，穆赫伦给他打来了电话。
合规部门的工作人员薪酬低，不受高层经理人和合伙人的待见，也被排斥在了公司的核心业务之外。公司里存在这些人只是摆摆样子，让人感到证券业有自我监督，他们对实际调查工作并不怎么认真。然而，美林公司对合规部的工作要比其他公司严肃。美林公司的总法律顾问斯蒂芬・哈默曼负责合规部的工作，他坚持要对客户和业务经理的交易进行严格的审查。哈默曼打造了一个华尔街最大的合规部，一共有75名工作人员。
“怎么给套利人定义呢？”穆赫伦问道。
在这封信的下面写着美林公司两个经纪人的名字——马克思・霍弗和卡洛斯・朱比拉加——以及他们在美林公司的账号，另外还有一条附言：“弗兰克・格拉纳多斯先生可能也想看看这些资料。”这封信错字连篇，如果哪位工作人员公务繁忙，很容易就会把它搁到一边，不再理会。
布斯基一言不发。穆赫伦继续自己的高谈阔论。
特此向您举报，贵公司驻加拉加斯办事处的两名经纪人正在从事内幕交易，他们交易的具体情况，我已经体（提）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如在举报信中所体（提）到的，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从支（知）情权中获益的话，我们怀疑谁在监管这些经纪人的交易。如果您要调查此事，我们会体（提）供内幕交易者的亲比（笔）手计（迹）。
“套利人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丹尼斯・莱文，或者同丹尼斯・莱文从来没有联系过的人。”
亲爱的先生：
说完，穆赫伦哈哈大笑起来，而电话另一头的布斯基却一直沉默不语。
美林公司合规部副总裁理查德・德鲁对桌子上的一封信困惑不已。这封信是于1985年5月25日从国际部转来的，上面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