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内，除了西格尔、威格顿和泰伯尔之外，只有两个人可以看到套利部的交易单据，这就是德农西奥和公司的总裁约翰・T.“杰克”・罗奇。在迪士尼股票的损失之后，德农西奥对公司在大陆集团压上大量赌注日益担心，最后，他让西格尔到他的办公室解释一番。
詹姆斯爵士提高了出价，引发了股价的大幅上涨，西格尔再次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让西格尔放心，他说：“别担心，我们还要再多买些。”最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共囤积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股票，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购买活动。
德农西奥看起来非常焦急，头上的汗水直冒，当他感到压力时经常这样。西格尔怎么能拿公司这么多资金去冒险呢？他怎么能这么有信心呢？最后，西格尔脱口道出了实情：“这个消息是从鲍勃・弗里曼那里得到的。”德农西奥当然知道弗里曼是谁了。他停顿了一会儿，看起来非常严肃，然后只说道：“保护好自己。”对公司大量买进大陆集团公司的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
大约一周后，西格尔又问弗里曼关于大陆集团的事情。弗里曼兴高采烈地说：“我也开始做企业融资了，我也要做你做的工作了，马蒂。”然后，弗里曼明目张胆地越过了内幕消息的界线。他解释说，高盛公司要充当“白衣骑士”去拯救大陆集团，他的一位好朋友负责此事，这个人叫戴维・默多克，曾经是一个企业狙击手。弗里曼把默多克的详细计划向西格尔和盘托出，并且说自己也是默多克的顾问。现在，西格尔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大陆集团的内幕消息，一方面是大陆集团，另一方面是默多克。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督促他们再多买进一些大陆集团的股票。
对大陆集团的收购大战在6月29日达到了高潮。默多克把报价推到了最高，58.5美元一股，超过了詹姆斯爵士58美元的价格；而另一个竞争对手，天纳克公司（Tenneco），也是一家大型的集团，只提出了55美元多一点儿的价格。在下午4点钟左右，大陆集团公司的董事会举行了特别秘密会议，接受了默多克的报价。这个消息在快到下午5点半时才被公开。但是西格尔不用等着公开宣布就能获得这个好消息，弗里曼在公司董事会做出秘密决定之后不到20分钟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了，比这个消息公布还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西格尔拿起电话，打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建议他们购买大陆集团的股票。但是让他气愤的是，他们拒绝了。他们还对迪士尼公司股票损失一事耿耿于怀。西格尔提高声音，告诉他们自己刚刚同弗里曼通过电话，并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弗里曼刚刚对他说过该公司打算出售的消息。他问道：“现在你们听明白了吗？”他们明白了，并且开始尽职地购买。
威格顿和泰伯尔在抛售了大陆集团公司的股票后，获利380万美元，远远超过了上次在迪士尼股票上的损失。每个人都非常高兴。西格尔的声誉得到了恢复。当然，德农西奥知道，西格尔的成功不是只靠“天才”的。罗奇拍着西格尔的肩膀说：“你把公司救活了。”
西格尔惊呆了。这句话从代表大陆集团的合伙人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就像是内幕消息一样。他挂断电话，凝视着窗外康涅狄格海岸晚春的风景。他知道，在同弗里曼的谈话中，他们已经越过了一条不言而喻的界线。他也知道，如果他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能轻而易举地避免违反内幕交易的规定。但是，他也想到，在令人尴尬的迪士尼公司股票的损失上，弗里曼还欠他一个人情。套利网络难道不就是这样运转的吗？
西格尔认识到，弗里曼是在确保他挽回上次的损失。现在他感到可以信任弗里曼了，他是一个让人可敬的人。西格尔发现他喜欢上了惊心动魄的套利游戏。他喜欢充当消息的接收者，而不是提供者。这个过程似乎非常安全，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
由于高盛公司是大陆集团的投资银行，正在积极参与大陆集团的战略策划工作，西格尔希望从弗里曼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但是不太详细的消息。也许弗里曼对大陆集团一无所知，因为高盛公司严禁套利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进行交流，然而弗里曼却说：“没关系的，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公司卖掉的。”
他继续同弗里曼保持联系，并获取消息。但是为了确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不会引起关注，既不被监管部门注意，也不被公司内部的人员发现，威格顿和泰伯尔通过第三方经纪人进行交易。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经营一家从事此类私人交易的经纪公司，他是所谓的“第三市场”或者“场外市场”交易的主力。这种交易的妙处在于，任何交易记录都不会显示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交易有什么直接联系。威格顿喜欢把这种策略称为“隐形手”。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五，西格尔在自己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给弗里曼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完全从迪士尼公司股票的事件中走了出来，两个人又像以前一样讨论市场和并购业务的发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西格尔不假思索就把话题转到了高盛公司的一个大客户——大陆集团（Continental Group）上面，这是一家包装公司，当时已经成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的收购目标。西格尔问弗里曼，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詹姆斯爵士的收购会不会被阻止。
西格尔没有告诉弗里曼，关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业务范围。德农西奥仍然坚持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门要处于秘密之中。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是在利用个人账户进行交易。然而，使西格尔吃惊的是，弗里曼竟然说，他也在利用自己的账户积极交易，还利用子女的账户交易。
弗里曼似乎真的很遗憾。他说他没有想到西格尔会购买这么多股票，此外，他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但是西格尔当时正在飞往克利夫兰的飞机上。听到这句话，西格尔的愤怒稍稍平息了一些，但是巨大的损失仍然让他心疼不已。他不知道怎么向德农西奥解释，尤其是之前已有许多关于绿票讹诈的谣言在流传，但是他却还建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继续持有，没有抛售。
大公司的套利人通常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利用个人账户进行交易，因为这种诱惑可能使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在交易中会先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买卖，即进行“扒头交易（Front-running）”。西格尔明白高盛公司肯定有类似的禁令。弗里曼淡淡地回答西格尔的质询：“当公司的交易停止后，我才会去做自己的交易。”
第二天早上，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他非常气愤。当弗里曼告诉西格尔自己在消息公开之前就把手中的股票抛售时，西格尔更加愤怒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让我买的那只股票，你知道了消息，为什么却不告诉我呢？”西格尔不相信弗里曼会这样戏弄他。
毫不奇怪，弗里曼很快就向西格尔寻求回报了，而且这个回报使布斯基给西格尔的数额变得微不足道了。在大陆集团的交易期间，西格尔和弗里曼还卷入了其他两起潜在的大宗收购：一起是大型的废物处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正在考虑收购SCA服务公司，这是一家小型的废物处理公司，也是西格尔的客户；另一起是高盛公司的客户鲁伯特・默多克意欲收购一家大型的林业产品公司——圣里吉斯纸业公司（St. Regis Paper Co.）。
他一到达克利夫兰机场，就给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斯坦伯格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绿票讹诈，他的收购威胁也到此结束。迪士尼公司的股价开始猛跌。更糟糕的是，威格顿和泰伯尔还毫不知情。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迪士尼公司的股票上损失巨大，超过了上次在海湾石油公司股票上赚到的270万美元。西格尔惊呆了，他这个套利“天才”也不过如此而已。
6月，在废物处理公司给SCA提交了一封措辞迫切的友好收购意向书之后，高盛在弗里曼的建议下，开始购买SCA的股票，这种方式被套利人称为“熊式拥抱”（Bear Hug）。这封信公开后，SCA立即开始组织应对，并聘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进行策划。第一道防御策略威力无比，它要以反托拉斯问题进行反抗，这可能会引发政府的干预。
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告诉他们购买沃特尔・迪士尼公司的股票。此后不久，1984年6月，市场上流传着“绿票讹诈”的谣言，声称斯坦伯格不仅无法收购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反而要被该公司反戈一击。西格尔立即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向他保证说没有问题。弗里曼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继续持有沃特尔・迪士尼公司的股票，西格尔也匆忙地赶到机场，飞往克利夫兰了。按照日程安排，他要到那里会见一个客户。
考虑到高盛购买的数量巨大，反托拉斯问题引发了弗里曼的极大担忧，弗里曼急忙给西格尔打电话。他说：“马蒂，SCA一案你要帮我一下，这个反托拉斯的威胁是真的吗？”
西格尔心想，这就是套利“俱乐部”运转的方式——大家互相提醒、暗示、提示、相互联系、建立互惠的关系，然后就开始进行实际的内幕消息的传送了。当任何人都能确定消息的可信性，而不用去问消息的来源时，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西格尔尽量避免泄露内幕消息，只是谈了谈公司的股权问题，但是在弗里曼的坚持下，最后西格尔无法搪塞了，只好让步。他把SCA的详细防御计划都告诉了弗里曼，并且说反托拉斯问题只是一个计谋，是为了得到更高的价格。他说：“SCA正在逐渐衰败。”西格尔让自己的朋友放下心来，并且鼓励他继续购买。
罗伯特・弗里曼几乎每天都向西格尔打电话。一天下午，在电话中，弗里曼提到了他喜欢的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股票，还说他也用自己的交易账户购买了一些。企业狙击手索尔・斯坦伯格已经持有了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大量的股票，在套利人圈子里，大家都预测斯坦伯格可能会对该公司发起收购攻势。以精明投资而闻名的得克萨斯州的巴斯家族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弗里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已经强烈地暗示，他同理查德・雷恩沃特有直接的联系。雷恩沃特是一位金融家，巴斯家族的许多成就都离不开他的努力。
随着SCA收购案的不断发展，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暗语，使得消息传递没有那么明了。就在另外一家废物处理公司，勃朗宁-费里斯公司（Browning-Ferris）参与对SCA的收购大战之前，西格尔告诉弗里曼：“这件事情看来真的要交易了。”弗里曼当然明白，SCA的股价即将上涨。
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西格尔已经多么接近危险的边缘，他几乎违反了投资银行一项通常的规定：套利业务要和其他的业务相互分离。在KKR公司收购海湾石油公司的交易中，西格尔是KKR公司的金融顾问，接触到了许多机密，但是在指导公司套利业务时，他并没有利用这些机密，不过他已经非常接近悬崖的边缘了。
8月13日，星期一，SCA公司宣布，除了废物处理公司外，他还考虑其他公司的报盘。接着就有传言称勃朗宁-费里斯公司打算以更高的价格参与收购。在上周四和周五，高盛已经购买了SCA的7万多股股票。在周一，它又购买了5.7万股，是在SCA的公告引发股价上涨之前买的。
那时，也就是1984年3月，西格尔正在代表KKR公司对海湾石油公司进行收购。当国会以反托拉斯法为由介入此案时，套利人和其他投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纷纷抛售股票，引发股价大幅下跌。此时，西格尔决定试试自己这个新套利顾问的身份，因此他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告诉他们开始购买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他说：“这只股票的价值还是有的。这家公司正要被其他公司收购，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作为KKR公司的代表，他对海湾石油公司的收益和资产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国会反托拉斯法的威胁毫不在意。威格顿和泰伯尔购买了20万股，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标准来看，这已经非常多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斯基，他的购买量是400多万股。）当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最终完成收购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赚到了270万美元，西格尔被称赞为天才的套利人。德农西奥十分激动，对西格尔的远见卓识大加赞赏。西格尔感觉棒极了。原来套利这么容易啊！他猜想他会做得很好的。他感到自己又为公司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
这次股价上涨之后，弗里曼担心，人们对于更高收购价的期望可能会使市场过于狂热。他心想是不是应该把高盛持有的股票抛售一些，因此他又给西格尔打了个电话。弗里曼问道：“你认为股价如何呢？”西格尔又开始含糊其词了。
西格尔熟悉并且也很喜欢威格顿，但是认为他没有什么套利能力。而对泰伯尔，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知道他似乎没有什么经验，而且也是刚刚加入公司。然后，德农西奥又做出了一项意外的决定，他想让西格尔担当他们的“顾问”，负责指导他们，而且不让公司里的其他任何人知道。西格尔只好暗自叫苦。
他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弗里曼也无心再玩游戏了。他急躁地说：“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向他解释了这种安排，同时提醒西格尔，他不想让公司外面的人知道套利部门的存在。他说，他很担心这会引发客户的不良反应。
西格尔连忙说：“我很好。”他知道“很好”一词会被理解成鼓励进一步购买SCA的股票，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盛又买进了12.35万股。最后，废物处理公司的出价超过了勃朗宁-费里斯公司，高盛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套利成功之一，赚到了数百万美元。
当交易员时，威格顿就已经开始在公司一些精明的客户后面从事“跟风”交易，看他们购买或者卖出什么，他也购买和卖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赚到了一些利润。但是，就凭这些勉强说得过去的交易记录，德农西奥就让他筹办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业务部门。除了泰伯尔，还有一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被派到这里做职员，此外别无他人。
球现在被踢到了弗里曼一边，他欠西格尔一个消息，圣里吉斯公司的交易似乎就是回报的理想工具。1984年的大部分时间，圣里吉斯公司的收购活动都在进行中。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一直希望收购一家林业产品公司（对皇冠齐勒拜奇公司的收购达到了高潮），他在1984年年初就开始一点点地蚕食圣里吉斯公司。惊恐之中，圣里吉斯求助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又转而联系另外一家大型的造纸公司——冠军国际（Champion International），高盛的一个客户——同它商议充当白衣骑士出面拯救圣里吉斯的可能性。圣里吉斯的股票被高盛列入了所谓的“灰名单”。高盛和其他公司的灰名单是公司限制名单更为机密的翻版，本公司的任何人员都禁止交易名单上的股票。一般的限制名单在公司内广泛发放，非常容易泄露，而灰名单则只发放给少数高级管理人员。
德农西奥仍然很不情愿，不过还是接受了泰伯尔的建议，但是要求避免公开此事。他把这位年轻的顾问分派给资深的交易员、机构销售部名义上的主管理查德・威格顿。威格顿原来是一位信贷分析师，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度过的，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既没有耀眼的成就，也没有尴尬的失利。他身材肥胖，和蔼可亲，有点儿迟钝。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叫他“威吉”。
最终，圣里吉斯通过绿票讹诈买下了詹姆斯爵士手中的股票，收购威胁似乎消失了。同冠军国际的商讨也结束了，高盛将圣里吉斯的名字从灰名单中删除。然而，6月27日，商讨又重新开始了，因为新的收购威胁出现了，这一次是鲁伯特・默多克。默多克和巴斯家族（又是在弗里曼的朋友雷恩沃特的建议下）公开宣布他们已经持有圣里吉斯公司的大量股票。
在审查了公司的业务、盈亏状况之后，泰伯尔得出结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开拓新的赢利业务。他认为公司别无选择，必须开设账户进行交易，并且组建自己的套利部门。泰伯尔自愿加入该部门，他声称自己做过一些股权交易，但是对套利却没有什么经验，交易知识也不是很多。
弗里曼曾经告诉过西格尔，他总是在完成公司的交易后才进行自己的交易，但是这话有点儿不真实。7月16日，冠军国际和圣里吉斯在互相审查了对方的财务状况之后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合并协议。在这个时候，按照高盛的规定，其工作人员是不能交易这两家公司股票的。不过第二天，弗里曼就用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圣里吉斯的1.5万股股票，价格从43美元到45美元不等。几天之后，默多克就宣布了对圣里吉斯的收购，出价为52美元。高盛的合规部门本来应该审查弗里曼的这种交易，但是它同基德尔・皮博迪和德崇的类似部门一样尴尬。高盛合规部门的底层工作人员根本不敢招惹像弗里曼这样有权势的合伙人。高盛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这起事件之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寻求新收入来源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早些时候，德农西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名叫蒂莫西・L.泰伯尔。他英俊潇洒，高个子，多少有点儿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一见面，他们俩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的背景吸引了他们俩，公司就聘请他为顾问，直接向德农西奥负责，他的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几天后，圣里吉斯正式宣布拒绝默多克的收购报价，圣里吉斯快速屈服的市场希望破灭了。第二天，在弗里曼透露的消息的鼓励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始大量囤积圣里吉斯的股票，直到7月底冠军国际宣布出价20亿美元收购圣里吉斯为止。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揭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了酒鬼律师、同性恋，以及在豪华饭店和马球俱乐部举行的秘密会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牵涉进去，因此公司竭力低调处理此事，但是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却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似乎被架空了。
内幕消息仅仅是西格尔和弗里曼两人联盟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在圣里吉斯交易开始不久，该公司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就向西格尔许诺，他们不会把冠军国际的出价“出售”给其他潜在的买家（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试图利用冠军国际的出价发动收购大战）。然而，西格尔通过自己的市场信息发现，尽管摩根士丹利已经向他许诺过，但是他们仍然正在利用冠军国际试图抬高收购价，以获得更高的服务费。西格尔立即向弗里曼通报了这个发现，弗里曼直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盛公司的负责人约翰・温伯格。随后高盛便与摩根士丹利较起劲来：冠军国际坚持要在当晚签署一份最终的合并协议。基德尔・皮博迪也利用这个消息额外购买了圣里吉斯的10万股股票。
如果这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1984年3月的打击就是不可估量的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精心打造的声誉遭到了严重的伤害。该公司一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彼得・布兰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从事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出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宣传广告中，是一个油嘴滑舌、野心勃勃的人。在当时最为耸人听闻的内幕交易案中，他是官方的主要目击证人。这就是R.福斯特・维南斯一案。此人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主持该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华尔街传闻》（Heard On the Street）专栏，曾经多次向布兰特提前泄露内幕消息。
冠军国际同圣里吉斯签署合并协议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就公开宣布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弗里曼都把圣里吉斯的股票抛售出去，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德农西奥被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年轻投资银行家起了一个“鸵鸟”的绰号。当人们提到开创新业务时，他都要问一问这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了给客户服务而“需要”的。回答很少是肯定的。同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资金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而其对手的资金却在飞速增长，使得它们可以资助大规模的项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要依赖它传统的零售经纪网络和承销能力积累资金，这是一种烦琐、过时的筹资方式，利润也越来越少。实际上，零售经纪网络每年要损失3,000万美元。
西格尔得意扬扬。华尔街开始繁荣起来，而他正处于繁荣的中心。他甚至开始不再担心交易会被发现了。美国正在重获信心，走向繁荣。弗里曼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受邀到洛杉矶观看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在SCA收购案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赞许地说：“我真是服了你，你确实知道如何利用消息进行交易。”
尽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却问题重重，已经陷入了危机，公司的收益严重依赖西格尔的业务。尽管它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佣金和承销佣金已经干涸了，但是公司却仍然鄙视新兴的盈利机会。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门。同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都不同，它没有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阿尔・戈登以及之后的德农西奥都认为公司自己开户进行交易会玷污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忌的公司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如高盛公司，一直都在大规模地从事套利业务，甚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也开始利用这种市场机会。
紧接着，出现了《财富》杂志文章一事。突然，西格尔被弗里曼的话搅得心神不宁。正如他发誓与布斯基拉开距离一样，西格尔决定停止与弗里曼交换内幕消息，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机密信息。不过他仍然会和弗里曼通话，他挺喜欢弗里曼，只要他不再给弗里曼透露任何机密，他们之间还是可以讨论合法的市场情报，而且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毕竟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已经获得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成立不到一年就获得了700多万美元的利润，突然之间成为公司最为赚钱的部门之一。西格尔、威格顿和泰伯尔，在剩下的时间里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无愧为公司的英雄。而且套利只是西格尔的一个副业而已。
当《财富》杂志的文章刊出时，西格尔与布斯基的关系并不是他感到恐慌的唯一原因。甚至当他在和布斯基保持距离时，他仍在同其他的朋友——弗里曼通电话进行内幕交易，虽然弗里曼也提醒西格尔注意有关他和布斯基的关系的不利谣言。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不是受现金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利益的驱动。
西格尔感到极大的宽慰。他拯救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至少它可以再苟延残喘一年，他可以不再感觉像犯罪一样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快点儿挂断时，他听到布斯基轻声地问道：“怎么了，马蒂？你不想再和我说话了吗？你不想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声音婉转，透露出一种真心的忧伤，“难道你不再喜欢我了吗？”
哈尔・里奇坐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自己办公室的桌子旁，他已经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上午。1984年夏天，他和西格尔一起负责SCA的交易。前一天，他误听了西格尔说的话，不慎把传给美林公司的东西弄错。西格尔知道后暴跳如雷，冲进办公室里大声斥责里奇，使他难堪至极。
在西格尔的头脑中，和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一次付款也完成了。西格尔彻底停止了和布斯基的电话联系。当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躲避，借口繁忙，或者匆匆挂断电话。没过多久，布斯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行为是里奇非常痛恨的，尽管他比西格尔小几岁，他似乎更加体现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悠久传统。他深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是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他办事特别细致，考虑问题周全。在年度考评中，西格尔对他的评价是“太好了”。
布斯基坚持让西格尔再到电话亭去收钱。他说：“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些现金搞到手，你最好还是拿走。”西格尔非常警惕，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取钱，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在拖延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再次来到电话亭，一切进展顺利。同上次一样，手提箱里的钱又少了一些，但是西格尔甚至懒得和布斯基说这事。西格尔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不想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甚至在加盟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里奇和约翰・戈登——阿尔・戈登的儿子——就是好朋友，他俩甚至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最初打算招聘里奇时，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尔在工作中总是处处优先，他还告诉里奇，西格尔这个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尔野心勃勃，有时还有点儿粗鲁，让戈登也避而远之。不过在西格尔同简结婚之后，戈登就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他认为西格尔成熟了，变成了一个正派的人，并且说里奇现在没有理由拒绝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同工作了。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布斯基连自己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西格尔的大声喧嚷使里奇非常难过，他心想戈登对西格尔个性的乐观评价是否有点儿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就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看起来有点儿局促不安。他问里奇：“你还好吧？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里奇听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布斯基大喊说：“当然了，一直都有人啊，是我想确保交接成功的。”
但是，里奇有时确实对西格尔感到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离住在拉伊的弗里曼不远。里奇常常和弗里曼一起乘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一天早上，他们又搭乘同一辆车上班，路上聊起了电影《克莱默夫妇》。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电影中提到的离婚和家庭问题非常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从事套利业务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对大多数套利人，里奇都很讨厌。当弗里曼即将在水街60号下车时，他悄悄地对里奇说：“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再与布斯基来往了。”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个究竟，弗里曼就下车了。
西格尔解释说：“那里多了一个人，有人在监视。”
里奇在想弗里曼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不亲自告诉西格尔呢？里奇坐得离弗里曼很近，他知道弗里曼每天要给西格尔打两三次电话。“鲍勃的电话”成了他经常听到的话，他知道鲍勃就是弗里曼。而且，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一个套利人让一个人不要同另外一个套利人来往呢？难道套利人之间都是这样做的吗？
布斯基烦躁地问道：“为什么没拿到呢？”
接着，里奇就读到了《财富》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弗里曼又告诉他：“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点儿，这事看起来很糟糕。”里奇最后向西格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和布斯基来往了，马蒂。他是个危险人物啊。”西格尔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杂志的那文章是“胡编乱造”。里奇相信了他。
西格尔回答说：“没有拿到。”
小心谨慎的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和伊万・布斯基从事不正当的交易。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正在从事套利业务。尽管威格顿和泰伯尔的套利业务仍然处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迹象还是泄露了这个秘密。首先，套利部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没有人相信仅凭威格顿和泰伯尔就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经常接近西格尔使里奇意识到，至少西格尔也参与了其中，在背后指导他们，也许还根据他在并购部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一些“远见卓识”。
西格尔回到办公室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问道：“怎么样了？”
然后，西格尔证实了他所有的猜想，给他简单看了一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记录，并夸奖他们干得很好。交易的规模之大和投入的资金之巨都让里奇震惊不已。他说：“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们应该聘请一个职业套利人。”他推荐了他在添惠公司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同这个人谈了谈，但是他后来告诉里奇，他不想雇用这个人。西格尔说：“我们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对威格顿这么看重，不过后来，他逐渐明白：当时西格尔正在套利的兴头上，他不想让别人插手。
接着，西格尔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在半个街区的地方，也是皮肤黝黑。他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西格尔开始感到惊恐。怎么了？怎么还有一个人呢？突然之间，西格尔想到了布斯基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情，心中的恐惧一下子涌了上来。西格尔心想：“他们是来杀我的。”布斯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异的计划，让送钱人站在他的身后，原来是打算谋杀他。西格尔立即喝完咖啡，付了账单，迅速逃走了，撇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手提箱在那里不断走动。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很担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时，添惠创建了套利部门，他也参与了创建工作。套利部门开始进行交易活动之前，添惠公司专门聘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 Sterling）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负责制定套利业务和其他业务进行安全分离的规定。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顾问。两家律师事务所都坚持，要制定最基本的规定，铸就一座“隔离之墙”，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在从事套利业务，但是公司甚至连最基本的规定都没有，根本没有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来。
在约定的日期，西格尔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为了消磨时间，他到街道对面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他坐在靠近窗户的一个桌子旁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搜寻着可能的送钱人。突然，他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提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附近的一栋小楼旁边来回走动，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粗呢短外衣。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布斯基告诉西格尔，让他在约定的日期上午9点整准时到达第55街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电话亭。然后，西格尔拿起话筒，假装要打电话，而此时送钱人会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在等着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到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认为这个计划比酒店大堂的方式更加可笑，就像是拙劣的间谍小说中的情形一样，但是布斯基却坚持采用这种方式。
古德森对此表现出关注，他说：“哈尔，你说得很对，这确实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西奥）写一份备忘录。”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在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见面。西格尔按照他所发誓的，把预计的要求提高了一些。他提出40万美元，除了送钱人拿走的钱以外，他期望能够得到35万美元。用这些现金，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全部付清。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关于康乃馨公司消息的价值甚至都还没有讨论呢。但是这次，布斯基打算采用一种新的送钱计划。他不想再用广场酒店大厅交接的方式了。
但是里奇知道这种安排依然如故，他还常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指示威格顿和泰伯尔进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当年的剩余时间里，西格尔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没有和布斯基联系。他以前几乎每天都和布斯基通电话，现在却突然中断了。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然而随着年底即将到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西格尔还是开始考虑他的年终“奖金”。1984年对西格尔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合法薪水和奖金超过了100万美元，获得的现金和股份高达110万美元。然而，他那套公寓的装修费用接近50万美元，比他预想的还要高。最后，他还有一笔“奖金”收入，布斯基用这些无价的消息和建议赚到了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自己不分一杯羹呢?
古德森承认他从来没有给德农西奥写过备忘录，也没有把里奇的担忧写成书面材料。他说：“不过，我同拉尔夫谈过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好像他和里奇尽到了职责，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继续说，“你知道，马蒂有点儿厌倦了，他厌烦了并购工作，让他做做套利业务也不错啊。”里奇感觉他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这么做了。毕竟，古德森是部门的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而，正当他认为《财富》杂志报道的影响销声匿迹时，又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鲁克的电话，她也要为布斯基写一篇报道。她已经看过《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准备在自己的报道中也提到西格尔的名字。西格尔请求她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又去找德农西奥，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说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行。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鲁克把文章交到杂志社时，社里的律师告诉她，必须删去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能刊登。她开始表示抗议，但是最后被迫屈服了。这篇文章刊登在了12月出版的那一期上，没有提到关于西格尔的谣言。西格尔只是在后来才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插手了，他们威胁杂志社，声称如果不将对该公司不利的材料删除的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会提起诉讼。
在SCA交易期间，里奇经常加班。西格尔经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炫耀说，他的妻子怀的是异卵双胞胎，需要两个精子，就好像在说他自己的性能力超强一样。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只是表明了他在这方面极其缺乏自信。
弗里曼的话使西格尔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发誓，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是他最后一次透露消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尽快，否则他就会永远被谣言纠缠着，脱不开身。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卷入了这起交易，他们也对SCA股票的交易尤为关注，并且不断惊叹高盛买入股票的时机。他们从交易记录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购大战之前大举购买股票，戈登说：“天哪！真邪门，他们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他们也推测过可能是有人泄露内幕消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西格尔会与弗里曼交换情报。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西格尔脱口说道：“我不会再和他电话了，到此为止。”
而且，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决定让西格尔参加纽约的一家高档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里，他可以有机会接触一些其他公司的领导，从而为公司拉拢客户。西格尔总是说自己很讨厌俱乐部，讨厌那里势利和陈腐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他必须加入一个俱乐部的话，他就会选择最高档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觊觎俱乐部给予其成员的身份地位。
当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时，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正在全速进行之中，这增加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中说，他知道布斯基持有康乃馨公司的100万股股票。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既对布斯基的持有量吃惊，也对弗里曼对此非常清楚感到吃惊。连他都不知道布斯基的交易量，而弗里曼却这么清楚。很显然，布斯基的公司保密工作不是很严格，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很有实力的套利人来说是如此。毫无疑问，谣传会在媒体上出现。弗里曼不断说着，西格尔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然后，他又听到了一些更让他担心的话。弗里曼说：“你要小心了，有传言说你和布斯基的关系太密切了。”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乐部（River Club）去交涉。这是一个以WASP为主的餐厅俱乐部，对会员要求极其严格，这个俱乐部位于52街东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 House）的一层。该俱乐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创办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员就住在河畔公寓内，这里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和商界名流会聚的地方。很少有犹太人能够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能以某种方式在公司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任何人都能看到交易量和股价的增长，也不难追踪到购买者的身份。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是跟踪套利人圈子内成员的交易模式，盲目地跟风买进和卖出。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也是该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试探西格尔加入该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员说：“他难道不是那个精明的并购狂吗？”他的声音中透出一种蔑视；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行推销的贩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他担心在这个时候太热心地替西格尔坚持的话可能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企业狙击手罗纳德・佩雷尔曼曾经托人来俱乐部联系加入的事宜，一个成员直言不讳地指责说，“甚至不应该提起这个名字”——毫无疑问，那个人也被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其他人那样的怀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后，他偶尔也跟西格尔说自己正在抓紧替他联系，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地应付。
与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息源，因为他身边也有许多关于市场的情报和交易信息。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都怀疑这些“圈子”的成员在共享信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牵涉到了某项交易而被禁止，但是这个圈子的其他人则不受限制。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同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就行。
西格尔最后确实加入了另外一家俱乐部——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这家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远远没有河畔俱乐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这家俱乐部的时间非常短。他发现这里非常保守，而且歧视女性。尽管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该俱乐部施加压力，其成员仍然投票拒绝女性，简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机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西奥希望按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古老传统塑造西格尔的努力白费了。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高盛有明确规定：各个部门之间严禁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了一份“限制名单”，里面都是参与投资银行悬而未决活动的客户，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严禁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因此，弗里曼常常向西格尔抱怨，说他有许多交易都无法进行。
1985年3月，西格尔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来。他们在格雷斯广场的空余房间也被占用。随着并购业务以人们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发展，他的业务也开始繁荣起来。他希望威格顿和泰伯尔能够独立作业，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导，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弗里曼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稳重，英俊潇洒。他在达特茅斯学院主修西班牙语，然后到哥伦比亚商学院深造，毕业后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公司的联席CEO。高盛公司具有传奇色彩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列维曾经也是一位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该领域的泰斗。弗里曼在1978年被晋升为合伙人。随着套利行业对并购、资本重组和其他主要业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都日益看重他的意见。
公司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投资额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他们自己只能够投资100万美元。如果一项收购交易被公开了，风险降低了（潜在的利润也降低了），他们可以追加500万美元。即便如此，他们也在不断损失，他们不断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有一把“撒手锏”。西格尔明白，他们是希望他把“撒手锏”传授给他们。
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了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高盛公司负责套利业务的主管，也是套利领域一个实力强大的人物，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与布斯基打电话。弗里曼和西格尔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最开始他们谈论公司的交易，后来话题转向了体育、哲学、薪水和志向。弗里曼已经把家从新泽西搬到了纽约的拉伊地区，他告诉西格尔，他在那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别墅，紧邻著名的阿帕瓦米思乡村俱乐部（Apawamis Country Club）。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尔开始感到形势危急了。德农西奥正在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而绞尽脑汁。西格尔感到了一种压力，要求他再为威格顿和泰伯尔提供消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里曼给他消息了。
西格尔非常恐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最为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会被发现，现在，这已经是白纸黑字，印在了全国性的杂志上面。这些说法不会在华尔街上销声匿迹的。莱斯曼的朋友开始开玩笑地把西格尔称为布斯基的“专门负责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交流各种情况，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路易斯（把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华尔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关情况。3月底，弗里曼提到了一个投资公司，名叫科尼斯顿合伙公司（Coniston Partners），是由怀特-威尔德投资银行（White Weld）的一位前投资银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两人创办的。
文章接着写道，在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宣布减持柏尔加斯公司股票引发股价大跌之前，布斯基大量抛售了柏尔加斯公司的股票。这一点暗示，福斯特曼可能提前向布斯基透露了他的计划，而西格尔也遇到了类似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金基德在文中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对交易没有任何评论，我们每天都要买卖证券，一直都做得很不错。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弗里曼通过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詹姆斯・里甘结识了戈勒斯特。里甘有好几家投资合伙公司，包括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华尔街一直都有许多私人的投资合伙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通过富有的投资人（如布斯基等）筹集资金，然后再拿这些资金去投资，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文章继续写道：“在贝尔兹伯格家族告诉柏尔加斯公司他们的收购决定但是还没有公开宣布前的某一天，布斯基购买了柏尔加斯公司的3.5万股股票。”尽管这些完全属于细节的描述，但是它很明显是在暗示，布斯基在贝尔兹伯格家族一案上有内幕消息——很可能是通过柏尔加斯公司获悉的，这就把矛头指向了西格尔。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公司，该公司是靠投资低价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过对基金的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到科尼斯顿公司时，它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只是一个想成为企业狙击手的小公司。然而弗里曼却很支持他们，称他们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力量。
接着，文章提到了一件更为敏感的事情。“去年，当马里兰州液化气经销商柏尔加斯公司（Pargas）被加拿大富有的贝尔兹伯格家族（Belzberg）收购时，布斯基以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举动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这起事件牵涉到了几个同布斯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西格尔、泰迪・福斯特曼和穆赫伦。西格尔曾经和布斯基谈过此事，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透露内幕消息。泰迪・福斯特曼是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和布斯基交谈。贝尔兹伯格家族是穆赫伦的主要客户和支持者。西格尔知道，关于贝尔兹伯格家族举动的消息一般都是穆赫伦告诉布斯基的。
即使到了现在，弗里曼还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正在大量囤积斯托勒通信公司（Storer Communications）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这是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弗里曼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账户，也有他自己的账户，总计占到了该公司3%的股份。弗里曼称科尼斯顿打算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说：“他们是认真的。”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西格尔一早就冲到报刊亭购买了8月6日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就刊登在这一期上。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无伤大雅，其中重点介绍了布斯基的伟大金融成就和雄心壮志，也直言不讳地详细记述了他早期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西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两段让他惊恐不已的话：“布斯基的竞争对手对他交易时机的准确选择颇有微词。有许多谣言称，他参与的交易都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关。布斯基断然否认了使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
西格尔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谈话。他脑子里想象着一个场景：弗里曼坐在一条信息流的旁边，看着信息不断流过，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手拾起，就像是一只黑熊在捕食鲑鱼一样。然而，西格尔也在想：弗里曼是如何获悉科尼斯顿打算收购斯托勒的计划的呢？最后，西格尔向弗里曼问了这个问题。弗里曼回答说：“为科尼斯顿购买股票的人和我关系很好。”弗里曼没有提到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里甘的名字，詹姆斯・里甘是他原来在达特茅斯大学的同学，负责为科尼斯顿公司购买股票，而且他也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账户购买。只要斯托勒公司被卖出去，他们就可以收获巨额的利润。
西格尔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德农西奥。德农西奥表示了关心，但是没有过分地担忧。他当然没有问西格尔文章说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把并购部名义上的主管彼得・古德森叫了过来，一起研究这篇报道对公司兼并业务潜在的不利影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种影响很小。华尔街上一直都在流传各种谣言，并且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第一波士顿银行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到了。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建议威格顿和泰伯尔也买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尽管这可能是弗里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给斯托勒公司制造一种购买的压力，迫使它软化立场，考虑收购的建议。相反，西格尔立即想到，也许这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购了海湾石油公司之后，他就和该公司的总裁亨利・克拉维斯经常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听到了更多关于斯托勒公司的消息，并又查看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结果，他越来越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布斯基似乎毫不在意，他对西格尔说：“你太夸张了。”然后他告诉西格尔，这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照搬”《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布斯基同两大投资银行的关系。这句话使得西格尔更加坐卧不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会不会激发大量不利报道的发生？他知道媒体对自己的业务是非常敏感的。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太好了，我们见面聊聊怎样？”西格尔立即又给斯托勒公司的投资银行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把KKR公司的意向讲了讲，然后他们又一起开会对同该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的商讨。当西格尔再给弗里曼打电话时，他吃惊地发现，弗里曼似乎对会上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这可太糟糕了。这对你、对我都不好啊。”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到了他认为应该给KKR公司出示一些关于斯托勒公司的资料。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但是弗里曼根本就不在乎。
西格尔知道这篇报道正在准备中，记者也找过他，并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让西格尔给他回电话。当西格尔给金基德回电话时，她出去了，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西格尔认为记者只是想知道他对布斯基的评价，也就没有在意。然而，到了7月的最后一周，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提醒他注意这篇报道，因为报道中有关于布斯基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关系的不利“方面”。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为高盛买进了7.4万多股股票。弗里曼的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也为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了大概近75万美元）。
然而在1984年的夏天，《财富》杂志的记者格温・金基德打算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专访。布斯基很少和记者通电话，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金基德的采访，不过他拒绝谈论关于交易和生活琐事的话题。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代表KKR，于是他们商量起了有关的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还没有发出信号，表示欢迎友好的收购，而KKR也没有表示要进行恶意收购。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能发起恶意收购。他们还讨论了如何让恶意收购大战打响第一枪。他们谈论了发送“熊式拥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让KKR向斯托勒公司发送一封“胡萝卜加大棒”的收购书，提出友好收购，表示如果友好收购被拒绝，就将实施恶意收购。投资银行家和套利人之间经常就是这样交谈的，他们不用泄露任何机密计划就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的线索。
很快，一起对布斯基造成沉重打击的事情就发生了，也让西格尔恐惧不已。尽管布斯基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功，但是他却没有引起国内金融媒体的关注。
正如西格尔向弗里曼所保证的一样，KKR在4月19日提出了报价。第二天，让西格尔失望的是，斯托勒公司拒绝了报价，并向股东发了一封信，督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向西格尔保证说：“别担心，科尼斯顿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会向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的。”
布斯基打断了他，大声喊道：“你要搞清楚，公司和马丁・西格尔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现在出去。”
（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来没有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他们是一个整体。）
莱斯曼说：“我是说，你和他关系很不错，是吧？你可以……”
在接下来的周末，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忘乎所以了。他说他无法忍受这种悬念的折磨了，他必须明白：KKR是正打算发送“熊式拥抱”的信件吗？在前一天，克拉维斯已经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公司发送 “熊式拥抱”的信件，这是措辞比较温和的“熊式拥抱”，被称为“玩具熊的抚摸”。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了弗里曼的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一次越过了法律的界线，也就违背了他以前的誓言。但是他感觉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也符合他的客户利益。弗里曼是斯托勒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可以帮助给斯托勒公司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该公司做出对KKR有利的行动。因此，西格尔回答说：“是的，KKR打算发送这封信。”
布斯基严厉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马丁・西格尔干吗要帮我呢？”他看起来有点儿生气了。
随后西格尔又去找KKR商量，他们又增购了一些认股权证，用来作为推动交易的催化剂。其后，西格尔跟弗里曼联系，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弗里曼有点儿不高兴了。他想要一个更高的出价。西格尔说：“这是底线了，我们不能再高了。”
布斯基不断取得成功，甚至他自己的员工也都心怀疑虑。研究部的主管莱斯曼知道布斯基并不是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操作的。然而，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交易模式，也没有注意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被牵涉进了这些交易之中。就在他老板的运气正佳的那一年，他获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在一起收购交易中代表目标公司，而布斯基的公司也参与了这起交易。他知道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电话联系，因此他向布斯基报告了这个消息。莱斯曼说：“我刚刚获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参与了这起交易，你为什么不给马丁・西格尔打个电话，看能否得到一些帮助呢？”他似乎对自己的情报还很自豪。
KKR公司在4月22日修改了出价，接着，斯托勒公司威胁说要破坏他们的整个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公司的出价，并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重组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价值很难评估。弗里曼和里甘继续购买斯托勒的股票和期权，科尼斯顿公司也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争夺，以挫败斯托勒的资本重组计划，迫使该公司接受出价更高者的收购。
穆赫伦叹了口气，然后同意了。他缠着卡尔・伊坎，让他一起去当主持人，而且他们俩要设法让嘉宾慷慨解囊。考虑到大家对布斯基的普遍敌意和忌妒，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不过，当晚他们还是筹集到了近50万美元。晚宴要求大家都身穿礼服，系黑领结，甚至穆赫伦也穿得十分正式。布斯基的母亲专程从底特律赶来参加宴会。她给穆赫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贵而又温柔，处处显示了一个犹太母亲对儿子的自豪和关心。在穆赫伦把她介绍给来宾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了，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布斯基真的有一位母亲。”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在斯托勒收购案上密切沟通，即使在它陷入了持久的代理权争夺时也依然如此。接着，在7月4日前后，有传言称另外一家公司也打算收购斯托勒公司。弗里曼提醒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宝贵的消息透露给了克拉维斯，而克拉维斯当时正在英国的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发起了对斯托勒的收购。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问道：“KKR会与康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的。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泄露这个消息的。他给克拉维斯大致说过他和弗里曼联系的事，尽管克拉维斯从来没有赞同过泄露内幕消息的行为，但是他也认为对斯托勒施加压力对他很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的内幕消息了如指掌，就好像是这个公司的一员一样。
一天下午，布斯基给穆赫伦打电话，让他主持一场捐款晚宴。这个晚宴是以布斯基的名义举行的，受益人是犹太教的神学院。该神学院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术机构。穆赫伦从来没有发现布斯基对犹太教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但是他知道布斯基经常向该神学院捐款，可能是为了给那些富有的犹太投资人留下好印象。穆赫伦问道：“伊万，你知道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的，我给你一张支票行不行啊？”无论什么慈善捐款，只要朋友提出来，他就会慷慨解囊。布斯基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像一个小孩一样沮丧地说：“问题是别人都搞不定这个事啊！”
最后，在7月底，正当竞价交易达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时，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我已经用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斯托勒的股票。”（其实，西格尔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接着又问道，“我刚刚把8月的期权以90美元加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我做得对吗？”（出售期权是对最终价格不会超过某个特定水平的判断，在这一案例中，交易执行价是90美元，期权加价是2美元。）
这次巨大的成功又激发了其他套利人的忌妒和怀疑。华尔街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套利人像布斯基这样在纳托马斯公司、雷诺克斯公司、格蒂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还有现在的康乃馨公司上都大赚一笔。布斯基购买的股票数量十分庞大，被人冠以“猪崽子”的绰号。穆赫伦不断发现，自己经常要为布斯基的声誉作辩护，遇到其他人抱怨或者暗示说布斯基在从事内幕交易时，他总是会说：“算了吧，难道你就不能承认有人比你更聪明、更能干吗？”
西格尔知道KKR的最终秘密出价是多少。不管怎么说，弗里曼预测的价格很准确——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听起来不错啊。”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盛公司、弗里曼和他圈子里的朋友，如里甘、戈勒斯特和科尼斯顿合伙公司赚到了多少钱，但是他知道，这个利润非常大，因为他们手中是一笔联合在一起的资金，汇聚起来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布斯基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实际上，这比格蒂收购案还要好：更干净、时间更短，并且收益更多。康乃馨是美国一家老牌公司，是美国国内知名度最高、备受信赖的品牌之一，最终被瑞士的食品集团雀巢公司收购。在这起交易中，布斯基根据西格尔的消息获利2,830万美元，是他从西格尔的消息中获益最多的一次。
KKR非常高兴西格尔的表现。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斯托勒公司，尽管这个价格不低，但是斯托勒成为KKR最为成功的收购活动之一。
这些公开声明使华尔街上的许多套利人惊慌失措，但是布斯基不为所动。西格尔鼓励他不要理会这些声明，继续买进。无论怎么说，布斯基从其他消息源也获悉，该公司可能被收购。他借康乃馨公司股票下跌之际，又进行了增仓操作。西格尔向布斯基保证说：“这简直就是另一个格蒂收购案。”
在这次交易之后，西格尔又一次感到弗里曼欠他一个人情，需要偿还。虽然西格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但是他决心和弗里曼停止消息交流的誓言已经被忘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从中断的地方接上了。弗里曼很快就开始慷慨地回报西格尔了。
到了8月，布斯基已经购买了康乃馨公司大量的股票，吸引了许多人跟风购买，招致纽约证券交易所插手调查。交易所询问康乃馨公司如何解释其股价和交易量的猛增。该公司当然知道关于大量抛售股票计划的秘密谈话，但是它也确实对股市的变化感到迷惑不解。在公开声明中，康乃馨公司称“公司对股票交易的波动无从解释”。几周后，它又发布声明称“最近股价的上涨没有任何公司方面的理由”，同时它也断然表示，它没有同“任何人讨论过公司股票的事宜”。这些公开声明违反了交易所和证交会对股票披露的要求，是典型的掩盖真相的活动。
弗里曼在高盛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地位，现在可以参与公司为一些重要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研讨会了，这些客户就包括联合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最近又成了布恩・皮肯斯的狙击目标，这起收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残酷的收购战，高盛负责帮助联合石油公司组织抵抗。高盛并购部的主管彼得・萨克斯每天都要同弗里曼协商此事，每次都要协商两三个小时。因而，弗里曼能够针对不同的应对方案提出富有远见的意见，从而为本部门的套利人员提供便利，这种交流似乎违背了公司的套利业务必须同其他业务相分离的规定，而且高盛根本都没有想到，弗里曼可能会向外界透露联合石油公司的秘密。
1984年春天，康乃馨公司打算出售公司的一大批股票，因此他们聘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处理此事，并且公司管理层同意西格尔尽量获得最高的价格。西格尔推断该公司可能打算出售，因此他和布斯基见面，讨论了这一事情。当年夏天，布斯基开始大量囤积该公司的股票。可想而知，该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涨。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透露了KKR收购斯托勒的详细计划之后不久，西格尔就提到他购买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说，这里会有“油水的”——这就意味着股东可以把股票变现，赚取利润——因此，西格尔让威格顿和泰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后来，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详细计划，该公司打算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此为主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西格尔立即督促威格顿和泰伯尔再次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布斯基将办公室迁到中城对他和西格尔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西格尔有消息透露时，他仍然会给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去喝咖啡。不过，现在他们确实是去喝咖啡，是在52街一个名叫帕斯特拉明・森斯（Pastrami’n Things）的咖啡厅。这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桌上铺着富米加塑料布，放着敞瓶的番茄酱和调味料，地上摆着假的绿色植物。是布斯基把见面的地点选到这里的，他认为没有理由花大价钱喝咖啡。而西格尔也认为在这种地方很安全，不可能会被人认出来。
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关于联合石油公司的许多消息表明，在金融交易中，那些看似非常神秘的详细信息，对于一些久经沙场的投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项应对措施，联合石油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没有被收购的股票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这50%不包括皮肯斯手中的股票。这个计划在华尔街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会以此提起诉讼。西格尔当时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抵达机场就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他们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为了让电话记录上不会直接显示西格尔给弗里曼打过电话，西格尔打给了他的秘书，然后让秘书把电话转到了弗里曼的办公室。弗里曼说：“别担心，没关系的。我们（联合石油公司）无论如何都会以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购买股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必须将皮肯斯的股票包括在回购的股票之中，联合石油公司也会按照原订计划行动的（最后果然如此）。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电子设备非常先进，布斯基先前办公室的麦克风系统与他现在所拥有的相比显得相形见绌，原始简陋。除了有话筒外，每个研究员和交易员的桌子上还有一个台式显示器，上面可以显示布斯基的头像。在布斯基自己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被分成两部分：上面的部分可以显示头像，包括他自己的；下面的部分被分成了16个部分，可以同时显示16名工作人员的图像，这些图像是由对着他们的摄像头拍摄的。布斯基随时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每一个员工，他们一消失，哪怕是到洗手间去，也会立即被发现的。还有其他的设备：布斯基的电话交换机可以容纳160条直拨电话线路，可以直通穆赫伦、米尔肯，以及其他公司的套利人、股票经纪人和研究员等。电子股票行情接收机还能把股市行情投射到他办公室的墙上，墙上还挂着钟表，显示着全球不同地区的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后，西格尔立即挂断电话，然后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了过去。他建议立即采取一项策略，出售期权，以锁定不会被回购的那部分股票的利润。（威格顿和泰伯尔实际上购买的是股票期权，可以以固定的价格出售该公司的股票，这样就实施了同样的策略。）
同布斯基原来简朴的办公室相比，这里简直有天壤之别。新办公室的装修非常豪华，这都是在西玛的帮助下完成的。走廊里铺着大理石，蚀刻玻璃面板上摆放着各种雕塑。布斯基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大，里面铺着雪白的地毯，墙壁也白得耀眼，窗外能够俯瞰中央公园和市中心一座座闪亮的办公楼。
西格尔放下电话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知道联合石油公司的战斗即将达到高潮，现在，他已经可以确保利用弗里曼的消息为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丰厚的利润。他将挽回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所有损失，并且还能有所赢利。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又将迎来一个丰收的年份，可能甚至比前一年的年景还要丰硕。德农西奥对他的压力也将缓和许多。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种感觉是他在同布斯基的交易中有时会感觉到的。
1984年3月结束的那个财年对布斯基是个很好的年份。上个财年，由于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失败，他损失了大约1,370万美元；而这个财年，他赚到了惊人的7,650万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他以前在底特律卖冰激凌时从未想过的，当时，他多次濒临破产的边缘。布斯基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第五大道650号曼哈顿中城的豪华办公楼里。
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误了飞机，后来设法搭乘别的航班返回纽约。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同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冲动，因此，他走进一个电话厅，不假思索就把电话拨到了德农西奥的家中，把一切都告诉了德农西奥，包括他给弗里曼打电话，以及如何让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策略锁定利润等。德农西奥似乎也很激动。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长者的赞扬所带来的温暖。
穆赫伦也在这起交易中也获益颇丰。为了表示庆祝，他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25名套利人朋友出席。穆赫伦用海湾石油公司熟悉的橙色商标图案装饰餐桌中央。当名贵的白葡萄酒、鸡尾酒和白兰地斟满酒杯时，穆赫伦站起来致辞，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詹姆斯・E.李（海湾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做出退出收购城市服务公司的决定曾经使许多套利人暴跳如雷）已经决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要尽释前嫌，同我们言归于好。”说着，穆赫伦做出一个手势，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进来了，它身穿天蓝色的工作服，上面印着海湾石油公司的标志。布斯基立即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回购战略很有成效。在对部分股票进行回购之后，所谓的按比例系数（即按照每个股东实际被回购的股票的比例）必须根据实际提交的股票总数来计算。弗里曼把这个秘密的比例告诉了西格尔，这样西格尔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基德尔・皮博迪最后的期权交易，这就像在瓮中捉鳖一样，稳赚不赔。弗里曼对西格尔说：“你们就等着拿钱吧。”他说的确实没错。
这起交易极大地增加了布斯基的财富。他开始追踪皮肯斯的购买情况，定期从穆赫伦那里了解大宗交易的消息。随着这起交易的继续进行，他还不断稳步增仓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一直持续到1984年。和以前的做法一样，布斯基愿意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冒险，最终购买了海湾石油公司的500万股股票。这次，海湾石油公司的收购案产生了巨大的回报，至少对布斯基是如此。一场收购大战爆发了，在西格尔的建议下，KKR公司也参与了收购。西格尔没有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尽管他了解该公司计划的详细内容。这起收购大战还引发了国会的关注，甚至打算以反托拉斯法来阻止这起收购，导致交易拖延了一段时间。不过，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最终成功实现了对海湾石油公司的收购。据估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中获利高达6,500万美元。
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在这一年中继续持续着，他们不断通电话，常常是一天两三次。他们在通话中并不是主要交流内幕消息。他们日益谈论一些在其他方面对双方都有利的信息，例如如何开发客户、如何强行促成交易、如何获得更高的售价从而赚取更多的服务费，以及如何为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这些信息对外界也都是秘密的。
在几个月内，布斯基就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多数都来自一项交易，而这与西格尔的消息毫无关系，就是海湾石油公司的交易。该公司是布斯基的死对头，它曾经突然宣布从城市服务公司的交易中退出，差点儿毁了布斯基。得克萨斯石油大王、著名的企业狙击手T.布恩・皮肯斯也是德崇公司的客户，他在9月公开披露自己持有海湾石油公司的大量股票，这也是布斯基最初获悉格蒂公司消息的时候。最后，在德崇公司的支持下，皮肯斯对这家大型石油公司发起了收购攻势。海湾石油公司惊慌失措，立即请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充当白衣骑士来拯救它。这起交易震动了华尔街，成为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收购，也展现了在德崇公司支持下企业狙击手的实力。
内幕消息的交流也一直在持续。尽管界线有时比较模糊，但是当他们越线时，西格尔几乎总是非常清楚。他总是至少会感到担忧和愧疚。当国际控制公司（International Controls Corporation）收购基德尔・皮博迪的客户纵横国际（Transway International）时，西格尔把国际控制公司的详细计划透露给了弗里曼，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用自己子女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股票。当高盛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购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时，西格尔问弗里曼：“你认为这只股票（指通用食品）如何？”弗里曼回答说：“我看还行。”这就是说西格尔应该买进它，他也确实让威格顿和泰伯尔购买了。
西格尔又安排同布斯基见了一面，当面质问他是怎么回事，说送钱人偷了钱。布斯基十分愤怒，他发誓说送钱人绝对值得信赖，不会动一分钱的。西格尔只好耸了耸肩，感觉再争辩也没有什么意思。然而，交易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他暗自发誓，下一年要提高数目，因为15%~20%会进入别人的口袋。
弗里曼也把巴克斯特医疗器材公司（Baxter Tavenol Laboratories）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American Hospital Supply）的计划透露给了西格尔。1986年，R.H.梅西（R.H.Macy）在高盛的支持下进行杠杆收购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对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价的传言反应过强：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价，但是幅度比市场预测的要小。筹资工作是很安全的。
当西格尔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他数了数钱，还是用恺撒宫的彩带扎着。数完后，他发现只有21万美元，他估计是布斯基的送钱人私吞了。而且，还有一捆钞票不是他所要求的百元纸钞，而是1美元的。西格尔感觉被欺骗了。
当布斯基给弗里曼打电话询问梅西公司的事宜时，弗里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证筹资工作会很安全。不管怎样，布斯基在高盛还有一个内线，可以了解梅西公司的收购信息，此人在高盛的不动产业务部工作。
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这个数字，他认为这只代表西格尔提供消息的收益的一小部分。交钱方式也谈妥了，还是跟上次一样。西格尔又来到了广场饭店的大厅里，等待那个皮肤黝黑的送钱人。还是同样的暗号，“红灯”和“绿灯”，然后就是交接手提箱。
这样的泄密活动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场的概念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不过，其他人在泄露消息时很少像西格尔和弗里曼这样清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并且，他们也不是泄露全部消息。同时，西格尔继续把给弗里曼透露消息看作为了客户利益这个“合理”的目的。
这个数目也是西格尔认为他所需要的。他当年的薪水和奖金是73.3万美元，比前一年要少一些。他刚刚在格雷西广场（Gracie Square）购买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花费了97.5万美元，修理和装修工作刚刚开始。
这种情况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现得十分明了。这是一次杠杆收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尔同KKR合作的顶峰，也使得该公司功成名就，成为全美首屈一指从事杠杆收购的大腕，令人闻风丧胆。同时，这场交易也是涉及华尔街专业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为的一次交易。
1983年12月底，西格尔和布斯基见面讨论他的“奖金”。西格尔提醒布斯基，在纳托马斯公司和格蒂公司的收购案中，他所提供的消息非常宝贵。他们还讨论西格尔提供的其他一些建议类的消息，例如他对犹他州管道公司的评估等，虽然这些消息的价值无法同内幕消息相提并论，但是西格尔认为，他也应该得到补偿，这样才算公平。他认为，他同布斯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类似“顾问”的性质。最后，西格尔向布斯基提出了25万美元的要求。他没有仔细计算，不过他知道布斯基在纳托马斯一案中收益颇丰，而且，尽管格蒂公司的收购案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他认为布斯基肯定也会赚一大笔的。西格尔只是根据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奖金计算，认为25万美元是一个相当“公平”的数目。
比阿特丽斯是KKR的第一个“恶意”收购的公司。KKR总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协商进行收购，或者充当白衣骑士参与恶意收购战。然而，在比阿特丽斯一案中，KKR在西格尔的建议下，同比阿特丽斯的原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手合作，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加压力。如果比阿特丽斯拒绝KKR的收购，KKR就将强行收购，并将其现在的管理层淘汰，然后让凯利和他的团队入主该公司。这个计划导致KKR的资深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久之后杰罗姆・科尔伯格退出了这个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个“K”，即为Kohlberg），他声称和其他合伙人（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的“理念不同”。
还有一次，布斯基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得到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公司的机密消息，这是西格尔的一个客户。西格尔怀疑布斯基的消息是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波士顿的一个经纪人手里获得的，此人名叫唐纳德・利特尔。利特尔为布斯基处理过许多交易，也是一名狂热的马球爱好者，通过玩马球和古德尔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伊尔维萨克结为好友。布斯基让西格尔确认这些消息，但是西格尔撒谎了，说他不知道。
尽管科尔伯格有不同意见，但是这起交易仍然继续进行着。弗里曼很快就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积了大量比阿特丽斯的股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样和西格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每天都通话，但是西格尔不愿意再透露内幕消息了。有时，弗里曼似乎不用再从西格尔那里获取内幕消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维斯本人直接通电话。例如，在万圣节前，约翰・穆赫伦听说KKR收购比阿特丽斯的交易遇到问题后，将自己手中的股票抛售了1/4。在此之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告诉弗里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后他又说，“我们不会退出的。”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交流。几分钟后，弗里曼又买进了比阿特丽斯的6万股股票和几百份看涨期权。
其他的套利人都既惊奇又忌妒。华尔街上还谣传，说布斯基有内幕消息。按照常理，没有人能够一直未卜先知，尤其是在像布朗・福尔曼公司收购雷诺克斯公司这样变幻莫测的交易中。然而，西格尔在这起交易中给布斯基泄露的消息没有发挥作用。甚至直到最后一刻，雷诺克斯公司仍然想反击，因此西格尔认为“毒丸”计划确实会成功。他建议布斯基不要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当雷诺克斯公司的董事会突然投降时，西格尔确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另有内幕消息源。
比阿特丽斯的董事会最终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终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KKR从帮助自己安排融资工作的投资银行德崇公司获悉，他们无法按照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者重新调整融资计划。这个消息对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个消息是非常机密的，甚至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纽约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员，他显示了不可思议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抛售了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股票。当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在电话中谈及此事，随后弗里曼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拉维斯。
这起交易对套利人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因为雷诺克斯公司奋起反抗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在经历了最初的猛涨之后，开始一路猛跌。形势错综复杂，甚至进入了诉讼程序，使得结果更加变幻莫测。许多套利人都惊慌失措，卖掉了手中的股票，但是布斯基却继续吃进。到了雷诺克斯公司决定投降，接受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更高收购价的最后一刻，布斯基还购买了雷诺克斯公司的6.2万股股票。最后，他的股份达到了9%，卖出后共赚到了400万美元。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手中的期权全部抛售出去。不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乐部”的成员——莫里斯・“巴尼”・拉斯克给弗里曼打电话说，KKR的收购活动遇到了麻烦。弗里曼转而又给西格尔打电话确认这个消息，但是西格尔无法确认，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不过，西格尔为布斯基提供的消息也有失误的时候，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Brown-Forman Distillers Corporation）收购雷诺克斯公司（Lenox）一案。雷诺克斯是一家生产精细瓷器的公司。在这起收购中，雷诺克斯公司聘请西格尔组织应对。在应对时，西格尔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有效的反兼并策略之一——“毒丸法”。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马丁・利普顿始创的，但是西格尔对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这种方法在美国企业界应用十分广泛。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如果发生了恶意收购，被收购方就会授予股东极大的权力，来增加恶意收购的代价。例如，雷诺克斯公司就通过发行“毒丸”来拯救自己，如果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发动恶意收购，它就授予股东购买布朗・福尔曼酿酒公司股票的权力。
西格尔非常吃惊，这些日子华尔街毫无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但是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融资工作出了问题。这只是证实了他的一种怀疑，即泄密者并非他一个人，这在华尔街上已经蔓延成灾了。西格尔给KKR公司打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
西格尔总是根据他所认为的客户的利益来确定他所泄露的消息。他掌握的秘密消息甚至比透露给布斯基的还要多许多。布斯基不断让他透露更多的消息，甚至提出要往西格尔的一个欧洲账户中存钱。西格尔回答说：“伊万，我对这不感兴趣。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没有想过要逃到国外去。”布斯基不断尝试，还提出为西格尔投资房地产，甚至还要为西格尔的父亲安排工作。
不一会儿，西格尔就给弗里曼回电话。他说：“你小子的鼻子够灵的啊。”说着，他也为自己的用词感到好笑。这些消息正是弗里曼所需要确认的。当天下午，弗里曼就抛售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10万股股票和3,000份期权（这表示可以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的股票常常被低估，因为人们都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收购。因此，势力强大的家族出现分裂的消息都是套利人渴求的东西。西格尔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布斯基，布斯基立即买下了格蒂的股票，然后又卖掉，一举获利22万美元。后来，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上获利更多，因为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先后出价收购格蒂石油公司。有人估计，布斯基在格蒂公司交易案的收益高达500万美元。
KKR的收购条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尔所确认的完全一致。尽管这些条款对股东不是那么有利，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丽斯公司几乎毫无选择，只能接受。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也随之下降。不管怎样，即使没有西格尔的帮忙，弗里曼也能从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上赚到丰厚的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避免了损失，并且让他的利润达到了最高。
很快，西格尔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为布斯基和他自己的客户服务。9月，行为古怪的戈登・格蒂给西格尔打电话，他是J.保罗・格蒂遗产的继承人。他说，他对格蒂石油公司的运作方式非常不满。西格尔认为他可能有两个意思：要么是他自己想收购这家公司，可能同其他人合作；要么是他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可能收购该公司的人。
因为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然而，1985年对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说，仍然是一个收益颇丰的年份。该部门的总收益，在扣除了高额的管理费和开支之后，仍然高达700万美元。由于他们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样的好业绩，公司里对他们的怀疑也无影无踪了。尽管人们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技能评价仍然很低，但是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们感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并购被宣布后投资套利而赚钱。事实上，他们可能真是这样。
西格尔也不想让他在电话中谈论这些东西。后来，西格尔在查看相关的收购数据时才吃惊地发现，布斯基竟然购买了80万股。布斯基在这起交易中的总收益高达480万美元。西格尔认为，这笔钱有他的份儿，以后再向他要。
但是，西格尔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套利实力的实情。就像吸毒一样，一次套利的成功总是会激发对下一次套利“行动”的渴望和焦虑，也产生了对内幕消息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对万无一失的激动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在压力逐渐增加时也是如此。西格尔知道他已经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时间已经到了1986年，在新的压力下，他能够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日益感到恐惧。
最后，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通过出售一只股票筹集到了收购资金，这起交易在5月完成了。在此之前，布斯基已经囤积了纳托马斯公司的大量股票，不过，他从来没有向西格尔透露具体的数量和价格。
1985年年初，西格尔在产房外面等待着双胞胎诞生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纽约时报》，看到了一条德崇公司的证券发行公告，当时，该公司刚刚完成滨海公司对美国天然气资源公司的收购。西格尔心中暗想：“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这笔资金，就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他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崇，它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实力是基德尔・皮博迪永远也无法相媲美的。毫无疑问，在类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德崇公司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在这些交易中，西格尔作为克拉维斯的顾问出谋划策、献计献策、搜集信息，使得收购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只为他赚到了为数不多的顾问费。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了700万美元，而德崇则赚到了5,000万美元。其他的竞争对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强自己的资金基础和巨大影响力，而基德尔・皮博迪却仍然在守着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苦苦挣扎。西格尔感到他好像是一个人在支撑整个公司，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因此，不久之后，布斯基就开始买进。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直到3月，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决定放弃收购计划，因为它在筹集收购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布斯基惊慌失措，但是西格尔向他打保票，劝他继续持有。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奖金的时候，他直接去见德农西奥，不过这次不是讨论自己的奖金问题。对于1985年的奖金，德农西奥已经根据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计算出来了，包括套利收益，给他的奖金是210万美元，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却很绝望。刊登在《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报道增加了他的担忧，基德尔・皮博迪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他向德农西奥乞求道：“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个人支撑整个公司啊。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一个人不可能为公司创造所有的利润和收益。”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认为基德尔・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同其他公司合并。德农西奥看起来既震惊又沮丧：同其他公司合并，基德尔・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他也没有权力决定公司的命运。西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能够使德农西奥面对现实。
两人离开了水街，朝着东河走去，那里是南街码头南部曼哈顿的一大片荒凉的地方。他们悄悄地谈着，还不时四处张望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跟踪。西格尔把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的计划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督促布斯基开始慢慢购买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同时提醒他这起交易也可能会黄了。
西格尔第一次萌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到一个更强大、更健康、更有前途的公司。他必须脱离套利业务，他知道他参与这种业务是错误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顿和泰伯尔还在套利部门，他就难以从中解脱出来。
西格尔认为纳托马斯公司非常符合布斯基的需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如果布斯基现在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能比交易早好几个月，提前的时间很长，就不大可能被认为是内幕交易而受到监管；甚至西格尔现在还不能确定交易一定发生。当然，如果布斯基从现在开始买进，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获利的人。西格尔想让纳托马斯公司的股票出现购买的压力，因此，他要先说服纳托马斯公司，称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可能要对该公司进行友好收购，让它接受收购。要想做成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纳托马斯公司相信，它已经被人盯上了，很有可能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
西格尔同意和拉扎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温文儒雅的米歇尔・戴维・韦尔见面，他感觉有点儿鬼鬼祟祟的。他们相约在曼哈顿上东地区的凯雷酒店（Carlyle Hotle）吃早餐。西格尔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韦尔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特色，声称这正是西格尔这样的明星投资银行家大显身手的地方，并提到了费利克斯・罗哈廷是如何在这里飞黄腾达的。
不久，布斯基就从位于水街55号的办公室里出来，急匆匆地朝着西格尔走去。他们一起沿大街走着，西格尔解释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已经被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聘用，这是一家大型的化工和自然资源公司，该公司打算收购另外一家石油公司。尽管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但是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已经向西格尔展示了一串可能的收购对象，其中最有可能成为收购目标的就是一家相对比较小的石油产品公司——纳托马斯公司（Natomas Co.）。
突然，西格尔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投行银行家，被指派同罗哈廷共同处理一项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成为另一个罗哈廷。可是后来，他却从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动，背离了自己的梦想。
西格尔在电话里对布斯基说：“我们去喝咖啡吧。”这是他们约定的新暗号，表示他想见面。西格尔现在坚持面谈，因为他担心布斯基的电话被人窃听。布斯基曾经向西格尔谈过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事情，而且最近他给西格尔送钱的方式，都让西格尔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他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走到几个街区外的水街，然后踱来踱去，等着布斯基的到来。他在想着如果遇到熟人该怎么办。这是1983年1月，天气寒冷，不是适合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
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创一种新生活，一种没有布斯基、弗里曼、威格顿或者德农西奥的生活，一种远离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并购界的声誉和名望，他可以随心所欲，无往不胜。当20世纪80年代，当华尔街的历史正在书写的时候，西格尔也想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