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布斯基立即开始着手筹集资金，建立一个新的套利公司——伊万・F.布斯基股份公司。新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同有限责任的合伙公司不同，它的股权结构更加复杂，股份被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投资者得到的都是优先股，利润主要被分配给了普通股股东（主要是布斯基），而损失则主要由优先股股东承担。
正如布斯基所发誓的，他在1981年年初就“退休”了，把他在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利息变现。由于没能成功说服手下的高级员工接管公司（多数都被炒了鱿鱼或者自动离职了），他只好聘用了一个来自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套利人史蒂夫・罗伊斯，把公司转给了他，公司也被改名为贝德福德合伙公司（Bedford Partners）。新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西玛，她把自己原来在布斯基公司的800万美元的股份滚动到了这个重组的公司里。尽管布斯基在贝德福德公司没有一分投资，但是他每天都要和罗伊斯通电话，常常是一天6~8次，告诉罗伊斯如何做出投资决定，就好像公司仍然由他负责一样。
布斯基把莱斯曼留了下来，他是原公司雇员中留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们一起四处奔波寻找投资。他们坐着布斯基的豪华轿车，拜会了许多富商大贾。除了根据在先前合伙人关系中投资人的表现分配利润，布斯基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优惠条件：他直接对投资者负责。他许诺向投资者传递市场信息，供他们免费使用。
里克里斯顿了一下然后说：“伊万，你根本不知道同一个比你小得多的女人结婚是怎么回事。” （里克里斯的妻子皮亚・佐多拉比克里克斯年轻很多，他曾经出资帮助她踏上电影之路）但接下来里克里斯却吃得十分快乐，并给布斯基的公司投资了500万美元，而布斯基则只吃了几颗葡萄。
尽管布斯基给先前的投资人赚取了高额的回报，但是这次筹款活动还是不太成功。有一天，莱斯曼大胆地向布斯基建议，利润和损失的分配方式不合理，阻止了潜在的投资人。莱斯曼说：“这种交易招人讨厌。”布斯基听了之后就瞪着他，很不高兴。
布斯基说：“干吗要锻炼身体？放松一下，多吃点。”
莱斯曼也想把自己的一些钱投入新公司中，他告诉布斯基，他最近大概继承了50万美元，想把它投进公司。布斯基给他的条件同外面的投资人一样苛刻，莱斯曼抗议道：“我是给你工作的啊，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我挣得的那份利润呢？”
里克里斯解释说：“几个小时后，我要去健身房锻炼，我请了个私人教练。”
布斯基紧绷着脸，声音也变了。他冷冷地说：“我不需要你那恶心的50万美元。”
布斯基常常邀请那些可能的投资人到他的办公室吃饭。一天下午，迅捷美国公司（Rapid-American Corporation）的总裁梅苏莱姆・里克里斯（Meshulam Riklis）受到邀请，前来吃午餐。布斯基让手下人事先打电话，了解里克里斯喜欢吃什么，然后他从21俱乐部订购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在吃饭时，布斯基却苦恼地发现，里克里斯似乎不太喜欢桌上的食物。
莱斯曼驳斥道：“那你干吗要我25%的利润？”
布斯基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在饮食习惯方面。有时候，他似乎什么都不吃，就像当初为了摔跤而控制体重一样。早餐，他只喜欢吃一种牛角面包。他先是一点一点地吃，然后会整个地吃。一位同事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布斯基吃面包时说：“伊万，瞧你的吃相。”布斯基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把手中的面包放下。
布斯基一边尖叫着“滚出去”，一边把莱斯曼赶出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就在一周后的一天，研究部主管莱斯曼和其他人听到从布斯基办公室传来一声尖叫。他们立即跑过去，发现布斯基的脸色十分难看，小狗看着也很迷惑不解。在布斯基的办公桌前一尘不染的米色地毯上有一堆脏兮兮、发出异味的东西，正是小狗的“杰作”，看来它还没有受过训练。布斯基把地毯收拾干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那只小狗。
最后，新公司于1981年开始运营，总共筹集到了不足4,000万美元的资金，远少于布斯基所希望的。公司成员包括布斯基、莱斯曼，还有迈克尔・大卫杜夫（Michael Davidoff），此人是从贝德福德合伙公司雇用过来的交易员。公司在曼哈顿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办公。布斯基主要的律师史蒂夫・弗雷丁就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尽管在这样狭小的地方，布斯基也喜欢吹嘘，称只有自己才了解这一行的一切事项。他甚至对自己的雇员都要小心提防。
一天早上，布斯基的员工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只小狗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这只小狗本来是布斯基买来送给西玛的，要给她一个惊喜，但是她不喜欢，禁止把小狗带回家，因此布斯基只好把它带到了办公室中，晚上和周末则由他的司机约翰尼・雷照料它。很快，布斯基就离不开这只小狗了，他甚至去和投资人开会时也带着它。
根据指示，莱斯曼要回答罗伊斯的电话，并且同他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一天深夜，罗伊斯打电话来询问某一只股票，他说：“伊万想了解你的看法。”莱斯曼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出这只股票，然后告诉了罗伊斯。不久之后，布斯基就给莱斯曼打电话，莱斯曼顺便提到罗伊斯打电话并询问了对某一只股票的看法，他回答了罗伊斯的问题。沉默了一会儿，布斯基大声斥责道：“就凭这我都应该把你炒了！不要再泄露任何看法了！”
布斯基有时会在家里上班。他在院子中一条路的路灯上贴了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华尔街”，旁边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有几张写字台，并且配备了所有的电子化交易市场和通信工具，他需要这些东西与市场一直保持联系。西玛对穆拉迪恩说：“你相信吗？布斯基总是穿着西装到他家里的办公室中办公。”
莱斯曼回答说：“我当时认为罗伊斯在公司里。”话还没有说完，布斯基就把电话挂断了。
几乎从公司刚一成立开始，布斯基就喜欢冲着员工大喊。几次之后，穆拉迪恩请布斯基不要这样大喊了，但是布斯基却回答说：“我是老板，我有权大喊。”布斯基常常让穆拉迪恩工作到晚上九点、十点钟。有一次，穆拉迪恩的妻子发现都凌晨5点半了他还没有睡觉，一直在干布斯基给他安排的工作。穆拉迪恩告诉他的妻子：“他不会老让人熬夜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布斯基给他的睡眠时间似乎越来越少，要求却越来越苛刻。他最喜欢打电话问穆拉迪恩复杂的问题，穆拉迪恩只好说：“我尽快给你回复。”布斯基会回答说：“我等着。”
没过几天，罗伊斯又给莱斯曼打电话，还是咨询对一只股票的看法。莱斯曼拒绝了，说布斯基命令他不能说出去。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布斯基打来的，他又责怪莱斯曼没有回答罗伊斯的问题。后来，罗伊斯又打电话问布斯基对马拉松石油公司的看法，这是当时的一个收购目标，属于高度敏感的情报。莱斯曼为了避免左右为难，给罗伊斯透露了一些信息，但是只讲了一些皮毛，没有透露公司的真实立场。
布斯基不喜欢让员工们休假，哪怕是一天也不行。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五，大部分曼哈顿办公室里都只剩下了骨干职员，并且他也从来不到办公室去，但是他却要求公司里的其他人必须来上班。布斯基常常打电话检查员工的出勤情况，有时，对一个员工他甚至可以检查十几次，其他员工还以为布斯基也来上班了。布斯基也拒绝在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给员工发工资，一定要等到3点以后，但这时银行已经关门了。当员工向他抱怨时，他解释说，他不想让大家在中午跑出去取钱存钱，但是大家怀疑他是想侵吞存款在周末所产生的额外利息。
然后，布斯基又从宴会上给他打来电话。莱斯曼自豪地告诉布斯基罗伊斯又向他打探消息，不过他故意误导了罗伊斯。布斯基大喊道：“你这个蠢货！你要让我成为骗子啊！”实际上，布斯基自己有时也会向罗伊斯提供前后矛盾的错误信息。莱斯曼头都大了，为什么布斯基要向掌管他妻子钱财的公司说谎呢？
布斯基告诉员工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必须准时开始工作，此时，他自己的豪华轿车也正好停到办公楼门口。如果布斯基有事不去办公室，他就会在7点01分打电话过去，如果无人应答，他就会暴跳如雷。几年后的一次，布斯基往办公室里打电话时，适逢举行消防演习，没有人立即接电话。第二天，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昨天下午3点15分，我往办公室打电话，但是打了23次，才有人接电话。我知道当时正在举行消防演习。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我对那些留下来的人深表感谢。”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莱斯曼不得不给布斯基家中打电话，布斯基的大儿子比利接的电话。
他雇用的第一批雇员中有一个会计，负责公司的事务部门。他叫斯特拉格・穆拉迪恩，是一位亚美尼亚移民的儿子，曾经在奥本海姆-阿佩尔-迪克逊会计师事务所（Oppenheim，Appel & Dixon）工作过，这家事务所专门从事套利会计业务。尽管穆拉迪恩并没有告诉布斯基，他曾经因为违反资本运营要求而受到过严厉处罚，并且这使他找工作十分困难，但是他一直十分感激布斯基雇用他，给了他一个机会。
莱斯曼疲惫不堪地说：“我是兰斯，你爸爸真把我累坏了。”
布斯基在公司上却一点也不浪费。公司的办公室设在白厅大街一座破旧古老的办公楼里，只有一个房间，并且非常小，因此，一位股票交易审计员还要求他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里。他讨厌员工们离开办公桌去吃午饭，因此他自己出钱帮他们订购盒饭，然后送到办公室里，每份5美元。
比利的回答给莱斯曼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利闷闷不乐地说：“别想真正了解我的父亲，他完全就是个疯子。”
1975年，从伊万・F.布斯基公司开业第一天开始，布斯基就乘坐豪华轿车去上班。如果他需要快递什么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地叫私人快递公司。他按照自己认为的华尔街成功金融家的形象穿着打扮：特有的三件套黑色西装，整齐的白衬衫，从马甲的口袋中垂下来的金表链，看起来就像一个菲巴特卡帕学会（Phi Beta Kappa）的重要成员一样。
I.W.伯纳姆二世领着他新招聘的公司金融部主管弗雷德里克・H.约瑟夫，穿过德崇公司拥挤的交易大厅。这是1974年的一天，约瑟夫第一天上班。伯纳姆解释说，他想让约瑟夫立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帮助约瑟夫实现他新加入公司时立下的宏图壮志。
由于厌倦了四处找工作，布斯基决定自己开办一个公司，专门开展套利业务。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寻求投资者，并鼓吹套利的潜在收益。这一举动让同行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害怕引来更多的竞争。布斯基大方地分配收益，把55%分给投资者，自己只留45%，但是，他让投资者负担95%的损失。他没有吸收到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是他岳父母的钱支撑他继续开展业务。
约瑟夫时年41岁，体格健壮，头发灰白，曾经是一个业余的拳击运动员。在应聘德崇公司金融部主管时他大胆地声称：“给我15年时间，我会让公司像高盛那样强大和成功。”
布斯基几乎突然之间就在套利这个小世界引起了轰动。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杠杆手段，不断差价买进，把爱德华兹・汉利公司的微薄资金增加到了10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足以时不时地对某只股票的价格产生实际影响。他被认为大胆而又无畏。有一次，由于抛售一只短期股票，而这只股票在他卖前并没有实际被公司买入（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他的杠杆率），最后，他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制裁，并罚款1万美元。布斯基的一些策略对该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到1975年时，公司破产了。
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可笑，考虑到该公司在华尔街的地位，要实现这个抱负简直就是一场革命。
布斯基的岳父帮他和西玛在公园大道租了一套高档公寓。布斯基在罗斯柴尔德公司（L. F. Rothschild）当了一年的实习生，然后转到了第一曼哈顿银行（First Manhattan）工作，第一次实际从事套利业务。后来，他又转到了卡尔布・沃里斯公司（Kalb Voorhis）。在一次套利业务中，他让公司损失了2万美元，被辞退了。公司对这么点儿损失就大动干戈，让他十分不屑。在短暂的失业之后，他还做了一次风险投资。后来，他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小公司，爱德华兹・汉利公司（Edwards & Hanly）。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只有这么短暂的职业经历，经验也很有限，业绩也很一般，但是该公司竟然委托他负责筹办和管理套利部门。
1974年，高盛在华尔街名列前茅，而德崇的年总收入只有120万美元，资本十分薄弱，而且股市还在下跌。尽管德崇公司名声显赫，但是它只能勉强挤进华尔街二流公司之列。
布斯基断断续续的经历竟然吸引了一位名叫西玛・西尔伯斯坦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本是底特律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十分富有。据同事们说，是西玛先爱上了布斯基，1960年6月他们相识后，她就开始追他了。西玛的一个亲戚是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雇用布斯基当了一年的书记员。不久之后，布斯基和西玛就结婚了，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比利。一次，布斯基在克兰布鲁克摔跤队的队友——现供职于纽约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向他谈及套利一事，他听后也决定到华尔街发财。同事们回忆说，布斯基感觉底特律太小了，限制了他的雄心壮志。
德崇公司实质上是由伯纳姆公司（Burnham & Co.）和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Drexel Firestone）几个残存小公司合并而成的。伯纳姆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零售业的经纪公司，1935年，由哈珀酒厂（I.W.Harper）创始人的孙子图比・伯纳姆创办。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显赫的费城德雷克塞尔家族，这是一家公开反对犹太人经营的J.P.摩根帝国的公司。
从伊朗回来后，布斯基到底特律法律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没有学历也可以入学。中间，他又辍学两次。5年后，即1964年，他终于毕业了。当布斯基23岁时，他的父亲让他成了家中酒吧的合伙人。然而，当他向多家律师事务所求职时，全都被拒绝了。
1971年，伯纳姆公司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这是一场奇怪的合并。伯纳姆公司大部分为犹太人，依靠销售技巧为生。与其正相反的是，德雷克塞尔却是一家老牌的公司，一直就对推销战略十分讨厌，由于受更加主动的营销网络的影响，公司的客户在逐渐减少。德雷克塞尔公司现在蹒跚而行，主要靠自己主承销商的声望和历史地位来支撑。图比・伯纳姆寻求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主要就是想借助它的声望提升自己，以吸引更多的承销工作。
后来，布斯基从克兰布鲁克学校转到了底特律城内的芒福德中学（Mumford High）。他从来没有从大学正式毕业过。他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东密歇根学院上过学，但是在即将毕业前夕，他去了伊朗，部分是因为他的好朋友维基利。确切地说，布斯基在伊朗做了什么是一个谜。他后来声明自己是为美国新闻总署工作的，教伊朗人英语，但是在新闻总署当时的人事档案中并没有伊万・布斯基的任何记录。后来，在认识西格尔之后不久，他告诉西格尔，他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派驻伊朗的秘密特工。
在仍然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华尔街，合并的公司要想生存下去，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许可和好意必不可少。为此，伯纳姆去拜访了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同意合并，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无论公司的权力如何分配，德雷克塞尔这个高贵的名字必须放在前面。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公司（德崇公司）就此诞生了。
布斯基在为自己新的套利业务选择徽标时，把在克兰布鲁克获得的摔跤奖杯的图案刻在了上面，图案是两个古希腊人，赤身裸体地在摔跤场比赛。这后来成了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标志，布斯基对此十分自豪。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很喜欢这个标志。有一位雇员评论说：“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恺撒宫中的东西。”
现在，虽然这两个公司已经合并了，但是各自的职员仍然避免见面，即使合并已经三年了，仍然如此。当伯纳姆领着约瑟夫从公司走过时，他说，在合并时，当他第一次去见德雷克塞尔公司的负责人时，他问公司200多名员工中有几个犹太人，被告知只有3个。伯纳姆说，今天要让约瑟夫见的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米尔肯。
布斯基常常用摔跤来比喻他作为套利人的工作。1984年，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康妮・布鲁克采访时，他说：“摔跤和套利都属于单项运动，成功与否全靠自己的行动，做得如何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摔跤中，他甚至发现了生活的哲理：“有许多次，我都真的想要放弃了，但是我没有。我想，使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我从（摔跤）中学到的东西……在生活中，人们会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有时，人们会感觉失望、灰心丧气和痛苦，并且放弃了，但是我却没有。”
约瑟夫同米尔肯握了握手。这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身材修长，眼睛深陷。约瑟夫不免会想，像米尔肯这样的人怎么会加盟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但是米尔肯在其他方面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并不是直接在一起工作。约瑟夫负责较高档次的投资银行业务，而米尔肯负责可转换债券业务和非投资级别的证券业务，该部门后来被称为“高收益部门”。他向伯纳姆公司的一位资深交易员埃德温・坎特负责，如果牵涉到了资金问题，他就直接向伯纳姆汇报。
在上学期间，布斯基的兼职工作很努力。他在卡车上卖过冰激凌，他的执照只能在晚上7点之前销售，但他在7点后依旧在卖，因此常常被当地的警察抓获。他确实在克兰布鲁克上过学，但是只上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也不出众，但是他在摔跤方面却很优秀。为了降低重量级别，他常常忍饥挨饿，刻苦训练，甚至能一次连续做500个俯卧撑。他常常同最好的朋友在体育馆训练，这个人是来自伊朗的交换学生，名叫哈桑・维基利（HuShang WeKili）。在二年级时，布斯基作为一名出色的摔跤运动员赢得了学校的克雷格奖杯（Craig trophy）。
米尔肯总是抱怨说自己被德雷克塞尔公司那些古板的WASP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为了鼓励米尔肯，伯纳姆让他创建了半自治的债券销售部门。1975年，他授权米尔肯自主安排奖金，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华尔街的许多公司一样，德崇公司薪水也很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奖金来弥补。而米尔肯安排的奖金总是非常慷慨。米尔肯及其团队为公司创造的利润，他们可以留下35%。米尔肯有权自己给手下人分配奖金，他自己留下多少都行。另外，伯纳姆还给米尔肯额外一笔“中间人佣金”，只要是米尔肯或者他手下人为公司带来的业务，由此而获得的利润的15%~30%归他们所有。因此，伯纳姆把35%的利润给了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员工，30%给了那些带来客户的员工，公司只留下剩余的35%作为办公经费和供股东分配。给米尔肯部门的这种奖励，在公司里是一个被严守的秘密。
布斯基的童年时代，全家住在一座宽敞的都铎风格的房子里，这座房子位于一个当时被认为是中高档的社区中。事实上，伊万的父亲威廉于1912年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经营着几个小酒吧，名叫“黄铜铁轨”（Brass Rail），而不是熟食店（那是他叔叔的生意）。为了追求利润，酒吧引进了裸体舞和脱衣舞。但是，在许多人看来，酒吧加速了该社区的衰落。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一年中，约瑟夫与米尔肯之间的了解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米尔肯渴望通过约瑟夫找到新的潜在的金融业务，获取中间人佣金，并给约瑟夫提成。
布斯基似乎对岳父鄙视他的家庭背景和出身感觉很不屑。在同纽约的同事们谈话时，他常常吹嘘自己的经历和背景。他常常暗示自己中学毕业于克兰布鲁克学校（Cranbrook），这是他老家底特律郊外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大学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其他人都认为他是在哈佛上的大学，因为布斯基是好几个哈佛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的父亲在底特律经营熟食连锁店。
约瑟夫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他开始以为米尔肯同伯纳姆公司的众多交易员一样，都是只懂得利用手腕进行交易，除此以外一窍不通的人。
几乎没有人真的认为布斯基会长期远离套利行业。尽管受到了“亨特白银恐慌事件”的打击，但他仍然是一位相当成功的人。1975年，伊万・F.布斯基创办公司时，注册资金只有70万美元，而且还是从岳父母那里借来的。现在，该公司的资产已经增长到了近9,000万美元。套利就是布斯基的生活。他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韦斯特切斯特的庄园，并在曼哈顿购买了一套房产。他还买了一辆豪华轿车，雇了一个司机，每天早上送他上班。他的努力最终还赢得了岳父的尊敬，只不过多少有点勉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屈身下嫁给他的。
约瑟夫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波士顿的一个蓝领社区罗克斯伯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约瑟夫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是他却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学习，后来又到哈佛商学院攻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工作过，上司是约翰・沙德（后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四年后他就成了该公司的合伙人。后来，他加入了希尔森公司，帮助安排同海登斯通公司的合并谈判，合并之后被任命为公司首席运营官，是公司的第二把手。
“亨特白银恐慌事件”（Hunt Silver Panic）以及它所引发的股市猛跌对布斯基造成了重创，他决定把剩余的利润变现。他想趁机利用合伙人可以享受的有利的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将利息变现。但是为了得到这种利率，他需要有人接管公司，让公司继续运营下去。最近，他逼着两个高级助手接管公司，并且承担所有的债务。他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了，他立即把他们炒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失去了两名得力的助手——交易主管和研究主管。
同希尔森公司相比，德雷克塞尔公司差很大一个档次，但是约瑟夫之所以跳到这里，是因为他想重新开始从事实际的投资银行业务。并且，他还梦想着能够白手起家，创建一个强大的公司。约瑟夫目睹了华尔街上的众多变革，因而，他相信几乎一切老旧的东西都很脆弱，最终会被淘汰的。但是，在德雷克塞尔公司，他的起点很低。该公司的金融部有19名员工，约瑟夫一上任，就裁掉了7个。在约瑟夫上任的第一年，金融部的全部奖金只有1.5万美元。
最近，布斯基的脾气比平常更暴躁。1981年年初的几个星期前，布斯基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震惊了整个公司：他要把伊万・F.布斯基公司变现，取走他所有的利润。
约瑟夫感觉自己必须重新审视一下公司的整体文化。到公司之后不久，他在纽约世贸中心顶层的世界之窗餐厅举行了新员工的年度聚餐。他感觉，在向这些新的投资银行家灌输成功动力的同时，也必须要他们树立诚实的信念。他警告这些人说：“你们可能会受到诱惑。”他指出他们会接触到许多机密信息，关于客户的商业计划、股票和债务出售、合并计划等。他说：“如果你们抵制不住诱惑，向别人透露消息的话，肯定会被抓住。我敢保证，这肯定会受到惩罚的。在德雷克塞尔公司，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做的。”
“快点汇报，快点汇报。”他反复地喊道，声音不断提高，语气也越来越急促，“谁在买进？我现在就要知道，谁在买进？”
在同米尔肯首次见面之后不久，约瑟夫就明白了为什么伯纳姆急着安排他们俩见面。米尔肯不仅仅是公司的一名普通的交易员，实际上，他是公司的高薪员工之一。他从1973年的200万美元起步，创造的收益率高达100%，每年给自己和手下人赚到的钱就接近100万美元。他所做的业务，约瑟夫知之甚少，并且也很讨厌，认为那些业务虽然收益高，却都只是没有评级的债券。
每个桌子上都有一个小喇叭和中央控制台相连，由布斯基自己控制，他可以和任何人单独讲话，也可以打开所有的喇叭，向所有人讲话。现在，他接通了每个人桌上的喇叭。
美国的债券市场主要由两大评级机构主宰——穆迪评级公司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多年来，它们一直评价固定收益投资的风险以指导投资者。这些投资的价值由债券的发行者在债券到期时支付所许诺的利息和偿还本金的能力来决定。像AT&T和IBM等蓝筹公司的债券一般被标准普尔公司评定为AAA级。公司的偿还能力比较差或者有其他问题的话，就会被评定为相应较低的等级。如果公司的风险比较高，它发行的债券就不会被评级。公司的债务利率随着市场利率而波动，市场利率又是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和其他公司发行的债券的风险而定的。因此，债券等级越低，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所需要支付的利率就越高。
现在，整个办公室的内线电话都响了。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用等级低和没有评级的债券并不是很多。它们很难销售，也太影响发行公司的声誉，因此一般主流、顶级的公司都不爱发行；而大投资银行也不感兴趣，投资者也基本上不碰这些债券。大多数发行这些高收益债券的公司都是因为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这么做（在华尔街的术语中，这种公司被称为“折翼天使”）。但米尔肯却对华尔街这种无人问津的债券非常感兴趣。
“谁在买进？”布斯基实际上是在尖叫，“你怎么都不知道？”
和约瑟夫不同，米尔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上层家庭。他的家乡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恩西诺，这是一个靠近旧金山北部圣费尔南多山谷的小城镇，聚集了大量的犹太人，在米尔肯家附近就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堂。和南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发展速度同样很快。米尔肯的父亲是一位会计，他从10岁就开始帮助父亲工作，后来还帮着填写纳税申报单。从一年级开始，米尔肯就因为能口算复杂乘法而使同学们大为惊奇。
莱斯曼迅速朝电脑屏幕看去，看了看各只股票的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以便发现是什么引起了老板的关注。
小学毕业后，米尔肯到凡奈斯（Van Nuys）附近的伯明翰中学上学，1964年毕业。这里的学生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同米尔肯的父母一样，是从工业发达的中西部和东部地区迁移至此的。他们喜欢运动，酷爱冲浪，留着蓬松的发型，狂热喜爱“海滩男孩”乐队，经常在城里到处飙车。米尔肯精力充沛，比多数人都学习认真，渴望被同学认可。他被选为啦啦队的队长，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体育明星。在学生会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同学中最受欢迎。他和一个漂亮、活泼的同学约会，她叫洛丽・安妮・哈克尔（Lori Anne Hackel），是他在七年级的社会学课中结识的。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和好莱坞超级经纪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
布斯基大喊道：“谁在买进？”
从伯明翰中学毕业，米尔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这对他的生活是一个突然转变。到1968年毕业前，伯克利分校都是学生反战运动和反传统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中学时，米尔肯沉浸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之中，而到了这里突然无法适应。当加入兄弟会不再流行之时，他却突然加入了一个主要的犹太人兄弟会SAM（Sigma Alpha Mu）。他不喝酒，不抽大麻，也不吸迷幻药（LSD）。他主修商业管理而不是更流行的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并且学习也很努力。他被推荐参加了菲巴特卡帕学会。他的社交不多，业余时间大多是与同在伯克利分校读书的女友洛丽一起度过。毕业后，他们就立即结婚了。
莱斯曼桌子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不久之后，米尔肯和洛丽搬到了费城，在那里，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学习。在上学期间，他利用夏天和业余时间到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的费城分公司从事兼职工作。他以全A的优秀成绩毕业，留在了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经常往来于费城郊区的樱桃山和位于曼哈顿的该公司总部之间。他似乎对华尔街的论资排辈，尤其是公司的声望很不在意，甚至对著名的摩根士丹利或者高盛公司也一点都不熟悉。
突然，布斯基的眼睛盯着他不动了。
传统上，前途光明的商学院毕业生进入的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金融部门，而不是销售和营销部门，米尔肯对此很不以为然。在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他先是从研究工作起步，后来要求去从事销售和营销工作。在工作中，他几乎专门从事低等级和没有评级的债券，这成为他的标志性业务。
在曼哈顿金融区伊万・F.布斯基公司的办公室里，研究部的主管兰斯・莱斯曼（Lance Lessman）从办公桌后面向外看去。他看到老板布斯基在拐角办公室那张铺着玻璃的办公桌后面，眼睛在不停地扫来扫去，先是盯着交易室，看看交易的情况，里面正在执行他的买卖命令，然后，他又朝莱斯曼的研究部看了看。
几年后，米尔肯在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不断创造奇迹，被认为是个“天才”，可以从公认的所谓“垃圾债券”中发现潜藏的利润。但是，米尔肯从不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对低等级债券的兴趣也是别人培养的。W.布拉多克・希克曼对低等级债券和没有评级的债券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米尔肯在伯克利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希克曼对1900~1943年期间的公司债券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和投资蓝筹股、高等级的债券相比，对低等级债券进行多元化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随后，希克曼对1945~1965年的债券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布斯基回答说：“都装着子弹的，干我这一行，需要注意安全啊。”
后来，米尔肯，这位天才的销售员在与约瑟夫进行早期交流时，不断宣传他在高收益债券方面的投资思想。约瑟夫的兴趣被激发起来，还弄了一本希克曼的书来研究。米尔肯常说，低等级债券的唯一问题就是缺乏流动性。德崇公司的客户仍然不愿意把资金投到收益高的债券，但是，米尔肯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仔细地研究了大量低等级债券的发行者，谨慎挖掘其中潜在的商业前景，用来消除投资者的戒心和疑虑。最让约瑟夫吃惊的是，米尔肯似乎对不同债券发行者的神秘消息都很了解，并且又能预测公司在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
饭后，西格尔把布斯基拉到一边，然后说他注意到门口的警卫身上带着枪。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华尔街上几乎还没有什么公司对此作过研究，这些公司的研究部门主要聚焦在交易活跃的股票上。米尔肯就这样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带着装满研究报告和其他数据的公文包在樱桃山上四处奔波。他利用自己的研究发现说服投资者投资他看中的高收益债券，而结果往往表明，这些债券的价值事先的确被投资者低估了。
简提到了他们的置业计划，西玛立即大声说：“你们一定要买个厨房大的，待会儿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厨房。”布斯基家的厨房比西格尔夫妇位于曼哈顿的整个公寓都要大。布斯基家的富裕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格尔心中暗想，布斯基在套利业务上所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西格尔决定不要把随身带来的置业计划给布斯基看了，他的这个计划现在看似乎有点儿太寒酸，不值一提。
米尔肯的一些准客户也是德崇公司潜在的客户。拥有大量资金的保险公司，尤其渴望投资利润丰厚的业务。约瑟夫和米尔肯一起四处奔波，不断宣扬高收益债券的投资信条。每到一个客户那里，米尔肯就会发表一番他的观点：债券市场风险太高，多元化投资组合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随着更多公司注意到这一发现，低等级债券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并且收益也会大大超过风险溢价。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发现。渐渐地，他们的努力起作用了。
布斯基是一个慷慨的主人，他衣着得体，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和白衬衫，衬托着他棕褐色的皮肤。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他回答说：“我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决定了。”布斯基银黄色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向一边。他的颧骨高凸，眼睛深邃，使他看起来很有紧迫感，甚至还有几分憔悴。但是在饭间，他却很轻松，和蔼可亲，不停地招呼客人吃菜，而自己却吃得很少。
米尔肯早期成功开发的客户都是一群保险公司的富豪，多数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是华尔街上的精英。他们不担心低等级债券的缺点，他们喜欢米尔肯的新想法。索尔・斯坦伯格、梅苏莱姆・里克里斯和卡尔・林德纳都成了他最早的追随者，其中林德纳甚至还去影响更多的人。林德纳来自辛辛那提，但他不是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年度收益都达到或者超过米尔肯的预测，他们全都成了米尔肯的坚定支持者，也成了德崇公司的忠实客户。对米尔肯来说，他不在乎这些人的背景：林德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对象，在辛辛那提备受挤压，被华尔街上的许多人不屑一顾；斯坦伯格夺取了诚信保险公司（Reliance Insurance Co.）的控股权，并企图恶意收购金融巨头化学银行，激怒了银行界和投资银行联盟；里克里斯开始是一个贫穷的以色列移民，一有钱就去看电影和喝酒。他们都曾无数次受到华尔街的冷落和拒绝，他们也从不会忘记是米尔肯把他们当作客户来挖掘。
布斯基的妻子西玛・布斯基到门口迎接西格尔夫妇。她妩媚动人、十分健谈、皮肤浅黑，而且热情好客，待人友好，很快就给西格尔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带领他们穿过古朴典雅的房间，墙上贴着漂亮的壁纸，地上铺着珍稀的奥比松地毯，屋里摆着昂贵的古典家具。在西格尔这个外行看来，墙上的装饰品就是严肃的艺术品。确实如此，西玛喜欢收藏美国绘画和古董。然后，他们继续穿过花园和运动场，这里的地毯上绣着大大的“IFB”（伊万・F.布斯基的英文缩写）字母组合图案。
到1977年初，米尔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控制了高收益债券市场25%的份额。他的公司成为唯一一家为了提高市场流通性而积极做市的公司。（做市商是市场流通的关键，他们向证券持有者保证，无论持有者什么时候想出售证券变现，他们都会购买。反之，做市商也可以将持有的证券再次出售，赚取买卖之间的差价。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场外交易市场就是机构化的做市组织，提供除上市价格之外的服务。）其他的银行，如高收益债券的市场领先者雷曼兄弟公司，会承销一些新发行的债券，并管理自己以前承销过的一些债券，但是这种服务主要是针对现有的客户；其他的公司对积极做市不太感兴趣。
当西格尔夫妇走进房子时，他们充满了敬畏。在铺满了鹅卵石的庭院后面，高耸着一座巨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别墅。这所房产先前的主人是露华浓（Revlon）的创始人查尔斯・雷夫森。再往前走，穿过一个布置整齐的花园，里面点缀着希腊的雕塑，西格尔夫妇来到一个运动场，一边是一个大型室内游泳池，另一边是一个下沉式的室内壁球场。旁边有一个网球场，网球场还带有透明的圆顶，在冬天，充气后就可以成为室内球场。
因此，米尔肯实际上成了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他的记忆力超强，债券是谁拥有的、谁发行的、出价多少、到期收益率多少以及谁想购买，他都了如指掌。逐渐地，他的客户对他的研究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变得十分信任，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怎么指导，他们就怎么投资。他们对市场的公开价格毫不在乎，也不在意米尔肯赚取价差，只要他们能赚钱就行。除米尔肯和他的少数几位同事以外，没有人了解这种市场的价格结构（包括不断提高和买卖利差）。
西格尔夫妇一直开车来到几根大柱子和警卫室之间，然后停了下来。西格尔走到警卫面前，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办理了进门手续。突然，他吃惊地发现警卫的腰间挎着一把深黑色的手枪。
米尔肯可以尽情发展，为所欲为，因为这个市场几乎完全无人监管。他的交易活动几乎完全属于所谓的“二次发行”。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可以决定大笔抛售它从原始发行公司那里购买的债券，它可以卖给德崇公司，然后由该公司再卖给自己的债券购买人。这种发行不用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也没有公开的上市价格可供参考。垃圾债券市场就是早期的美国金融边缘市场，由强者主导弱者的大体公平。
按照布斯基指示的路线，西格尔夫妇从曼哈顿一直向北开，大约行驶了45分钟，途中经过贝德福德和克斯科山等几个高档社区。这一地区十分广阔，到处都是大庄园，山上森林密布，郁郁葱葱，甚至还有一些独立战争之前的房屋。许多大房子从公路上是看不到的。布斯基的庄园十分庞大，占地200英亩，别墅在庄园的最后面，客人从大门进来后，沿着像迷宫一样的车道蜿蜒前行，有时甚至会迷路。
一天，德崇公司位于曼哈顿下城办公室的一个销售人员加里・温尼克帮自己的一个客户从米尔肯那里购买了一些债券，而温尼克只挣到了1个点的1/8的利差。（1个点就是债券面值的1%。因此，如果利差是100万美元的话，1个点的1/8就是1,250美元。）后来，温尼克发现米尔肯的利差实际上是30个点，而他自己就独吞了利差的29.875个点。温尼克对此十分愤怒，他很震惊米尔肯如此贪婪。毕竟，他们都是同事，他竟然也这么苛刻。因此，温尼克去找米尔肯的上司坎特进行投诉，但是坎特置之不理。到1976年时，温尼克终于明白：米尔肯为公司赚了大钱，没有人敢管他。
在西格尔和简结婚之后不久，布斯基打电话邀请他们到自己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家中做客。这是布斯基第一次邀请西格尔夫妇到自己家中做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金融家西奥多・福斯特曼和他的女友，他把布斯基看作他合伙关系中的投资者。西格尔决定带上自己的一份置业计划，让布斯基夫妇给参谋一下。
对米尔肯来说，债券交易只是另一种交易，能够从交易对手那里挤出的收益越多越好。在随后的几年中，米尔肯的同事们在交易台上惊奇而又高兴地看到他从其他交易对手那里一点点地榨取利润。只有在交易中，这种超级本领才能被用来榨取利润，并立即获得满足。很少有人能够胜过米尔肯，因为他是只有在具备了超级本领之后才冒险下赌注的。如果有人能够胜过他，他就会找到这个人，将其收至麾下，为自己效劳。例如，沃伦・特雷普原来是添惠公司（Dean Witter）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主管，有一次在卖空房地产投资信托证券时，交易的另一方是米尔肯的一个手下。这些证券的价格猛跌，给米尔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特雷普则大获全胜。米尔肯命令手下人去添惠公司查找此人是谁，然后把他挖到了德崇公司。于是，特雷普就成了米尔肯的交易主管。
斯图尔特在巴尔的摩的一些朋友和亲戚警告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这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行。但是，她固执任性，毫不退却，坚持与西格尔相爱。甚至她的一些男同事也不怀好意地推测，她在利用商业头脑来铺就自己的婚姻阶梯。1981年5月，她与西格尔悄悄地结了婚，然后开始计划在韦斯特波特购买一座更大的新房子。
随着米尔肯业务的增长，约瑟夫的业务也在不断增长，只是速度没有那么惊人。约瑟夫立即开始提升德崇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水平，他聘用了他原来在希尔森公司招募的几个人员，其中就有约翰・基西克、赫伯特・巴彻勒、弗雷德・麦卡锡、约翰・索特和戴维・凯，他让这些人负责一个刚成立的并购业务部。约瑟夫还雇来了一个名叫利昂・布莱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个圆脸的年轻人很傲慢，而且刚愎自用。布莱克的父亲是联合商标（United Brands）公司的负责人，当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他的父亲因为丑闻暴露而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当公司金融部的主管亨利・凯勒获悉此事后，他向德农西奥汇报，提醒他去干涉此事，阻碍这种恋爱关系。然而，德农西奥无动于衷，根本没有去干涉。其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德农西奥的儿子戴维也在和公司内部职员谈恋爱。德农西奥对此事的容忍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显示了西格尔的巨大影响力。德农西奥似乎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西格尔单身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为了使德崇公司在吸引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树立自己的优势，约瑟夫决定把目标定位于一些被大投资银行不屑一顾的新兴业务或者小公司上。德崇公司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场外交易的股票，尽管这种研究工作并不能给公司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但这个团队竭尽全力开拓业务，到1977年时，金融部的奖金总额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办公室恋情。办公室恋情曾经破坏过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但是1978年年底，斯图尔特和丈夫离了婚；不久之后，西格尔和斯图尔特就开始一起打网球了；到1979年8月，他们已经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提醒他时，他置之不理，并且称，他对办公室政治没有丝毫兴趣，根本不在乎此事对他在公司的事业有何影响。
1977年的某一天，约瑟夫给米尔肯打电话解释说，公司的一个客户得州国际（Texas International）需要筹集资金，但是该公司的债务已经很高了，不能得到投资评级。因此，他们想让德崇公司帮助公开发行一种高收益的债券，负责承销并直接在市场上向公众出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原始债券，和德崇公司的主流业务“二次发行”不同。米尔肯说他可以试一试。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批商学院的女毕业生纷纷到华尔街求职。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上班，就在该公司的金融部办公室引起了轰动，赢得了很高的回头率。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聪明漂亮、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风度翩翩、衣着时髦，不过已经结婚。
米尔肯轻松地就卖出了3,000万美元的债券，并收取了3%的高价承销费。当年，米尔肯一口气又帮助无法通过其他机构筹集到资金的公司发行了6支债券。大概在同一时间，他开始兜售投资高收益共同基金的想法，允许小投资者参与垃圾债券的多元化投资组合。米尔肯的低等级债券流动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场金融界革命已经蓄势待发，而且就在那些曾经对低等级债券不屑一顾的华尔街精英的鼻子底下。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透露，自己坠入了爱河。他的恋情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同时，曾经被米尔肯“坑”过的温尼克已经根据坎特的要求调到公司高等级债券业务处工作，他也买卖米尔肯的一些高收益债券产品，并且迅速成为德崇公司在低等级债券领域之外业绩最好的销售人员。他工作非常努力，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向米尔肯提到，自己和妻子周末要到韦斯特切斯特看房子。米尔肯神秘兮兮地说：“什么也别买。”不久之后，他让温尼克跟着他干——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比弗利山附近的世纪城（Century City）工作。
套利人喜欢走极端，容易激动，世故老道，富于进攻性，而且几乎全都追求快速获利。他们在股市的开市和收市之间最为繁忙，在此期间，他们不停地对着电话高声叫喊，进行报价，往电脑上敲打股票代码，时不时地扫视一下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据，向每一位能够想到的潜在消息来源打电话刺探内幕消息。下班后，他们喜欢到酒吧狂饮一番，放松放松，比如哈利酒吧（Harry’s），就在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不远的汉诺威广场；或者，如果他们当天的运气不错，大赚了一笔的话，就会到曼哈顿的高级餐厅奢侈一回。
当时，米尔肯两岁的儿子格雷戈里体弱多病，米尔肯的父亲还患有癌症。他之所以决定搬迁，想要一个健康的气候，想离家人和儿时的朋友近一些只是因素之一，但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米尔肯的成功已经与德崇公司的关系很小，而德崇公司的成功却同米尔肯密不可分，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倒霉的伯纳姆已经成了公司徒有其名的总裁，除了日渐无利可图的零售经纪领域之外，他一窍不通。他最精明的一招就是促成公司的合并，认识到了米尔肯的潜力，并对米尔肯实施了长期的束缚。坎特的影响力甚至更小，他是一个过气的交易员，被新一代人开发出来的电脑运算和复杂战略搞得不知所措。
评估这些被大量购入的、谣传或者真实的目标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是西格尔的主要工作之一。套利人也是消息来源之一，从提供线索到其他方面的策略他们都有，他们还能提供即将发生收购的小道消息，以便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米尔肯没有兴趣掺和他们的事。
但是，对任何从事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来说，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历史上，套利人都是利用不同市场上的价差获利，如伦敦和纽约市场。这是一种稳健的、几乎毫无风险的交易，但是利润也很小。然而，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开始，他们大量购买已经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赌注压在交易成功上；后来，他们开始购买他们预测将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预测准确的话，利润就会十分丰厚。
何不搬到其他地方呢？这样既可以利用德崇公司作为保护伞，还能有效地实现由自己完全控制的自主操作。因此，米尔肯向温尼克和其他人透露，他已经打算利用加利福尼亚这块基地，把垃圾债券业务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赢利的领域——从承销、交易到收购、兼并。垃圾债券是一种新的筹资方式——资金可以用于投资银行传统业务的任何方面。只要他安排的奖金制度仍然保持原样，公司里没人敢有任何异议，公司利润的大部分都将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在纽约的员工要比公司其他部门的人挣的钱多很多，因此他们全都自愿跟他一起搬走。
布斯基对市场十分敏感，在并购策略和股票囤积战略方面知识渊博，这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但是两人竟然成了好朋友。在华尔街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可以靠电话建立和培养。渐渐地，西格尔把布斯基看作一个可以商讨战略、交换观点和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套利人中获取这种信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套利人供他求教。该公司传统上一直避免从事套利业务，也没有这种部门。德农西奥和戈登都认为套利人声名狼藉，四处刺探内幕消息，只会引发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
米尔肯和他的家人在家乡恩西诺购买了一座房子。1978年，米尔肯在世纪城星光大道的几间小办公室里开始办公，共有15名德崇公司的员工，包括温尼克。
在西格尔买下康涅狄格州那座房子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一个叫伊万・布斯基的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西格尔在并购方面的声望正在迅速崛起，有许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他知道布斯基就是其中一个。此外，他还获悉布斯基也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因此，他回了这个电话。
由于办公室太小了，米尔肯不得不和交易主管特雷普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在交易日，米尔肯整天听着交易员和销售员的嘈杂声。
后来，当他搬到海边一座更豪华的别墅时，他把这座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
在米尔肯的控制下，每个人都遵照他的标准去做。每天早上4点半（纽约，即美国东部时间7点半）准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纽约11点）才下班。电话声此起彼伏。在米尔肯的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常常是正在接听一个电话时，另一个就响了起来，只好两个电话一块儿接。交易厅中嘈杂无比，不断有人大声提问和发表评论。在市场闭市后（加利福尼亚时间下午1点，纽约时间下午4点），米尔肯就开始参加会议，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穿梭不断。会议室里挤满了客户，都希望直接见到他。
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房子，不过不是在格林尼治，而是在韦斯特波特。西格尔开玩笑地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这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米尔肯有时也提前到办公室。当他的员工们在早上4点半来上班时，常常在办公桌上发现他的留言，上面写好了他们当天的工作日程。
但是，西格尔还是去看了看那座房子。之后，他跳上那辆显眼的跑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一直开。半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韦斯特波特。然后，他用付费电话给一位房产经纪人打电话。他考虑把火岛的别墅卖掉。经纪人带着他到城北小河边的一座旧房子看房，西格尔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了下来，并花费了几个周末来收拾整理。
1981年，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和特雷普的销售技能不相上下的销售员，此人叫詹姆斯・达尔。从表面上看，他和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的其他人基本没有共同之处。他是一个WASP，出生于迈阿密的一个中低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工作努力的房产经纪人。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奖学金，继续到该大学的商学院攻读MBA。达尔英俊潇洒，一头金发，眼睛碧绿，皮肤黝黑，颇有“海滩男孩”的气质，脸上常常露出迷人的微笑。
德农西奥接着说：“在格林尼治我家对面，有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在出售。”格林尼治在康涅狄格州最高档的郊区，是WASP和白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乡间俱乐部和传统的保守派聚集的地方。那里居住的都是西格尔所认识的最为乏味、古板、刻薄的人。此外，他也不能设想住在德农西奥的眼皮底下，尽受他的监督。
米尔肯以前很少关注过这些特点，但是他的同事们说他似乎被达尔身上具备而他缺乏的特点所吸引，就好像他雇用达尔就是专门为了表明，他能吸引那些至少看起来像美国梦化身的人。米尔肯与达尔进行了一连串的谈话，先是在洛杉矶，然后在纽约广场饭店的早餐上。米尔肯问起了达尔的家庭情况，他的妻子，他打算要几个孩子，以及他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他父亲的工作，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达尔在哪里上的学，或者他的学业如何。
不久之后，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马蒂，你还是个单身汉。”德农西奥说完停顿了一下，西格尔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继续说：“你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还在火岛买了一座别墅。这可有点太过了啊。”他是什么意思？西格尔心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有点太张扬了吧，或者也许是与公司其他的董事相比来说的吧。但是德农西奥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西格尔也不敢肯定。
很显然，米尔肯已经认定达尔具备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真正渴望赚钱、强烈的家庭价值观。当时，达尔正处于失业之中，他之前在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和第一宾州银行（First Penn Bank）一家附属贸易机构工作过，后来又去了西部贸易公司（Trading Company of West）。之后，他回到了佛罗里达，一个朋友把他引荐给了米尔肯。尽管达尔的一些雇主交易记录不好，但是达尔自己的工作却很出色，在第一宾州银行的附属机构，他赚到了45万美元。米尔肯给他的薪水是每月2万美元，并许诺以后提拔他为二把手。
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董事，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除老板阿尔伯特・戈登之外最年轻的一位董事。
米尔肯对达尔的要求和其他员工一样，要求他要有绝对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不能离开办公室去吃饭，每天由公司供应早饭、午饭，常常也供应晚饭。为了防止分神，米尔肯雇用了几名妇女帮助员工打理生活，如洗衣服、跑邮局和照看宠物等。达尔刚刚加盟之后不久，还处于调整适应状态，在一个周五闭市后，他打算离开办公室。
德农西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十分激动，尽管西格尔经常到处出差，并且他也很少见到他。德农西奥效仿戈登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实行家长式管理，通常都是单独设置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到了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不少啊。
米尔肯严厉地问道：“你去哪里？”
1977年，西格尔发明了一种高超但是却很有争议的策略来应对恶意收购，而且这种方法还赢得了几十家公司的经理们对他的垂青——这就是“金色降落伞法”（Golden parachute）。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雇用合同，规定公司在被兼并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在实际应用中，它能给公司的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收益。
达尔回答说：“我累了，想回家去看研究报告。”
西格尔发现，最有效的策略是让高盛先去表演，它一般会特别强调，如果目标公司被卖掉了，它会帮着要到最好的价格。然后，西格尔再插手进来，力劝对方说：“找我吧，我会尽力帮你们保持独立，击退恶意收购。我想让你们成为我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多数公司处于劣势之中，最终都还是被卖掉了。西格尔的销售常常无法同高盛的规模、实力和信誉相抗衡，但是西格尔所传达的信息常常能够说服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使他们认为他是真心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像高盛那样，只想着如果被卖掉之后，自己能赚取多少投资银行服务费。
米尔肯十分吃惊，达尔的精力竟然这么差。他说：“在这儿看，等看完再回去休息。”达尔只好顺从地回到办公桌前。
西格尔喜欢与高盛争夺客户。1977年，高盛当时负责兼并收购业务的主管彼得・萨克斯飞到西海岸去拜访伊瓦可公司（Ivac Corporation）的董事长史蒂夫・佐藤。伊瓦可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高露洁公司盯上，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据这位董事长称，高盛一直在吹嘘自己的“高盛威力”。当西格尔去拜见佐藤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倾听佐藤讲述公司的目标。这位董事长是日裔，尽管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但是这次，却在佐藤的家中陪他吃寿司。在把业务交给西格尔之后，佐藤告诉他：“我不相信你真的在听我讲，但是高盛公司的人全都是告诉我他们有多伟大。”
还有一次，达尔在获悉母亲被诊断为癌症后想离开办公室前去探望。米尔肯又问道：“你去哪里？”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高盛公司。该公司的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它也把应对兼并业务作为自己的专长，并大力发展，只不过缘由有所不同。当时，高盛制定了一项政策，避免为恶意收购方服务。由于在华尔街拥有一些最让人羡慕的优质大客户，它不想冒险疏远这些客户，而去代表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掠夺者的人。为这些稳定的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是为该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达尔说他很担心，因为他的姨妈和舅舅都是死于癌症，他想去看看自己的母亲。米尔肯不耐烦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言语间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关心或者同情。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都要亲自拜访200~300个客户。他的目标客户是那些中等规模的公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年销售额在1亿~3亿美元之间的公司），大的投资银行一般不太愿意为这些公司提供充分的服务，而且它们也很容易受到较大公司恶意收购的威胁。最后，他开拓了250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支付的保证金都在6位数以上。
几年后，达尔的妻子早产，孩子刚出生两个小时就夭折了。第二天，心力交瘁的达尔仍然坚持上班，因为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注意到他的悲伤。他已经听说，米尔肯不会过问工作之余的任何事情。
西格尔真正飞黄腾达是在1977年5月，当时，《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他誉为应对并购的最重要的专家。文章介绍了他几次成功的大宗业务，最后写道，他英俊潇洒，被认为是“影星葛丽泰・嘉宝的情人”。这篇文章还附载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不断收到女士们希望与他约会的邀请。西格尔十分吃惊，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并不是重头，但是却迅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开足马力，复印这篇文章，然后向公司潜在的客户发送。
没有人有太多的私人生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米尔肯嘴上说要大家忠于婚姻和重视家庭观，但是这种紧张乏味的工作环境却使大家远离了家庭，并且引发了交易员和女秘书之间的桃色事件。特雷普就和米尔肯的行政助理珍妮特之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米尔肯似乎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们宣布订婚他才知道。
他开始拜访潜在的公司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应对产品”。他声称，按照《威廉姆斯法》的规定，被恶意收购的一方需要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做出反应，因此公司最好预先制定精心准备的应对战略。这就意味着，客户可以先交一笔预订金，以确保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遭到恶意收购，就能获得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服务，就像给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支付的定金一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并购方面的领军人物，并借自己的威望帮助西格尔实现其计划。
有一位秘书还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同多位男同事在办公室里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其中记述最详尽、最多的就是她如何同一位销售员口交和吸毒的事。这种事情十分常见。有些交易助理甚至隆胸，而费用却由德崇公司的销售员和交易员承担。
西格尔开始想，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应该考虑开展类似的业务。到1976年的小组讨论会时，他已经确信，兼并的狂潮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还要不断扩展。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都已经在并购业务方面获得了显赫的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并购方面有所建树。
1984年米尔肯的生日那天，员工们请了一个脱衣舞娘来表演，为他祝寿。她来的时候正值交易时间。她绕着米尔肯的办公桌边跳边脱，然后靠在米尔肯的身上，在他面前晃动着丰满的乳房。正在这时，米尔肯的电话响了，是一位客户想做一个交易。为了摆脱这位脱衣舞娘，米尔肯只好拿着话筒躲到了桌子底下。脱衣舞娘也跟着他跪到了桌子底下，直到他打完电话为止。
尽管有些执业律师还在缩头缩脑，但许多大公司都同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签订了协议。这些律师严格按照小时计费，甚至应急费也免除了，因为他们不一定必须工作，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的聘用定金更像是保险单。律师公会不太喜欢这种预先放弃冲突的办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却似乎毫不在乎，由此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米尔肯很少同办公室的其他人员来往，也很少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一起。但是，他会参加孩子们的重要体育活动和学校的活动，并指导儿子所在的篮球队打球。有一次，全家人到夏威夷度假，米尔肯在宾馆订了三个套房，一个给自己和洛丽，一个给孩子们，一个留做他办公用。在度假时，他每天从夏威夷时间的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正好是纽约股市开市的时候。
利普顿和弗洛姆同他们的客户制定了一种新的、利润丰厚的聘用定金协议：如果哪家公司想在自己成为恶意收购目标之后聘请他们的话，就必须每年向律师支付一笔巨额的定金；一旦他们的客户被利普顿或者弗洛姆公司的另一个客户攻击时，收购方同意预先放弃利益冲突，因为他们明白律师会保护目标公司。
在上班期间，米尔肯很少因非生意原因出去吃午饭，每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结婚纪念日，米尔肯会带着妻子出去吃午饭。他通常都在办公桌上吃午饭，多数都是快餐。他似乎从来都不锻炼身体，即使在下班时间，也都待在家中的办公室里。如果有人往他家打电话，甚至在午夜和周末，他也会立即接听的。他很少参加聚会，即使偶尔参加一次，他也感觉局促不安，很不自然。在生日聚会上，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玩。
在西格尔发言后，利普顿一直等到别人都走后，找到了他，对他的发言赞叹不已。随后，两人经常讨论并购策略，并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俩是很不般配的一对：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迷人，利普顿则是身材肥胖、头发稀落，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重的深色镜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是该领域的专家，业务娴熟，因此他向利普顿虚心求教，渴望获得他的指点。
米尔肯是个过分的完美主义者，对员工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情。他对一项交易会一遍又一遍地盘查，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也不放过。他会翻来覆去地问一个问题，一直纠缠那个交易员，直到问得交易员表示某个地方自己做错了或犯傻了。但是有一次，特雷普以实例向米尔肯证明自己在五项有争议的交易中做得很对，他对米尔肯说“别再挑我的刺儿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尔肯都是在吹毛求疵。
西格尔发现，在其他人发言时，利普顿迅速地记着笔记。然后，当轮到哈里斯发言时，利普顿把笔记推到了他的面前，哈里斯几乎就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恍然大悟，原来并购“俱乐部”就是这样运转的啊。
有一次，达尔问米尔肯，为什么他经常批评而从来不表扬。米尔肯厉声回答说：“每天哪有时间坐在这里互相吹捧，我们不需要谈论成功，只需要谈论失败。”
从整体上来看，小组讨论会谈论的内容囊括了恶意收购这个新兴的领域，这个领域要改变美国公司的面貌，改变到一个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程度。美国的工业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合并时期，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多元化的时尚导致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主要方式是在大牛市期间通过股票提供资金。那些并购大都是友好的。早期，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都是通过无数的合并发展起来的。有些合并是受到大金融家强迫的。这种合并全都无法同出现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发展于80年代的恶意收购潮同日而语，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为在股票市场获利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在这种环境下，在别的地方看似普通的友好姿态也显得令人难以忘怀。有一次，当温尼克在准备一次难得的意大利之旅时，米尔肯给他写了一封信，祝他一路顺风、旅途愉快。当他们搬到洛杉矶时，米尔肯扩大了个人贷款的范围，几乎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得到贷款，以便买套好房子。当达尔和他的妻子在棕榈泉庆祝结婚纪念日时，米尔肯给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送给他们一张贺卡，上面写道：“结婚纪念日快乐！迈克尔和洛丽贺上。”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后勤工作人员的哥哥患重病，米尔肯到医院探望，并且资助其治病。
当西格尔同其他参与者一起开会时，他感觉更加幸运，因为参会者都是业内的领军人物：所罗门兄弟公司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伊拉・哈里斯、高盛公司迅速崛起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公司（E.F. Hutton）的负责人约翰・沙德、著名的代理律师阿瑟・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西奥多・莱文、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著名的收购律师阿瑟・弗莱舍，以及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手边，是弗洛姆公司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米尔肯在交易中总是贪婪地榨取利润，特雷普对此十分吃惊，他不得不经常提醒米尔肯按照相关原则，证券交易商只能加价5%。米尔肯对市场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他常常试图加价25%。作为交易主管的特雷普，其职责之一就是签署交易单据。当他看到单据上的加价幅度太高时，他就会把它推给米尔肯。但是，米尔肯仍然会把交易做成，他会找别人伪造特雷普的签名，而特雷普根本不知道是谁。
1976年4月，收购方律师约瑟夫・弗洛姆——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专门的小组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就“识别收购目标”方面作一个报告。西格尔感觉十分荣幸，尽管他知道成为专家并不是一件难事。任何人，只要在《威廉姆斯法》实行之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有一起，也都有资格被称为专家。
至少有四次，当特雷普认为交易严重违规时，就以辞职相威胁。他同米尔肯大声争吵，每一次米尔肯都会退让。米尔肯很讨厌解雇员工，因为他知道任何人只要一离开就会透露他的秘密，揭露他“圈钱之术”的范围和成功之处。
英俊潇洒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金童”。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在距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火岛购买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十分喜爱交际，并且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相貌平平、不善交际的德农西奥精明地意识到西格尔在招徕和培养客户方面具有特殊的天赋，而这正是他自己最大的缺陷。1974年，他提升西格尔为副经理，很快，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西奥汇报工作。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尔德公司（Gould Inc.）打算以现金收购一家阀门制造商，德农西奥指派西格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拉扎德兄弟公司的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一同工作。当时，罗哈廷是被收购方的代理人。最初，西格尔比较谨慎和含蓄，因为他对罗哈廷十分敬畏。后来，在会议期间，罗哈廷起身道歉，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哪，他也是普通人啊！”因此，西格尔想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像罗哈廷一样的传奇人物。
压力导致大家产生各种生理或心理问题，程度各异。彼得・阿克曼最初是一个交易员，有一次被米尔肯训得哭起来。他后来就不干交易工作，转而进行客户开发，更像是米尔肯的助手。他因为总是阿谀奉承米尔肯而招致其他人的嫉恨，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闻屁虫”，因为正如一个同事所说的，“他的鼻子总是在迈克尔的屁股下嗅来嗅去”。
在父亲的鞋店倒闭之后，西格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常常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追随着公司名义上的领导戈登，他也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当时，公司里有一位同事曾经是全美摔跤运动员，名叫斯科特・克里斯蒂，推荐他到纽约运动俱乐部参加健身养生运动。有一次，克里斯蒂、西格尔和约翰・戈登（阿尔伯特・戈登的儿子）在公司的走廊里站着闲聊，西格尔夸口说，可以在一分钟内做50个俯卧撑。克里斯蒂捏了捏西格尔的肱二头肌，然后满腹疑虑地说：“来吧，马蒂，让我们见识见识。”于是，西格尔立即趴到地上，开始做了起来，身上还穿着衬衫，系着领带。果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就做了50个俯卧撑。
特雷普开始抽烟，一天四包。另一名交易员开始喜欢嚼橡皮筋，还有一个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布鲁斯・纽伯格，被许多同事认为是个天才的交易专家，也患上了高血压，不得不服用降压药。有一天，纽伯格在打电话时，电话声音突然消失了，他气得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最后却发现是自己把电话线给嚼断了。
西格尔总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他发誓永远不要成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温尼克被大家认为患上了办公室忧郁症，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得了脑瘤和其他严重的疾病，有时，他还到圣地亚哥的斯克瑞普斯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e）去检查。
不久之后，他父亲鞋店业务的主要贷款银行撤走了资金。罗伯特・西格尔的公司申请破产，这位47岁的零售商曾经豪情万丈、精力充沛，现在却成了一个一蹶不振、潦倒没落之人。他试着销售房地产，但是没有成功；他也试过房屋修缮工作，无果而终；最后，他在西尔斯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屋顶材料的工作。西格尔紧张地关注着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似乎要放弃自己的生活了。他注意到，年迈的父亲开始通过儿子和女儿们去体会生活，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时间顾及的。
情况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卡里・穆尔塔什了，他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米尔肯允许他回到纽约，担任米尔肯同德崇公司总部的联络人——实际上就是米尔肯的耳目。他在那里继续为米尔肯处理交易工作，每天下班时，他都会遵照米尔肯的指示把交易记录全部销毁，因此在纽约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米尔肯详细的交易情况。
随着西格尔事业的飞黄腾达，他生活中的麻烦也接踵而至。他父亲的生意继续恶化，几乎每周末他都要飞到波士顿帮助父亲。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贾尼丝在纽约的歌剧院演唱，希望在音乐事业上有所成就，而西格尔却对歌剧一点都不感兴趣，很少支持她的工作。1975年2月，两人分居了。
米尔肯不喜欢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利用时间自己做交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把员工组成不同的投资合伙人关系，让他们利用他提供的各种投资机会进行投资。他禁止进行私人交易，但是允许员工们在合伙人关系中按照分配的配额进行投资。在办公室内，员工们根据在合伙关系中所分配的配额，加入“A队 ”或者“B队 ”。有些受到优惠的员工，如阿克曼，甚至可以得到合伙人的股份作为奖金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米尔肯为员工提供了大量的个人贷款，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配额全都用来投资。
但西格尔对此却毫不在乎。他的第一笔收购生意来临时，《威廉姆斯法》正好刚刚通过，该法案详细规定了新的程序，以保护股东的利益不受恶意收购的损害。这次收购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长期的客户——海湾西方公司（Gulf Western）的董事长查尔斯・布鲁多恩，他打算收购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Atlantic & Pacific Tea Co.），不过收购没有成功。布鲁多恩同德农西奥的关系很密切，他十分欣赏西格尔的工作。德农西奥又指派西格尔负责另外一个重要的客户——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的维克托・帕尔米耶里。1974年，由于大家都对收购和兼并缺乏专门的知识，因而，西格尔编写了一本相关教材，供公司内部人员使用，受到了同事们的广泛好评。加入公司刚两年的时间，西格尔就被提升为公司的助理副总裁。
在达尔到加利福尼亚州上班之后不久，米尔肯邀请他到自己位于恩西诺的家中做客。米尔肯也少有地休息了一下，和达尔在水池边闲聊。米尔肯告诉达尔，合伙人关系会使他变得富有，但是他也警告达尔不要太奢侈浪费，并告诉他不要买大房子，至少现在不要，以后会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做这些事情。
西格尔开始从事一些并购交易，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其他人都不愿意卷入这一业务。恶意收购会导致声名狼藉，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代表收购者的一方尤其会面临这种局面，有时还会使其他的客户疏远。许多WASP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宁愿把这些工作让给其他的公司，其中许多都是犹太人的公司。
这种许诺只能算是口头承诺，因为对合伙信息的接触是严格限制的。没有人提前知道这些钱会被投到哪里。办公室的电脑运行程序是经过特殊改造的，只有米尔肯一个人知道合伙人的交易活动。
西格尔天生对华尔街和投资银行有一种感觉，正如他所预测的，他的精力和动力会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带来一股新风。德农西奥当时是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似乎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新员工。德农西奥的背景也很普通，似乎也更喜欢朴实自然的销售和交易人员，而不是那些上层的投资银行家。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的补偿都是金钱。尽管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水平，但是这已经是华尔街大多数同行收入的5倍了。例如，达尔在抵达洛杉矶第二年，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1982年，米尔肯自己的收入惊人，高达4,500万美元，但是在当时，除他以外，没有人知晓。
1970年7月4日，西格尔同贾尼丝・瓦尔结婚。贾尼丝是罗切斯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他们是在两年前相识的。在西格尔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他们就搬到了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租了一套一居室的简陋公寓，租金每月212美元。
然而，大家都遵守米尔肯的告诫，外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高。特雷普买了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敞篷跑车，但是米尔肯不让他开着上班。米尔肯自己生活也相对比较朴素。他的妻子每年都穿着同样简朴的黑色丝绒礼服参加圣诞晚会，他自己开的车是一辆有点破旧的黄色奔驰车，在开了8万英里时，卖给了达尔。当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著名的企业家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到他的办公室参观时，米尔肯用塑料杯为他冲咖啡，而办公室的墙上也只是挂了几幅装裱好的奥运会海报。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困境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专卖高档精品，服务于那些富有、时尚的女性，以避免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方案，但是他的叔叔是专门负责商店采购的，突然得了心脏病。尽管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尚产品的眼光或者天赋，但是西格尔的论文还是得了个“A+”。
米尔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好莱坞社交圈，米尔肯故意表现出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不给别人留下印象，甚至在生意和业务圈子里也是如此。他阅读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研究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其他的金融文件。在同事们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人，对艺术、文学、政治几乎一窍不通，甚至对时事问题，如果不是和他直接相关的，也一概不知。
20世纪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骚动对西格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学生事件发生之后，西格尔也被卷入了反战运动之中。他在哈佛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活动，并且还抽了几次大麻。然而，当学生们想办法取消当年的期末考试时，他感觉十分生气。不管怎么说，他设法参加了考试，在家中完成答卷，然后把试卷邮寄给老师。
温尼克、达尔和其他一些交易员都读过罗伯特・鲁德鲁姆（Robert Ludlum）于1979年出版的惊险小说《恐怖黑手》（The Matarese Circle）。他们惊奇地发现米尔肯和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十分相像。这本书是鲁德鲁姆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跨国公司征服世界的故事，内容怪异，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构思这一阴谋的是一个聪明能干、野心勃勃的金融家，他一心想着征服世界。他的名字叫盖德龙（Guiderone），但是在书中他从头到尾都被称为“牧羊人”，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科西嘉的牧羊人家庭。他的追随者全都十分忠诚，甚至愿意为了实现他征服世界的梦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西格尔在学校不太擅长体育，而且他上学也比较早，因此在身体发育方面明显落后于班上其他同学。然而，进入中学以后，他的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当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中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升入了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优秀，甚至在兼职工作期间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明白，如果在公司的实验室做一名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工程师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发家致富，因此，他申请了哈佛商学院，并且被录取，于1969年9月进入该校学习。
书中的一个人物说：“我听说过他，他是一位现代的卡内基或者洛克菲勒，不是吗？”
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历代领导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十分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开了三家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供货，主要客户为中下层消费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许多连锁店从全国性的广告和低价的外国商品之中大为受益，导致他们家的鞋店受到极大的打击，生意十分惨淡。西格尔非常痛苦，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父亲这样辛苦工作却收益甚微的人。他从小在波士顿的郊区内蒂克（Natick）长大，当时，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他一周七天全都在忙碌，甚至晚上也常常待在市里加班。和班上同学的父亲不同，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一起打过球。
另一人回答说：“更厉害，更厉害。没有人能够同盖德龙相抗衡。他是巨人，一位工业和金融帝国真正的仁慈君王……我想你们可以称他为‘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在戈登的谨慎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即使称不上惊人，也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的管理人员把他们的收益再投入公司中。因此，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急剧下滑，华尔街深受打击之时，该公司因为有充足的资金，得以躲过一劫。公司的副总裁拉尔夫・德农西奥（Ralph DeNunzio）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安排了像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和杜邦公司（du Pont）这样的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宜。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德农西奥升为纽交所的主席。
米尔肯在比弗利山的门徒们也开始称他为“牧羊人”，这个绰号竟然流传开来。温尼克把鲁德鲁姆的这本小说送给了米尔肯，想看看米尔肯会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出自己和书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是据他观察，米尔肯从来都没有读这本书。
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几乎没有改变，戈登只不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在向公司的管理人员分配股权方面，他十分吝啬。
对比弗利山的许多员工来说，当米尔肯的弟弟洛厄尔于1979年加入这里的德崇分部，他们的办公室生活更加恶化了。洛厄尔曾经是一位律师，是洛杉矶的艾尔・马尼拉律师事务所（Irell and Manella）的合伙人，专门研究税法。米尔肯同他的弟弟既有激烈的竞争关系（米尔肯似乎总是想在网球场上打败他），又有保护关系。据同事们讲，洛厄尔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米尔肯监管所有的合伙人投资活动，并帮助他处理税务事宜。但是，在办公室的其他人看来，米尔肯在这项工作上只相信自己的直系亲属。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发展历史上，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被牢牢控制的合伙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
洛厄尔与他哥哥一样是个不甘平庸的人，但他对人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还不如米尔肯，米尔肯有时对人还表现出一点热情。在那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交易员看来，他既冷若冰霜，又让人讨厌恶心。洛厄尔基本不与其他人交流，他在办公室里单独加了一扇门与外面隔开，这样就可以不用从交易室经过。以德崇公司的标准来看，他的办公室极其奢华，完全超标了，里面用专门定做的木条装饰，并摆放着昂贵的艺术品。除了米尔肯以外，如果其他人走进洛厄尔的办公室里，他会立即夸张地把桌子上的资料合上捂住。有几个交易员故意嘲笑他，也模仿他的动作，无论何时，只要洛厄尔一走近他们的办公桌，他们就把桌上的东西也合上。他们还经常嘲讽洛厄尔，最典型的就是当洛厄尔转过身时，他们也双手叉住胯部，模仿洛厄尔紧张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融资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为现代投资银行业的发展搭建了舞台。在戈登的领导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开展证券承销业务，并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正如戈登所说的，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洛厄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帮助把德崇公司西海岸的办事处从世纪城搬到了比弗利山一座由他和米尔肯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公司租用他们的房子，他们除了可以收租金外，在税收上还能获益。而且这里的地理位置又很不错，有升值的空间。街的另一头就是著名的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还有许多时尚精品店，如阿玛尼和毕扬。
听证会引发了公众的极大震动，群情激奋。国会通过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34年证券法》，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确保法案的执行。国会认为新证券法的执行十分重要，因此还制定了相关的刑事法规。
现在，这里成了德崇公司的办事处，虽然周围繁荣奢华，魅力迷人，但是就米尔肯而言，办公室里的风格却和这些毫无关系。米尔肯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张巨大的“X”形交易桌，他坐在中间，手下人分坐在四边，桌子上配备着最先进的通信工具。办公室的装修却很简单，只有地址——比弗利山威尔希尔大道9560号——显示出了它的独特身份。
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震动在国会中掀起了改革之风，从1932年开始，参议院一连举行多次听证会，由特别法律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负责推动。在听证会上，佩科拉严词诘问华尔街一些主要的投资银行，使美国公众了解了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通过所谓的投资信托公司而牟取暴利是怎么回事。多数被揭露的问题都涉及信息被少数受益人获得，而多数投资人都毫不知情。这些信息不仅仅直接影响到股票的价格，如兼并价格或者收购报价，而且对业内人士还有更加微妙的益处，例如判断报价和询价之间的实际价差，或者了解买入大量股票的买主的身份和背后的动机。
洛厄尔到这里后，给大约12名员工每人发了一个密封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他们的贷款明细，包括米尔肯给他们的住房贷款数额、累计利息以及当期偿还的要求。从那时起，洛厄尔就被看成了米尔肯的财务主管，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开始恶意传播洛厄尔的小道消息，包括他和妻子的私生活。
戈登十分喜爱运动，精力充沛，温文尔雅，不屈不挠。他将公司的总部从波士顿搬到了华尔街，并开始开拓新的客户。同许多竞争对手相比，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声誉，在经历了市场的大崩溃之后，该公司仍然备受赞誉。
1981年的一个下午，米尔肯正在交易桌前工作时，突然昏倒在地。特雷普、达尔、温尼克和身边的其他人都惊恐万分，害怕他们的老板突发心脏病。他们立即把洛厄尔叫了过来。洛厄尔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看了看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的米尔肯，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句话没说就把门关上了。大家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米尔肯自己醒了过来，这次神秘事件没有对他造成长期的影响。
现代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由阿尔伯特・H.戈登掌控，他是波士顿一位富有皮革商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1929年，当该公司在市场崩溃中濒临破产之时，年轻的戈登——当时是高盛公司的债券销售员——将自己的10万美元注入公司。1931年，他又同两个合伙人一起将公司买下。
虽然办公室的生活非常紧张，但与在米尔肯的带领下所挣得的钱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米尔肯明确表示，要让每一位员工每年挣到的钱逐渐增多。大体上来说，米尔肯的手下人发现米尔肯身上确实有让他们喜欢的东西。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贵族血统”，也是吸引西格尔的因素之一。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1865年成立于波士顿，当时正是内战结束前夕。公司成立初期，该公司为修建铁路的狂潮融资，主要客户是艾奇逊・托皮卡・圣塔菲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其客户还包括两大业界巨人：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奇怪的是，无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赚多少钱，他们都很清楚地发现，仅仅金钱已经无法吸引米尔肯了，在他看来，金钱的作用很有限。有一天，米尔肯在同温尼克闲聊时说，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让他的净资产增加到现在的10倍，比如从3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说完，他转头望着从世纪城一直到洛杉矶西部，再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区域，然后问道：“你认为把从这儿到海边的建筑全都买下来要多少钱呢？”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给他的年薪只有16,000美元，但是西格尔看到了这里的独特机会。该公司的员工年龄都比较大，并且有许多优质的蓝筹股客户。西格尔心想自己在这里可以迅速爬到公司的顶层。
米尔肯可能认识到，只要继续控制高利润的二次发行和垃圾债券的新股发行，这些目标就能够实现。在洛杉矶，他开发了一个垃圾债券客户网，远远超过了他早期在纽约的客户数。其中，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是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Columbia Savings and Loan）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
西格尔在寻找一种丰富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生活，只有投资银行能够提供这种机会，因为它要对发行的每只新股做出迅速的市场裁决，或者宣布一场大收购活动。他把目标锁定在三家公司：高盛、希尔森・海登斯通（Shearson Hayden Stone）和基德尔・皮博迪。高盛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问他如果该公司打算雇用他，他是否会接受，西格尔没有明确答复。希尔森・海登斯通公司给他的年薪最高——24,000美元。
斯皮格尔非常崇拜米尔肯，与米尔肯一样，他也是个工作狂。在同米尔肯结识之后不久，斯皮格尔就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同米尔肯以及洛丽的照片，有在饭店吃饭时照的，有在聚会上照的。
尽管1971年的变革之风十分强劲，但是华尔街仍然分裂为两大派：“犹太人”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早些时候，当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公开歧视犹太人时，华尔街却已经十分看重价值和进取精神。像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历史上就是由德国犹太人贵族的后裔创建的）等已经加入了最著名的WASP派，这些公司还包括摩根士丹利（J.P.摩根金融帝国的一个分支）、第一波士顿银行、狄龙・里德公司（Dillon Read）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等。多少有点奇怪的美林公司，一度曾经被认为是“天主教”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坚守着WASP的阵营，西格尔是其金融部门中雇用的第一位犹太人。
查尔斯・基廷是林肯储蓄与信贷（Lincoln Savings and Loan）的负责人，他是米尔肯的另一关键联系人。基廷和米尔肯经常谈论家庭问题，两人都很重视家庭关系，认为这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总资产大约只有3,000万美元，勉强跻身于全美国20家大投资公司之列。在等级森严的华尔街，它只能算是第二等级，或者叫“主要”等级。排在它前面的是那些“特级”精英公司，如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以及高盛。
但是，同米尔肯关系最为亲近的可能是人寿保险公司（Life Insurance Co.）的执行总裁弗雷德・卡尔。卡尔十分聪明，是最早赞同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理论的人之一，很早就成了米尔肯的热情支持者。让办公室其他人吃惊的是，米尔肯在每周五下午都会检查卡尔和德崇公司的投资组合，然后，他问都不问卡尔，就直接在这两个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相比之下，他同美国金融公司（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负责人查理・克纳普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他也毫不掩饰地说他是一个“蠢货”。
1971年，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之中，反战的呼声高涨，很少有优秀学生就读商学院，更不要说到华尔街去了。西格尔是哈佛商学院中，他那一班的优秀毕业生之一，几乎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大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他申请的22家公司，全都对他很感兴趣。
米尔肯不满意只能通过大型的储蓄信贷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取惊人的购买力，尤其是现在联邦政府解除了管制，使得储蓄和信贷业务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机会。垃圾债券本身利润丰厚，但是它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米尔肯清楚地看到美国的金融环境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从卡尔・林德纳和索尔・斯坦伯格等客户那里听到了这些消息。赚大钱的机会就在于争取公司的控制权，并进行兼并收购，而且似乎还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杠杆收购（或称融资并购），它可以把一个公有的公司进行私有化。在米尔肯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利可图——控制了公司就会获得权力。
他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和新婚妻子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打开，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在一个日夜运作的项目上，目的是从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获取一些新的承销业务。西格尔在该项目上的搭档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大概记得他叫西奥多・罗斯福四世或者五世，具体是哪个他都没有搞明白。
米尔肯在悄悄地培育自己的金融网络，并致力于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印钞机，很明显，他重新进入收购领域是早晚的事。米尔肯常常告诉特雷普，没有他不能做的交易，没有哪个公司可以强大到不害怕他的实力。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特雷普：“我们要拿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IBM公司开刀，让它们胆战心惊、坐卧不安。”
1971年8月，刚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马丁・西格尔来到了基德尔・皮博迪位于曼哈顿的总部报到。在学校期间，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天早上，23岁的西格尔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浏览着墙上悬挂的照片，有亨利・基德尔、弗朗西斯・皮博迪、阿尔伯特・R.戈登以及其他人。地上铺着的具有东方风情的地毯，已经略显破旧。他竭力要把这个名门望族和权力金钱结合而成的奇怪而又陌生的世界印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