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写到了德崇公司在捕食者大会上雇用妓女。书中还说到米尔肯刚刚加盟德崇公司时的情况，他乘坐班车上下班时都戴着一个矿工的安全帽，以便在黑暗中阅读招股说明书。书中还披露说，这位垃圾债券大王还曾经试图收买她不让她写这本书，更为糟糕的是，这本书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即布斯基的辩解同米尔肯所培养的价值观和修养完全相同。
到1988年夏天，布鲁克的书稿已经完成了。根据早先和布鲁克的协议，约瑟夫得到许可可以阅读书稿，并做出评论，但是他不能复印。他一看到书稿，立即就意识到可能会有麻烦。书名是《捕食者大会：垃圾债券帝国及其缔造者》（The Predator’s Ball: The Junk Bond Raiders and the Man Who Staked Them），书中全面而仔细地研究了德崇公司、米尔肯以及公司的一些客户，这是一本对米尔肯垃圾债券帝国进行开创性调查研究的书。
尽管布鲁克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预先采取了谨慎的防范措施，但是没多久利曼还是设法搞到了手稿的一份副本，并且很快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复印机上进行复印。米尔肯的辩护律师团队迅速开始计划一次全面的反击。似乎这个庞大的律师团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攻击目标，尽管它只是一本书，而不是大陪审团的指控。
在国会听证会场的前排，距米尔肯只有几英尺远，坐着一位身穿亮丽黄色衣服的女士，此人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康妮・布鲁克，曾经写过关于布斯基的人物报道。现在，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德崇公司和米尔肯的书。1986年2月，布鲁克告诉了米尔肯她的计划，请求他合作。米尔肯回答说：“我不想让你写这本书。”然后，他提出要购买她的出版合同。“你的出版商付给你多少钱，我们就付给你多少钱，只是我们付钱给你是不让你写这本书的。我们也可以按照你写完出版后所售的册数付钱。”
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参会者有罗宾逊、利勒尔和该公司其他几个人员，以及利曼、弗鲁门鲍姆、桑德勒和米尔肯。利曼和米尔肯来得比较晚，其他人在等待时就先仔细看了书稿的复印件。桑德勒立即就被激怒了，他大喊道：“根本就没有矿工安全帽。”接着，他又迅速改口说：“这是一个礼物，是一位眼科医生送的。他从来没有戴过。哦，不，他只戴过一次。”
约瑟夫感到非常羞愧，对着律师们大发雷霆。回顾导致这次听证会失利的各种事件，他开始怀疑米尔肯的律师们给他提的建议。他是被欺骗了吗？米尔肯的律师们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以米尔肯为首的合伙公司到底做过什么事情？第一次，约瑟夫开始怀疑米尔肯以及他的动机。在约瑟夫的顾问当中，只有他的私人律师伊拉・米尔斯坦曾经提醒过他，米尔肯可能有罪。当约瑟夫拒绝米尔斯坦的建议时，米尔斯坦非常生气，甚至威胁辞去他的私人律师一职。约瑟夫现在想来，米尔斯坦说得没错。
当利曼和米尔肯到了之后，米尔肯坐下来开始看书稿。他边看边摇头，脸色逐渐阴沉起来。他生气地说：“这本书是要把我变成一个滑稽小丑。”他抱怨说这本书要把他写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实际上，没有人称他为“垃圾债券大王”。最后，他气愤地说：“我要让这本书销声匿迹。”
第二天上午，当听证会举行时，米尔肯看上去精神饱满，而约瑟夫则满脸憔悴，紧张不安。丁格尔很快就抢占了上风，把约瑟夫驳斥得哑口无言。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上，丁格尔和同事们指控德崇公司把自己员工合伙公司的利益置于公司客户的利益之上，并且进行自我交易，让客户用高价从这些合伙公司购买垃圾债券。约瑟夫一度不得不承认：“我想我是被搞糊涂了。”他心想：这用的是哪部证券法啊？一位国会议员在总结当天的听证会时对约瑟夫说：“公众的认识是，你的表现没有通过测验。”
有些顾问提醒米尔肯，他们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做宣传，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且说这本书即使出版了也可能没什么人会看的。（利勒尔向他保证说：“美国人都不喜欢读书的。”）他们还提醒他，他曾经拒绝接受布鲁克的采访，因此他的意见没有被反映出来，这并不能全都怪她。米尔肯对这些全都置之不理。他要让这本书销声匿迹，最好是在它出版前就夭折。尽管利曼和罗宾逊都对米尔肯的想法满腹疑虑，但是他们都表示支持他。利曼在过去曾经成功地打过图书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佩利传记的那场官司。于是，米尔肯的团队开始针对布鲁克和她的书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诋毁运动，全然不顾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的销售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天晚上，米尔肯的团队集中精力帮助约瑟夫做准备工作，因为他第二天要去作证。约瑟夫不会援引《第五修正案》。他认为自己没有被起诉的风险，并且想避免公众对德崇公司进一步丧失信心。不幸的是，约瑟夫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他对米尔肯合伙公司的操作活动几乎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米尔肯的律师们跟约瑟夫一起为作证做准备，一直忙到凌晨两点。他们用假设的问题轮番轰炸他，并且教他如何回答。他们甚至要求约瑟夫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声明，里面的一些信息他认为是虚假的。
在利曼和罗宾逊的指示下，罗宾逊公司的员工开始尽职尽责地对书稿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称有些地方“不实”“不准确”，竭力挑刺儿。他们计划向全美国的每一位书评家送一份“勘误表”，希望能够以此摧毁该书的可信性。利勒尔大声说：“这个勘误表将比书还长，这真是棒极了！”
德崇公司迅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全力支持迈克尔・米尔肯。他是我们的同事、朋友，也是为国家的金融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但是，无论德崇公司说什么，也无法弥补米尔肯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所造成的损害。公众在想，如果米尔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无辜的，那他为什么要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呢？当然，他这样做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正如公众产生疑虑一样，这是他们天性的冲动使然。
罗宾逊公司给这本书挑刺儿的几位工作人员后来被称为“真相小队”。他们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企图诋毁这本书。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要证明布鲁克一书中的错误越来越困难了。例如，尽管米尔肯坚持声称他的一些客户从来没有称他为“垃圾债券大王”，但是他的客户实际上这样说过，甚至试图证明此事有误的罗宾逊公司的员工在谈话中也这样说过。不过，他们都非常小心，竭力不让米尔肯注意此事。因此，勘误表只好用一些明显是微不足道的所谓不准确的东西来填充。
丁格尔宣布休会，接着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监督与调查委员会的怀疑：德崇公司的私人合伙公司牺牲德崇公司的利益，广泛进行各种投资中饱私囊。丁格尔说：“关于这种活动已经引发了许多问题……是否属于内幕交易、老鼠仓……市场操纵应该如何界定。”
这并没有让米尔肯有任何犹豫。虽然诋毁这本书准确性和公正性的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想阻止这本书。利曼给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打电话，说这本书对米尔肯“十分有害”，如果出版了，米尔肯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利曼命令道：“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止它的出版。要么和该书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联系，要么上法庭。”柯宁听到这个要求后大吃一惊，利曼当然知道，要预先对媒体实施限制只有在极其罕见和迫切的情况下才会被批准。
当丁格尔开始问米尔肯是否在奥特克里克公司有经济利益时，听证室的气氛立即转变了。米尔肯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丁格尔又问了一个问题，米尔肯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威廉斯说：“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同柯宁一起劝告利曼，说他们绝对不能去说服法官禁止该书的出版。利曼似乎非常恼怒，他威胁说要告诉约瑟夫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不支持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然而，柯宁等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利曼说：“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到。”他再次声称应该首先满足米尔肯的愿望。
威廉斯的第一条正式声明是援引一条极少使用的国会规则，要求把所有的照相机和录音设备都从听证室里清除出去。丁格尔为了表示对身患重病的威廉斯的尊重，同意了他的要求，把所有的摄像和摄影记者全都从听证室里清除了出去。
柯宁劝告约瑟夫，认为这种诉讼会伤害德崇公司。约瑟夫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也是利曼把米尔肯的利益置于德崇公司利益之上的又一个例子。约瑟夫认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尽管利曼这样说和做，但是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却不愿意自己提起这样的诉讼。在这一方面，利曼真是绝顶精明。
这是米尔肯第一次同他所鄙视的政府进行直接对抗，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米尔肯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和威廉斯以及无所不在的理查德・桑德勒一走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来到高大的听证室，就被记者们包围住了。在听证会开始前，米尔肯等人等了半个小时。在此期间，记者们不断地拍照，闪光灯一直闪个不停，米尔肯勉强露出了一丝微笑。
最后，这场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收效。《捕食者大会》一书按照预期出版了。书评者们困惑不已，他们不是事实调查员。在事实面前，米尔肯所声称的许多情况都“不能使人信服”。这场运动反而为这本书做了一次出版前的巨大宣传活动，包括《华尔街日报》都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此书的文章。
但是，在此次大会之后不到两周，米尔肯就遇到了第一个敌意的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召集委员们开会，调查德崇公司的私人合伙公司奥特克里克公司，该公司是德崇公司投资国家制罐公司时的工具。该委员会向米尔肯和弗雷德・约瑟夫发送了国会传票。丁格尔是密歇根民主党人，因手下一群勇猛无比的调查干将而名扬四海。
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曾经提醒检察官们，他可能活不到米尔肯调查活动的结束。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正在同癌症进行最后的搏斗。罗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已经身患重病。有一次，在去证券交易委员会开会时，威廉斯对利特说：“最好你来讲吧。”利特听了大吃一惊，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威廉斯主讲。当他们抵达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的走廊时，威廉斯几乎快要走不动了。
1988年的捕食者大会是四月份在比弗利山希尔顿酒店举行的，这次会议基本上成了米尔肯的一次大型公关活动。在罗宾逊公司的要求下，媒体人士受邀来聆听米尔肯关于第三世界债务和公共教育的演讲。米尔肯的忠实客户，如史蒂夫・罗斯和纳尔逊・佩尔茨等，不断热情赞扬米尔肯。
1988年初，威廉斯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合伙人文森特・富勒开始参与米尔肯的案子。但是富勒和米尔肯似乎从来都没有达成一种默契。米尔肯非常尊敬威廉斯，他感觉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威廉斯一犯病，利曼、弗鲁门鲍姆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就开始排挤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同行们。无论威廉斯的思想对米尔肯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全都消失了。
“正确。”罗宾逊回答说。
当米尔肯到国会出席听证会时，威廉斯勉强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是，他的脸色仍然苍白憔悴。不过，这是威廉斯最后一次代表米尔肯公开露面，四个月后的8月13日，他溘然长逝。米尔肯飞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在葬礼上，他掩面而泣，痛心不已。
“当然是无辜的。”吉尔曼迅速回答说。罗宾逊看上去不太满意，因此他又用更为肯定的语气重复说：“他是无辜的。”
1988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布鲁斯・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邀请莉萨・琼斯和她的新律师布赖恩・奥尼尔一同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到了之后，检察官们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打开录音机，播放录音带。他们看着琼斯和她律师们的反应。这是琼斯第一次听到自己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黑尔安排非法交易的谈话。她被吓得脸色煞白。
“米尔肯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她问道。
在会见后，奥尼尔立即给政府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这些录音帮助琼斯“恢复”了记忆。考虑到对她的豁免规定，她现在愿意承认参与了这些交易，并且同黑尔谈过此事。检察官们对此事丝毫不感到奇怪。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琼斯继续拒绝承认除录音带之外的任何事情。她以前撒过谎，很显然，她还在撒谎。检察官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伪证是一种威胁司法程序的严重犯罪活动，这种信息必须传递出去。尽管琼斯很年轻，尽管她早年的生活非常艰辛，尽管她在德崇公司并不是身居高位，但是她的豁免权还是被撤销了。
整个公关活动给罗宾逊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仅该公司每个月要求的聘用费就高达15万美元，而且实际开支还常常超过这个数。公司的合伙人沃特尔・蒙哥马利对公司为米尔肯做公关活动表示担忧，他说为一个声称是罪犯的著名人士做代理可能会玷污公司的声誉，但是却无人理会他。同米尔肯的辩护团队一样，公关小组从来不考虑米尔肯做过错事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在这里是歪理邪说。罗宾逊偶尔会突然测验一下员工们对米尔肯的认识，他们称之为“忠诚测验”。一天下午，一位名叫戴维・吉尔曼的员工正在和利勒尔协商，突然罗宾逊走了进来，专注地盯着吉尔曼。
同时，检察官们还加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施加压力。贝尔德披露政府准备要求大陪审团用RICO法案提起诉讼。这是该法案第一次被用来起诉证券公司的人员。
罗宾逊公司的公关活动意欲确保全国公众都能不断收到相同的语句和关键词，从而获得和广告宣传同样的效果。罗宾逊和利勒尔告诉他们的同事们，他们的目的是把公众舆论对米尔肯的态度由愤怒转为中立，再到接受，并最终转为赞扬。这种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检察官们在向媒体讲话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也害怕被指责向媒体泄露了消息，因此他们只好垂头丧气地看着支持米尔肯的声音逐渐汇聚成大合唱。
RICO法案是政府可以用在案件中的最为严厉的法律武器。该法案于1970年生效，主要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该法案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如果犯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重罪，并且几项罪名之间表现出一定“模式”的相互关联性，那么就可以被指控为欺诈。该法案对违法者施以重罚，包括长达20年的刑期，并没收全部财产和非法收入。RICO法案有一个对应的民事条款，允许私人原告提起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最让人尴尬的是拉尔夫・英格索尔在电视上的表现。当时，他要和朱利安尼进行辩论。考虑到英格索尔对米尔肯非常忠实，并且希望在电视上表现一下，因此被选中了。英格索尔要说的话全都是罗宾逊公司精心准备好的，最后，他的核心思想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竟然指控一个它本应该称赞的人？”在排练时，英格索尔表现很不错，但是在电视中他的实际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公关小组在看电视时震惊不已。英格索尔在电视上磕磕巴巴，只谈要点，断章取义，似乎完全忘了他的核心思想。结果，他被朱利安尼轻松地驳斥得无言以对。
尽管RICO法案的指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这种威胁对潜在的被告却没有太大的影响。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只是一个外壳，是无数相互关联的实体之一，它的资产可以轻松地通过合伙关系转走，使公司瓦解。詹姆斯・里甘仍然大胆对抗，而他的律师西奥多・威尔斯也抨击政府企图用RICO法案“威胁”他的当事人，坚持说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决心和政府对抗到底。他说：“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在一个更大的棋盘上下棋，而里甘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然而，有些努力不可避免也会白费心机。例如，有一次，利勒尔花费大量时间写成了一篇宣传米尔肯的专栏文章，然后拿去让华纳集团的董事长史蒂夫・罗斯签名，但是却被罗斯拒绝了，尽管他和罗宾逊的私人关系非常好。
在这一点上，威尔斯说得很对。尽管以RICO法案提起诉讼的直接意图是对里甘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施加压力，但是真正目的却是针对德崇公司。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这样的小公司就因自身的非法交易而面临RICO法案的起诉，那么像德崇公司这样有更多交易被怀疑的大公司就更容易被起诉了。
公关人员还炮制了他们所谓的“谈话要点”和“标记词语”。“谈话要点”短小精悍、简练含蓄，是支持米尔肯的关键语句，供米尔肯的忠实拥护者在接受采访时引用。“标记词语”甚至更为简短，如“创造价值”“国家财富”等。
双方企图达成协议的最后努力毫无结果。8月4日，大陪审团以伪证罪起诉莉萨・琼斯，以欺诈罪起诉里甘、扎尔热茨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其他主要当事人以及德雷克塞尔公司的纽伯格。政府为时两年半的调查活动终于提起了第一起诉讼，一场可能的持久战拉开了帷幕。
罗宾逊公司可以更为轻松地利用报纸的专栏。由于米尔肯的许多客户都愿意听从他们的调遣，公关小组炮制了大量支持米尔肯主题的赞誉文章，如《垃圾债券使美国更具竞争力》。这些文章签上米尔肯客户的名字，然后再署名发表。这些客户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比阿特丽斯国际公司的总裁雷金纳德・路易斯、MCI公司的董事长威廉・麦商文、英格索尔公司的总裁拉尔夫・英格索尔等。发给媒体编辑的评论或者信件虽然签署的是这些人的名字，但是实际上都是由罗宾逊公司的人操刀，并且通常都要经过利曼所在的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的审查，并且还由米尔肯亲自加工。
使米尔肯核心圈内人士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中，被告人名单上没有卡里・穆尔塔什。
相比而言，《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和《财富》杂志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罗宾逊亲自到《华尔街日报》面见了该报的编辑和记者，并威胁他们说，当米尔肯和德崇公司被确定无罪（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时，这个消息将可能会透露给该报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作为对《华尔街日报》不友好的报复。米尔肯阵营的人员还试图拉拢《华尔街日报》洛杉矶记者站的一位记者，意欲在该报制造分裂，但是却以失败而告终。《财富》杂志在报道中称米尔肯的公关活动是“不适当的”之后，便被禁止参与采访了。
和纽伯格一样，穆尔塔什也出现在了录音带中。他曾经强烈抗议检察官们把他作为调查目标，他认为这不公平，因为在录音当天他只是临时替纽伯格做交易。但是，没有一个检察官认为这种说法有说服力。确实，就在起诉前一天，穆尔塔什接到了通知，他也被包括在了起诉名单中。
利勒尔经常给这些记者打电话，有时是在办公室里一边玩游戏一边打电话，有时是在开车时打电话，他把公关小组构思的主题告诉他们。他偶尔向这些人透露一些“独家”消息。利勒尔曾经把这种方式称为给记者们“喂奶”。利勒尔经常鼓励他的员工，称他们是在“尽力把水中的战舰掀翻”。他还有另外一个比喻，“一垒安打和二垒安打”。偶尔，他们也会击出一个他们认为的“全垒打”，如《商业周刊》的记者克里斯・威尔斯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华尔街日报》泄露消息。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面临两项指控：一项是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另一项是他同米尔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检察官们认为穆尔塔什只是米尔肯圈子中意志最为薄弱的人，这种看法确实很准，因为穆尔塔什已经开始动摇了。当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来到华盛顿辩护律师里德・温加滕的办公室，说想聘请他做代理律师，取代他当时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斯蒂尔曼是他在米尔肯阵营的建议下聘请的。穆尔塔什说他担心斯蒂尔曼可能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了。温加滕劝阻穆尔塔什不要这样做，说他知道斯蒂尔曼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但是，穆尔塔什坚持说：“我想独立聘请一位律师。”
罗宾逊和利勒尔开始安排记者对米尔肯进行采访，他们严格挑选记者，任何关于调查的问题都不能提。尽管如此，利勒尔夸口说，记者们全都对这个机会“垂涎欲滴”。作为交换条件，记者的报道必须被米尔肯认为是“公正的”，否则以后所有的采访机会都将被拒绝。一群记者蜂拥到了比弗利山，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万斯、《纽约时报》的库尔特・艾肯沃德和《洛杉矶时报》的斯科特・帕尔特罗。米尔肯向他们讲述了家庭的重要性、垃圾债券的价值、保持美国竞争力的必要性和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
温加滕接手了这个案子，他立即发现米尔肯辩护律师团队非常傲慢。不久，温加滕就开始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洽谈，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朱利安尼希望穆尔塔什接受两项重罪。不过，洽谈是建设性的。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起诉的前夕，温加滕设法说服政府把穆尔塔什的名字暂时删掉。穆尔塔什愿意合作。接着，政府可以评估他的合作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求他认罪。这种安排同政府和穆拉迪恩的律师达成的协议类似。检察官们同意了这个协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信任温加滕。
罗宾逊公司坚持认为米尔肯不能再与世隔绝，他必须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米尔肯对媒体持怀疑态度，他甚至把所有通讯社拥有的他的照片的版权都买了下来。一开始桑德勒也反对这个主意，他担心米尔肯没有应对媒体的经验，如果采访者不是像爱德华・爱泼斯坦那样精心挑选出来的，采访就可能会有风险。然而，公关人员向他们保证，采访是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的，是利用机会向公众展示米尔肯的“人情味”，宣传对他的辩护有利的主题，最后，桑德勒和米尔肯同意试一试。
尽管穆尔塔什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证人，但是他在8月开始向政府坦白交代。他供出了自己在那笔530万美元付款中的所作所为，确证了布斯基的证词，另外他还叙述了在布斯基出事之后他曾经被召唤到比弗利山以及同米尔肯见面的情况。他也供述了一些关于瑟恩纳的很有价值的信息。瑟恩纳是米尔肯的会计，他也参与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事情，然而他却不愿意作证。现在，政府从穆尔塔什的供述中得到了更多的证词。
米尔肯毫无反应，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们，好像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概念一样，尽管他的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把他描述为“国家财富”。然而，这却激发了其他人的热情。桑德勒反复说：“你是一种国家资源。”有人提到米尔肯真是一个“天才”。米尔肯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他知道许多人都比他更聪明，他只是工作更努力。桑德勒、利勒尔和其他人对他的谦虚置之不理。逐渐地，米尔肯似乎明白了，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好像还在思考这些概念。很快，“创造价值”一词就成了米尔肯辩护工作中的术语。
在温加滕的坚持下，穆尔塔什决定悄悄地从德崇公司辞职。他痛苦地抱怨说，这将会使他至少损失200万美元的奖金。但是，他还是找到了约瑟夫，宣布了辞职的决定。对于辞职的理由，他说得非常含糊，他只字未提同政府达成协议的事，只是说起了他对家庭、妻子的责任。约瑟夫基本上没有怎么听，这些话似乎非常熟悉，以前莱文和西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穆尔塔什一离开，约瑟夫就给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柯宁打电话，他说：“穆尔塔什正在和政府合作。”
罗宾逊公司的两位员工互相看了看，然后转了转眼睛。但是，他们很清楚，米尔肯是认真的。他们意识到要把米尔肯捧为美国公认的英雄人物将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这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利勒尔勉强笑了笑，然后提示说，他们要找的是和他在德崇公司的工作更直接相关的东西。利勒尔的同事说：“你真是一种国家资源。看看你所取得的成就，这才是你的定位依据。”利勒尔补充说，他看到米尔肯的工作主题就是“创造价值”，或许他们可以从这里入手，深入挖掘。
当吉姆・达尔在比弗利山的公寓门前背着包掏钥匙时，他听到了屋里的电话铃声。这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达尔刚刚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海滩度假归来，那个地方离他的家乡不远，他经常到那里度假。他的皮肤比往常更黑，头发也更黄。度假后，他感觉重新恢复了活力。当达尔走进屋子时，电话铃声还在响着，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在比弗利山，利勒尔和同事与米尔肯一起坐下来，共同协商。他们让米尔肯把自己的主要成就罗列出来，然后根据这些为他选择公关“定位”。米尔肯取出纸和笔，开始写起来。他从一年级开始写起，他提到在五年级时曾经获得过舞蹈比赛的冠军。他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一直写到最为高潮的时候，也就是他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人，并被选为高中的舞会王子。接着，他停下了。他没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垃圾债券。
电话是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鲍勃・利特打来的。这个电话把达尔的好心情完全搅乱了。利特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这里有你一封信，你成了调查目标。我非常震惊。”
然而，她仍然参与了进来。不久，罗宾逊公司组成了一个小组，在肯尼思・利勒尔的率领下来到了比弗利山，开始策划战略方案。利勒尔以前在华纳爱美克斯有线电视公司时是罗宾逊的助手，现在是她的主要合伙人。罗宾逊以前都把客户限定为有名望的公司客户。利勒尔曾经为前美国小姐贝丝・迈尔森组织过竞选参议员的活动。迈尔森后来被卷入了纽约市的“贝丝事件”，被指控企图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影响法官审判她情人的离婚案，后来被宣告无罪。
达尔更为震惊。利特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曾经审查过达尔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并得出结论，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断向他保证说米尔肯是调查目标，而他不是。利特和威廉斯以前也曾经提醒过他，说政府可能会企图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面临指控。
罗宾逊立即飞到华盛顿和威廉斯见面。威廉斯把她带到了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让她坐在长长会议桌的一端，威廉斯自己则坐在了另一端。坐定之后，威廉斯开门见山地对她说，他认为公关活动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他认为让她处理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事情也无妨，但是却不让她插手此案。尽管他抱病在身，但是却怒目而视，用手指对着她乱指点。他大喊道：“离这个案子远点儿。”罗宾逊气急败坏地抗议，但是威廉斯没有改变主意。罗宾逊只好离开，很显然，这次遭遇对她打击很大。
前景非常可怕，达尔确实很担心。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按照米尔肯的指示，达尔都会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进行寄存交易，为该银行制造虚假税收亏损，从而帮它偷税。斯皮格尔是米尔肯的朋友，也是他最为忠实的客户和垃圾债券的买主。达尔基本上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比弗利山办公室也没有专门把这些交易定为保密交易。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账本，上面记载着同哥伦比亚银行寄存交易的情况。现在，这个账本已经记载了5年的非法交易，是他们被指控违法的书面证据。很有可能比弗利山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一直在干这些事。
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一直都坚决反对聘请她或者其他公关顾问。他公开瞧不起“宣传工作”，他自己的公关方法对他就非常有效。他常常回避媒体，必要时甚至非常粗鲁。他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无论是代表自己还是客户。但是利曼竭力劝说他，最后米尔肯自己也坚持要聘请罗宾逊。
自从调查活动开始以来，达尔第一次怀疑他的律师真正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他的？还是米尔肯的？达尔一直都自愿保护米尔肯，米尔肯也会这样保护达尔吗？他不敢肯定。
罗宾逊在公司的公关活动中采用了共和党式的“攻击”和负面宣传的策略。她非常聪明、大胆和强硬，甚至最出色的记者也把她当作劲敌。她虽然魅力非凡，但是却非常固执、专横，那些和她意见相左的人——特别是社会地位和能力比她低的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她有两个秘书帮她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交和业务工作，包括协调直升机送她和丈夫回到康涅狄格的家，照料他们曼哈顿博物馆大楼豪华公寓里的鲜花，提醒她法兰克・辛纳屈等名人朋友的生日，或者照看她的三只查尔斯王猎犬（名字是根据《阿莫斯和安迪》中主人公的名字而来的）或者她无数的马匹。她常常在一份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Bergdorf Goodman）的商品目录上把想要的东西圈出来，然后派一位秘书去购买。她公司的员工流动性非常高。
达尔一挂断电话，就给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好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位朋友名叫史蒂夫・安德鲁斯，是一位法官的儿子，是个律师，身材高大魁梧。他和达尔以前曾经是佛罗里达州兄弟会的成员，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做律师。尽管安德鲁斯并不是证券业的律师，但是他也了解这一领域。他从纽约大学获得了税务学位，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证券公司做过负责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远离曼哈顿、华盛顿和比弗利山这个三角地带及米尔肯的世界，对事情会有更清醒的判断。达尔感到他可以信赖安德鲁斯。
随着政府调查工作的曲折进行，米尔肯逐渐加快了他的反击工作。1988年3月，在亚瑟・利曼的建议下，米尔肯聘请了一个公关公司——罗宾逊・雷克・利勒尔・蒙哥马利公司（Robinso，Lake，Lerer & Montgomery，以下简称罗宾逊公司）。该公司刚刚成立不久，有强烈的进取心。该公司的负责人叫琳达・戈斯登・罗宾逊，是20世纪80年代公关领域的杰出代表。她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父亲弗里曼・戈斯登是个演员，曾经在情景喜剧《阿莫斯和安迪》（Amos’n’Andy）中扮演阿莫斯。罗宾逊小的时候曾经在罗纳德・里根的膝上玩耍，当时，里根也是个演员。罗宾逊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子，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做过针灸治疗师。1980年，她帮助里根竞选总统，接着做交通部长德鲁・路易斯的助手。当路易斯转到华纳爱美克斯有线电视公司时，她也随他去了那里。华纳爱美克斯有线电视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是由华纳音乐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合资建立的。在这里，她同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罗宾逊以及华纳音乐集团的董事长史蒂夫・罗斯的接触很多。最后，她嫁给了罗宾逊，把自己的公关公司搬到了华纳公司纽约总部的大楼里。她通过罗斯认识了利曼，罗斯是利曼的客户。在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的漫长斗争中，罗宾逊是德士古公司的代理人，利曼是宾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他亲眼目睹了罗宾逊的出色表现。罗宾逊三十多岁，已经成为一个必须应对的人物，既有强大的男人——她的丈夫、利曼和罗斯的支持，同时，她自身也很有能力。
安德鲁斯只需要听到两个事实：在米尔肯调查案中，达尔收到了政府的质询信；达尔的律师和米尔肯的律师是同一群人。安德鲁斯指示达尔说：“给你找一位新律师，现在就找，尽快。”达尔想聘请安德鲁斯，安德鲁斯同意了，但是他坚持让达尔在纽约再聘请一位。
面对这种严重的威胁，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让步，同意再给朱利安尼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刺激朱利安尼做出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一案不利的事情。朱利安尼平静下来，并用自己的方式向林奇道歉。他对林奇说林奇误会了他的意思，他绝对不会和米尔肯的阵营联合反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恢复了，但是林奇永远也忘不了朱利安尼的威胁。
达尔接着又给利特打去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要再聘请一位律师，一位不是同时在为米尔肯做代理的律师。利特立即明白了达尔自己聘请律师的潜在重要性。他坚持说达尔不需要再聘请律师，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对他们都会更好。这次，尤其是因为没有了威廉斯来确证这些信息，达尔没有被说服。而且，这种战略并没有让他避免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
林奇几乎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话。朱利安尼真会与德崇公司和米尔肯站在一起，在法庭上驳回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诉讼吗？林奇向朱利安尼转交过莱文和布斯基，帮助朱利安尼创建了在华尔街上严打的声誉，却在布斯基协议的问题上承受了责难和批评。朱利安尼现在怎么能这样对他呢？林奇把电话“砰”地挂断了。
利特想拖住他，说他要为达尔可能考虑的律师人选列出一个单子。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列单子，好像希望达尔改变主意。因此，达尔给卡尔・林德纳打了一个电话，林德纳是他主要的债券客户之一。林德纳推荐达尔聘请他的律师彼得・菲什拜因，菲什拜因是纽约凯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个事务所就是为弗里曼做代理的那一家。直到达尔告诉利特他打算聘请菲什拜因时，利特才给他罗列出了达尔应该考虑聘请的律师名单。一点儿也不奇怪，上面罗列的律师全都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包括那些已经在代理唐纳德・恩格尔和米尔肯的客户弗雷德・卡尔的那些律师。达尔和这些人见面谈了谈，但是，他对他们的忠诚更为怀疑。最后，他还是决定聘请菲什拜因做他的律师。
朱利安尼憎恨别人的挑战，于是他性格中冲动的一面展现出来。朱利安尼威胁说：“如果你们起诉的话，我们就会和被告站在一起。我们将支持一项动议驳回你们的行动。”
菲什拜因和安德鲁斯立即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同达尔见面。两位律师都很担心他们当事人所做的交易可能暴露。他们认为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斯皮格尔也会被调查，考虑到他和米尔肯的关系密切，他们担心斯皮格尔可能会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协议之前攻击达尔，并把他牵连进去，把这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达尔不相信斯皮格尔会保护他。
林奇坚持道：“我们就要这样做。”
达尔对米尔肯的信心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当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们最后审查政府的质询信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上面没有提到达尔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之间的交易。相反，上面提到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包含的一系列同布斯基之间的股票交易——这些交易是资金偿还计划的一部分，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达到了顶峰。达尔想不起来这些交易了，他认为这很奇怪，因为达尔只是处理和布斯基之间的债券交易，从来都没有做过股票交易。这些交易都是由米尔肯亲自处理的。
朱利安尼生气地在电话中大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
进一步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交易票据上的笔迹实际上都不是达尔的。根据交易单据上面的日期，有两次交易发生时达尔甚至都不在比弗利山。其中一张单据的下面写着“M. M.”。达尔一看到这些单据，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尔肯让达尔的交易助理将这些交易输入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达尔断定，政府找错了人，他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牵涉进这些交易。他确信米尔肯会支持他的说法。
贝尔德和朱利安尼反复向林奇陈述了他们的理由，此时，林奇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德崇公司坚持强调一点，就是它没有被给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林奇对朱利安尼提出的理由进行反驳，他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总能为它不想披露的消息获得保护法令，起诉的拖延似乎只能加强德崇公司的对抗能力，并使它不断认识到政府在此案上没有确凿的证据。林奇也被利曼激怒了，尤其是被一些间接消息搞得火冒三丈。这些消息说利曼正在游说朱利安尼阻止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控诉，并声称林奇和斯图克“太难以驾驭”了，必须加以限制。但是，林奇再次让步了，他同意再给朱利安尼和贝尔德一个月的时间。然而，这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双方又开始争论起来。最后，1988年7月，林奇给朱利安尼打电话，宣布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继续调查，而不再管朱利安尼是否同意，政府的整个调查几乎就是自我毁灭。
达尔立即找到了利特，并对他说：“我没有做那些交易——是迈克尔做的。”达尔期盼着利特会对这个消息感到兴奋，因为他可以被证明无罪了。利特坚持说：“那些交易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达尔不同意，他建议让米尔肯写一份宣誓书，证明交易是他自己做的。达尔相信，一旦政府看到这份宣誓书，他们就会放弃对他的调查。如果这些交易没有问题，正如每个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米尔肯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利特似乎对达尔的要求不太热情，但是他说他会对米尔肯说这件事的。安德鲁斯就此案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加压力，桑德勒也坚持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安德鲁斯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迈克尔怎么不直接说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呢？”
贝尔德不断坚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说，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活动只需要多一点时间。他和朱利安尼急于劝阻证券交易委员会，让他们不要继续深入调查。他们害怕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团队根据司法程序发现政府的证据，并把目标对准布斯基的证词。他们感到，在时机不成熟时披露调查情况会对政府的继续调查产生不利影响。贝尔德和朱利安尼都顶着压力，拒绝草率行事。他们还没有试过给米尔肯团队的重要成员提供豁免的策略。如果没有预先做出真正合作的承诺，他们不会再冒险提供豁免了，莉萨・琼斯的情况已经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而且，如果他们不慎豁免了某个人，这个人后来却被发现是一个主要罪犯的话，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对，他们要小心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们现在主要是继续对米尔肯的关系网中比较薄弱的证人施加压力。
一个星期后，利特把米尔肯的答复告诉了达尔：米尔肯拒绝写宣誓书，也不承认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达尔的交易助理也说想不起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为他作证。达尔非常震惊，他大喊道：“迈克尔知道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迈克尔做的这些交易。告诉政府，去问问布斯基是谁做的这些交易。”
另外，他还要为合作证人的事担忧。西格尔现在背井离乡待在佛罗里达州，失业在家，无所事事，只等着宣判。像布斯基一样，他也请求尽快宣判，及早服刑。但是贝尔德不断许诺说，很快要对弗里曼等人提起新的诉讼了，需要西格尔作证，而他的作证将对宣判非常有利，可以减刑。贝尔德不想失去西格尔这个重要人证。
利特回答说他无权要求政府去讯问证人。利特再次坚持说：“如果你保持沉默，并且坚持到底的话，问题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他也强烈要求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不要再向政府说达尔是否做过这些可疑交易的事。
自从1988年年中以来，尽管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活动几乎全都停滞了。朱利安尼悄悄地盯着参加政治竞选的可能性，这个职位可能是纽约市市长。这个职位的竞选要在1989年11月举行，只剩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了。为了参加竞选，他必须在1988年年底或者之后不久从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辞职。弗里曼、威格顿、泰伯尔以及德崇公司的认罪，或者至少是对他们很有把握的起诉，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政治优势。
由于达尔明显动摇了，米尔肯阵营加紧对他施加压力。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了一边，然后告诉他，安德鲁斯不安好心，净给他出坏主意，他应该再换一个律师。达尔拒绝了，他说他信任安德鲁斯，想继续聘请他。接着，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了试别的策略，他们建议安德鲁斯搬到比弗利山办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楼里同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且暗示这将会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安德鲁斯明白，他们是在企图收买他，因此他严词回绝了。
尽管琼斯明显在作伪证，但是德崇公司仍然给她发工资，支付各种法律费用，还给她分配了巨额的奖金。约瑟夫担心，1988年米尔肯在高收益证券部门给潜在的证人分配巨额奖金，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德崇公司是在收买人心。但是，约瑟夫决定不干预此事，因为按照德崇公司的奖金制度，该部门的奖金由米尔肯分配，多年来一直如此，他也没有理由出面干涉。
由于安德鲁斯和菲什拜因没有忠于米尔肯利益的任何义务，因此他们建议达尔尽快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对达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他感到米尔肯背叛了他，拒绝承认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祸于他，但是，他不想伤害米尔肯。毕竟，是米尔肯让他的财富数倍于百万富翁。不过，达尔不想去坐牢，或者为他并没有做过的事而遭起诉。达尔不想让斯皮格尔抢先一步，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将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他的新律师们同政府联系。
像琼斯一样，德崇公司的其他员工在检察官的高压之下也非常顽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米尔肯已经在他的员工中赢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忠诚。但是，这也很有可能反映了员工们对自己经济利益的精明计算。当年1月，当米尔肯召开奖金分配大会时，潜在的证人们发现，他们的奖金数目可能会猛增。例如达尔，1986年他在高收益证券部的收益最好，奖金也仅有1,000万美元；而现在，他分到的奖金为3,500万美元，令人惊骇不已。
大概与此同时，1988年9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了比弗利山，参加该公司高级员工的年度聚餐，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参加了。在对高收益证券部门的表扬中，约瑟夫把每个优秀员工的名字都说了出来，称他们在公司遇到困难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约瑟夫从来都不喜欢达尔，并且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正在动摇。因此，约瑟夫决定不再表扬他，达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当天的表扬中。
琼斯唯一的风险就是作伪证。尽管检察官们已经做出了保证，而且她最初也向杜南承认过“寄存”股票交易，但是她现在仍然否认各种交易的存在，否认曾经同纽伯格或者其他任何人讨论过“寄存”的事情或者相关的费用，她也否认为被寄存的股票做过记录的事。琼斯不知道政府得到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里面有她和该公司员工的对话。在讯问休息时，负责的检察官马克・汉森警告她的律师，她在作伪证。汉森来自卡希尔律师事务所，而该事务所是德崇公司的代理。随着担忧的增加，约瑟夫和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督促她说实话。2月23日，琼斯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警告说她可能会因作伪证而被起诉。这个时候，德崇公司为她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在纽伯格和米尔肯的蒙蔽下，琼斯仍然拒绝坦白交代。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达尔非常生气，他感到受了伤害。他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场一直要求他说实话，正因为这样他才打算把事情说清楚，但是现在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纽伯格和穆尔塔什继续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合作或者作证。莉萨・琼斯在开始时作证了，但是最后也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因为琼斯在承担责任的顺序上非常靠后，检察官们立即给了她豁免权，迫使她作证。他们向她保证，只要她坦白交代，政府就不会起诉她。这和对威廉・黑尔采取的策略相同，而且在黑尔身上也很有效。
在当月的晚些时候，一个信使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送来了5份材料。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的，里面包含一些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达尔并没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回应，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动静。最后，约翰・卡罗尔给菲什拜因打电话。他说：“我相信了。”他现在相信达尔并没有做这些交易。但是，谈话并没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担心那些储蓄与信贷交易被披露，如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达尔得到了足够好的合作条件，他将和政府合作，这对政府将会非常有价值。他只是这样暗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
里甘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是无辜的，他只是因为认识弗里曼和米尔肯才受到了这样的压力，他的案子“太复杂”，陪审团是搞不清楚的。他非常自信他会被宣布无罪的。他拒绝考虑同政府合作，他不想背叛像弗里曼这样的达特茅斯学院的室友。在1988年德崇公司的捕食者大会上，里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现在，他却受到了米尔肯忠实支持者的欢迎和拥戴，他们对里甘在面对政府压力时的反抗精神感到兴奋。检察官们利用RICO法案威胁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后，米尔肯的公关小组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作为一个政府滥施刑罚的新主题大肆渲染，希望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检察官们。
卡罗尔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米尔肯的高级销售人员，达尔可以向政府提供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尔肯是如何工作的。从心理原因来说，达尔对政府甚至更重要。检察官们知道在米尔肯周围有一面沉默的墙，一旦打开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然而，米尔肯和弗里曼周围的壁垒似乎非常坚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里甘被检察官们叫来亲自听那些录音带。贝尔德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面对这个不利的证据，他可能会屈服投降并同政府合作。但是恰恰相反，里甘对此却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身穿休闲服、戴着棒球帽就来了，帽子上面还印着两个字：倒霉。他听了录音带，然后一言未发就走了。他的律师告诉检察官们，随便，想起诉就起诉。贝尔德威胁说要根据RICO法案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RICO法案是1970年制定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对违法者实施严重惩罚。里甘似乎对此毫不惧怕，发誓战斗到底。
检察官们也意识到，给达尔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后却发现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还可以保有巨额非法所得的话，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非常强烈，而且，米尔肯的公关小组肯定也会借机大肆炒作，兴风作浪。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达尔有罪。他们仔细审查了斯塔利大陆公司的交易案，当时达尔试图强迫该公司接受杠杆收购。他们发现达尔的威胁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达尔非常幸运，因为到目前为止，检察官们对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还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他们的终极目标：米尔肯。达尔则是通向米尔肯的主要一环，这一点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风险。1988年10月，对达尔的豁免被批准了。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开始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来，这种讯问还发生了许多次。
这似乎是另一个内幕交易的例子。很糟糕的是，西格尔的记忆力似乎不太可靠了，但是贝尔德有一种预感，《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是真实的，他要从其他潜在的消息源进行确证。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虽然经过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及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终还是被吹破了。
贝尔德对这一段反复阅读，他非常震惊。尽管西格尔的记忆力惊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在贝尔德的要求下，拉科夫讯问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不记得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这却提醒了他，让他想起了他曾经谈过KKR公司的情况，确认了巴尼・拉斯克的信息。弗里曼先给拉斯克打电话得到了这个消息，然后不久就给西格尔打电话，西格尔想，他可能就是在那时说了“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这句话的。
达尔叛变的消息在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辩护团队中引起了震动。员工和律师们出现了分歧，有的人坚持认为达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政府的（因为米尔肯当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还有的人试图恫吓达尔。达尔也许是因为天真，还打算在德崇公司继续工作下去。但是，他被从比弗利山分部五层的交易大厅赶了出去，搬到了二层。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无法确保达尔的安全，因为其他的交易员对他义愤填膺。后来，公司大幅削减了达尔的薪水，他的收入从1988年的2,300万美元减少到了500万美元。洛厄尔・米尔肯也不再和他说话。
二月份，《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该报记者对弗里曼的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的详细程度让检察官们大为吃惊，记者揭露的许多交易都是检察官们正在调查的，而且记者还发现了检察官们所不知道的信息。文章还讲述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在交易中弗里曼向西格尔寻求确认交易条件被改变的消息。文章写道：“弗里曼先生给西格尔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西格尔先生告诉弗里曼先生：‘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
这些对策毫无成效。达尔成了德崇公司第一个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证人。这位曾经的销售大师很快就博得了检察官们的青睐，就像他曾经博得无数债券买主的青睐一样。达尔比政府所希望的更为有用。他亲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并案中的内幕交易，他还讲了米尔肯在洗手间用流水声作掩护，给他发布指示的事。他对米尔肯和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非常清楚，为本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调查视角。达尔没有丝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领着卡罗尔和杰斯・法德拉走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垃圾债券交易世界。
实际上，这种异常的拖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间严重分歧的结果，这种分歧在调查过程中常常会引发破坏性的后果。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朱利安尼相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对德崇公司一案的沮丧感还是比较轻微的。在发现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欣喜若狂，但是随后的一个又一个线索却不断碰壁，导致他们的士气不断低落。一切都变得更令人费解：看似孤立的调查活动互相纠缠在一起，贝尔德不得不在他画的案情图上添加新的连线。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是通过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和弗里曼联系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詹姆斯・里甘、布鲁斯・纽伯格、莉萨・琼斯和卡里・穆尔塔什同米尔肯和德崇公司联系起来。所有这些联系都被记录在了录音带中。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达尔的倒戈激发了其他证人的合作高潮，他们迫切希望同政府达成协议。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检察官们趁机又发出了一些传票和质询信，传讯的对象包括米尔肯的助手泰伦・佩泽尔和沃伦・特雷普。
由于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了，6月1日，林奇将证券交易委员会拟定的160页的诉讼书提交给了委员会，他们一致同意提起控诉。一般情况下，证券交易委员会会立即提起控诉，然而这次，它却采用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决定暂时不提起控诉，而是无限期地向后拖延。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公开披露它的行动，但是德崇公司再次重申它的无辜，并谴责布斯基是一个“被判了重罪的犯人和公开承认的说谎者”。该公司在焦虑地等待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它提起控诉，它知道这个打击是确信无疑的了。但是控诉却没有发生，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图，认为它试图给德崇公司最后和解与合作的机会。
把佩泽尔定为传讯目标是政府最为幸运的举措之一。佩泽尔是米尔肯同大卫・所罗门之间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证明米尔肯违法的蓝皮本的保管者，后来这个本子被交给了洛兰・斯珀奇。同达尔相比，他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潜在证人，不过政府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佩泽尔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他在1985年才到该公司工作，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员工。作为最底层的销售员，他害怕如果米尔肯决定坦白的话，那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尽管佩泽尔常常和米尔肯击掌庆贺，并且不断拍米尔肯的马屁，深受米尔肯的喜爱，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德崇公司的辩护继续让林奇困惑不已。威尔斯申请常常是开始认真协商谈判的信号。指控被提出之前，德崇公司都可以坚持说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报道和毫无结果的调查的目标，其实它一直都在这样做；但是一旦指控被实际提出，就表明调查活动已经完成，一个重要的监管机构已经审查过这些指控，并且发现指控是有依据的——这一步是大多数公司都竭力去避免的。然而，德崇公司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约瑟夫对公司的员工发表了一个措辞尖锐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没有承认任何谈判，他告诉德崇公司的员工，德崇公司不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罚金数目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如果这样做的话，公司会被认为承认有罪。听到这些话，米尔肯的支持者们非常高兴。
佩泽尔一收到传票，就聘请了一位华盛顿的律师柏拉图・卡切里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师威廉・亨德利的合作伙伴。卡切里斯当时刚在“伊朗门”丑闻中做过富恩・霍尔的辩护律师。佩泽尔到华盛顿和卡切里斯见了面，并且带去了一些他秘密隐藏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来自比弗利山办公室。佩泽尔说：“这些文件都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我想和政府达成协议。”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坚信和目的感。卡切里斯问道：“为什么？”佩泽尔说，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尔肯的话，米尔肯就可能会供出他。
尽管存在这种障碍，但是林奇感到依据布斯基的证词，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提起诉讼已经初步可行。林奇想向联邦法庭提起控告，以便法官监管后续调查活动，并定期加强传讯的执行工作，如果德崇公司再故意拖延，就可以威胁指控它蔑视法庭。1988年1月，林奇开始了这一程序，也给德崇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提出所谓的“威尔斯申请” （Wells Submission），这是一种正式的书面声明，阐明自身情况并陈述不应被指控的事实和理由。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提出了许多项申请，成功地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杠杆收购西夫韦公司中所指控的违法活动的调查。这是KKR公司所做的一项交易，主要由德崇公司提供融资服务。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这项交易的指控，但是还有其他许多指控，包括那些和布斯基相关的指控。德崇公司继续坚持声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是投资银行服务费，并且指责布斯基是一个习惯性说谎者，这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怒不可遏。
当卡切里斯查看佩泽尔的文件时，他意识到这些文件对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证据。在这些文件之中，有所罗门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间的对账单，佩泽尔说上面的笔迹是洛厄尔・米尔肯的。据佩泽尔所说，整个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里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尔负责监管的。佩泽尔也可以把米尔肯同这些交易联系起来。有一次，当佩泽尔问米尔肯关于这些安排的事时，米尔肯曾经说过：“去问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的。”佩泽尔和洛厄尔谈过两三次，并且每次都做了笔记。当米尔肯问佩泽尔那个蓝皮本是不是记录了所罗门公司的所有交易时，佩泽尔点头表示同意。后来，米尔肯授意佩泽尔把这个本子交给洛兰・斯珀奇。但是，佩泽尔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毁灭性的证据。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加德纳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们深信维亚康姆公司的交易是米尔肯亲自做的，或者是除加德纳之外的某个人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而做的。尽管如此，加德纳也是没什么大用处了。很显然，他在他们对主要目标进一步调查上没有任何帮助，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不能对他采取什么措施。缺乏批准豁免的权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只好把他交给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由该办公室对可能的伪证罪提起诉讼。由于加德纳在明显作伪证，即使他以后所提供的供词都是真的，也可能会被削弱，价值也会大受影响。
佩泽尔还想起了他和米尔肯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表明米尔肯有罪。一天下午，当佩泽尔在翻办公桌的抽屉时，米尔肯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佩泽尔回答说：“遵照传票找文件。”然后，他看到米尔肯打开了自己的抽屉，里面是空的。米尔肯说：“如果你什么文件都没有，你就不用遵照传票的要求去做。”佩泽尔没有把最具毁灭性的材料交给公司的律师们，也没有销毁。现在，他可以提供给政府了。
接着，证券交易委员会获悉在交易发生的当天，加德纳根本不在比弗利山分部，他那天正好要动身去英国度假。加德纳说在去伦敦的路上，他在纽约停了一下，在纽约做的这笔交易。但是，他无法提供任何纽约的旅行或者花费的记录资料，也说不清他在纽约德崇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见过谁或者和谁说过话。他也解释不清为什么突然做出决定，停止抛售而大量买进。
卡切里斯立即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披露了佩泽尔的文件。佩泽尔能够证实米尔肯和所罗门之间的整个非法交易，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干的犯罪活动。对检察官们来说，佩泽尔的价值真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加德纳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从表面上来看，是他在当天处理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因此证券交易委员会迫切希望讯问他。在宣誓后，加德纳最初说他记不清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了，并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认为这只是常规的买卖交易。当证券交易委员会从交易记录中发现德崇公司实际抛售过并且后来又再次买进时，加德纳改变了他的证词。他承认了这种转变，但是他说，是他自作主张这样做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拟定的杠杆收购计划，而且他也没有跟米尔肯谈过这件事。
现在，佩泽尔的工位也被调整了，他从米尔肯身边被赶到了另外一个楼层。和达尔一样，他也被剥夺了交易员的资格。当达尔逐渐不再来上班时，佩泽尔则比较顽固，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并且给特雷普打电话问道：“今天你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加德纳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讯问中有作伪证的嫌疑。维亚康姆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大型有线电视娱乐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芝加哥执法处在之前的调查中发现，德崇公司对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很可疑。1986年，维亚康姆公司的管理层决定聘请米尔肯和德崇公司为一项拟定的杠杆收购活动融资，米尔肯亲自同维亚康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洽谈。当时，米尔肯获悉维亚康姆公司可能会发起一场杠杆收购活动，德崇公司抛售了自己持有的近30万股股票——它认为这只股票的价格要下跌。然而，在米尔肯和维亚康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谈过之后，德崇公司立即就停止了抛售，并且开始大量买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看来，很显然，德崇公司利用了米尔肯的内幕消息，确信维亚康姆公司的股票即将上涨。而事实也确实如此——6天后，当拟定的杠杆收购计划被公开之后，该公司的股价在一天之内每股就上涨了5美元。这看起来明显像是典型的内幕交易。
同佩泽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尔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继续对抗政府的压力，维护他早期形成的对米尔肯的忠诚。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不会为了米尔肯而作伪证。因此，当1988年初他被传讯时，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师亨德利抱怨说：“我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不愿意作证。”亨德利竭力想让米尔肯的阵营面对政府关于寄存交易的证据不断增多的事实。他知道，如果米尔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压力可能就会消失。
加德纳三十出头，红色头发，有点儿秃顶，是德崇公司的销售员。卡里・穆尔塔什在1985年调到纽约之后，他就接替了穆尔塔什的工作。他在可兑换证券交易台工作，是艾伦・罗森塔尔的助手，而罗森塔尔是米尔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桑德勒回复说：“比尔（亨德利的昵称），迈克尔对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到1988年春末，他们的调查活动陷入了困境。德崇公司的抵抗非常顽固，这让他们气愤不已。德崇公司的律师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准备传讯的文件是一项过于繁重的工作，但是林奇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拖延。传讯行动必须不断催促。德崇公司还通过公关活动给调查工作设置障碍，这反而增加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它的不信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相信，德崇公司的员工大都想保护米尔肯，许多人都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有些人，如彼得・加德纳，甚至愿意作伪证。
由于手下员工的叛变，米尔肯非常痛心，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的情绪很糟糕。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到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对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看不顺眼。1988年9月底，达尔正在纽约，打算飞回洛杉矶去。正在此时，米尔肯把电话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间。米尔肯对达尔说他在华盛顿，并建议达尔飞到华盛顿，他可以搭乘米尔肯的飞机一起飞回洛杉矶。达尔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和米尔肯达成和解，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里・林奇逐渐不安起来。他和同事们已经停止了对弗里曼的调查，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撤诉的惨败之后，他们非常高兴没有被牵涉进去。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的压力，还有来自国会监督委员会以及公众和德崇公司的压力。布斯基案引发的负面报道仍然让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抓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目标——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以此证明布斯基的帮助的价值。
达尔抵达机场后，他和米尔肯来到了机库，一起登上了米尔肯的湾流IV型私人飞机。机上配有服务员，还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米尔肯几乎一句话都不和达尔说，这让达尔感到非常尴尬。飞机起飞后，米尔肯选了一部电影《夺宝奇兵》，并且把音量开到了最大，把达尔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达尔说：“迈克尔，即使我们不打算说话，你至少也应该把声音调小些吧。”米尔肯不理睬他，继续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电影。一路上，米尔肯一句话都没有和达尔说，甚至连看都不看他。达尔逐渐明白了，这次旅行只是要明确一个意思：对米尔肯而言，达尔已经不存在了。
1988年3月24日，惊恐万分的伊万・布斯基来到了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隆波克联邦监狱（Lompoc Federal Prison Camp），开始他3年的刑期。这座监狱属于劳改监狱，防范设施是最低级的。尽管这里不是“乡村俱乐部”，不过，还是有网球场和室外活动场。来这里服刑是布斯基自己选择的，他的认罪协议允许他自己选择监狱。现在，布斯基在监狱中服刑，穆赫伦在卡里尔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疗，一种令人不安的宁静笼罩着这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