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柯宁劝说林奇在华盛顿和约瑟夫见面。如果这次见面同柯宁和斯图克的见面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见面更糟糕。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案子是“铁证如山”，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当时的文件和证据支持布斯基的说法，德崇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不知道他还能怎么说才更有震撼力，然而，约瑟夫似乎非常愤慨。他说：“我们已经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就不是真的。布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和罪犯。”林奇对德崇公司所谓的调查不屑一顾——约瑟夫承认米尔肯不愿意和他或者德崇公司的律师面谈，这能叫调查吗？接着，约瑟夫重申了那530万美元咨询费的问题，这让林奇更生气了。约瑟夫坚持说：“如果这笔钱是违法的，请给我证据，我们正在想到底做错什么事了。”
如果德崇公司打算死扛的话，斯图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助它了。他冷冰冰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关心的事情还不能和你分享。”当柯宁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让德崇公司提供的文件太多了，请他们“区分轻重缓急”时，斯图克也拒绝了。并且，当柯宁提出让约瑟夫到华盛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时，又被断然拒绝。斯图克认为一切都很清楚了，尽管德崇公司声称要合作，但是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准备合作。对柯宁来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德崇公司关于那笔530万美元的解释如此气恼，这让他迷惑不解。
林奇认为这是公然企图从证券交易委员会套取信息，而不是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信息。林奇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发火的，但是这已经超出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出离愤怒了，他说：“你知道你们做错什么事了。”会见在互相指责中不欢而散。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期望和它所管辖的证券公司的期望如此大相径庭，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柯宁一提出那530万美元是合理的付款，是过去服务的咨询费时，讨论就没法进行了。这种说法激怒了斯图克。任何人只要听过布斯基那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就会认为这种说法确实荒谬可笑。柯宁想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关心”什么。
在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图克说：“真是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样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继续保护米尔肯。’”斯图克点了点头，困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是该公司的实权人物，但是没有料到他的实力会如此强大。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速解决此事。在布斯基的协议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连续猛击之后，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些布斯基协议的结果。如果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正好过来合作的话，他感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的惊人内幕。他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他预计德崇公司至少会让米尔肯离职，并且积极合作。他没有看到德崇公司还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考虑到布斯基指控的情况非常重要，并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不合作，林奇和斯图克得出结论，他们可能要面临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的规模之大可以和美国历史上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他们迅速把负责此案的律师从6个增加到了20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摩拳擦掌、奔赴战场的时候了。
柯宁感到是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系的时候了。他计划在感恩节的那个星期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斯图克见面，并提议在紧接着的星期六让约瑟夫和他们见面。如果调查活动能够很快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话，他不想让它拖延下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代理律师，该公司因此而被搞得臭名昭著。他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即使声名显赫的证券公司也很容易受到负面报道的伤害。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卡伯里正在努力工作，确保对德崇公司的指控不是仅仅依赖布斯基的供词。他让两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到了这起案子中，他们是：31岁的约翰・卡罗尔，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手下干过；35岁的杰斯・法德拉，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原来是波士顿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的合伙人。
据说，这就是那笔咨询费的分配情况，大部分都分给了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说，这份资料“证明”了那530万美元确实是投资银行服务费，正如在洛厄尔和唐纳德・巴斯勒所签名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封信是布斯基的公司关闭时写的。这些记录显示了那笔咨询费在德崇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是为了计算奖金的。
自从卡伯里第一次传讯过布斯基之后，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都必须再得到确证。布斯基和米尔肯的风格是尽量保持交易的全部保密，只让手下人做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工作，充当记录人的角色。卡伯里已经将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定为调查目标，尤其是交易主管达维多夫和财务主管穆拉迪恩。
高收益债券部研究室：100万美元
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很快就落入了政府的罗网。达维多夫是布斯基手下人中级别最高的，他也涉嫌违法行为。最终，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接受了一项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的罪名。达维多夫向检察官提供了大量布斯基的交易和穆赫伦有关联的证据：寄存安排、偿还方案，以及他和穆赫伦直接联系的详细情况。达维多夫一个人的供词就足以引发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价值估计中提到的五个目标之一。布斯基对他提供的关于穆赫伦的消息的价值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还有真正的朋友的话，穆赫伦就是和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了。）达维多夫指证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之间的秘密交易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秘密交易的安排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所负责的一些交易。
纽约证券资产研究部：200万美元
另一方面，穆拉迪恩却很有价值。在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他像平常一样到百老汇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挤满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各种文件从柜子里取出来，装到了硬纸箱里，然后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恩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公司能存活下去，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意识到公司基本上已经被解散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们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了。”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穆拉迪恩接到了皮特的电话。皮特问他：“你有律师吗？”这个问题让穆拉迪恩非常不安，像皮特这样重要的人竟然给他打电话问这个问题，更是让他忧心忡忡。对他来说，这都意味着坏消息。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律师们寄希望于米尔肯的律师们给他们看的一份资料。这是瑟恩纳手写的记录，上面标注的日期为“86-3-21”，据说这是在布斯基垃圾债券公司关闭时的记录。上面写道：
穆拉迪恩回答说：“没有，我为什么要找律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早先的时候，皮特和罗伯特・罗马诺联系过。罗马诺原来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律师，现在是美林公司的高管，他曾经负责调查过加拉加斯办事处的匿名信事件。从那之后，罗马诺就离开了美林公司，成了私人执业律师。皮特告诉罗马诺要推荐他做穆拉迪恩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的四名员工需要律师，其中之一就是穆拉迪恩。皮特对穆拉迪恩说：“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还建议他跟罗马诺联系一下。穆拉迪恩遵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他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急切地接受了米尔肯的说法，这笔钱是咨询费。但是问题是，德崇公司通常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的账单。3月21日，也就是付款的日期，也极不符合公司的传统。而且，无论德崇公司实际做过多少研究工作，它在哈得孙基金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获得这么多的咨询费都是会引起争议的。然而，尽管这样，德崇公司的律师们认为，无论这件事多么可疑，都不能肯定这笔钱是违法的。
他预言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谈完，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后，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在德崇公司立即发起了一场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利用周末时间询问了德崇公司中和布斯基有联系或者和问题交易有牵连的员工。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者米尔肯，他们没有找到违法行为的任何直接证据，这也不足为奇。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时，有许多证人，包括戴维・凯，他们都可以证明，德崇公司确实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凯尤其喜欢把布斯基称为“只看不买的人”，他让德崇公司产生了交易的意图，但是却没有完成交易。
当天下午，罗马诺来到了布斯基的办公室。罗马诺开始说：“你认为政府想跟你谈什么？”尽管穆拉迪恩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却开始连续不停地讲了起来。
传票通常都冗长烦琐、非常详细，而且都有很多页的附件。布斯基和米尔肯密谋的所有交易几乎都包括在内，如菲施巴赫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威克斯公司。那530万美元的付款尤其突出。传票要求提供大量的文件资料，并且只给德崇公司30天的时间回复。
他一上来就先解释了一番他以前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的事，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麻烦。”接着，他说：“我被卷入了德崇公司的事。”他讲述了他为布斯基做交易记录、核对账目以及比弗利山之行的情况。而且，他也告诉了罗马诺那530万美元的付款，以及3月21日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对他大吼大叫，说他几乎把德崇公司的融资计划破坏了。另外，他还讲了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来计算那笔付款的文件。
德崇公司在11月14日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又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米尔肯和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
罗马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
米尔肯的律师告诉柯宁和弗莱明，不允许公司同一位可能会成为调查目标的雇员面谈，这在刑事调查中很“常见”。不过，他们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崇公司不用担心什么。他们只好把这些话带给了约瑟夫。约瑟夫没有意识到，作为公司的领导，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当米尔肯的律师坚持说把米尔肯隔离开来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时，他们几乎没有说真话。正相反，在这个时候，许多公司都会立即查清被指控员工的非法行为。如果员工拒绝接受审查，或者回答问题不让人满意的话，他们就会被解雇。米尔肯的律师知道这一点，他们估计过拒绝约瑟夫或者德崇公司律师面谈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是无辜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他也必须对付那些忠诚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士。如果让米尔肯停职或者开除他，可能在公司内部引起斗争。
穆拉迪恩说：“是的。”罗马诺看到一个可以很好地确证米尔肯非法行为的文件消失了。
米尔肯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专家所包围，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的大量报道搞得心烦意乱，尤其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上面说米尔肯也被传唤了。他想自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想让米尔肯亲自给他保证。然而，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汤姆・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告诉约瑟夫，他们可以代表他面见米尔肯。当他们抵达时，米尔肯的律师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尽管他们口头上说合作，但是，他们拒绝让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单独面见米尔肯。
第二天，罗马诺找到了卡伯里。卡伯里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地说穆拉迪恩在布斯基篡改和德崇公司非法交易记录上受到了牵连。罗马诺明白自己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穆拉迪恩昨天所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罗马诺问道：“穆拉迪恩怎样做才能帮你们呢？”
在数周之内，米尔肯的律师团就组成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收费最贵、范围最广的刑事辩护律师团之一，辩护战略也制定好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般是不会改变了。此后，米尔肯就被描绘成了卑鄙无耻的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称为天才，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在私下里，威廉斯提醒他的一些同事说，随着案情的展开，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卡伯里列举了一些名字：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塞利格曼・哈里斯（布斯基在伦敦的经纪人）和穆赫伦。
另外一个证人，米尔肯的交易员沃伦・特雷普对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感到担忧，害怕这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雷普的代理人，这位律师经常从他手中接案。特雷普的背叛最初在米尔肯的阵营激起了不安，但是在亨德利做了特雷普的代理人之后，他说他永远不会再背叛米尔肯，后来，这种不安就逐渐消失了。有一次，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雷普告诉亨德利说他永远也不会作证指控客户或者同事，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告密的小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为告密者辩护的名声。”
罗马诺回到穆拉迪恩的办公室，他们竭尽全力寻找有价值的东西。穆拉迪恩绞尽脑汁地回忆，最后他想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具体细节。他们仔细搜索了穆拉迪恩的文件，穆拉迪恩让罗马诺看了看他在布斯基的要求下重新做出的和德崇公司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所列举的其他目标，他没有任何发现。
诉讼大战拉开了帷幕。包括达尔在内的证人一开始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惊慌，多数人都只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最初达尔反对这种想法，他感觉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心想，引用《第五修正案》只会增加政府的怀疑。但是，在利特的强烈要求下，他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当穆拉迪恩和卡伯里再次见面时，穆拉迪恩说他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卡伯里告诉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想让他接受一项重罪。穆拉迪恩听到后火冒三丈。
最后，所有的候选律师都必须接受桑德勒的面试，他对米尔肯的狂热忠诚进一步确保选择的律师可能同政府对抗，而不是合作。
他激动地说：“我不是重罪犯，我从来没有从中拿过钱。”在他看来，他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华尔街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候选律师和现在律师之间的依赖和义务关系。在最后确认的律师中，有一些已经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或者卡希尔律师事务获得过一些业务，因此，在分享信息方面，他们可以信赖。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他们可以同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合作。马克・波梅兰茨承担了米尔肯一名助手的辩护工作，他原来在最高法院工作，和利特是同事；杰克・奥斯皮茨是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律师，他曾经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西摩・格雷恩泽是瑟恩纳的代理人，利曼经常给他介绍业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穆拉迪恩不想充当他所谓的“告密人”。但是罗马诺和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推迟指控穆拉迪恩或者要求他认罪，直到他合作为止。这样，他们就可以评估穆拉迪恩的表现。如果他们感觉他表现不好，他仍然应该接受重罪，那时他就必须接受。
然而，威廉斯知道他不能为那些已经收到传票的雇员做代理人，这些人包括洛厄尔、穆尔塔什、瑟恩纳和阿克曼。不过，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的目标——也都是由“友好的”律师顾问做代理人。辩护团队仔细挑选候选律师，寻找可以向这些证人推荐的律师。在选择的过程中，这些律师的能力和声誉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不用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律师们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记录。威廉斯和公司的律师想找那些喜欢与政府抗争而不是同政府合作的律师。
当穆拉迪恩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同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见面时，他非常紧张。当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理”时，卡伯里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们这里都称呼姓氏，穆拉迪恩先生。”对穆拉迪恩来说，这次见面的阵势真不小，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来了5名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了8名律师。然而，慢慢地，他对合作产生了兴趣，向他们讲述了和德崇公司的安排，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当谈到3月21日的事情时，他有点儿犹豫，接着，律师们问他，当他因无意之中泄露那笔530万美元而差点儿破坏交易之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让大家一致对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目击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人。但是，律师的《职业守则》反对这种做法，它规定律师不能既做被告的代理人，又做证人的代理人，除非他向每一位客户详细解释清楚所有可能的牵连。威廉斯鼓励达尔的做法就越过了这条规定，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但是，达尔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收到传票，因此威廉斯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做，并且他的话也起到了作用。达尔非常敬畏威廉斯，迫切地聘请他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做他的代理人。沃伦・特雷普和比弗利山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做的。
“布斯基对你说了什么？”其中一位律师问道。穆拉迪恩焦虑地看了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米尔肯的律师团队有时似乎也不太和谐。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是首席律师，但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却在和威廉斯・康纳利律师事务所争夺控制权。在合作之初，威廉斯获悉弗鲁门鲍姆给卡伯里打电话讨论传讯的事，他勃然大怒。虽然这个电话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威廉斯认为，是他负责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联系工作，他有一个和检察官沟通的具体计划。他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喊道：“如果那个浑蛋小子再敢越轨一步，我就要像捏死臭虫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律师事务所，我会立即让他滚蛋的。”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之外的律师们都认为弗鲁门鲍姆傲慢自大，对他非常讨厌。
“他说脏话了吗？”这位律师继续问道。
米尔肯的律师对德崇公司的律师基本上没有什么尊重。有一次，所有的律师都在纽约彼得・弗莱明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正在主持一场讨论会。突然，姗姗来迟的利曼推门步入会场，而且一进来就侃侃而谈，打断了柯宁的话，并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会议。柯宁怒火中烧，却不好说什么。
“你们真想知道吗？”穆拉迪恩紧张地问道，害怕因冒犯别人而受到责备。穆拉迪恩说：“他说：‘你他妈的是个蠢货！’他反复地骂我。”
威廉斯预计，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德崇公司不可能从漫长的刑事调查和证券交易委员的调查中熬过去，它会成为敌人，很有可能会把它在调查过程中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所掌握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透露给德崇公司的职员或者他们的律师。
穆拉迪恩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对账表，这份冗长的材料成了调查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文件。但是，当布斯基改变主意之后，是他继续努力，在玛利亚・特明的合作下，根据他在文件中发现的一些残留记录，想方设法重建了底账。
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同意合作，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共同辩护协议，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按照协议规定，所有的律师都享受律师与当事人保密特权，并且要求在他们之间实施完全的信息公开。尽管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却不愿意与德崇公司的律师共享一切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德崇公司最终肯定会屈服的。
穆拉迪恩很快就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们大都对金融市场和证券业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卖空或者期货买卖和期货承购（Puts and Calls）都不懂，更不要说布斯基和米尔肯为了实施他们的阴谋而采用的复杂、深奥的战略了。他们对会计工作也不太了解。
桑德勒很招人喜欢，精力充沛，大家都称他为“房地产律师”。现在，他突然成了米尔肯圈子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活动的信息中枢，不断与潜在的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专心于案子当中，或者说是在找有利于米尔肯摆脱罪名的证据。他和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里，他也跟着去。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了米尔肯的避风港，他一从交易台下来就到这里来，而且他待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也在监督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层会议室的建造工作。这个会议室被称为“静锥区”，是隔音的，并且每周都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窃听设备。这个会议室是用来进行战略讨论的。
穆拉迪恩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给这些律师们讲述，然后仔细讲解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了数据是如何确证各种策略的。他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脚踏实地，朴实谦逊，渴望取悦他人。穆拉迪恩自己也逐渐明白并体谅到了布斯基打算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你对合作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也看到，如果布斯基撒谎的话，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很多人，包括他在内，都知道实情。
然而，在米尔肯的律师团队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律师可能就是最不知名的律师，他就是理查德・桑德勒，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是米尔肯的家庭私人律师。他一直在德崇公司的比弗利山分部上班。尽管桑德勒和洛厄尔的关系更密切，但是他似乎一直都很敬重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活全都依靠米尔肯。他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就好像他已经和米尔肯融为一体了。
在穆拉迪恩披露的情况的支持下，政府很快就得到了德崇公司会计查尔斯・瑟恩纳以及唐纳德・巴斯勒的合作。这两个人的代理律师都是西摩・格雷恩泽，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是由彼得・弗莱明和阿瑟・利曼推荐的。从一开始，格雷恩泽就示意他的当事人，如果被问话，就援引《第五修正案》。
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压倒一切。它是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以“焦土诉讼战略”闻名，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政府对抗。德崇公司也有许多律师，它常常聘用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这是纽约的另外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此外，它还聘请了彼得・弗莱明律师，这是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辩护律师。
瑟恩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可能会因为他在非法交易中的作用而受到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和布斯基没有什么关系，对布斯基也无所谓忠诚，他可以确证布斯基的证词。瑟恩纳只是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巴斯勒被牵涉得更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德崇公司需要为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提供书面证据，称它是一笔投资银行服务费，当洛厄尔写完信后，需要有人签字，他碰巧遇到了巴斯勒，就强行让他签了字。
威廉斯坚持要做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也将密切合作。利曼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将承担大量的幕后工作，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将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付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费时费力、乏味无比的工作。威廉斯一开始就说：“我才不在乎证券交易委员会。”他只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抽调了几个律师来处理这件事。这就是他的风格。
卡伯里感到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他可以从豁免权谈起，给予他们豁免权。如果他们想要豁免权，就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既然他们所说的话不会再用来指控他们，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开口了。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很多客户都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三角工业公司（Triangle Industries）的纳尔逊・佩尔茨，以及收购了露华浓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知道利曼懂得证券法、恶意收购领域以及垃圾债券业务。
然而，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还是有点儿夸大其词。格雷恩泽在和米尔肯的律师团队谈话时总在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瑟恩纳和巴斯勒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牵连任何人的。同穆拉迪恩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瑟恩纳自愿提供的东西很少。同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在很多事情上都对手下人隐瞒着。米尔肯从来没有告诉瑟恩纳，他为什么让瑟恩纳做各种事情，因此，在确证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瑟恩纳在作证时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留账单。还有一次，他说米尔肯认为这些账单全都是“一堆废纸”。
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阿瑟・利曼和马丁・弗鲁门鲍姆，他们曾经做过丹尼斯・莱文的代理人。在莱文一案中，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声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此外，他还做过宾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在和德士古公司的战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在参议院的“伊朗门”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瑟恩纳必须谨慎行事，在不说谎的前提下尽量少说。不止一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老实坦白的话，就会用伪证罪起诉他。桑德勒不断和格雷恩泽联系，格雷恩泽吹嘘说瑟恩纳没有给政府提供任何帮助。
当米尔肯聘请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时，威廉斯的搭档利特非常吃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他认识卡伯里。在布斯基一案的消息被公布的那个星期五，利特还给卡伯里打过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在紧接着的星期天，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了。”利特立即又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对之前的电话表示抱歉，他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也会被牵涉进来。
然而，政府却对瑟恩纳的证词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位不情愿的证人，但是他承认自己毁掉了用来计算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电脑磁盘。尽管他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受到了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得到了米尔肯的指示才这样做的。他也确认了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恩纳作证说，他是在米尔肯亲自指示下制定了那笔530万美元投资银行服务费的分配表，而这份文件正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十分倚重，用来说服德崇公司的律师相信米尔肯所说的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瑟恩纳无法根据自己的认识说明这种分配准确地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11月14日，布斯基一案的消息公布后，米尔肯就立即聘请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看作权威人物，对他怀有一种敬畏，对参与调查的其他人他都没有这种感觉。米尔肯是通过德崇公司的一位客户认识威廉斯的。这位客户名叫马文・戴维斯，是丹佛的石油商人，在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帮助下，他成了好莱坞的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一直都是戴维斯的代理律师，并且也是米尔肯另外一名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代理律师。
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它可能会影响德崇公司对这份证据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到瑟恩纳了解情况，问他都告诉了政府什么情况时，格雷恩泽不让瑟恩纳说出大部分的回答。当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恩纳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同皮特和拉科夫不一样，威廉斯没有企图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真相，第一次见面时他没有问，后来也从来没有问过。威廉斯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有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那就永远不要问。”
米尔肯的律师要求瑟恩纳避免和政府真正合作，这对瑟恩纳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米尔肯自己肯定不会去作证的。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认罪、坦白或者合作。与布斯基和莱文不一样，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以举报了，没法给政府提供情况以获得宽大处理。他是最顶层的人物，是美国金融界最为重要的人物，没有比他“更大的鱼”了。和西格尔不同，米尔肯明显没有懊悔。过去，他曾经多次成功击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讯问，这一次他似乎也很有信心。
尽管瑟恩纳的证词似乎对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比弗利山分部继续保持沉默，这让柯宁感到非常担忧，这些人对传票上罗列的情况都有直接的了解。
控制这些潜在的目击证人对米尔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撒谎者和罪犯，仅仅他的证词是无法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知道这个道理，检察官们也清楚。然而，如果米尔肯自己团队的成员叛变，那将对米尔肯带来致命的伤害。这种事情是绝不能发生的。
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文章，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笔款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且指出：“这笔款子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之后才仓促开具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怀疑这笔大额款项缺乏单据时才开的。”柯宁和约瑟夫看到这篇报道后心烦意乱，在这件事情上，记者知道的情况似乎比他们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报道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威廉斯用沙哑的声音说：“听着，吉姆，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精诚团结、并肩作战，那些政府的律师不堪一击。”威廉斯继续这样说着，话语中还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对象，也不是被调查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指证米尔肯的目击证人。威廉斯说：“我们会打败那些狗娘养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团结合作，一致对外。”
米尔肯的阵营对此没有这样的疑虑，在德崇公司内部和其他任何愿意听的人面前，他们对媒体的报道都不屑一顾。威廉斯发现自己要不断提醒他们谨慎小心，甚至他自己对这一案件的控制也开始减弱。在1987年年初，威廉斯因癌症而动了手术，这使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没到应该考虑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并且他知道米尔肯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向利特秘密透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该案上可能会越来越强势，而不是越来越示弱。
威廉斯久负盛名，是律师界的老将，为许多人打过官司，受到了媒体的大肆追捧，达尔对此早有耳闻。他性格倔强，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的传奇人物，在政治刑事案件中无人能比。他曾经为许多著名人物做过辩护，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公司（Teamster）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徒鲍比・贝克尔、金融家罗伯特・韦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的所有人，也曾经做过华盛顿红皮队的老板之一，他懂得商业。此外，他现在正遭受癌症的折磨。
威廉斯做完手术之后不久，他在纽约和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参与的人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和另外一名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廉斯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米尔肯辩护团队的其他律师。在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的有限进展之后，卡伯里反复强调，调查活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不愿意说太多的东西。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持续多久呢？”
达尔不明白和米尔肯聘请同一个律师是否明智。难道米尔肯的利益是首要考虑的？一直到第二个星期，当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律师来到比弗利山时，达尔还在琢磨这件事，这两位律师是来和潜在的证人谈话的。
卡伯里估计在起诉之前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威廉斯停顿了一下，看上去很忧郁。他说：“到那时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能快点儿吗？”
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这些费用都将由德崇公司承担，和米尔肯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也聘请了威廉斯，并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说：“他们想要的只有我。”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的下午，在离开西格尔的公寓之后，杜南匆忙赶到圣安德鲁斯广场同卡伯里和尼尔・卡图希罗开了一个会。卡图希罗是助理检察官，卡伯里指派他处理由西格尔的调查活动衍生出来的案子。由于泰伯尔显然已经觉察自己成了被秘密调查的目标，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行动，并想让西格尔在那个星期五出庭作证。卡伯里同意了。
米尔肯压低声音说：“你要找个律师。”达尔没有收到传票，但是考虑到他在高收益债券领域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和布斯基直接进行交易，他被传唤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米尔肯强烈建议他聘请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威廉斯是华盛顿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Williams & Connolly）著名的刑事律师。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人都应该被逮捕，而不是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接受传讯或者允许他们前来自首。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时，弗里曼已经被传讯过，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任何合作的建议。不过，卡伯里已经从另外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紧张得都快要崩溃了”。泰伯尔刚刚被美林公司解雇，也非常脆弱。卡伯里认为，公开逮捕所产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屈服和坦白。他得出结论，华尔街上的人犯罪倾向不是很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声誉和面子。
在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到了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自从他们上次在卫生间见面之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弟弟洛厄尔待在一起。
卡伯里和卡图希罗到楼上同朱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了一番。卡伯里相信弗里曼肯定参与了交换内幕消息的非法活动。他不仅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并且还交换消息，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的破坏性更大。至于威格顿和泰伯尔，西格尔并没有说他们知道他和弗里曼之间密谋的事。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个消息源，并且卡伯里相信他们肯定知道西格尔在高盛公司有一个线人，这一点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门的交易模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杜南就是“比尔”。
卡伯里说：“让我们逮捕他们吧。”朱利安尼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可能会引发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常规的活动。他们从帕斯卡尔记录的西格尔的供词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然后让杜南签上名字，这样就有了得到逮捕证的依据。接着，杜南急匆匆地赶往泰伯尔位于上东区的公寓。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道，“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错了。泰伯尔在公寓大厅里被戴上了手铐并被搜身，然后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件上衣，然后在当晚被关在了大都会拘禁中心。检察官们希望他坦白和合作，但是泰伯尔没有服软。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忠诚。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但是他们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情况。华尔街是一个狭小、封闭的世界，里面的人都是靠金钱、互利和强烈的忠诚而驱动的。也许泰伯尔从来没有弄明白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泰伯尔在大都会拘禁中心被关一晚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似乎更增加了他的反抗决心。
西格尔明白“我们的方式”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超强。在他们最初几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星期，杜南第一次给西格尔打电话。西格尔感到杜南的声音非常熟悉，突然，他打了个冷战。他想起来了，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他走到卧室，正在凝望窗外的游乐场，突然电话响起来了，他拿起话筒。
第二天早上，下着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过金融区的高楼大厦，落到了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另外两名邮政稽查官来到百老汇大街高盛公司的总部大楼。杜南对大楼的一位保安说：“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惊慌失措的保安立即顺从地带着他们上楼。
当杜南和帕斯卡尔走出西格尔的公寓时，杜南不祥地说：“我们现在只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了。”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29层，四周全是玻璃，距公司的大型交易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他站了起来，似乎非常震惊，他正在忙着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当天下午他计划出去度总统日的长周末，到落基山脉和家人滑雪。
杜南在另一个电话里监听着他们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挂断了电话，接着泰伯尔也把电话挂断了。但是，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泰伯尔公寓有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人说：“我现在可以挂断了吗？”杜南非常恼火，他立即意识到泰伯尔也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他已经觉察到了。
杜南告诉弗里曼：“这是联邦逮捕证，现在，我要逮捕你。”弗里曼遵照杜南的指示，身子向前倾，把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搜身，把他口袋中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一言未发。这件事立即在交易大厅引发了一阵骚动，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快找泰伯尔，和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到了泰伯尔的家。他首先对泰伯尔被解雇一事表示同情，然后又提到了和他一起创建公司的事。西格尔建议，他们可以找个地方见见面，讨论一下其中的可行性。这次，泰伯尔断然拒绝了，说他“太忙”了。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给他在高盛公司内部的一位律师打个电话，那位律师匆忙地赶到交易大厅。然后，这位律师又给拉里・佩德威兹打了个电话。自从弗里曼因为布斯基一案被传讯后，佩德威兹就成了高盛公司的代理人。
1987年1月11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卡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虽然这套公寓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手续还没有办完，西格尔仍然住在这里。当天下午，美林公司刚刚把泰伯尔解雇了，因此，这可能会削弱他的抵抗，从而增加和政府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西格尔作为秘密线人配合调查却没有什么成效，这让他们非常沮丧，并且也越来越不耐烦。而且，《纽约邮报》上最近刊登了一篇让他们十分焦虑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西格尔可能受到布斯基一案的牵连而陷入了麻烦。他们知道，这只会增加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不等人啊。
佩德威兹曾经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和杜南是同事。杜南给他解释了一下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附近的地方进行搜查。接着，两位邮政稽查官押着弗里曼向电梯走去。一到大楼的大厅，他们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了下来，他在弗里曼的办公室里用绳子圈出一大片区域，然后开始仔细搜查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并把相关的文件都放到了硬纸箱里。
泰伯尔肯定会奇怪西格尔怎么突然之间想和他“聚聚”，因为他们在德崇公司共事时就很少交往。当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时，杜南都在监听着，通常是在他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个分机监听。
当这两位邮政稽查官押送着弗里曼走出高盛公司总部大楼时，另外一组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汉诺威广场上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正在18层的办公桌前忙碌，突然，他抬起头来，看到公司前台的一位女职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她说：“有位莫雷诺先生要见您。”
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说要和他“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时的事。泰伯尔似乎非常困惑，便推托了。西格尔只好试试另外一种方法。他说由于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他想离开这里。他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自己干。”这种方法也毫无结果，因此，西格尔又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也许我可以和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威格顿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安排任何约见。现在正是交易的高峰时刻，威格顿不打算放下手中的工作。他告诉前台女职员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他没有提前预约啊。”威格顿心想，可能又是找工作的人。大学毕业生都迫切希望在投资银行找到工作，有的人在华尔街上四处奔波，直接上门求职。威格顿继续工作。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相信泰伯尔尤其对起诉的威胁感到害怕。在莱文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泰伯尔给德崇公司的西格尔打过电话，他问：“我们没事吧？”这就表示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一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和莱文没有联系。泰伯尔到了美林公司之后，有一次，他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西夫韦公司（Safeway），这是由德崇公司支持的。美林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泰伯尔开始向西格尔透露“美林的防御思想”，包括董事会议的日程安排等机密信息。他所说的话非常接近内幕消息，西格尔相信他是希望建立一种关系，但是西格尔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
几分钟后，他一抬头，看到那个前台女职员又回来了。她面露焦虑的神色，说：“他们现在就要见你，他们说没有什么借口，必须接受。”威格顿认为这真是粗鲁至极，并且太不正常了，不过，他决定到大厅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泰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同莱文很像，他也利用自己在套利上的些许经验跳槽到了其他公司，获得了高职位和高薪。一开始，他去了化学银行，在那里做套利主管。他打算在该银行创建一个新的套利部，但是这个计划一宣布就引起了对该银行的负面报道，客户们都对它试图从恶意收购中获利感到不满。于是化学银行告诉泰伯尔，他不能投资恶意收购交易，这对任何真正的套利人都是一条荒谬的限制。结果，泰伯尔离开了化学银行，到美林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人。
他大步来到电梯附近的大厅，前台女职员跟在他身后，有几步远。他看到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着。突然，他们拿出证件，声明他们是美国政府稽查官，接着开始宣读：“你被捕了。”威格顿就这样被捕了。这是开玩笑吗？其中一个人抓住威格顿的胳膊，一把扭到了背后，然后把他猛地推到了墙上。他们很快就对他搜了身，接着把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
政府对威格顿没有太大兴趣。他和西格尔没有什么共同点，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一般，因此很难找到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理由。泰伯尔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威格顿以前做套利业务时的搭档。杜南立即把他定为潜在的目标。
然后，这两位执法人员押着威格顿，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来到他的办公室。目睹了这一过程的一位交易员立即给公司的总裁约翰・罗奇打电话。罗奇接到电话后匆忙赶了过来，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是公司的总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位执法人员解释说，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罪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然感到非常震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罗奇对执法人员说：“请等一下。”然后，他拿起电话，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打了个电话。罗奇向威格顿保证说：“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
西格尔在给古德森家中打电话时，杜南就站在他的身边，他连续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开始时，古德森似乎相信了西格尔的话，说他会尽力帮着安排会面的。但是最后，这个计划还是泡汤了。古德森回话说德农西奥拒绝了这个想法，很显然，德农西奥还对西格尔的背叛耿耿于怀。德农西奥给西格尔传了一个口信：“你是活该如此。”
执法人员打开威格顿的手铐，让他穿上外套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她焦虑地问道：“你还回家吃晚饭吗？”
杜南和帕斯卡尔的计划是让西格尔给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他现在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并购部的主管。西格尔要告诉古德森，他想重新回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因为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西格尔要让古德森安排他和德农西奥见个面，然后在见面时，他要戴着窃听器。西格尔很不高兴，他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古德森曾经是西格尔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好的朋友。但是政府坚决要求他这样做，西格尔别无选择。
“我不敢肯定。”他沉重地说。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调查人员的一个想法是在西格尔身上安装窃听器，让他在和拉尔夫・德农西奥见面时戴上。见面时，西格尔想把谈话的主题引到基德尔・皮博迪以及该公司利用弗里曼进行内幕交易的事情，因为西格尔供述说德农西奥也知道这样安排，他们这样做是想确认西格尔的话。由于德农西奥自己没有从事交易，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不想只根据西格尔的供词就指控德农西奥。但是，这很显然是不好办的，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自己当初在困难时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现在，他这样和德农西奥见面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办公室里的大部分交易员此刻都放下了电话，密切注视着威格顿办公室中的动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接着，两位执法人员又带着威格顿穿过交易大厅。当他走向电梯时，两个执法人员一边一个，看押着他。威格顿开始流泪，由于双手戴着手铐，他无法擦眼泪，任泪水顺着脸颊淌下。
一开始，西格尔拒绝做政府的秘密线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坚持要求他这么做，他们想监视德农西奥和泰伯尔。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再和弗里曼有任何联系。杜南说：“我们不想让你和弗里曼接近。”他们要谨慎行事，看看西格尔如何表现，并判断那些和他联系的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暗示弗里曼。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稽查官办公室（西格尔也曾经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待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被分别带到了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庭审。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泰伯尔。泰伯尔看上去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开领短袖衬衫和一条卡其布裤子，脚蹬一双运动鞋。
“没有。”西格尔说。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顶尖人物，从来都没有给威格顿回过电话。
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否遇到麻烦了。
“你好。”威格顿说。
有一天，约瑟夫随意地说：“我听说你在合作。”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就不再追问。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似乎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
认识西格尔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可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的精力、热情和活力烟消云散。他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也没有再做成一笔新交易。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示意西格尔和拉科夫，为了保护西格尔和政府秘密合作的事，如果必要可以撒谎，但是这种机会很少。
这三个人的律师都倾向于怂恿他们与检察官对抗。在布斯基的事情被公开之后，由于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会受到牵连被卷入丑闻之中，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此人名叫斯坦利・阿金，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案件常常都由他负责。现在，阿金成了威格顿的代理律师。阿金喜欢和政府对抗。阿金还给泰伯尔推荐了一名律师，安德鲁・劳勒。正如米尔肯的案子一样，律师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的辩护团队——在这起由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的案子中——将会对事情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承担所有的律师费。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一直都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而现在这些交易却被指控有罪。高盛公司的代理律师佩德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伦做代理律师。柯伦以前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凯寿律师事务所（Kaye, Scholer, Fierma，Hays & Handler）的合伙人。在布斯基的认罪协议中提到弗里曼将被传讯之后，佩德威兹所在的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已经在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那些传票在高盛公司内部没有引起过度忧虑，而且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也表明弗里曼和高盛公司没有什么罪责，他们没有发现高盛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西格尔孤独地待在纽约，但是他尽量保持着常态，正常上班，回电话。德崇公司没有迫使他进一步解释。公司聘请的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定期给拉科夫打电话，反复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的对公司的不当行为毫无知觉，并且还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拉科夫说只有西格尔在德崇公司之前工作的一些情况，但是他拒绝透露详细情况。德崇公司煞费苦心不疏远同政府合作的人。1月，西格尔拿到了300万美元的奖金，把它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弗里曼三人是在2月12日星期四接受庭审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时分，审判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曼三人被捕的消息要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被指控的消息更具轰动性。虽然他们三个人在权力和影响上都无法和米尔肯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所在的公司——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却是华尔街上鼎鼎有名的大公司。虽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正在苦苦挣扎，但是高盛公司从总体上来说，可是能够号令华尔街的重要公司。这不是一个牵涉到暴发户或者贪婪新人的案件。以内幕交易罪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1月中旬，简带着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新家，西格尔仍然待在纽约，竭力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搬到新家的那天赶到那里和他们团聚，但是一场大雪阻止了他从纽约飞过去。当西格尔给他们打电话时，多丽丝说：“我们的四周都是荒郊。”在他们搬到新家之后的最初六个月，每次，当他们一家人开车回到新家时，双胞胎之一的斯科特总是问：“看门人在哪里呢？”
逮捕的方式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与逮捕莱文的情况不同，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的——泰伯尔是在自己公寓楼的大厅里，威格顿和弗里曼都是在公司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并且还引发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报道，例如有的报道说，平常温和无比的威格顿竟然用力击倒了一位执法人员，最后被戴上手铐后才服帖了。华尔街上的许多人都愤愤不平，他们的同行竟然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有许多人一再声称，朱利安尼一直都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并且总想往上爬，这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轰动效应。尽管逮捕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是听到这些指责的人全都信以为真。
西格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那套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仍然非常火爆，最后的买主就是第一个看房的人。西格尔卖房所得到的钱几乎全都花在了佛罗里达的房产、税费和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要搬到佛罗里达，但是，他们要卖房的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传了出去。邻居们立即得出结论：西格尔和简要离婚。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热切地问他，是否要把水上摩托艇也卖掉。
到现在，华尔街上的人们都非常恐惧。说得客气一些，许多人都曾经在机密消息上不太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这次调查活动可能会朝哪里发展。他们害怕，证券法中的刑事条款——甚至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为技术性问题而不予考虑的方面，如严禁“寄存”的法令——可能真要执行了。现在，两家举国闻名的大公司也受到牵连，许多人认为政府的调查已经失去控制，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
最后，他决定在杰克逊维尔定居，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了，迈阿密又太嘈杂，棕榈滩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另外，他不想碰到华尔街和公司的前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氛围。他心想，一旦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时光，他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职业生涯，希望能有这么一天。他在杰克逊维尔的蓬特韦德拉海滩看上了一栋高高的、现代化的别墅。这座房子共有三层，有三个车库，下面两层住人，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个小角楼，正好在主卧的上面，视野非常开阔，可以改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办公室。他把相邻的那部分海滩也买了下来，然后在车库上为孩子们建了儿童房。整座房子、土地和装修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这次庭审激发了更多的传言、猜测和妄想。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为“机密证人1号（Confidential Source One）”，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期间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职员，但是拒绝透露更为具体的情况，只是说CS.1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督促西格尔尽快把家搬走，让家人远离这个风暴中心，这样，西格尔公开认罪之前，他们就可以有时间调整心态。简很难接受这个计划，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这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离开这里的所有朋友，把孩子们从学校里转走，这种想法让她非常伤心。然而，她既然已经同意支持西格尔，就必须接受这个新计划，迁到其他地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的法律保护被告人的房产不受债权人的侵占。西格尔把康涅狄格州的家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看房。他从坦帕市开始，沿着西海岸一直朝南开，然后再沿着东海岸开，最后一直开到了杰克逊维尔。一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心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只要一打方向盘，就可以撞向对面驶来的汽车。但是，一想到这样会引发交通事故，伤及无辜，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根据公开的指控，CS.1曾经在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时向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而弗里曼当时已经购买了大量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这些内幕消息“来决定在合适的价位出售认购股权”。指控还声称，弗里曼还在布恩・皮肯斯收购联合石油公司期间，将联合石油公司防御战略的关键消息通过电话透露给CS.1。CS.1反过来又把这些消息透露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这两个人利用这些消息对联合石油公司实施了复杂的交易战略，通过卖出期权非法获益。另外，牵涉到联合石油公司的指控尤其让高盛公司尴尬不已，因为该公司在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报中还突出强调了它为联合石油公司制定的防御战略。政府补充说，这种非法活动大概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牵涉到了“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当西格尔同意合作时，拉科夫总是告诉他要接受现实，因为他所熟悉的纽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而且他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也都要面临严密的审查。当西格尔认罪时，拉科夫想让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或者心理医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盛公司可能会找这些医生问话。病人的记录在联邦法庭并不受保护。
庭审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逮捕行动只是“漫长而重要的调查活动”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崇公司、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以及其他一些知道自己被牵涉到此案但却没有被点名者的评论中，朱利安尼说：“如果他们还有常识和道德感的话，就应该站出来和政府合作，尽力帮助政府收拾这个烂摊子。”
最后，1987年1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要找西格尔确认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西格尔在格拉默西公园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的一个房间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见面，参加会见的除了王律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律师。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只允许西格尔讲和布斯基有关的问题，不让他提弗里曼的名字。
在庭审之后，弗里曼回到高盛公司和该公司的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会谈。多年前，鲁宾曾经和西格尔一起参加过一次并购的小组讨论会。鲁宾对布斯基一案引发的传票没有感到忧虑，但是政府的逮捕行动却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杜南还对西格尔说：“不要和他们讲，他们只会把事情搞砸了。”
弗里曼说：“这是一派谎言。”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没有参加任何一次讯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很不好，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仍然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面报道非常担忧。西格尔被告知不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透露任何情况，尤其是关于高盛公司的任何事情，他们担心被泄密。
鲁宾很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的继任者之一，在公司内部他非常欣赏弗里曼。他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同佩德威兹密切合作。当鲁宾看到政府的逮捕证时，他对广泛密谋的说法不相信。如果弗里曼和西格尔一直都在密谋的话，那么为什么高盛公司实际上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上会赔钱呢？鲁宾很了解弗里曼，这根本都不是他认识的那个鲍勃・弗里曼。鲁宾对朱利安尼公开羞辱弗里曼和高盛公司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作为一名民主党的捐款人，鲁宾不能容忍共和党的朱利安尼通过污蔑高盛公司来取得政治上的收获。
西格尔没有企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没有表示自己也陷入了“灰色”地带。他没有找借口。莱文和布斯基也表示了一些懊悔，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悲伤是因为自己被抓获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想改正。
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影响的因素。当鲁宾和佩德威兹有机会更加仔细地审查政府的指控时，他们迅速得出结论：政府完全搞错了。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联合石油公司的情况时，出现了一个差错：它说有关联合石油公司的消息弗里曼在4月就透露给了CS.1，而这起可疑交易的实际时间却是5月。
拉科夫告诉西格尔：“他们会盯着你的眼睛，看看是否能够相信你。回答他们的问题，实话实说。”西格尔把他同布斯基和弗里曼之间的所有交易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尽管他是根据记忆讲述的，但是他尽可能做到精确，为了确保细节的准确性，他还参考了一下日记和交易记录。西格尔当天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还进行了几次。有些交易，尤其是和弗里曼之间的交易，例如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非常复杂，因为这起交易要计算复杂的比例；还有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工作旷日持久。
杜南在抄写帕斯卡尔的笔录时，也犯了一个错误。这种情况政府后来可能会做出解释。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政府解释说仓促之间，他们在时间上犯了一些纯粹的技术性错误。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弗里曼是无辜的而怀疑政府有错的人，这些解释是不会被理睬的。鉴于高盛公司的强硬态度，政府的错误无论多小，都会损害政府在此案上的可信性。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很深，西格尔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高层”投资银行家。莱文和威尔吉斯当然不是，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相比而言，西格尔英俊潇洒、泰然自若、富有魅力，甚至心烦意乱时也这样。
高盛公司管理委员会当天下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会上全体一致同意支持弗里曼。同时，鲁宾告诉佩德威兹继续进行调查，并且说他想弄清事实真相，查明弗里曼是否确实做过错事。然而，他们关心的焦点问题是政府是否可以排除一切怀疑“证明”这个案子，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过错事。因此，调查的主要兴趣是为可疑交易寻找貌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确定西格尔是否真的给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也是高盛公司强烈反对政府心态的必然副产品，这是在弗里曼被捕之后开始出现的。
西格尔一眼就看到卡伯里的衬衫紧紧裹在他肥硕的腰身上，上面还沾着番茄酱的污渍。西格尔也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卡尔。在西格尔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杜南将是他的“负责人”。西格尔仔细地看了看杜南，让他吃惊的是，杜南是一个粗壮的爱尔兰人。他感觉杜南好像有点儿眼熟，但是他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当天晚些时候，当威格顿和他的律师谈完之后，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交易大厅的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全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向她保证自己可以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就像往常一样，威格顿找到了其他两个住在新泽西州的拼车友一起回家。 一路上他们讨论着当天的市场活动和周末的度假计划。考虑到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没有提到他被捕的事情。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他认为说这种事会显得他不礼貌。
在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科夫和西格尔来到了宏伟的联邦邮政大楼，就在曼哈顿下城区世贸大厦对面的街上，他们悄悄地从后门进去。此时正是晚上10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和地点，就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了邮政巡查官的办公室，他要在这里和卡伯里见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在威格顿等人被捕和提审的当天，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都公开发表了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都反对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一贯的政策。据我们所知，公司一直在严格恪守这项政策。”高盛公司的声明更加强烈：“根据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者本公司有任何违法活动。”
尽管最终细节到10月中旬才出来，但是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在一周之内基本上就确定了，而认罪协议也很快最终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做政府的秘密线人，就像布斯基以前做的一样。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在星期四一大早，杜南就往西格尔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命令西格尔：“今天不要去办公室了，直接去杰德（拉科夫）的办公室。”在路上，西格尔感到杜南是打算让他认罪的。根据他和政府的协议，他知道何时认罪需要听从政府的命令，他无权选择认罪的日期，从而挑选宽容的法官。
他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利于减轻他在公众眼中的罪责。如果这就是改正的代价，他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他害怕华尔街以前的同事会把他的认罪协议看成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对一个技术高超的交易员来说，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当西格尔抵达马奇・罗斯的办公室时，大概是上午10点30分，拉科夫告诉他，秘密行动将被终止，他要在第二天认罪。（“他们可能会让你在黑色星期五，也就是13日认罪。”拉科夫在几个星期前就诙谐地预料说。现在看来，他说得没错。）西格尔给他在德崇公司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有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重要消息的传递人，她非常兴奋。她说：“他们已经逮捕了威格顿、泰伯尔和弗里曼，是给他们戴上手铐铐走的。”她把股票行情记录纸上的消息放在面前，然后读出了逮捕的报道。当然，凯茜认识这三个人：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自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拉科夫认为他应该就这些苛刻的条件再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抗争一下，但是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格尔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钱已经不在意了。当他的收入达到6位数时，钱似乎非常重要，但是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足够安全感。现在，无论他有多少钱都无所谓，他已经被毁了。因此，如果他什么也没有，那又有什么关系？
凯茜继续说着：“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她是指德崇公司的人，她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全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有点儿困惑，但是凯茜迅速解释了一番。几个月来，媒体上刊登了无数关于调查的报道，这导致德崇公司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被牵连的不是德崇公司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的不是别人，而是高盛公司，这是华尔街的顶级公司，是德崇公司最为尊敬的公司，也是它一直想超越和取代的目标。
林奇回答说：“很简单，除了两座房子以外，我们全都要。”（当拉科夫把这个消息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拿到了70万美元。”）拉科夫极力辩解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做很不合理，至少西格尔应该保留他自己在德崇公司挣的钱，这些钱全都是干净的，和这些错事没有一点儿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协商工作的斯图克最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沙德和其他委员投票否决了，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的一切。他们知道西格尔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而且，他们也决定克服之前媒体上负面报道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和两套房子，再无其他。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德崇公司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固定红利，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允许该公司把钱给他。
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被牵涉进来。在和凯茜谈完之后，他挂断了电话。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这么忠诚，但是现在他却要让她震惊。
手中握着认罪协议，拉科夫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打了个电话。布斯基一案的负面报道仍然刺痛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迫切希望把西格尔当作同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宣传，以表示同布斯基合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媒体曾经批评它对华尔街的犯罪活动太手软，因此，它也不敢冒险再遭受进一步指责。拉科夫问证券交易委员会想要什么。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帮着西格尔演练了一下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和政府新闻稿的副本在当天晚上很晚才到。很显然，事情的发展节奏很快，政府几乎无法跟上这种发展速度了。
拉科夫把卡伯里的条件带给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同意接受，于是拉科夫给卡伯里提供了一份非正式的价值估计，指出西格尔可以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不过，他没有提弗里曼的名字。作为回报，卡伯里减掉了两项罪名。拉科夫说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但是还要根据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商情况而定。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关于西格尔的什么情况时，西格尔和政府在他实际上从布斯基那里拿了多少钱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持说只收到70万美元，但是布斯基告诉政府说他给了西格尔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其中的差异非常恼火。他们不想公开揣测他们的两位明星证人中的一位在撒谎，因此，他们给西格尔施加压力让他接受布斯基的说法，因为他们想把这个数字写在新闻报道中。西格尔断然拒绝了，他怀疑钱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送钱人从中私吞了，但是这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收到了70万美元，他不打算接受其他说法，无论受到的压力多大，他都不会屈服。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不打算再这样了。最后，政府只好让步。
拉科夫竭力不做出任何反应，他想多了解一下协议条件，例如，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接受认罪协议的法官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工作。拉科夫希望西格尔在认罪时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遇到一个合适的法官，可卡伯里说政府会灵活处理的，但是西格尔应该在政府让他认罪时就认罪。拉科夫问卡伯里是否想让西格尔戴窃听器，卡伯里回答说“是的”。
现在，轮到西格尔做一件他担心是最为困难和耗费精力的事了。在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出什么事了。现在，他要把实情告诉自己的家人、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要面对这种痛苦。
卡伯里继续说：“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案情，我准备提出四项罪名。”
他给自己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们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送给他们的旅行汽车旅行。他让他们两个人都来听电话。几周前，当西格尔告诉他们说可能无法参加他父母结婚4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们心烦意乱。现在，他们的儿子又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他们几乎要受不了了。他们的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现在，这个消息更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的母亲啜泣起来。然而，他们最主要的担忧是儿子的幸福。他们想立即见到他，但是西格尔劝说他们不要过来。他向他们解释了几天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以此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放心。
他坦率地说：“我们掌握了西格尔的所有情况，并且还有三个目击证人：伊万・布斯基、送钱的信使和监督信使的人。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会有些帮助的，我们知道弗里曼的情况。”拉科夫最后一句话提到的这个名字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名字他刚刚从西格尔的坦白之中听说。拉科夫怀疑卡伯里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西格尔继续打电话。他给弟弟、妹妹和简的父母一一打了电话。几乎每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是震惊和怀疑，并哭泣起来。接着，他又给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客户和同事们打电话。他竭力想找到KKR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只好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罗伯茨。罗伯茨听到后表示非常遗憾，希望他好运。他还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个电话，海曼是GAF公司的董事长。海曼说他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知道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迫使西格尔和政府对抗。西格尔又给公司公关专家葛森・凯克斯特以及另外一名重要的客户斯托克顿・斯特罗布瑞吉打了电话。他还给彼得・施瓦茨打了个电话，这是西格尔经常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西格尔说：“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简要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前景，竭力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更悲观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接着拉科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导师，对他非常重要。西格尔仍然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做高盛公司的代理，他重复了一遍先前说过的道歉的话，并且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并且绝望地等待着一些同情或者宽恕。
在拉科夫的办公室，他在西格尔一案上的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说：“马丁，昨天你太低落，今天你又太高兴了。”
最后，利普顿说：“我要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即使利普顿冰冷的脸上只露出一丝神采，也会让西格尔大受鼓舞的。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六，西格尔和简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西格尔感觉比前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又把自己的事情跟妻子倾诉了一番，他认为已经得到了她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支持他的。他感到身上的重担被卸下来了。他信任政府，他要改正错误。他会受到惩罚，但是，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认为政府似乎有点儿像他的父母，现在，政府会关心他的。
接着，西格尔又给凯茜打了个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她赶到那里时，西格尔把她领到了一个会议室，然后关上了门。西格尔对她说：“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一样。凯茜似乎还是不太明白，他告诉她说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西格尔坚持说：“我想认罪，我也想赎罪。我不打算抗争，除非你亲口告诉我让我抗争到底。”
凯茜突然大哭起来，她哽咽着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拉科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必须快速行动，他曾经做过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卡伯里的上司，他知道卡伯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喜欢采用迅速而又强硬的手法对待白领嫌疑人。拉科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想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话，就应该尽快，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惩罚，可能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会破产。拉科夫还说，如果西格尔选择抗争的话，他也会帮他辩护的。
西格尔一时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感到这一天的痛苦和压力快要使他崩溃了，两人一起抱头痛哭。
西格尔和约瑟夫见面时，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一个电话。拉科夫说：“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我是他的律师，你发给我吧。”他接着说，他想和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他第二天上午再谈。
拉科夫仍然对西格尔的心态很担心，第二天上午，他开车接上西格尔，送他去法院。他不想冒险，因为西格尔在去法院的路上可能会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西格尔被从侧门带到了法院，然后被带到了一层的大审判室，在这里可以听到诉讼人的请求和抗辩。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一件蓝衬衫，系着红领带。罗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尔的庭审安排在当天日程中的最后一项，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等待近3个小时。
约瑟夫问道：“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回答说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担忧。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有理由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CS.1即将亮相，并且接受认罪的消息传到了各大媒体，因此审判室里挤满记者，同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接受审讯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格尔。各大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挤满了通往审判室的入口和联邦法院大柱子的台阶。最后，沃德法官宣布西格尔出庭受审。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中打转。他回答说：“绝对没有。”拉科夫曾指示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同政府合作。
西格尔向法官保证他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在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沃德法官问他的教育程度。西格尔犹豫了片刻，他打算说哈佛商学院，这是他的母校，但是他不能这样说。他感到非常羞愧。最后，他回答说：“大学毕业。”法官宣读刑事起诉书中的指控，他被控一项违反证券法罪和一项逃税罪，因为他从布斯基那里获得的非法收益没有报税。西格尔几乎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他只顾着擦去眼中的泪水。
约瑟夫打断他的沉思：“你做什么错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有什么申辩的吗？”他听到巨大的法庭里回荡着这句话，然后是一片寂静。
西格尔说：“我想请个假，我收到了一张传票。”听完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约瑟夫的这种反应让西格尔震惊不已。约瑟夫高兴地说：“你加入‘俱乐部’了，阿克曼收到一张，米尔肯收到一张，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已经很震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了？这些人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满脑子都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没有考虑过除了他自己以外，布斯基还和其他人有牵连。
“我有罪，法官大人。”他说，声音轻柔而坚定。沃德法官宣布，将在4月2日宣判，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当天下午再晚些时候，西格尔回到了德崇公司，直接来到了约瑟夫的办公室。在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之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约瑟夫刚刚开会回来。他认为西格尔看起来很糟糕，就好像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一样。
西格尔被带进了被告厅，在那里他和当天上午受审的27名毒贩一起按指印。为了避免记者的围堵，他试图从一个地下室的门走出法院，但是却被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给堵住了。当西格尔的律师们护着他向一辆等着他们的车走去时，照相机跟着他们一直不停地拍。在上车前，他停顿了一下，在奥德丽・斯特劳斯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他上了车，车门随即关上，直接朝机场开去。
在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时，西格尔和拉科夫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德威兹打来电话，把股票记录纸上关于布斯基认罪的消息读给了他们。突然之间，事件之间令人迷惑的顺序开始清晰起来。西格尔告诉拉科夫和斯特劳斯：“你们不知道事情是么多严重，天都要塌下来了。”
西格尔的认罪以及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的消息使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主人通用电气公司大为震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部主管听到西格尔的消息后，哭着从交易大厅跑了出来。西格尔仍然有许多仰慕者，尤其是在那些支持他的员工当中。但是，随着真相不断浮出水面，尤其是他曾经从布斯基那里拿过黑钱的事被披露之后，公司内部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对于西格尔跳槽到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这种憎恨更加强烈了。
西格尔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之前，他要求见见利普顿，当时利普顿刚刚从得克萨斯州休假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了利普顿宽敞的办公室，以前他做投资银行业务时，也经常来这里。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帮助和提携他，现在，坐在这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面前，西格尔又一次泪流而下。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对不起。”也许利普顿已经经历过了太多次这样的梦魇，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赖克，现在又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向他保证什么，他的态度似乎非常冷漠。
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们获悉这个消息时，他们正在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总部大楼的餐厅里吃饭。他们原来认为基德尔・皮博迪是一家出色的投资公司，因此向它投入了6.5亿美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投资很危险了，这让他们非常震惊。当天晚上，在曼哈顿的高档餐厅贝纳丁（Le Bernardin），通用电气公司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举行了一个晚宴，庆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近刚刚做成的一笔业务，这个晚宴却警醒了他们。
西格尔尤其担心他在德崇公司的同事，以及他和该公司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工作。他感到必须立即和约瑟夫谈谈。另外，拉科夫想让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能是个很有价值的秘密线人。但是西格尔坚持说，他不能和政府合作，秘密调查德崇公司。他说，自己的违法活动不是在德崇公司进行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德崇公司的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要设计诱捕那里的同事很不公平。拉科夫同意西格尔对约瑟夫说这件事，告诉他传票的事，并且向他请“病假”，准备回答问题。接着，在当天晚上，他还要在马奇・罗斯・格恩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同拉科夫以及另一名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见面。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新主人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而这次逮捕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基德尔・皮博迪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对此却不以为然。通用电气有应对政府刑事控诉的经验，他们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政府是不会发起大规模调查活动的，更不要说公开抓人了。他们也知道，在西格尔的合作下，政府会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来指控基德尔・皮博迪。一个公司通常会为自己员工的犯罪行为负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拉科夫很吃惊，虽然西格尔忧心忡忡，但是他没有试图淡化或者否认罪责。他很快就向拉科夫讲述了他同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情况，包括最糟糕的方面，如接受现金报酬。此外，他还讲述了他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
在通用电气兼并了基德尔・皮博迪之后，该公司仍然由德农西奥具体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的严峻性之后，通用电气负责处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事务的副总裁兼财务主管劳伦斯・博西迪安排公司的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工作。汉德罗斯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富有刑事案件经验。博西迪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正直诚实，而且对“过去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个人感情，他决心迅速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
大概在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佩德威兹。西格尔告诉他：“我不想对抗，我要赶紧处理完这件事，我要赎罪。”最后，西格尔聘请杰德・拉科夫做他的代理律师，杰德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后来成了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合伙人。拉科夫从办公室赶来同西格尔和佩德威兹见面，当他来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佩德威兹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打完电话之后，该办公室就通知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西格尔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因此传票也发到了这里。
通用电气已经派自己的一个审计小组进驻基德尔・皮博迪，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管理。现在通用电气立即指示审计小组调整审查方向，进而调查被指控的内幕交易。基德尔・皮博迪也组织自己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的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言喻的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公司之中。西格尔是否会牵连他人，尤其是德农西奥？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是怎么运作的？有些人听到该公司有一个套利部门时，都非常震惊。审计小组在审查时，按照“可疑”和“有问题”将交易记录分类整理，并统计出总共的数目。哈尔・里奇了解到，“可疑”交易在几天之内就达到了100多项。
然而，尽管她这样说，她还是意识到了丈夫的痛苦和绝望，她的震惊很快就被恐惧所替代，她害怕他会自杀。于是，她立即安慰丈夫，支持他坚持下去，这种支持正是他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着，她又忍不住潸然泪下。
里奇和戈登还有其他担忧的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SCA公司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都得到了确认。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可以断定是真的。
他的妻子哽咽着说：“你做的事很可怕。”她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这件事情他竟然没有告诉她。她说，西格尔击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在西格尔认罪之后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工作小组被召集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同朱利安尼、卡伯里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一案的检察官卡图希罗。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和斯图克也参加了，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包含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基德尔・皮博迪方面参加的人有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负责人）、克兰兹、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里斯。纳夫塔里斯曾经是威尔吉斯的律师，后来受到汉德罗斯的聘请出任通用电气公司的法律顾问。
简立即哭了起来，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中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格尔继续讲着，快速把他和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大概讲了一遍。他感到极其痛苦。简继续啜泣着，看到自己竟然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她，西格尔感到很恐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朱利安尼开始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肯定有违法行为。”但是施瓦茨立即开始反击，他义愤填膺地告诉朱利安尼：“你们应该道歉。”并且，他还谴责联邦检察官在办公室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
“我有点儿事要告诉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领进客厅。简脱下大衣，在沙发上坐下，西格尔把双层木门关上，然后挨着她坐下来，握住了她的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开始说：“你还记得那封让我心烦意乱的信吗？就是邮到我们康涅狄格的家里的那封。关于那封信有个情况，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原谅我。”
卡伯里反驳说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它在其他事务上同时代表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施瓦茨几乎都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提高嗓音，大声说：“我不需要你们来教训我。即使我在职业道德方面需要建议的话，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
回到家时，保姆告诉他妻子出去购买圣诞用品了。西格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妻子36岁的生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现在，他也要毁了它。接着他听到前门被打开了，他赶紧走到了门厅，只见简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来。她看到丈夫在家，大吃一惊，然后兴奋地告诉他她所买的东西，以及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的话，
政府的律师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件事。自从维南斯一案之后，他们一直怀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它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维南斯一案已经明确显示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内部缺乏管理、法纪涣散。现在，该公司之前的明星已经坦白承认了在该公司期间的重大犯罪活动，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却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西格尔知道不能再对妻子隐瞒下去了，但是，他又非常害怕这种摊牌，担心妻子会离开自己。当时，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是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车在车流中慢慢穿行。坐在车上的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杀的场景：回去后，不是上楼，而是直接到车库，把家里的厢式货车开出来，离开这个城市，沿着95号州际公路向东开，一直到麦安纳斯河（Mianus River）上的大桥，然后从桥上冲下去。这种死亡的前景似乎非常诱人，但是一想到车毁人亡的痛苦场面，他就吓得脸色煞白。
克兰兹心平气和的方式也于事无补。他说：“有什么问题呢？请告诉我吧！”说着，他环视着政府的律师们。律师们沉默不语，他继续说道：“我真不明白有什么违法行为。”
佩德威兹说他已经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过这件事了，他们得出结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人，因为该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过许多他这样的客户，这些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佩德威兹提出要帮助西格尔再找一位刑事律师。佩德威兹说：“有些律师会同政府抗争，而有些律师则会合作。你喜欢哪一种呢？”西格尔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朱利安尼一直都很平静。现在，他说：“我们的认识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问题，你们越早解决越好。你们必须接受处罚。”接着，卡伯里接过话继续说。他指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承担可能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维南斯一案中的表现不佳，包括维南斯在一本书中所披露的违规行为。然后，卡伯里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问题绝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政府还掌握了其他的情况，该公司驻波士顿的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尔涉嫌进行股票寄存交易，利特尔和布斯基有联系；并且该公司证券交易部的主管也有问题；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的总裁杰克・罗奇也被牵涉进来。
他一边抽噎，一边说：“我做过那些事，我有罪，很抱歉，我想改正错误。”
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起诉你们。”施瓦茨似乎大吃一惊。朱利安尼给他讲述了公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事，施瓦茨反驳朱利安尼说他不懂常识。在双方的相互指责中，会谈迅速谈崩了。施瓦茨气冲冲地领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离开了，留下怒不可遏的朱利安尼等人。
第二天早上，佩德威兹告诉西格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那封信的事全都清楚，他们也知道你和布斯基之间的一切情况。”他不用再说下去，西格尔的防线已经崩溃了。他用手抱着头，痛哭流涕起来。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的情况汇报给博西迪之后，博西迪大吃一惊。在他看来，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这样做真是愚蠢至极。博西迪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措施。他看到了政府起诉赫顿公司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相信如果起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话，对该公司的声誉将造成严重的破坏，即使最终能够侥幸获胜，这种损失也是无可挽回的。
当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佩德威兹的电话，他说：“你明天早上先到我这里来一下。”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他没有讲具体情况。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步伐，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了此事。他们的发现并不令人鼓舞。在他们的调查中，有一些交易，如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是根据公开的消息进行的，可能还有些抗辩的余地。但是大陆集团的交易呢？大陆集团是高盛公司的客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门选择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时机太巧妙了，正好是在“白衣骑士”即将出现之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巧合”。纳夫塔里斯向哈德罗斯建议说：“一两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容忍，但是五六个就不行了。”
西格尔说：“那你联系吧，我想把这事弄清楚。”
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高管的会谈也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通用电气公司也愿意相信德农西奥不知道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阴谋诡计，但是，在公司运营中，德农西奥鼓励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提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预防措施都没有，甚至没将套利部门和其他部门分隔开来。他疏于管理。通用电气的高管认为，德农西奥对公司的管理非常糟糕。最后，他们还得出结论，公司总裁罗奇（现在正接受调查）和克兰兹甚至更不称职。
接下来的一周，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似乎突然之间急于想和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并立即挂断了电话，但是布斯基的电话让他非常不安。接着，在11月10日，国税局的几个工作人员没有提前通知就突然来到了西格尔的办公室，不过西格尔不在。当他听说这件事后，他给佩德威兹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这次，佩德威兹说，他认为最好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一下。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会谈之后两个星期，纳夫塔里斯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他告诉这位检察官：“通用电气的人想见你，没有基德尔・皮博迪或者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人。”通用电气已经决定控制该公司，而不是仅仅取得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被取消了此案的代理资格，由纳夫塔里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内森・康明・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代。3月7日，博西迪亲自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见了面，他先陈述了15分钟，说话的语气和上次施瓦茨的完全不同。
当佩德威兹看到这个证据时，他感到非常可疑。他怀疑这封信和电话是政府给西格尔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这好像又不可能，但是在莱文一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这样，佩德威兹建议西格尔等一等，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会发生。
博西迪讲述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差承认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罪了。检察官们相信这种调查和高盛公司粉饰太平的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西迪着重强调说，通用电气刚刚收购了基德尔・皮博迪，对调查中发现的情况一无所知。任何指控都可能导致公司破产，并殃及7,000名员工下岗。
西格尔意识到他和简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去康涅狄格的家了。于是，他开车赶到那里，打开邮箱，一眼就看到了那封信，正躺在一大堆没有开启的信件中。为了保护好指纹，西格尔戴上了塑胶手套，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信封，匆匆扫了一下那封短信。内容简单而神秘，首先是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比尔说，如果他没有收到钱的话，就会向国税局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放到了一个大信封里，然后封好，开车回到了纽约。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皮博迪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德农西奥、洛奇和克兰兹都会被解除职务，如果必要，还可以解雇。基德尔・皮博迪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得出结论，投资银行不应该从事套利业务，即使将套利部门隔离开来，也无法确保机密信息不被误用。此外，基德尔・皮博迪还应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西格尔见到了佩德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和比尔之间的通话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给他寄了一封信，要求和他见面。佩德威兹问道：“你查看康涅狄格家中的邮箱了吗？”
通用电气坦率和大胆的提议给检察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朱利安尼告诉博西迪，通用电气的做法和其他牵涉到这起丑闻的公司的做法不同，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很显然，这个其他的公司就是指德崇公司。自从逮捕事件之后，博西迪和纳夫塔里斯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希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不会被起诉。
西格尔在电话中说：“我是马丁，有人敲诈我。”他把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致给利普顿讲了讲。利普顿督促西格尔第二天去见见拉里・佩德威兹。佩德威兹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处的负责人，曾经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伊兰・赖克的事件。
正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时，政府又取得了另一项胜利。杰弗里斯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先驱者。1987年4月，杰弗里斯公司的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接受了两项罪名，并同意合作。杰弗里斯替布斯基“寄存”过股票，政府已经掌握了布斯基给杰弗里斯支付300万美元的证据。这笔钱的原始发票上写着“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实际上，这是寄存股票的对账单，也确认了布斯基利用虚假发票的事，这和支付给德崇公司530万美元的情况类似。
简一出去，西格尔就立即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从私人和业务两个方面来说，他感到利普顿都是他最可靠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说她的上司正在休斯敦出差，不过，她告诉了西格尔一个电话，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更令人震惊的是，杰弗里斯还披露了一件和布斯基毫无关系的事。杰弗里斯承认，在一个同谋的要求下，他在运通公司二次发行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个阴谋也牵涉到了虚开发票的事。当时，那个同谋因为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杰弗里斯的损失，他用这种方式偿还了杰弗里斯。同其他被牵连的人不同，杰弗里斯是对华尔街上最为惯常的行为认罪。正如杰弗里斯的律师们对政府所说的，“博伊德是在帮助客户。他是在客户互相帮助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的，现在，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他回答说：“肯定是胃病又犯了，有时突然就发作了。”
那个让杰弗里斯操纵消防员基金股价的同谋不是别人，正是桑迪・路易斯，他就是在艺人餐厅将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那个套利人。后来，路易斯和布斯基吵翻了。路易斯迫切渴望复仇，整个夏天，他几乎一直追着加里・林奇，督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布斯基被摧毁了，但是笑到最后的却仍然是布斯基。路易斯一直摆出姿态，似乎是华尔街上道德高尚人士的典范，现在，他却愤怒地否认自己有罪。但是，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他越来越因为伪善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很快，他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简进来了，她看到丈夫弯着腰在卫生间里呕吐，非常担心。当西格尔直起身来，竭力振作精神时，她焦虑地问道：“你没事吧？”
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这些胜利上获得的幸福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案的调查上，政府似乎在苦苦地挣扎。在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西格尔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而签发的逮捕证，一下子就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指控中，专门选择了联合石油公司和斯托勒公司通信公司两起交易，这是两起最为复杂的交易。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仅仅审讯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卡尔做的记录。当西格尔读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他非常震惊。这份宣誓书的要点是准确的，但是正如高盛公司发现的，有些细节是不正确的。
西格尔挂断了电话，他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紧握着拳头。他一直都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他大喊道：“终于来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恶心，赶紧冲到就近的卫生间。
在杜南的宣誓书中，关于联合石油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发生在四月份的电话中，这是西格尔在塔尔萨的机场给弗里曼打的电话。实际上，这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好多天和好几周的通话给压缩了。西格尔知道实际的交易记录不会支持这种说法的，并且确实如此。政府还披露弗里曼保存了所做交易的全部文件，西格尔对此也非常震惊。他曾经告诉政府的律师，是布斯基保存的交易记录，而不是弗里曼。拉科夫知道好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些错误，对此案提出质疑，使政府尴尬万分。西格尔明白，毫无疑问他会因为说谎而遭到不公正的指责和起诉。拉科夫原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之前会向他和西格尔征求意见，但是检察官们太在意保密的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想，你不敢。”比尔讽刺地说。
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听着。他想明确地表示，西格尔不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卡伯里承认了政府的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改正错误的。让拉科夫感到宽慰的是，卡伯里没有企图责备西格尔。他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是的，正是。”西格尔说，然后他感觉已经说得太多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我会报警的。”
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在4月9日被起诉，大概就是在他们被捕之后7个星期。政府没有详细说明，只是简要更改了自己的错误，声称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发生在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4月，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发生在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留了针对这两项交易的起诉，对每名被告人提起四项重罪。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对方在谈什么，然后，比尔明显地表露出了一阵焦虑。他问：“你是那个原来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现在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的马丁・西格尔吗？”
值得注意的是，基德尔・皮博迪并没有被起诉，这表明通用电气的官员和朱利安尼之间达成的协议发生了功效。为了遵守它支持政府的誓言，基德尔・皮博迪迅速停了威格顿的职，停发工资，也不再支付他的律师费。基德尔・皮博迪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通用电气甚至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同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见了面，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确实无罪时，他才可以同政府的指控对抗；如果确实有罪，他就应该认罪，并和政府合作。此外，通用电气说，如果威格顿和政府对抗，并且被判有罪的话，它就会起诉威格顿，让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皮博迪股票时支付的300万美元，并且不再支付仍然欠他的300万美元。
“哦，算了吧，别想骗我了。”比尔说着，然后，他的声音变成了威胁性的，“我知道的。”
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盛公司仍然顽固地支持弗里曼，但是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态度比上次的要温和许多。在声明中，该公司是这样评价弗里曼的：“我们了解他，并信任他。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我们继续相信他是无辜的，没有违法行为。”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西格尔说。
通用电气公司的措施是正当的。公司的员工被起诉后，应该停职，这完全符合公司的政策。而且，通用电气的高管对威格顿或者泰伯尔确实都不太了解，停职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也就是政府关于西格尔在接收内幕消息上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公司不再支持威格顿的做法让许多员工愤怒异常，尤其是那些对公司的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头夺走一事仍然愤慨的人。这些情况对镇定自若的威格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失去公司的支持，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比尔继续说道：“我给你寄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你我想跟你见面。”
同一个月之后发生的骚动相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些情况要温和多了。5月12日，负责该案的两位检察官卡图希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和约翰・麦坎尼一同出现在了负责该案的法官路易斯・L.斯坦顿面前，他们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此案的审判工作。麦坎尼表示，“事后来看”，政府可能应该等等再进行这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他也承认：“如果行动太快的话，我们可能会出错。”
西格尔闭上眼睛，只见布斯基的影子在飘来飘去。他竭力镇定自己，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确实令人震惊，就相当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本案，而且包括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活动，如米尔肯的案子。通常，被告会要求推迟审理，但是现在，被告的辩护律师们意识到，加快审理工作对他们的当事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推迟。在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援引《第六修正案》要求加快此案的审理工作，否决了这一提议。朱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很显然，被告和他们的支持者有理由欢呼雀跃。
“我是指你和那个俄罗斯人的关系。”
现在，举证的责任落在了政府的身上。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选择撤诉呢？很多人都认为撤诉是无法想象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内部发生了争论，卡图希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做出逮捕的决定，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有义务将审判进行下去。尤其是卡图希罗，他在该办公室工作多年，深受朱利安尼前任们的熏陶，深谙这里的传统。这种传统几乎不匆忙逮人，但是一旦被告被逮捕，卡图希罗就严肃坚持他们的权力，迅速消除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西格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挂断电话。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卡图希罗和麦坎尼都相信，他们可以顺利地办理这个案子，并且有很大机会取得成功。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非常称职、极其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皮博迪和高盛搜集到了大量的交易记录，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西格尔的供述。但是，他们缺乏一个很好的确证人。如果只有一个主要证人就对被告提起诉讼的话，任何检察官对此案的前景都不会很乐观，更不要说这个证人还是刚刚承认有罪的人。
“你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吗？”
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反对他们的观点，他认为政府现在不应该再鲁莽行事，以免错上加错。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考虑：威尔逊的部分职责就是保护他的上司朱利安尼，以及他的政治前途。朱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成功，包括审理了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斯坦利・弗里德曼贪污腐败案，这个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并赢得了许多好评。在此期间，正是同布斯基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这个协议和制裁华尔街，他又进一步获得了赞誉。朱利安尼正处在事业如日中天、官运亨通之时，很有可能轻松问鼎纽约市市长或者州长的宝座。媒体对他的报道几乎全都是正面的。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做才更有利呢？是撤销此案等到以后再起诉（届时朱利安尼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还是今年夏天就冒着尴尬失败的风险而继续进行，从而使朱利安尼遭到指责呢？
“没有。”
现在该卡伯里发表意见了。是他建议逮捕的，他对此案有信心。他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位资深的检察官，他不愿意否决对此案尽心尽力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了卡图希罗和麦坎尼的意见，建议将此案继续下去。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道。
对朱利安尼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他否决了卡伯里的意见，将会对卡伯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是，朱利安尼在逮捕行动上曾经支持过卡伯里，结果却非常糟糕。朱利安尼最后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销此案的动议。
“我不知道。”西格尔急躁地回答。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吗？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到第二天中午时分，谣言就散布出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销此案。拉科夫给西格尔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西格尔满怀疑虑地问：“会那样吗？”
“你知道的。”对方用一种旁敲侧击的语气说，“比尔。”
拉科夫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根据他多年来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经验得出的认识。他仍然相信，政府没有确证人是不会随便采取抓捕行动的。他认为政府只会将此案继续下去，即使比检察官们希望的来得更快也会如此。至少，当他在那里工作时，就是这样处理的。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道。
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在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出现在斯坦顿法官面前。由于此案迅速成为内幕交易案中第一大引发争议的案子，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希罗显然很痛苦，但是精神要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对法官说，政府面临着继续在周三进行审判还是撤诉的选择，最后“做出撤诉的决定”。为了淡化这种尴尬决定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仅是冰山的一角”，并且发誓说政府会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的指控从两起交易扩展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我是比尔。”然后是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过电话，但是没有留电话号码。昨天，他又打过来了。而这两天西格尔都像往常一样在8点左右回到家。对这两个电话他没有多想，突然之间他也不知道这个比尔是谁。
三名被告都没有出庭，但是他们的律师们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们甚至抓住机会猛烈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讥讽说，政府采用这种花招“很显然是要逃避对此案的快速审理”。泰伯尔的律师说，这“表明政府在此案的证据不足，逮捕的决定是错误的”。同时，媒体上也铺天盖地地发表了各种报道，声称被告被捕后遭到虐待，并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多数悬而未决的案子上，辩护律师都会费尽心机避免冲撞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起诉程序上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们却同检察官展开了公开的战斗，而且每战必胜。
“是的。”西格尔回答。
该案异乎寻常的变化对重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士气没有丝毫的作用。威格顿的支持者们却受到激励，开始为威格顿的复职大声疾呼。在政府撤诉之后的第二天，通用电气公司履行了它对检察官的承诺，将德农西奥、洛奇和克兰兹免职，任命通用电气的一名董事、前伊利诺伊工具厂（Illinois Tool Works）的董事长西拉斯・卡斯卡特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这在该公司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
一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高管说：“几天前我还在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老好人。”他的话语中透露出讽刺。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辩护时说，该公司的调查发现，基德尔・皮博迪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的控制上存在“重大的缺陷”。
他微笑着看着窗外，孩子们在游乐场上尽情地玩耍。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破了屋内的宁静。西格尔心不在焉地拿起话筒，而不是等着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
为了安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忠诚员工，马克斯・查普曼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他一度和西格尔是德农西奥继任者的竞争人选。但是他被授予了执行副总裁的头衔，直接向卡斯卡特负责。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要我负责为公司赚钱，而新来的卡斯卡特已经61岁了。”他挖苦卡斯卡特的年迈。毫无疑问，通用电气现在行使了对基德尔・皮博迪的控制权，而在它最开始购买该公司时，并没有认真行使过。它安排忠于通用电气的人员负责高级财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并且调派通用电气的一批信贷人员负责公司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领域的工作。通用电气在基德尔・皮博迪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竭尽全力保护这笔投资。几个星期后，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它正在和该公司协商罚款2,530万美元的事情时，通用电气的战略变得明显了。同时，朱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不会再被提起诉讼。
也许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偕妻子和朋友们到比斯坎岛郊游。他们乘坐一艘双体船在海上游玩，海面风很大，阳光灿烂，西格尔玩得非常高兴。
对这个结果，通用电气公司没有伤感。博西迪已经达到了他最主要的目标，使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免遭起诉。这比赫顿公司的命运要好多了。通用电气虽然有一种损失感，但是更多的是困惑：像基德尔・皮博迪这样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投资银行怎么会落到这样失控的境遇？现在，该公司可以自由地恢复业务了，从二月份逮捕事件以来笼罩在它上空的被起诉的阴云已经消散。
自从丹尼斯・莱文被捕以后，西格尔几个月来一直都焦虑不安，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莱文被捕的那天，他正在机场的电话亭里，当时他就惊恐不已，第二天，他还去看了医生。他感觉不太舒服，认为自己太紧张了。实际上，他想让医生问他为什么感觉这么糟糕、这么焦虑，他想倾诉一下。然而，医生只是对他快速检查了一番，把他的抱怨晾在了一边。医生说：“你只是太累了，很快就会好的。”
但是，还有什么呢？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来说，它已经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变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威格顿遭停职，以及通用电气公司对待他的方式，已经击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归属感。没有人还认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家庭”了。许多人很快离开了这里，其中就有哈尔・里奇。最后，甚至连约翰・戈登也走了。在一个他们不认可的组织里，他们感到无助和孤独。然而，在沉思冥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早就消亡了。
1986年10月29日晚上6点30分，马丁・西格尔回到家。他走进卧室，把西装扔到床上。此时，正是晚饭时间，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家吃饭可真是让人欣慰。他走到书桌前，凝望着窗外。书桌紧靠着一个大窗户，从这里可以俯瞰格雷西广场公园的全景。
20世纪80年代是个孕育造钱“明星”的时代，迈克尔・米尔肯、伊万・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举国闻名的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投资银行家最终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