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协商罚款金额以将我释放。”
“能，您可以认罪。”
“不，您只能认罪，之后由法官来决定您是否被判入狱。”
“那我呢，我能和他们谈条件吗？”
“那如果我和罗斯柴尔德一样认罪，我将面临5年的监禁？”
“理论上来讲可以。但是一旦您被收监，这样做的困难就会更大，眼下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相信阿尔斯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律师会忙于说服对手，使应付罚款数额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护尚未被起诉的其他管理人员。”
眼看着就到隧道尽头了，这可真是一条长隧道啊，但总该在某处结束吧，会不会是在这里呢？完了，即便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出路，按照斯坦的意思，这个出路对我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我明白。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纳入协议当中。”
“不幸的是，”他向我解释说，“您的情况比罗斯柴尔德的情况更为棘手。请您明白，美国联邦调查局最先调查了罗斯柴尔德，之后他便立即同意合作，因而获得了谈判的最有利条件。而您是第二个，所以对于他们的调查，您能提供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您当时没有立即同意诺维克检察官开出的条件。”
“我担心很可能并不会改变，”斯坦反驳我说，“这是两起不同的诉讼。美国司法部可以起诉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妨碍司法部对您个人提起诉讼。”
交易！条件！协商！自从我们开始讨论目前的情况，斯坦和莉兹对我就只讲协商，而不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判断。就像地毯商之间的交谈，不过这回不是地毯，而是我！好吧，既然他们想这样做，那就做吧。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现实一点吧，不奢求正义和真理了！跟他们协商吧！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努力去尝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如果阿尔斯通把我的案件纳入和美国司法部的协议之中，那么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对不对？”
“好，斯坦，如果您愿意，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可能面临的刑罚是什么？诺维克威胁我说是终身监禁。我想他这样说是为了吓唬人，这话不是真的吧？”
我依然试图在那条隧道的墙壁上找到一处把手：
“啊，”斯坦说，“从理论上讲，这和事实也相差不多。您因10项罪名而受到起诉。第一项罪名是您策划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简而言之，这项罪名是指您涉嫌伙同其他高管密谋贿赂一名印度尼西亚议员，目的是签下塔拉罕项目的合同，而该议员隶属于雅加达议会下属的能源委员会。这项罪名应判处5年监禁。然而，检察官们手中的证据表明，前后共有4笔款项相继支付给了这名议员的一位亲属。因此除了第一项密谋罪之外，您还因这4笔汇款受到指控，每一笔汇款都要被认作一项附加的控罪。这样，您可能会被判处5次5年监禁，总共25年。除此之外，您还有第二条主罪——密谋洗钱罪。一场以将黑钱洗白为目的的密谋。这项洗钱罪应被判处20年监禁，而考虑到已被证实的钱款总额，监禁年数还要再乘以5。因此，您将为洗钱罪面临100年的监禁，连同行贿罪的25年监禁。最终——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总监禁时间是125年。”
“眼下您暂且留在看守所里，”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在律所收到了关于您上诉日期的首份提议，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
这已经不再是隧道，这简直就是深渊。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我依然据理力争：
我感觉自己仿佛又继续坠向一条深不见底、内壁光滑的隧道里，没有什么能把我接住。我隐隐约约想到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却随即消失不见。我早就知道斯坦会告诉我什么，只是他的说法太过直白。
“斯坦，等一下，这简直太荒唐了。涉案的仅仅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基于同一件事，检察官怎么可能针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洗钱行为提出10项指控？”
“不行，法官会驳回的，过去美国司法部就曾因为查封贵国境内的财产吃尽了苦头。”
“美国的司法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皮耶鲁齐先生。我们和欧洲对洗钱的定义不同。在美国，只要有一笔金钱交易违法，美国司法部就会认定同样存在洗钱行为。”
“很少。我们已经离开美国7年了，在当地没有家人。虽然我和几个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不过，克拉拉和很多人都保持来往，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挚友——琳达。我们等待着包括琳达在内的各方面的回复。另外，如果我们提议将我们在法国的房产作为担保呢？”
“这太令人震惊了！我需要您提供更多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判例的材料。”
“您在美国有亲朋好友吗？”
斯坦僵住了，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一样。
“平心而论，我理解他们，”我向斯坦表明观点，“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
“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最好先协商您的案子，对吧？”
“按照您提供给我的建议，”斯坦向我报告说，“我问过美国阿尔斯通锅炉部门主管库兰，也恳求过销售部门副总裁伊莱亚斯·戈登，但他俩都回绝了。他们给我的回答完全相同：为了取悦本案负责有条件释放的法官，您应该向阿尔斯通寻求帮助，而不是他们。”
万变不离其宗，谈条件，达成交易。我了解过，在文章中读到过，也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美国司法体系就是一个大市场。但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些，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内涵。现在我很疑惑，是不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拴在同一条“商业链”上。斯坦在为谁效力？怎么会搞出这样一个让人感觉如世界末日般的计算表格？125年的监禁！他难道也想通过恐吓使我屈服？我生气地问他：
这个星期，斯坦和莉兹再一次来看我。我们一起在我的美国朋友以及和我有工作往来的美国人中间，寻找愿意抵押房产帮我离开看守所的人。
“就像您说的，既然要协商，我就有必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检察官指控我的内容。他呈交的证据是什么？与我相关的罪证又是什么？我被关在看守所里已经超过了一周，但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我还是希望卡尔能趁着在美国谈判的机会到怀亚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也无法与公司其他领导取得联系。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我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厌恶。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从普通同事到领导层，我与他们朝夕相处20年，此刻能否给我一些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还有很多更要紧的事。
这次轮到莉兹向我发火：
在看守所里，每个小时都漫长得没有尽头。我一直没有听到阿尔斯通的消息。斯坦告诉我，法务总监卡尔确实来过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过谈判。他刚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时后抵达的，他却丝毫不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因为这位科班出身的律师10多年来一直担任公司内的要职，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门。2004年，他成为电力部门的法务副主管，1年后被任命为诉讼主管，2011年再度晋升，领导集团的法律事务。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业“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阿尔斯通是怎样招募中间人，并且是如何付钱给他们的。为什么调查人员没有逮捕他？他们能从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从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多。为什么他们单单瞄上了我？这在我看来非常难以理解。
“对您进行控告的起诉书一共有72页，非常详细。让我们开始读吧！开始工作！”
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些高墙了，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又回到了怀亚特看守所的那间牢房。我将在这里再被关几天甚至几周，直到能够提出新的保释申请——第三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