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统计有误的话，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我也看过一个材料，上面说，每年公款吃喝大约也有两千多个亿！”罗冬青感叹不已，“要是这两个数字紧缩一下，不该用的不用，该省掉的省掉一部分，用在经济建设上能干多少事呀！”
史永祥身子往后一靠，调子低沉地说：“前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说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要为各级官员配备一百三十万辆左右公车，买每辆车平均按十六万元计算，共需资金三千个亿左右，按每年每辆车需要费用二万元计算，又是一大笔支出。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九九五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真不得了，光屁股底下就坐着这么大费用，要是完全为工作也好说，不好说的是私用耗费也占相当比例，想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说来也怪，当一号大吉普行驶到中心大街十字路口时，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公车显得更多了，史永祥瞧着车窗外说：“冬青书记，你看，这么多公车为私事忙忙碌碌，咱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里的这大锅饭太抗吃了，太抗造了！”
“这也是要下工夫狠狠整治的问题之一，”罗冬青紧皱着眉头瞧着一辆辆穿梭往来的车说，“公车私用现象确实很严重。”
“太抗吃，太抗造？”罗冬青的话中带着强烈的愤慨，“抗吃、抗造？等吃到造到一定时候，就该成为空碗空锅了！这些东西屡禁不止，还是没找到可行的办法。所以说，等到经济发展的热头上来，我一条一条地整治，非清理出一片片净土不可。当然，这是何其艰难！”他一转话问，“永祥，你说春节前有没有给老百姓送礼的？”
史永祥指着路灯下来来往往的车辆说：“冬青书记，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可以说，每个单位都没什么事了。可你看，这公家的大小车辆几乎都在东奔西串地忙碌着，不说倾城而出，也百分之八九十。不信你派人查一查，安安稳稳停在库里的车恐怕不多。”
史永祥回答得很干脆：“有啊！”
一号车进了灯光辉煌的城区。
“哪些？”
史永祥肯定地说：“我说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这事也怪，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不容易，一些坏的东西都能一哄而起。”
“每年春节前都有惯例，”史永祥说，“也可以说是例行公事，五大班子领导带队分成几个组，慰问军烈属、贫困户、离退休老干部等等。”
罗冬青问：“这么严重？”
“永祥，前几天我给你布置的那些事情，其实应是反其道而行之，与春节群众普遍给领导送礼唱对台戏！”罗冬青问：“除夕之夜心连心活动准备完了？”
“我的书记同志，”史永祥说：“你就别问哪个单位的了，这个是你碰上了。实权单位，几乎个个这样。说来，过节看望看望有让人心平的一面，要是落了这个礼，说不定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史永祥说：“上周我们召开了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说明了市委的号召：除夕之夜的十点钟，每名党员领导干部带着一名普通干部，自己准备面粉、猪肉、蔬菜和鞭炮，到贫困户家去过春节。我强调说了，这项活动罗书记带头，希望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但不强迫……我和办公室小高分好了范围，各乡镇和企业十点钟以后都有领导在办公室等候，要求必须用自己的钱买东西给贫困户送礼，到时候，我要看看能有多少人自觉主动……”
罗冬青指着一辆一闪而过、轮胎压瘪的小轿货问：“知道不，这是哪个单位的？”
罗冬青问：“大家对这项活动有什么反映没有？”
“不，不全是这样了，已经不全是那种纯朴的风俗了。当然，生活好了，质量提高了，不刻意在吃穿上操劳了，那是另一码事儿。”史永祥感慨地说，“一些干部借题发挥，有了新的含意和内容，那就是利用春节之际，密切联系领导，调整人际关系，这种联系和调整多数是用公家东西送礼，掌权小的少送，掌权大的多送，有送简单年货的，有送猪肉样子的，有送币子的，当然，也有个人出钱出物送的，多数都是为了借这个机会联络感情。有的是要办个什么事情，平时送礼不方便，借此机会铺垫铺垫，有人说是平时领导下基层联系群众，春节时，群众上门联系领导。这里还有个规律，不管多大官儿，一退休，上门联系的就少了，这还不是春节官场现象吗？”他说着指指一辆辆飞驰的大吉普、轿车、客货说，“这些单位不像我这次去地区的意图，只是表示表示市委、市政府对在元宝市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心情，他们是大码大码真送！”
“有，”史永祥说，“听说有人背后议论，说这是形式主义、花架子。”
罗冬青说：“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罗冬青说：“就是形式主义、花架子，也要把一些干部逼进、引进贫困老百姓家，让贫困老百姓感受点党和干部的温暖。还有一点意义，到集合时我再讲！”
“你想想看——”史永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解放前，百姓饥寒交迫，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特别是农村，有的是辛苦一年省吃俭用，到过春节时，才买新衣，刷扫房，杀猪宰羊，买肉买菜，喜气洋洋团聚……”
史永祥说：“既然定了，不管他们怎么说，都要坚持搞！”
‘罗冬青一听觉得这话题很新鲜，问：“说说。”
一号大吉普从市委家属房的大道穿过，驶向平房区的时候，史永祥说：“冬青书记，前几天，晓林副书记对我说，要让房产局给你串串房子，串到市委家属楼里来……”
“听我说，看有道理没有。”史永祥说，“这几年，离春节越近，我这种感觉越强烈。我已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留下的习俗正在官场中强烈演变着。”
罗冬青说：“大家都住着怎么串？”
罗冬青有点不理解：“春节民意还能演变？”
“副市级以上领导住的房子，倒是有应该串出来的。”史永祥说，“有位老干部原是人大主任，不久前去世了，老伴也早就去世了，就剩他姑娘在里住着，可以把她串到别的楼房去，给个适当面积，很正常。当时我也想，住进市委家属楼里也安全些。”
“还有，还有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史永祥瞧着嗖嗖嗖飞驶而过的一辆一辆车子说，“这春节民意，已经在逐渐演变着。”
“暂时这么住着，以后再说吧。”提起曹晓林，罗冬青问了一句，“永祥，前几天，我听晓林汇报关于党代会筹备情况后，怎么觉得他有些低沉呢，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罗冬青点点头：“好。”
史永祥说：“不是错觉，你的感觉很准确。我也察觉到了，前任书记来时，他配合计德嘉搞排挤活动，蹦得很欢。现在，在你和计德嘉之间，他已经看出你不是好欺的茬子了，是进亦忧，退亦忧呀。”
史永祥说：“冬青书记，现在需要研究探索出有效治理办法的事情太多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大吃大喝问题，党内拉帮结伙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工程承包回扣问题，色情服务和赌博问题……重要的一点是，怎么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梁书记的希望，凡是将来需要下工夫整治的，我都一条一条给你记着呢！”
“是这样？”
罗冬青笑了。
“当然，”史永祥说，“他想转向靠近你，那边又有个计德嘉用小绳子拽着；想仍扑在计德嘉怀里，又看出了你能站住脚的趋势。我看，他已经做好了第三手准备。”
“不不不，说真格的！”史永祥说，“现在，计德嘉所以不敢公开和你叫号，不会是因为你是梁威书记所爱，主要是你在这个环境中，分寸掌握得特别好，体现在与计德嘉的关系上是绵里藏针，特别是面对污泥浊水，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慷慨陈词，抓又抓不出大成效，而是只从大力发展经济人手，争取民心，然后再依靠民心去除污铲恶……”
“什么是第三手准备？”
“哈哈哈……”罗冬青嘿嘿一笑，“真辛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洁身自好，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吧？”
史永祥说：“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时候，到一个清闲的岗位上去混官度日。”
“谁来整治呀！必须上边下个文，规定哪级才能配秘书。可是上边偏偏不下，下边就胡整！”史永祥说，“冬青，这些事情，我很佩服你，你入乡不随俗……”
“这是什么意思？”
罗冬青说：“我听说过很多的秘书故事，这秘书现象是该整治整治了！”
“搂钱呀！他那个老婆不是东西，晓林怕老婆是机关干部中出名的，都是他老婆的招儿。”史永祥说，“你记得一个半月前，我陪你到医院去看他吧？有人传说，晓林做痔疮手术是他老婆的主意，听说他的痔疮都二三年不犯病了，为什么还要割？有人说，曹副书记往医院里躺那么十天八天，这一个屁眼子就能割出几十万元的效益来；还有的说，第七天就该出院回家了，他老婆一算计，还有几个中层干部该来表示没来，就打电话或让别人捎信儿，拐弯抹角儿等着来看他，来表示表示。”
“不是我疾恶如仇，而是恶让我仇！”史永祥气哼哼地说，“你可是不知道，别大河就是胡晓冬的秘书，胡晓冬就是已故老部长的秘书。时间来不及了，如果老部长能当省委书记，胡晓冬就是当然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我在地委办公室当副主任时。大家幽默地称这叫秘书系列、秘书楼梯、秘书现象！”
罗冬青说：“他这样？你这么了解？”
罗冬青见史永祥说话有些挖苦又激愤的味道，说：“永祥，你可真是疾恶如仇呀！”
“你放心吧，没错：”史永祥说，“我倒不是向书记表白我的洞察力怎么样，对计德嘉和曹晓林这两个人，可以说我把他们透视得人木三分。”
“还怪吗！”史永祥说，“我听说，过去够级别的领导配秘书，多半是配文字秘书，能整理领导平时的思路，帮助领导搞调查研究，领导出路子，秘书归纳整理起草讲话，或是领导亲自写，秘书抄抄，或者是整理整理。现在配秘书的风越来越盛，要说省级干部可以配，倒好，市里书记、市长配，那些副市长、副书记、局长什么的，甚至县长、乡长也配。这秘书干什么呢，几乎是专门给领导夹包开车门的。这些人尚且不知为官还有羞耻事，官不大，派头不小，前面走，后面跟着个夹包的秘书。当秘书的呢，也不嫌丢人，越人多越往上凑，像是比谁高一头似的，这本身就损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罗冬青细细回味，自从来到元宝市以后，史永祥没少谈及这两个人，他越来越觉得除了言辞偏激点儿外，越来越和自己观察、感受的贴近了，也从心里佩服史永祥善于观察人的敏锐度。
“是的，我们的一些干部什么时候能从形式主义的老一套中解脱出来，什么时候不亦步亦趋了，符合实际有点儿创意了，工作就有起色了。”罗冬青也感慨起来，“大概你听到过，不少地方的大官们都为难说，我们这里缺搞文字的，其实不是缺搞文字的，是缺有工作思路的，缺有工作经验的，缺有创新精神的。依我看，这类领导还算是动脑筋的，他知道这材料写得不行，想有点新意，但自己又不动脑筋，现在，说不上有多少干部都是秘书班子的传声筒呢！”
史永祥轻蔑地冷笑一下，说：“你大概不会听说，曹晓林副书记又有新段子了。”
“你别说，我越来越觉得梁书记选中你，让你在元宝市各方面探索经验，为全省提供典型经验，还真有眼力。”史永祥说，“比如，我们市今年的各届人士迎新春茶话会开得就与以往不同，从开始到结束充满了欢乐气氛，你那讲话也别具风采，最后又每人发了一张纸，用无记名的形式给市委、市政府提一条明年工作的建议，或者是提一点批评。梳理完那些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你真会集思广益，要是专门召集这些成员开这样的会还不太容易，这样，我一举两得了。这些人智商很高，提的问题有深度，有价值，我已经安排办公室整理了，等打印出来请你仔细看一看，有的是一纸值千金呀！”
“什么新段子？”
“哈哈哈……”罗冬青笑了，“你也真能干得出来。”
“他本来是住在市委家属大楼里，距春节还差八九天的时候，突然搬进原宅的独院平房里去了。”史永祥说，‘住在这市委大楼里，来人送礼的出出入入，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个门铃总响，让左右前后听着也不好。”
“我也知道，这老一套套得真乏味。”史永祥说，“我在地委当办公室副主任时分管文秘工作，每年都负责起草书记在茶话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写的时候，我也没参照上一年的内容，以为是茶话会，就多写点儿人情味的话。领导一审不行，必须是三部分，先是代表地委和行署给大家拜年，接着就报告主要经济数字和比上年增长的幅度，最后祝参加会议的合家欢乐。你说那些数字，在政府工作报告、市委全会上都说两次了，还在这里重复干什么？所以，书记讲稿子下面唠闲嗑，这讲话，又成了老一套中的老一套。我觉得内容太俗，第二次又改了，可是，到了领导那里又枪毙了。我后来才知道，这官场形式主义的东西根深蒂固，江山易改，老一套难移。我细一想，自己算是通了，动那脑筋呢，就把那讲话稿一印就是五十份，只是空着数字，明年再给领导审这一讲话稿子时填上数字就行了，领导满意，我又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后来，要调我到元宝市工作与新任副主任交接工作时，我把那五十份材料也做了填数字法交代：如果领导一届一届都喜欢这套数的话，你就留着一届一届往下传，可以够用五十年的，足够半个世纪，也算我为世世代代的副主任们做件好事。那副主任听了乐得前仰后合，后来把这件事当段子讲，很快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你猜领导说什么，说我愚弄、耍戏领导……”
罗冬青问：“住进市委家属大楼，原来的旧房不交吗？”
罗冬青说：“还问我，这你该知道，还是老一套。但是这老一套年年都得套。”
“交什么！名义上是什么房改卖给个人，实际上有些实权部门对自己单位盖的楼房，特别是一些领导的房子都是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个人的。对，这也是群众反映的一个强烈问题，就这个小小的元宝市，有两处以上房子的不在少数。先别问这个，你听我先把晓林副书记的段子讲完。晓林原先住那幢独院平房时，养了一条狗，又威武又凶，用粗铁链拴在门口，说是晚上防小偷防坏人，这是一点；谁要是想到家去谈点事儿，下属要进去请示请示工作，那是没门儿。他搬进市委大楼以后，他老母亲在里住着，那条狗还在那里拴着，听说要过年了，他一住进去，就把狗拴进仓房，还戴上了牲口的嚼子。”
“冬青书记，”大吉普一开，史永祥就问，“茶话会开得怎么样？”
罗冬青说：“这不是狗带嚼子——胡勒吗！”
罗冬青参加完茶话会午宴，见史永祥按着电话约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厅门口。他来时是乘半截子小客货来的，车上拉满了酒、肉、油和山产品，代表市委、市政府看望曾在元宝市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家送上一份，算是提前拜年，完事之后就把小客货打发走了，准备乘罗冬青的一号车一起返回市里。玉芬来元宝市之后一直没走，正在办理调转关系，史永祥不和罗冬青住一起后，接触就不那么多了，主要想顺便汇报一下节前节后一些活动的安排。
两人都发出了笑声。
地区把一年一度的各界人士迎新春茶话会看得很重要，年年都是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发请柬，指名道姓，点桌就座。凡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全地区各行各界的头面人物或有威望的人物，尽管没有实际内容，不少人却把能否参加这次会看得很重，特别是那些离退休老干部，把参加这次会看成是荣耀的体现。